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
關羽是以忠貞、守義、勇猛和武藝高強稱著於世。歷代封建統治者都需要這樣的典型人物來作為維護其統治的守護神，因而無比地誇張、渲染其忠、義、勇、武的品格操守，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將能象關羽那樣盡忠義於君王，獻勇武於社稷。
在中國古代層出不窮的名人之中，被後世戴上炫目光環並尊之為“聖人”者，卻僅有二人，他們就是被民間尊稱為“文聖”的孔子和“武聖”的關公。
關公本名關羽，字雲長，出生於公元一六0年，卒於公元二一九年。關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馬橫刀，馳騁疆場，征戰群雄，輔佐劉備完成鼎立三分大業，譜寫出一曲令人感慨萬端的人生壯歌。作為三國名將的關公，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毫無建樹。可是，關羽那充滿英雄傳奇的一生，卻被後人推舉為“忠”、“信”、“義”、“勇”集於一身的道德楷模，並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農工商廣泛頂禮膜拜的神聖偶像。
關羽少年時勇武有力，嫉惡如仇。當地民間傳說，關羽為打鐵的，也有說是賣豆腐的，反正是出身於下層社會。還有傳說關羽最早並不姓關，因他殺了人才更名改姓。那年關羽剛19歲，他從下馮村來到解州城，想求見郡守，陳述自己的報國之志。可是，郡守因他是無名之輩，拒不接見。當晚，他住在縣城旅館裡，聽到隔壁有人哭，一問才知這個哭的人叫韓守義，他的女兒被城裡惡霸呂熊強占蹂躪。呂熊是個員外，勾結官宦，欺男霸女。當時，解州城由於靠近鹽池，地下水是鹹的，不能食用，只有幾口甜水井散落在城裡各處。呂熊叫手下人將城裡的甜水井都填了，只剩下他家院裡的一口甜水井。還規定了一條，凡是來挑水的人，只準年輕貌美的女人來，否則不許進。進來的年輕女人，不是被他調戲，就是被他姦污。大家氣恨，但因呂熊財大氣粗，誰也奈何不得。韓守義的女兒讓呂熊霸占後，氣得老人叫天不應，呼地不靈，只好獨自悲泣。關羽聽罷，怒火中燒，提著寶劍闖進呂家，殺了呂熊和他一家，解救了姓韓的姑娘和其他良家婦女。之後，他連夜逃往他鄉。途中路過潼關時遭到守關軍官盤問，情急之中他手指關口說自己姓“關”，以後就再未改變。
關羽流落到涿郡(今河北涿縣)後，正遇上東漢政府動員各地豪強地主組織武裝，共同鎮壓黃巾起義。他在這裡結識了當地正在聚眾起兵的劉備(劉備是西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和張飛，三人志同道合，一見傾心，友愛異常，親如兄弟。後世傳說，劉、關、張三人曾在桃園結義。《三國演義》則“演義”出他們的誓詞：“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這雖是小說家言，但由於符合了動亂頻仍的時代中下層百姓的心態，所以影響巨大。後世好多農民起義，都效法結義的形式，來鞏固隊伍，加強團結。三人組織了一支武裝力量，參與了進攻農民起義軍的行列。關羽也就從此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從中平元年(184年)一直到死，關羽始終忠心耿耿地追隨劉備，“隨其周鏇，不避艱險”(《三國志·蜀書·關羽傳》)。
劉備起兵，參與鎮壓黃巾起義，關羽、張飛擔當他的護衛，是他得力的左右手。中平元年(184年)，劉、關、張帶著剛剛組織起來的兵馬，首先投奔涿郡的校尉鄒靖。黃巾軍打到涿郡，他們配合官兵出動抵抗，首戰告捷，立了大功。接著，他們離開涿郡，前去投奔正在廣宗(在河北省威縣東)圍攻黃巾首領張角的中郎將盧植。到廣宗後，因盧植遭誣陷被押回京師，他們便決定返回涿郡。歸途中，遇到黃巾軍天公將軍張角正在追擊接替了盧植職務的董卓。關羽和張飛帶領一支人馬，突如其來地向黃巾軍橫殺過去，救了董卓。劉備後來投奔幽州軍閥公孫瓚，因屢立戰功長任平原相，關羽和張飛擔任了別部司馬，分統部曲。