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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好縣的各界代表會議(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華中局，並告各局，各野：
八月三十日電悉。同意你們所提關於召開縣的各界代表會議的各項意見[1]，並將此電轉發各局、各野研究照辦。關於召開縣的各界代表會問題，自西北局提議後，引起了我們的注意，認為有益無害。而不召開各界代表會，要等到農協在鄉村中建立了基礎再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復電(載在《政策彙編》)那樣，則是很不利的。事實上，縣的許多大政方針，例如剿匪、反霸、借糧、征糧、救濟災荒、修理堤壩、推動農民組織起來建立農協、減租減息問題、恢復和發展縣範圍內的工商業及文化教育問題、推行人民幣及縣的財政金融問題等，均以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經過討論，取得代表們同意，然後傳達推行，比較不開這種會，長期限於黨內幹部的討論、傳達和推行，要有利得多。縣的各界代表會的成分，應包括黨、政、軍的代表，農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識分子及婦女的代表，工商業的代表，及若干開明紳士的代表。其中，共產黨員及可靠的左翼分子，應超過二分之一，保證決議的通過。中間分子及必須拉攏的少數右翼但不反動的分子，可讓其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數目，以便孤立反動派，利於政令的推行和民眾的發動，且可發現問題及發現積極分子。省委、區黨委和地委，必須積極幫助各縣縣委，有計畫地有準備地布置和領導此種會議。這是全縣性的會議，縣城及各區、各鄉及縣一級機構，均應有代表，在縣委領導下，由縣政府召開。這是縣的會議，至於區、鄉，則照你們意見召開區的及鄉的農民代表會議，但應吸收革命知識分子參加。其餘均照你們意見辦理。此種會議，我們尚無經驗，請你們注意收集經驗，指導各地，並告訴我們。此電請你們及各中央局轉發至縣一級為盼。
中央
九月七日
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
注釋
[1]中共中央華中局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關於召開縣的代表會議問題向中央的請示報告中提出的意見是：一、只由縣級召開各界代表會議，區、鄉兩級可開農代會逐步達到以農代會做基礎，吸收其他學生、婦女及少數工商業者、開明士紳（作為民主人士）參加。二、吸收開明士紳應具備以前中央所規定的條件，並經地委一級批准。三、在召開各界代表會議時，較大縣城可以城鄉合併召開，吸收本城工人代表參加。若無此條件，則只吸收農民（注意吸收手工業工人）代表，不必為了開會去專事組織鄉村工人推選代表，以免分散精力。論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
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理論來源 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以統一戰線學說和人民民主思想為基石，既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聯合思想的正確運用，又是對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的合理繼承，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理論來源
毛澤東政協理論的基石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統戰學說。因此，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理論來源首先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的統一戰線建國學說。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無產階級要砸碎舊的國家機器，必須促進各革命政黨的聯合，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毛澤東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入理解中，在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中，逐步認識到了聯合的重要性。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高理想，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①。但它像“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的思想和主義”一樣，“不會是某一部分人或某一個黨的專利品，它應當而且必然歡迎別的任何人和任何黨來研究、來實行的”②。因此，毛澤東一方面明確了中國革命的目的：“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共和國，一定要是一個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國”③。另一方面，他又強調了革命的聯合：“誰要想撇開中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就一定不能解決中華民族的命運，一定不能解決中國的任何問題”④。毛澤東將革命手段和目的統一起來，得出這樣的結論：未來的共和國必須是“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聯盟的共和國”⑤。顯然這個共和國也必須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國。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指出：“中國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爭聯合政府的運動，同時也是爭統一的運動”所以，毛澤東統一戰線建國思想也是人民民主建國思想，體現了統一戰線和人民民主的內在統一。
毛澤東的政協建國思想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醞釀過程。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沒有明確提出成立政協宣告共和國的誕生，但是在解放區政權建設上，他十分重視政治協商，因此當時作為實踐探索形態的政治協商已經存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毛澤東就說：“共產黨員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同別人商量問題”；“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並要跟別人的長處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毛澤東強調的這種政治協商精神被明確寫進了陝甘寧邊區的施政綱領之中。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共和國的成立已指日可待，毛澤東的政協建國思想更加明晰。
1948年10月，他說：“我們正在組織國民黨區域的這些黨派和團體的代表人物來解放區，準備在1949年召集中國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開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個“會”就是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的統一戰線組織，這個“中央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變成了現實。
