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毛澤東(三)必須反對形式主義，每次會議要有充分準備，要有中心內容，要切切實實討論工作中存在的為人民所關心的問題，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當作一件大事去辦，否則將損害黨的政治威信。
(四)在新解放區，各界代表會的開始若干次，代表的產生可以推派和聘請為主，由可靠民眾團體的民主選舉為輔，以後，即可改為由各團體、各界的民主選舉為主，推派和聘請為輔。總以既能保證會議由我黨領導，又能養成民主精神為原則。
原文
毛澤東關於各地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前委:
(一)華北局轉來察哈爾省委未世電[1]報告該省各界代表會的經驗，很值得注意，請加研究。
(二)經驗證明，凡未注意召開各界代表會仍然束縛於黨內狹小圈子的，就走了彎路。
(三)必須反對形式主義，每次會議要有充分準備，要有中心內容，要切切實實討論工作中存在的為人民所關心的問題，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當作一件大事去辦，否則將損害黨的政治威信。
(四)在新解放區，各界代表會的開始若干次，代表的產生可以推派和聘請為主，由可靠民眾團體的民主選舉為輔，以後，即可改為由各團體、各界的民主選舉為主，推派和聘請為輔。總以既能保證會議由我黨領導，又能養成民主精神為原則。
(五)二萬以上不足三萬人的城鎮，亦可開各界代表會。
(六)尚未徹底完成土改的省、縣、區三級，均開各級代表會議，鄉村開農民代表會議，而以縣的各界代表會為中心。
(七)已完成土改的省、縣、區、鄉四級，均開人民代表大會，但在開始若干次，亦可開各界代表會議，以為過渡。
(八)無論是各界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大會，黨員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證通過決議為原則。大體上，黨員及可靠左翼分子，略為超過二分之一即夠，以便吸收大批中間分子及少數不反動的右翼分子，爭取他們向我們靠攏。
(九)會議之前由黨委(市委、縣委等)召集代表中的黨員開會一次，決定方針。能開黨的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則更好，但不要每次都如此。
(十)此電請轉發各市、各縣，各軍、師。
中央
九月四日
注釋
[1]指中共察哈爾省委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關於該省各地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的報告。報告說，張家口解放初期未注意開各界代表會，工作走了彎路，從今年四月至八月，已開各界代表會四次。大同於今年五月初解放後，至今已開會三次。宣化仍未注意開代表會，繼續用黨內擴大的幹部會議去傳達和布置工作。已召開的各界代表會議，對於聯繫城市各界人民，宣傳和貫徹黨的政策，啟發各界人民的積極性，共同建設城市，均起了相應作用。缺點是存在形式主義，準備不足，缺乏中心內容，民主討論不夠。今後要使張家口、大同的代表會提高一步，會議代表的產生改以各團體、各界的民主選舉為主，聘請和推派為輔，並注意克服以往的不足。宣化立即著手建立代表會。人口在二萬左右的城鎮，亦擬建立各界代表會議。各縣按照民眾基礎不同分別建立人民代表大會與各界代表會議。區村兩級建立人民代表會或農民代表會。
文獻史料
新中國成立前後各地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生動實踐
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在新中國政權建設史上，1949年前後各地召開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一種重要的過渡形式。初期，它作為地方人民政府傳達政策、報告工作、徵求人民民眾意見的協定機關，屬於半政權機關性質；當條件具備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時，即成為地方政權機關。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全國各地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探索和實踐，保證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各項社會改革和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順利完成，鞏固和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新中國政權建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性質、意義和作用
關於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重要文獻史料，目前已經公布了很多。在這些文獻中，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從多方面闡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性質、意義和作用，並對如何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性的原則和意見。比如，1948年11月30日，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在新解放城市中組織各界代表會，並對召開代表會的辦法、人數、職權、開會日期等給予原則性指導。
人民代表會議的雛形
指示還強調指出，各界代表會“可看做是人民代表會議的雛形”。1949年7月31日，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發出指示，強調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的重要性：“召開各界代表會議，以為黨與政府密切地聯繫人民民眾的重要方法之一。”1949年8月13日，毛澤東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時發表講演，希望全國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樣的會議，加強政府與人民的聯繫，協助政府進行各項建設工作，克服困難，從而為召集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準備條件。