他們三人照樣“寢則同床，恩若兄弟”(《三國志·蜀書·關羽傳》)，關羽和張飛終日侍立劉備左右，保護劉備。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奉迎漢獻帝遷都許昌(今河南許昌東)後，獨掌軍政大權，總攬朝政，皇帝成為傀儡。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劉備被呂布打敗，投靠了曹操。曹操表舉他為左將軍，拜關羽為中郎將(次於將軍的武官)。時車騎將軍董承接受皇帝衣帶詔，與劉備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密謀除掉曹操。
建安四年(199年)，劉備恐曹操猜忌，欲伺機脫離曹操控制，趁右將軍袁術潰敗，主動請求跟大將朱靈前去截擊。曹操謀士程昱、郭嘉、董昭等認為，不該放走心懷叵測的劉備，曹操立即派人去追，但已不及。袁術南逃壽春(今安徽壽縣)，朱靈班師回朝，十二月，劉備殺死徐州刺史車胄，以關羽代理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太守，自屯兵小沛，招兵買馬，擴充實力，與朝中反曹勢力遙相呼應。東海(今江蘇東海縣)變民首領昌稀等，及周圍郡縣紛紛歸附劉備，劉備部隊很快發展至數萬人，又派使者與袁紹媾結聯盟，形成對曹操的嚴重威脅。並擊敗了前來討伐的司馬長史劉岱和中郎將王忠，暫且取得徐州、下邳地區，作為休養和發展的基地。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車騎將軍董承等企圖刺殺曹操的計畫泄露，董承、王服、種輯皆被屠滅三族，唯參與密謀的劉備僥倖逃脫，且勢力越來越大。曹操親自征討劉備，劉備驚悉曹操軍將至，親率數十騎出城觀察，果然望見曹軍旌旗，只得倉猝應戰，被曹軍擊潰，劉備妻子被俘。曹操接著攻陷下邳，迫降了關羽。劉備則逃到鄴城(今河北臨漳西南)投奔了袁紹。
曹操讚賞關羽為人，拜其為偏將軍，禮遇甚厚。不久卻覺察關羽心神不定，無久留之意，便對與關羽關係甚好的張遼說：“卿試以情問之”。張遼去問關羽，關羽嘆息道：“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三國志·蜀書·關羽傳》)。張遼將關羽的這番話轉告曹操，曹操聞後，不但沒有怨恨關羽，反而認為他有仁有義，更加器重他。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戰爆發，二月，冀州牧袁紹調動十多萬人馬進軍黎陽(今河南滑縣東北)，征伐曹操並派大將顏良進圍白馬，攻東郡太守劉延，以保障主力渡河南進。劉延告急請援。四月，曹操為解除側翼威脅，北救劉延。謀士荀攸建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三國志·魏書·武帝傳》)，曹操依行其計。袁紹聞曹兵渡河，果然分兵向西，挺進延津。曹操趁機引兵向白馬疾進，及距白馬10餘里時，顏良大為震驚，倉促迎戰。曹操派張遼、關羽為先鋒，率部進擊。關羽躍馬陣前，遠遠望見顏良麾蓋(大將所乘戎車，設幢麾、張蓋)，直衝過去，在萬眾之中刺死顏良，斬其首級而歸，袁紹諸將“莫能當者”(《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曹操揮令大軍衝殺，袁軍大敗潰散，遂解白馬之圍。
曹操備贊關羽的勇武，對他重加賞賜，封他為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亭侯，侯爵名)。關羽斬殺顏良後，曹操知其必去，遂重加賞賜。關羽把曹操屢次給他的賞賜都封存妥當，把漢壽亭侯的印綬掛在堂上，給曹操寫了封告辭信，保護著劉備的家小，離開曹營，到袁紹軍中尋找劉備。曹操將士聞後，要去追趕，曹操勸阻說：“彼各為其主，勿追也”(《三國志·蜀書·關羽傳》)。
從關羽被擒到他立功報曹、重新投奔劉備，這段經曆始終口耳相傳，流行播衍。到《三國演義》，則形成了一個花團錦簇、精彩紛呈的故事單元，包括關公屯土山約三事(降漢不降曹；禮待二嫂；一旦得知劉備下落，便當辭去)；曹操厚待關羽，小宴三日，大宴五日；曹操贈袍，關羽穿於衣底，上用劉備所賜舊袍罩之，不敢以新忘舊；曹操贈赤兔馬，關羽拜謝，以為乘此馬，可一日而見劉備；關公斬顏良、誅文丑；關公掛印封金；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古城兄弟相會等。在中國，很少有人不知道這段故事。
