簡介
陝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布告這個布告是毛澤東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和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起草的，目的是對付蔣介石集團的破壞活動。當時國共合作成立不久，蔣介石集團即陰謀破壞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
破壞陝甘寧邊區，是這種陰謀的一部分。毛澤東認為為了保護革命的利益，必須採取堅定的立場。這個布告打擊了當時共產黨內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對於蔣介石集團的陰謀活動所採取的機會主義立場。
內容
陝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布告為布告事：自盧溝橋事變以來，我全國愛國同胞，堅決抗戰。前線將士，犧牲流血。各黨各派，精誠團結。各界人民，協力救亡。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勝利的堅強保障。凡屬國人，必須循此前進。我陝甘寧邊區軍民，服從政府領導，努力救亡事業。凡所實施，光明正大。艱苦奮鬥，不敢告勞。全國人民，交口稱譽。本府本處，亦惟有激勵全區民眾，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不許一人不盡其職，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邊區境內，竟有不顧大局之徒，利用各種方式，或強迫農民交還已經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強迫欠戶交還已經廢除的債務，或強迫人民改變已經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壞已經建立的軍事、經濟、文化和民眾團體的組織。甚至充當暗探，聯絡土匪，煽動部隊譁變，實行測繪地圖，秘密調查情況，公開進行反對邊區政府的宣傳。
上述種種行為，顯系違反團結抗日的基本原則，違反邊區人民的公意，企圖製造內部糾紛，破壞統一戰線，破壞人民利益，破壞邊區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動員的困難。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數頑固分子，不顧民族國家利益，恣意妄為。甚有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義，作為掩護其陰謀活動的工具。數月以來，各縣人民紛紛報告，請求制止，日必數起，應接不暇。本府本處，為增強抗日力量、鞏固抗日後方、保持人民利益起見，對於上述行為，不得不實行取締。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國內和平開始時，屬於邊區管轄地域內，一切已經分配過的土地房屋和已經廢除過的債務，本府本處當保護人民既得利益，不準擅自變更。
（二）凡在國內和平開始時已經建立及在其後按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則實行改進和發展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組織及其他民眾團體，本府本處當保護其活動，促進其發展，制止一切陰謀破壞之行為。
（三）凡屬有利抗日救國的事業，本府本處在堅決執行《抗戰建國綱領》的原則下，無不樂於推行。對於善意協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歡迎。但是凡未經本府或本處同意並取得本府或本處的證明檔案，而從外面進入邊區境內停留活動之人，不論其活動的事務屬於何項，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當此抗戰緊張期間，凡在邊區境內從事陰謀破壞，或肆意搗亂，或勾引煽惑，或暗探軍情的分子，準許人民告發。證據確實者，準許就地逮捕。一經訊實，一律嚴懲不貸。
右列四條，全邊區軍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違背。倘有不法之徒，膽敢陰謀搗亂，本府本處言出法隨，勿謂言之不預。切切。此布。
這個布告是毛澤東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和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起草的，目的是對付蔣介石集團的破壞活動。當時國共合作成立不久，蔣介石集團即陰謀破壞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破壞陝甘寧邊區，是這種陰謀的一部分。毛澤東認為為了保護革命的利益，必須採取堅定的立場。這個布告打擊了當時共產黨內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對於蔣介石集團的陰謀活動所採取的機會主義立場。
評論
陝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布告在文章中，毛澤東同志明確肯定了陝甘寧邊區為抗日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績，指出“自盧溝橋事變以來，我全國愛國同胞，堅決抗戰。前線將士，犧牲流血。各黨各派，精誠團結。各界人民，協力救亡。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勝利的堅強保障。凡屬國人，必須循此前進。我陝甘寧邊區軍民，服從政府領導，努力救亡事業。凡所實施，光明正大。艱苦奮鬥，不敢告勞。全國人民，交口讚譽。本府本處，亦惟有激勵全區民眾，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不許一人不盡其職，一事不利救亡。”從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自從1937年“七·七”事變以來，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紛紛起來抗日，一時間抗日的烽火燃遍整箇中國大地，尤以我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擊日寇最為堅決，他們活躍在廣大鄉村，深入敵後，把日本鬼子打得是落花流水，聞風喪膽。再加上我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我八路軍、新四軍也處處率先垂範，無論走到哪裡，都和人民民眾結為軍民魚水之情，因此，深受人民民眾的擁護和愛戴。而這些，卻使躲在峨眉山上的蔣介石和那些國民黨頑固派大員們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們害怕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得以發展壯大，從而對他們構成威脅。