毛澤東政協理論的基石之二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民主思想。因此，也可以說，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理論來源還表現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吸收了孫中山先生民權主義（或民主主義）的合理核心。孫中山先生是近百年來的第一代偉人，第二代偉人是毛澤東，第三代偉人是鄧小平。
他們是中國民主政治進程中的三位偉人，而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毛澤東是繼孫中山之後的第二代偉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自己就說過：“被國民黨反動分子所拋棄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由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分子繼承下來了。”他不止一次的在自己著作中引用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論述：“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他將這段論述稱為“孫先生的偉大的政治指示”，並認為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是相容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新民主主義，所以，三民主義建國就是新民主主義建國，即人民民主主義建國，“這種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就是三民主義的共和國。”
“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毛澤東指出：“兩個主義結成了統一戰線。以階級論，則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他不只一次地總結了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統一戰線創建國民革命政府的歷史：“聰明的孫中山……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統一戰線，建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舉行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以史為鑑，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對未來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給予了統一戰線的理解，他說：“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並且主張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後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民族壓迫即將在很大程度上被推翻之際，毛澤東進一步指明了建國途徑與方向：“經過各黨各派無黨派代表人物的協定，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團結一切願意參加的階級和政黨的代表在一起，在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為現在的抗日和將來的建國而奮鬥。”由此可見，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在1945年已初步形成。
當然，僅從以上兩點分析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主要來源是不夠的。作為早期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形成還受到了早期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影響。大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就對民主國家的建立及其途徑進行了探索。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的目標是“建立真正的民主主義國家”，“由一個能夠建設新的政治組織應付世界新環境之民主黨或相近之數個黨派之聯合”，來執掌政權。毛澤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也加強了對民主國家的探索，《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就是他探索的階段性成果。
在此時毛澤東的筆下，國民革命的直接結果將造成“革命民眾聯合統治的國家”，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的左翼的聯合統治”。他進而論證了實現“革命民眾聯合統治國家”構想的歷史必然性，指出現代世界是兩大陣營的對峙和鬥爭，革命陣營以第三國際高舉的“赤色大旗”為代表，“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下”；反革命陣營以國際聯盟高舉的“白色大旗”為代表，“全世界反革命分子都集合於其旗幟下”，在國內，“工人階級形成了一個社會的勢力，已經有了共產黨”，並得到蘇聯與共產國際“有力的支援”，因此，“實行民族資產階級——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不行的”，而建立革命民眾聯合統治的國家乃是新時代潮流的必然趨歸。毛澤東這裡的“聯合”思想，也就是後來的“合作”、“協商”思想的早期形態，因此，建立革命民眾聯合統治的國家觀念是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萌芽狀態。
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偉大實踐 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實踐的第一階段是抗日戰爭時期，其表現是各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權的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最主張統一的人”，他們發起了統一戰線，“堅持了統一戰線”。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立問題上，毛澤東指出：“必須確定這種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則還沒有這種政權。這種政權，即是一切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即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這種政權就是“三三制””政權，充分貫徹了“三三制”原則，充分體現了各階級的聯合和各黨派的協商合作。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演說時，就特別指出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上的一條：“規定共產黨員應當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
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偉大實踐