袁紹興師南進，派劉備南下汝、潁，攻掠曹操後方，被曹操部將曹仁擊潰。劉備逃回袁紹軍中，受到猜忌，暗中打算脫離袁紹，於是建議袁紹跟荊州牧劉表結盟，以使曹操腹背受敵。袁紹信以為真，派劉備率領本部人馬，再度南下汝南與黃巾軍首領龔都等會合，兵力擴充到數千人，對曹操後方又構成威脅。是年七月，曹操為穩定後方，派大將蔡陽率兵討伐劉備。劉備預作充分準備和部署，率部迎戰蔡陽。兩軍激戰，曹軍大敗，蔡陽被殺。建安六年(201年)秋，曹操統軍進擊劉備於汝南。九月，關羽隨劉備投靠荊州牧劉表，龔都等部皆散。至此，劉備脫離袁紹，獲得發展自己勢力的機遇。劉表對劉備以禮相待，此後，劉備便在荊州屯兵。
從建安六年到十三年(201—208年)，劉備在這八年中致力於禮聘人才，擴大軍事力量。特別是在建安十二年(207年)，他“三顧茅廬”，請來了諸葛亮。關羽和張飛看到劉備和諸葛亮關係日益密切，心中不悅。劉備察覺以後，就嚴厲批評他和張飛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關羽和張飛就再也不表示反對了。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親率大軍南征劉表。劉表死，繼任荊州牧的劉琮投降曹操。劉備為避開曹軍鋒芒，便撤離樊城，向江陵(今湖北江陵)退去，並派關羽率領一萬多水軍，從水路往江陵會合。劉備軍撤退到當陽長阪(今湖北當陽東北)時，被兼程追來的曹操騎兵打得大敗，去江陵的道路被曹軍截斷，劉備只好斜趨漢津。關羽率水軍前去接應，保護劉備退到了夏口。
據《蜀記》記載，當年劉備在許昌，與曹操一起打獵。關羽曾勸劉備乘人散混亂之際，殺掉曹操，以絕後患。可能由於形勢不允許，劉備沒有答應。這回在漢津會面，飄泊無依，關羽憤憤不平，說：“當年在獵場上，如果聽了我的話，就沒有今日的困厄之災了。”劉備解釋說：“當時，也是為國家著想，愛惜曹操是難得的人才。再說，如果天意輔助正人，又焉知今日的飄泊不是咱們的福分呢？”
曹操占領江陵後，氣勢更盛，大有吞沒“無立錐之地”的劉備和消滅江東孫權之勢。這就發生了孫權、劉備聯軍大敗曹操的著名的赤壁之戰。十一月，孫劉聯軍在赤壁(今蒲圻縣西北)大破曹操。關羽所率的一萬精銳水軍是劉備的主力，在這場戰役中起了重要作用。後人為突出關羽“全交重義”的特點，演義出了他在華容道上義釋曹操的細節，至今膾炙人口。
赤壁之戰後，劉備乘機攻占了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都在今湖南境內)，劉備得了四郡，加上孫權借給他的南郡，終於在荊州站住了腳。然後劉備封拜元勛。關羽被任命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鎮守荊州。
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劉備帶兵入巴蜀，取益州，關羽留守荊州。益州既平，關羽得賜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
荊州包括南陽、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七個郡，是曹操、劉備、孫權三方必爭的戰略要地。赤壁之戰後，曹操還占據著南陽郡和南郡的北部，孫權占據著江夏郡和南郡的南部。所謂“借荊州”，就是孫權將自己占據的南郡南部借給劉備。劉備取得益州的第二年(215年)，孫權便派諸葛瑾為使去跟劉備商量，要求把荊州南部的幾個郡歸還東吳。劉備託辭拒絕，孫權就派去一批官吏，接收長沙、零陵、桂陽三個郡。關羽堅決不讓，將孫權派來的官吏全部轟了回去。孫權一怒，馬上派呂蒙率領兩萬兵馬用武力接收這三個郡。呂蒙奪得了長沙、桂陽兩郡後，劉備急忙親率五萬大軍下公安，派關羽帶領三萬兵馬到益陽去奪回那兩個郡。孫權也親自到陸口，派魯肅帶領一萬兵馬扎在益陽，與關羽相拒。東吳的軍隊和關羽的軍隊都在益陽紮營下寨，彼此對峙。