因此，不顧在國破家亡的危難之際要槍口對外，共同抗日這個大局。肆意破壞我陝甘寧邊區和其它抗日根據地，想藉此搞垮我黨和我黨所領導的紅色政權。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我不說大家也能猜的出來，那就是蔣介石一直念念不忘“剿共”，不忘把我黨從這個地球上消滅掉。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前夕，蔣介石一直在拎著那把血淋淋的屠刀大肆屠殺著共產黨人，由於“西安事變”的爆發，使得蔣介石被迫走上了聯合抗日的道路，但他仍然念念不忘消滅共產黨，消滅我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內戰他是不敢明著打了，但他卻使用了另一手，即派遣特務對我邊區和各個抗日根據地進行陰謀破壞活動，他們在通往邊區的各個交通要道上設立特務據點和集中營，盤查、關押、迫害奔向延安的進步青年。
同時，他們還不斷地向邊區派遣特務，煽動部隊譁變，盜竊軍事情報，散布謠言，瓦解我民眾團體，破壞我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唆使地主強迫農民交還已經分得的土地、房屋和已經廢除的債務，甚至勾結土匪不斷侵擾邊區。為了回擊國民黨頑固派的破壞活動，糾正黨內部分同志對國民黨蔣介石妥協、遷就的傾向，毛澤東同志及時寫下了這篇文章。可以說，毛主席的這篇文章寫得確實是非常及時的。因為，在當時黨內確實有那么一部分人對國民黨蔣介石有妥協、遷就的傾向，他們在這一點上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這一點上尤以王明為甚，可以說王明這個人乾什麼事都是走極端，不是犯有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就是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早在土地革命的瑞金中央蘇區的時候，他就遠在莫斯科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奉若神靈，遠隔千山萬水，坐在莫斯科的洋房裡對我黨中央進行遙控、指揮，而且他所發出的指示沒有一件不是左傾機會主義那一套，由於他死板教條地套用馬列著作中的經典詞句和蘇聯革命的所謂“經驗”，而且對共產國際那些對中國革命脫離實際的“指示”原封不動地加以執行。
所以，致使第四、五兩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撤出中央蘇區，進行史無前例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可以說，王明在黨內推行的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危害。可是這“左”的苦頭還沒有吃夠，他卻又鋒芒一轉，跑到“右”的一邊，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從（前）蘇聯回到了國內，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這時他又推行一套以什麼“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內容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主張把抗日的領導權讓給國民黨。從這一點上不難看出，如果按照他的那一套去做的話，那么，我黨在已經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就會喪失其領導地位，其結果可想而知！但是，在當時，我黨還有相當一部分同志認識不到這一點，受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影響較深，對國民黨蔣介石遷就、妥協，熟不知，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要亡黨亡國，為此，毛澤東同志認為為了保護革命的利益，必須採取堅定的立場，為此及時寫下了這篇文章。
綜上所述，通過閱讀毛主席所著的《陝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布告》這篇文章，我認為毛主席當時的這一初衷，就是要堅持保衛邊區人民的既得利益，保護邊區各種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組織及其它民眾團體，同時也為了喚醒那些和王明一樣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人，不要對國民黨蔣介石抱有幻想，要堅持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地位，對國民黨蔣介石要百倍提高警惕。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在《布告》中所指出的“當此抗戰緊張期間，凡在邊區境內從事陰謀破壞，或肆意搗亂，或勾引煽惑，或暗探軍情的分子，準許人民告發。證據確實者，準許就地逮捕。一經訊實，一律嚴懲不貸”這一論述，給了國民黨蔣介石一個嚴重的警告，如果要一意孤行，破壞已經形成的抗日統一戰線的話，那么等待你的必將是滅亡的下場！可以說，這個《布告》的發表，在當時得到了邊區人民的熱烈擁護，同時也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破壞活動。
意義