可以說，《陝甘於邊區施政綱領》是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雛形，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同各階級、各階層、各界人士的共同政治綱領和行為準則，保證了參加政權的非中共人士都有職有權，體現了邊區政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性質。所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政權的建立是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一次演習。實際上，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在一定區域的演習何止一次。他指出：“延安是所有解放區的指導中心……在所有這些解放區內，實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聯合政府。解放區內全體人民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所有這一切，使得中國解放區在強敵壓迫下，能夠屹立不移，並且一天一天發展，縮小敵占區，擴大自己的區域，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顯然，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在不同地域演習的最終結果是在全國範圍內的演習，爭取民主中國的建立。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實踐的第二個階段是抗戰勝利後的短暫和平時期，其表現是倡導並爭取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把當時“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改組成為各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共同參加的民主的聯合的國民政府，使之真能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毛澤東首先批駁了國民黨蔣介石對孫中山先生黨派協商建國思想的背叛。孫先生臨終仍“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遺囑中強調要促進國民會議的召開。國民會議怎樣召開呢？召集以前先由各政黨、職業團體派代表組成協商預備會議。
而國民黨蔣介石是怎樣做的呢？毛澤東描述了其背叛遺囑建立獨裁國家的過程：“代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及其一切政策，就被國民黨當局的叛賣性的反人民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所破壞了”，“從此以後，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毛澤東和全體中國共產黨人，都認識到“國民政府，是國民黨的一黨政府，它所實行的是黨治，而不是民治”，“是專制，而不是共和”。抗戰勝利後，人民希望建立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中國共產黨順應了人民的意願，及時號召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這一號召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歡迎。
國民黨蔣介石在幾次拒絕共產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倡導後，迫於民主呼聲的高漲，而不得不表示接受。毛澤東以大無畏的勇氣，帶著他的政治協商建國主張，飛往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談判，談判是艱難的，但必竟達成了“雙十協定”，決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協商國事，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回民大會各項問題”。政治協商會議也是“一個難產的會議”，但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召開了，並取得了有利於和平，有利於人民的成果。中國共產黨人表示：“決不動搖地堅持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反對有任何修改，並呼籲一切民主人士與全國人民準備為此神聖任務進行艱苦奮鬥”。他們認為：“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是各黨派全權代表共同協定一致同意的結果……非此決不足以奠定國家民主化的基礎。”
但是國民黨依舊沉醉於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繼續大搞專制政府、專制國家，對政協決議的執行毫無誠意。陳果夫就說：“政治協商會議……本黨已受害……中國如實現多黨政治，頗有蹈覆轍之可能”蔣介石也說：“不能把權交給多黨政府。”終於，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決定恢復中央政治委員會，否定了政協通過的政府改組案，徹底剝奪了各民主黨派在改組後的政府中的民主權利。
這一切說明，1946年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沒有達到民主建國的目的；同時也說明，只要反動的國民黨勢力存在，政協建國思想是不會變成現實的。因此，毛澤東繼續帶著“各黨派永久合作，共同建設國家”國的願望，決心將革命進行到底，以謀求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
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實踐的第三個時期是解放戰爭取得全面勝利之際，其表現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毛澤東主張政協建國，是團結建國，是統一建國，是合作建國，是協商建國，是民主建國，所以不能把毛澤東的政協建國思想簡單地看成是“開會建國”，開個人民政協會，宣告共和國成立。
在蔣介石反動勢力恣意破壞政協決議，而政協建國思想難以實現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立即號召：“必須和人民民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在農村中，“緊緊依靠僱農、貧農，團結中農”，在城市中，“除團結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一切進步分子外，應注意團結中間分子，孤立反動派”，“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建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人正是運用了團結合作的武器，發揮了協商精神，才有了統一意志，才取得了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
1947年7月，人民解放軍轉入反攻，同年10月發表宣言：“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到了1948年上半年，革命人民空前團結，反動政權搖搖欲墜。中共中央於5月1日發出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五一”號召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國外華僑和各族各界人士的積極回響。
在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指引下，他們也都闡述、宣傳了政協建國思想。民革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了十幾次會議來討論新政協問題，建議全國同胞和海外僑胞“重視新政協與國家存亡安危之關係”，積極貢獻意見，“務使今後的新中國成為一個全國人民自由平等的國家”民進中央領導人馬敘倫指出：“上次的政協，是民主和反民主、偽民主集團妥協的。這次的政協，是民主方面各階級各階層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國是，取得一個協定，只是‘和衷共濟’的，而不是妥協的。”農工民主黨，則從新政協與舊政協的區別中推論出新政權的統一戰線性質，“籌備和產生人民的新政權，這種政權是以最廣大的農工勞動大眾為中心實行進步的新民主主義……與本黨歷來主張的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權則完全相同。”