魯肅不願意孫劉兩家失和，就邀請關羽相見，雙方各退兵馬幾百步，中間搭個供會談用的帳篷。赴會的將軍只準許帶防身的單刀，不準帶士兵。關羽接到邀請，帶著隨身的衛士周倉毅然赴會。這就是有名的“單刀赴會”。會談一開始，魯肅就責問關羽為什麼不把長沙、零陵、桂陽三個郡還給東吳。關羽說：“烏林之役(即赤壁之戰，烏林在赤壁對岸，故有此說)，左將軍(指劉備)親自作戰，與東吳共同破敵，難道說他奪下來的土地連一塊也不應該得到嗎？您怎么能說要把這些地方歸還給東吳？”魯肅說：“東吳國土很小，只是體念劉豫州(指劉備，當時為豫州牧)兵馬很少，又被曹軍打敗，才讓給他一個安身之地。赤壁之戰以後，又把南郡借給他。現在劉豫州已經得到了益州，就該把荊州還給東吳。我們並不要求全部荊州，也不要求退不南郡，我們只要求長沙、零陵、桂陽三個郡。要是連這一點也不答應，那就太說不過去了。”這進，周倉在一旁瞪著眼睛大聲說：“天下的土地，有德的都可以住，怎么能永遠歸一家呢？”關羽手按在刀把上，給周倉使了個眼色，故意責備他說：“這是國家大事，你懂得什麼！快給我出去！”周倉會意，立即出去準備兵馬接關羽。關羽也向魯肅告別說：“您的話，我一定轉告左將軍，再作商議。”魯肅也就很有禮貌地把關羽送了出去。
關羽回來後，派人向劉備匯報了這次單刀赴會的經過。劉備這時因為得知曹操正率大軍進攻漢中，擔心前後受敵，丟失益州，就主動向孫權請和，雙方商定以湘水為界，平分荊州，湘水以東的江夏、長沙、桂陽歸孫權；湘水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歸劉備。
赤壁之戰後，據守荊州的關羽名為“襄陽太守”，而荊州的襄陽、樊城等重鎮還控制在曹操手中。為了實現諸葛亮和劉備在《隆中對》中所籌劃的跨據荊、益二州，待時機成熟時荊州軍隊直下宛(今河南南陽)、洛，益州軍隊西出秦州(今陝西南部)，完成統一大業的計策，關羽一直虎視襄、樊。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在漢中大敗曹兵，曹操不得不退出漢中。於是，在手下文武官員的擁戴下，劉備自立為漢中王。任命關羽為前將軍，並賜他節、鉞。
是年六月，劉備繼取漢中後，派孟達、劉封攻占漢中郡東部的房陵、上庸等地，勢力有所擴展。七月，孫權欲攻合肥，魏軍大部調動淮南防備吳軍。鎮守荊州的關羽，抓住戰機，留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自率主力北攻荊襄。
襄陽、樊城隔漢水相對，互成犄角，是曹軍抗拒南軍北上的戰備要地。時魏鎮南將軍曹仁駐守樊城(今湖北襄樊)，將軍呂常駐襄陽。他從漢中撤軍到長安後，又派平寇將軍徐晃率軍支援曹仁，屯於宛城(今河南南陽)。樊城之戰開始後，曹操又派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前往助守，屯駐於樊城以北。
于禁不熟悉南方的氣候地理。曹仁讓他和龐德屯兵於樊城以北，和城中相互呼應，他竟未考慮該處地形低下的因素，便把所率領的七支人馬都帶到那裡駐紮。八月，連降大雨，漢水暴漲，平地水深數丈。于禁七軍均被水淹，只得率少數將士避到高阜之處。關羽乘戰船猛攻，于禁欲退無路，被迫投降。龐德率的一部繼續頑抗，誓死奮戰，從早晨一直戰到中午，箭盡矢竭，就短兵相接。將士有的戰死，有的投降。關羽加強了攻勢，同時，水勢上漲更猛，土堤淹沒，曹操部隊都投降了。龐德想乘船撤回曹仁大營，但水勢太大，船隻傾覆，被擒，不屈而死。
關羽乘勝圍攻樊城，並以一部兵力包圍襄陽。樊城守軍僅數千人，城牆因水淹多處崩塌，曹仁曾考慮放棄樊城，被輔助曹仁的汝南太守滿寵所勸止。滿寵認為：“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今河南郟縣)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三國志·魏書·滿寵傳》)曹仁乃以必死決心，激勵將士齊心協力奮勇抵禦。
關羽軍雖乘船猛攻，一時仍不能下。此際，魏荊州刺史胡修、南鄉(治南鄉，今河南淅川東南)太守傅方，均降於關羽，陸渾(今河南嵩縣東北)人孫狼等，亦殺官起兵，回響關羽，關羽聲勢一時“威震華夏”(《三國志·蜀書·關羽傳》)。