陝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布告毛主席的這篇文章寫於1938年5月，是為陝甘寧邊區和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起草的一份布告，其目的就是旨在回擊國民黨頑固派對我陝甘寧邊區所進行的破壞活動。在整個抗戰期間，我黨所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在全國抗戰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陝甘寧邊區的前身，是陝北和陝甘老革命根據地。1935年10月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後，這裡就成了中國革命的領導中心。193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延安，在此停留長達10年之久，成功地領導了中國人民進行民主革命（其中也包括八年抗戰），因此，延安成為中國革命的聖地。1937年9月6日，中國共產黨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定，將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蘇維埃政府改為陝甘寧邊區政府，陝甘寧邊區從此宣告成立。
由於陝甘寧邊區地理位置重要，它東過黃河與晉綏抗日根據地相接，並由此和華北、華中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取得聯繫；南面西安，又可和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密切往來。由於這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敵人難以深入邊區境內，而我方卻能同外界各方聯繫，因此，在抗戰期間，陝甘寧邊區成為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戰略大後方。它的鞏固和發展，對於爭取抗戰勝利，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當時，由於我黨率先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正確主張，因此，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贊同。再加上抗戰開始後，我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英勇殺敵，給了窮凶極惡、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以沉重的打擊，因此，我英勇的八路軍、新四軍成為人人敬仰的威武之師、文明之師，陝甘寧邊區也因此成為模範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為全國人民所敬仰、所想往。
許多愛國青年衝破重重阻力，紛紛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和抗日。從上述事實不難看出，陝甘寧邊區在當時是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因此，它不僅為那些嚮往和平、進步的人們所想往，同時，也為國民黨頑固派所仇視，他們不斷地進行取消邊區的反動宣傳，並加緊了對邊區的封鎖和破壞。對於這些，在當時我們黨內有一部分人不堅持其正確的立場，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的鬥爭，相反，卻採取了妥協、退讓、遷就的機會主義立場，有這種思想傾向的人尤其以深受王明主張把抗戰的領導權讓給國民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影響的為重，為了回擊國民黨頑固派的破壞活動，同時也為了糾正黨內部分同志對國民黨蔣介石妥協、遷就的傾向，毛主席及時寫下了這篇文章。
相關注釋
1、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劉志丹、謝子長等在陝甘邊和陝北領導革命游擊戰爭，逐步建立和發展革命根據地。一九三五年夏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以後，陝甘邊和陝北兩個革命根據地聯成一片。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主力（此時稱紅軍陝甘支隊）到達陝北，使陝北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陝甘邊區得到了鞏固和發展。一九三六年紅軍西征甘肅、寧夏，在陝甘寧三省邊境地區又開闢了新的根據地。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以後，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改名為陝甘寧邊區，共轄二十三個縣。
2、在陝甘寧邊區內，大部分地方原來已經實行了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和廢除農民原先所負債務的政策。一九三六年，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決定停止沒收開明紳士的土地。一九三七年，又宣布以減租減息的政策代替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同時宣布堅決保障農民已經從土地改革中所獲得的果實。
3、《抗戰建國綱領》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其內容包括抗日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政策。這個綱領一方面被迫對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頭上的讓步，如規定組織國民參政機關，許諾給予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同時又繼續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