如果說“舊政協包合著民主與反民主兩大勢力，構成的成份是不純的”，國民黨“還以中國第一大黨自傲，而蔣氏隱然是政協的中心”，因此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無法實現，民主國家無法誕生的話；那么新政協則完全是在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指引而召開的，這次會議，包含了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意志，表現了全國人民的空前的大團結；這個會議，“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選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因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標誌著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最終實現。
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與政協長期存在 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中的“建”，不僅指“建立”，而且指“建設”。因此，政協建國思想不僅僅是“開政協會建共和國”的思想，更深一層的內涵是通過政協這一組織形式促進共和國的建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統一戰線組織，“既然是這樣一個組織，就不能開一次會就結束，而應該長期存在”。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毛澤東反覆強調了政協長期存在的思想。這一思想以新民主主義及其未來的社會主義實現為宗旨，以團結和民主為兩大著眼點；進一步說，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內涵是；政協以新民主主義及其未來的社會主義為政治基礎，以團結和民主為歷史主題，以建立和建設偉大的人民共和國家為目的。
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與政協長期存在
毛澤東政協建國思想的重要前提是政協需要長期存在。毛澤東對主義和政黨的看法是：“任何主義和政黨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會基礎和歷史根源的”，“任何有社會基礎和民眾擁護的組織，絕不是可以強制解散或消滅的，古今來多少革命團體在萬重壓迫極端鎮壓下依然存在和發展”。所以，“凡以正確主義為指導得到民眾擁護的革命性政黨或團體就有長期合作的必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曾這樣論述新民主主義或三民主義和多黨合作。以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礎，而且是合作建國的基礎。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爭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權主義將引導到徹底建立民主國家，其民主主義則可能引導這個合作到很長的時期，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與政治思想保證著統一戰線的長期性。”正是由於這個長期性的存在，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之後，他仍然指出：“要向大家說清楚，從長遠和整體看，必須要民主黨派。”
1950年2月，毛澤東聽到救國會解散時，就很惋惜地說：救國會是進步團體，不應當解散。他還糾正了九三學社、民盟等民主黨派成員中解散民主黨派的錯誤想法。在毛澤東民主黨派、統一戰線長期存在的思想指引下，民主黨派也重新認識到自身肩負的歷史使命。政協會議召開了，共和國誕生了，但人民民主專政需要鞏固，共和國需要建設，萬里長徵才走完了第一步。中國民主促進會認識到“對於民主統一戰線的認識和理解其實根本不完全，確有重新估價的必要”，因此，在其會章上規定：“人民民主共和國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為著擁護鞏固人民民主共和國，就必須擁護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本會不但不應該結束，而且還要更加努力，設法從各方面來充實自己的內容，加強自己的工作。”
既然多黨合作需要長期存在，統一戰線需要長期存在，那么，多黨合作的機構，統一戰線的組織，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要長期存在。所以，到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時，毛澤東針對人大召開後政協就失去存在必要的錯誤認識，十分明確地指出：“要合作就要有各黨派統一合作的組織。這個組織在今天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就是統一戰線的組織，所以說要長期存在。”
安定團結是政權鞏固和國家建設的重要的前提條件，它需要社會各方面的長期共同努力，因此，具有極大政治包容性的多黨合作組織，即政協，必須長期存在。在共和國誕生之時，毛澤東就意識到：“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需要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種團結，這個專政就不能鞏固，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因為這樣，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毛澤東在這裡將多黨合作說成是政策，不是一般的政策，而是一種基本政策，基本方針，他的以合作促團結，以團結求穩定，以穩定求發展的思想是一種戰略思想。或者說毛澤東的政協建國思想是一種戰略思想，政協建國因而也具有戰略的長期性、方向性。團結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因素，毛澤東也的確把團結穩定看成了國家建設的第一位因素、前提性因素，他在第一次政協會開幕時就點明了政協會議和全民團結的關係：“這次會議，包含了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表現了全國人民的空前的大團結。”第二年，當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召開時，毛澤東特彆強調：“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及其選出的全國委員會，是團結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的政治組織，在全國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
我們必須鞏固這種團結，鞏固我們的統一戰線，領導全國人民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當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時，在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中間都存在著一些在多黨合作促進團結問題上的錯誤想法和錯誤結論，認為“各黨派這樣團結一致，推動新民主主義很快地發展，黨派的存在就不會很遠了”。毛澤東糾正了這種錯誤認識，指出：人大的代表性當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協仍有存在的必要。他充分認識到了政協擔負的團結任務對國家長治久安和不斷發展的意義，所以，他提出了“團結、建設、進步”的口號，並做了詳細解釋：“內部關係要經常調整，政協要承擔起這個任務。我們的國家內部是團結的，但不是說沒有矛盾，因此需要調整。矛盾在一萬年以後還會有的，一二百萬年以後階級矛盾也許沒有了，但還會有新的矛盾。”國內矛盾長期存在，說明團結問題長期存在，也就說明政協必須以團結為主題，始終如一地堅持做好協調關係化解矛盾的工作。