1949年8月26日，中央在給華東局並告各局、各野戰軍前委的電報中強調：“嚴催所屬三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務於九月份一律開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並一律將開會情形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在廣播台上公開廣播。”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更加關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反覆督促，不斷批示，足見重視。
必須反對形式主義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8年11月到1951年9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關於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電報和批示，目前已公開發表30多件。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對同一個問題如此集中地發布指示和批示，並不斷轉發各地經驗和做法，是很少見的。筆者認為，這首先與我黨初步執政的背景有關。當時在一些黨員幹部中，確實存在著只相信黨內幹部會議、不相信人民代表會議的現象，還存在不願意召開這類會議聽取意見及建議的傾向。因此，中央特彆強調這種會議要真正解決問題，不是應付場面擺樣子，必須反對形式主義。
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探索之中
由於我黨剛剛進入城市執掌政權，缺乏執政經驗，對如何召開類似會議，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探索之中。毛澤東等領導人對地方經驗尤其關注。當時，太原市、察哈爾省等相繼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並將會議情況上報中央。毛澤東等對這些報告認真閱讀，作出批示，並轉發各地參考。比如，批示中有這樣一些話：“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個月，開了五次各界代表會議，成績極好。”“華北局轉來察哈爾省委未世電，報告該省各界代表會的經驗，很值得注意，請加研究。”“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代表大會來，並能開得好，那就會對於我黨聯繫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於使黨內外廣大幹部獲得教育，都是極重要的。”
中共中央領導人高超的領導藝術
刊發的一些關於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文獻，是在上述已發文獻基礎上，從中央檔案館館藏檔案中選出的，是對這個問題的補充。這組文獻共11篇，一個比較鮮明的特點，是在中央批示之後，附有比較完整的地方來電全文。這樣有利於讀者全面了解會議籌備、召開情況。從這些文獻中不難看出，對各地的經驗和做法，中央極為重視，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及時答覆，並轉發各局參考，推廣好的經驗。這種良好的工作方法，反映了我國民主建政過程中中共中央領導人高超的領導藝術。
這組文獻，內容豐富，文字生動，體現了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人豐富的建政思想。
農民代表會議
對於西北局1949年10月22日報送的長安縣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的經驗，中央特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轉發所屬注意仿行”。長安縣的經驗具有典型意義。召開各界代表會議之前，先召開了農民代表會議。占各界代表會議半數的農民代表，由農民代表會議選出。西北局認為這一點很好，“各地應該充分注意”，“農民代表會議，實際就是各界代表會的準備。
拉近了幹群關係
這就使得農民代表覺悟充分提高，成為各界代表會的核心力量，樹立起優勢”。地方民眾參與各界代表會議的熱情很高，“遠超所料”，這極大地教育了幹部，拉近了幹群關係。與會代表開始還顧慮哪些該講或不該講，但經過會議組織者的引導與解釋後，就“紛紛要求講話，傾訴苦情”。有代表批評區鄉幹部說：“你們為什麼不早把政策說清楚，早叫我們明白了，大夥乾，就好辦多啦。”各界代表通過會議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意見，對黨的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幹部們也在會議中深受教育，表示“這樣的會議，了不起”。
提供有益借鑑
會議主要內容也預作了準備。“事前都專門到各鄉和民眾調查研究，擬好成文東西，討論起來方便，大家也認為合適。”長安縣委總結說，會議經驗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會議要有準備，有中心，是對的；但同時必須十分注意聽取和解決民眾的問題，否則就失敗。”中央轉發這一成功經驗，希望對各地這項工作的開展提供有益借鑑。
人民代表會議
1949年11月25日，華南分局將廣州市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籌備情況向中央並華中局寫了報告。報告指出，廣州市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擬產生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而中心則在解決治安問題。“因為這問題是當前工作中最突出而最複雜的問題，所以我們準備運用民眾力量去解決。”