發揚民主是政權建設和國家政治建設的核心內容。民主是國家形態，社會主義國家是民主的高級形態，但民主的實現是一個漸進過程。因此，作為發揚民主重要組織的人民政協需要長期存在。還在舊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時，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就認識到了民主任務的艱巨和民主道路的漫長，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社論就指出：“中國民主政治的徹底實現，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而且是曲折，有困難，必須各黨派長期合作才行。我們也不能否認，政黨間的意見不會完全一致，爭論自不能避免，困難也還不少。然而，只要各政黨有長期合作的願望、誠實和決心，一切爭執沒有不能以民主協商的辦法解決的。”
共和國奠基之際，毛澤東就特別重視通過召開政治協商會發揚民主共商國事，素自敦請民主黨派領袖赴北京共商建國大計。充分肯定了政協的民主討論：“這種總結經驗和決定方針的工作，是我們大家一起來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來做的。這裡，不但有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們……參加討論，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的代表們列席參加討論……，這樣，我們就能集中廣泛的意見，檢查過去的工作，決定今後的方針。”政協的民主討論是國家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體現，因此，毛澤東還說：“這種方法，我希望我們以後繼續採用。”
基於對人民民主和政協發揚民主之間關係的認識，毛澤東一方面對我國的人民民主進行了說明，另一方面對政協如何發揚民主也作了說明，後者必須體現前者。他指出“對人民來說……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同時“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都採用這種方法。”政協是發揚民主的重要組織。
因此，毛澤東在談到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友好合作時，著眼點一刻也沒有離開發揚民主，尤其強調發揚民主的重要環節——民主監督。共產黨是執政黨，在台上“演戲”，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在台下“評戲”。共產黨執政，民主黨派評政，執政和評政長期共存，所以毛澤東一方面指出：“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我們希望各民主黨派都能夠注意思想改造，爭取和共產黨一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以適應社會的需要。”為什麼說民主黨派的監督屬於民主監督，是發揚民主的重要環節呢？毛澤東同志說過：“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民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說明民主黨派的監督和人民民眾的監督是一樣的，也是民主監督，是發揚人民民主的重要環節和方面。毛澤東這一論述應該是今天“人大、政協是我們國家發揚民主的兩條重要渠道”論斷的先聲。民主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遠大目標，所以政協需要長期存在，以民主為主題，為國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而做出巨大貢獻。
①、②、《解放》周刊第31期，毛澤東《和＜新中華報＞記者的談話》，1938年2月25
日出版。
③、、《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49頁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07頁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09頁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47頁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056—1057頁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01頁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93頁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56頁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b9頁
《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中共中央檔案選集》（1），第36頁
《中共中央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中共中央檔案選集》（1），第18頁
毛澤東：“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填詞，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中央黨史參考資料》第3冊，第409頁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
子任（毛澤東）《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政治周報》第4期。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50頁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09頁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44－1045頁
、1946年1月16日重慶《新華日報》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36頁
、1946年1月10日重慶《新華日報》社論
1946年3月19日《解放日報》
《陳果夫傳》，台北版，第934頁
轉引自《中國國民黨史》，第323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46年2月7日重慶《新華日報》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87—1188頁
《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檔案選編》，第195頁，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
、民革中央宣傳部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歷史資料選編》，第176頁，第169一170頁
《馬敘倫政論文選》第348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
中國農工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中國農工黨歷史參考資料》第4輯，第53—55頁
毛澤東《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老一代革命家論人民政協》，第7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
《老一代革命家論人民政協》，第52頁
毛澤東《論新階段》，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195頁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09頁
、轉引自楚莊《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第10—13頁，華文出版社1998年版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7頁
《老一代革命家論人民政協》，第79頁
同上書，第109頁
同上書，第183頁
1946年2月7日重慶《新華時報》
《老一代革命家論人民政協》，第115頁
同上書，第117頁
同上書，第24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