關於代表的產生，廣州的做法是分為兩類：對於有組織的人民團體，“經過民主方式推選代表，然後提交人民政府加以聘請”；對於沒有組織的或雖有組織而未經改造的團體，“由政府根據其德、才、資個別聘請”。代表名額的分配，有各黨派代表、軍隊代表、特邀代表、各團體代表、地區代表等，涵蓋了社會各個階層，充分體現了廣泛的民眾基礎和人民民主政權的統一戰線性質。兩天后，毛澤東代中央起草復電，同意這些做法，並要求“必須充分注意廣東全省市的縣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一律每三個月召開一次”，要“按時召開，總結經驗，交流經驗”。
本期選編的《中共中央關於在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應說明的幾個問題的指示》，附有陳毅在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開幕詞的送審稿。1950年4月6日，新華社上海分社把開幕詞稿寄給新華總社，“請轉中央審查”，並提出“會議於四月十日開幕”，“請在會前復示”。陳毅在開幕詞中總結了上海市第二次各界代表會議以來的情況，指出“上海經歷了一段比較艱苦的路程”。但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下，上海從經濟生產困苦的環境中打開走向好轉的道路，“這是極其重大的成就”。他幽默地說，一些人“預料正月初五紅盤市場一定大波動，到期八卦算不準，他們又預言三月物價非暴漲不可，他們口中念念有詞，抹[秣]馬厲兵，準備一個大進出以便獲取暴利。
可是事與願違，八卦又不準才開始懷疑自己了，開始相信上海正在起變化”。他滿懷激情地指出：“今後的困難還會有很多，可是好轉與光明前景已經可以清楚看見。”陳毅還言簡意賅地總結大會的偉大成就是“集中了意志，統一了步驟”，要求人民政府工作人員“不要拒絕人民批評，而要歡迎和利用人民的批評來改善自己的工作，更便於順利完成工作任務”。這篇文稿內容紮實，文字生動活潑、幹練有趣，具有典型的陳毅文風，不但可以讓讀者了解上海解放初期的一些實際情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央及地方領導人的工作作風和獨特的人格魅力。
劉少奇代中央於4月10日作了答覆並提出解決上海經濟困難需要注意的幾點，“有些可在會議中說明一下”：中央在最大限度地節省開支、增加國家收入，“只要今年不再發生全國性的大災荒，物價即可能穩定”；國家稅收某些徵收過重，應酌情減輕，徵收方法不善，應儘量改善；在目前情況下，對失業工人只能作一種臨時性的救濟，等等。
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1950年4月14日，西北局向中央轉報了甘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張德生關於甘肅省首屆農代會的總結報告，擬“請各地作參考”，並請中央指示。張德生在報告中提到會議的主要收穫時說：會議使代表們對黨的政策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掃除了農民代表的各種顧慮，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
許多農民代表說，“鬧生產不只有心勁，而且更有辦法了”；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社會地位，增加了農民主人翁的感覺，有的農民代表甚至說，“活一輩子能參加上這個會，死了也夠啦”；使政府了解農村的很多情況，“總共反映出的問題近千件”。
張德生也提出了會議暴露的一些問題，比如：許多黨員不懂得對於重要不同意見應先在黨內提出，“以求得黨員在代表會中的一致性”；代表們對政府工作批評很少，原因之一是“我們缺乏有意識的認真啟發，加以個別縣區來的幹部怕暴露工作中的缺點，曾發生過要農民代表只談生產、不談其他問題的現象”；邀請民主人士列席較少；選舉辦法事前在代表中沒有進行討論，“結果曠票就占六十三張”，等等。時任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鄧寶珊系民主人士，他個人給代表們送了些紙菸，代表們議論紛紛，有的黨員幹部也大驚小怪。
張德生指出：“我們想既和黨外人士合作，就不能也不應該對他們這一類聯繫民眾的做法採取簡單眼對的態度，最重要的是要從這裡獲取經驗，依靠黨員的工作，加強我們黨和民眾的聯繫。”從報告中可以看出，張德生對甘肅省首屆農代會極為重視，態度嚴肅認真，考慮問題細緻周到，彰顯了我黨密切聯繫民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相結合的工作作風。中央閱後認為甘肅省首屆農代會“開得很好”，並提出兩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應充分考慮到少數民族的特點”；農代會閉幕後諸如土改、生產、救災等工作“時間短促，任務複雜，如何計算時間，細密組織，互相結合，亦望加以注意”。
新中國成立之初，各地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相繼召開，不僅密切了黨和人民民眾的關係，而且為後來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確立和實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0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指出：“必須依照共同綱領的規定……用普選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替現在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形式，俾能進一步地加強人民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聯繫，使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更加完備，以適應國家計畫建設的要求。”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順利召開。這標誌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全國範圍內的確立。同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