曹操感到威脅，一度準備遷都，被丞相司馬司馬懿及曹椽蔣濟諫止。他們認為：“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疏，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晉書·宣帝傳》)。
曹操採納了這一利用矛盾破壞孫、劉聯盟，以坐收漁翁之利的策略，派使者去見孫權。同時指令徐晃率軍援救曹仁。徐晃進至陽陵陂(樊城北)，曹操派將軍徐商、呂建傳令：必須待後續援軍會齊後方可進擊。時關羽前部屯偃城(樊城北約五里)，徐晃佯築長塹，示以將切斷蜀軍後路。蜀軍懼被圍，燒營撤走，徐晃軍進據偃城，漸向圍城蜀軍逼近。
當初，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早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劉備)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意思是劉備在取得荊、益二州建立基業之後，一定要外結孫權，形成鞏固的聯盟，然後才能北定中原。可見，孫劉結盟是劉備北定中原的基礎。然而，這聯盟卻因為幾個原因，出現了明顯的裂痕：
一是在荊州的所有權問題上。荊州位於長江中游，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對孫、劉、曹三家均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曹操曾想占據荊州，統一天下，但赤壁一戰使他美夢成空；孫氏集團一向認為荊州是必爭之地。因為荊州據上游之重，只要操在別人手裡，自己則處於被動地位。赤壁之戰結束，為了繼續聯劉抗曹，不得已，只好暫借荊州給劉備。可劉備取得益州後，卻無歸還荊州之意。
二是關羽缺乏對孫劉聯盟的正確認識。他自恃勇武，對孫氏集團始終踞傲不敬。魯肅與他單刀相會，討要荊州，他儘管理虧，但仍然不肯從兩家聯合的角度著眼來妥善解決問題。孫權派使者為自己的兒子向關羽的女兒求婚，關羽不但不應許親事，反而厚罵使者，雙方關係越來越僵。
三是東吳臣子中，從大局出發，認為應與劉備集團修好、共拒曹操的魯肅已經去世，而其他臣子，如代替魯肅統兵的呂蒙，就認為關羽平素驍勇善戰，且有兼併吳國的雄心，所以，要求出兵對付關羽。他說：“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三國志·吳書·呂蒙傳》)。
所以 孫權得到曹操的信後，欣然允諾。他召呂蒙回建業，共商奪取南郡的計畫。關羽也知孫劉聯盟不鞏固，這時既要奪取樊城，又得防備孫權偷襲荊州。他看到東吳大將呂蒙屯兵陸口，就再三囑咐麋芳和傅士仁小心鎮守荊州，並將大部分軍隊留在南郡，還沿江設防，二三十里設一個崗樓，建起烽火台。呂蒙探知關羽防守嚴密，無懈可擊，就佯稱病重，上書給孫權，要求回去療養。孫權公開發布命令，調呂蒙回建業養病。呂蒙推薦陸遜代替自己。當時，陸遜年少多才卻無名望，正任定威校尉。孫權便任命他為偏將軍、右部督，接替呂蒙。陸遜到任後，派使者給關羽送去了禮物和一封信，信上恭維關羽水淹七軍，功過晉文公的城濮之戰和韓信的背水破趙，還勉勵關羽發揮威力，奪取徹底勝利。關羽看到陸遜是個無名晚輩，對自己又如此恭敬、誠懇，就大膽放心，把荊州大部分軍隊陸續調到了樊城，打算趁徐晃的兵馬還未趕到，大水又未完全退去，先攻下樊城。他親自督戰，加緊攻城，而曹仁依舊堅守。陸遜把關羽人馬的調動情況詳細地報告給孫權，且說明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關羽可一戰而擒。
關羽在襄樊的兵馬越來越多，加上新得于禁降軍數萬人，糧食匱乏。他責備南郡太守麋芳和傅士仁的糧草運送跟不上，大怒說：“還當治之”(《三國志·蜀書·關羽傳》)，二人於是存有叛心。後關羽為解燃眉之急，竟擅自強占東吳貯藏在湘關的糧食。孫權得知此事，覺時機成熟，便命呂蒙為大都督，發兵襲擊關羽的後方。
是年十一月，呂蒙率軍隱蔽前出，進至尋陽(今湖北廣濟東北)，把精銳士卒埋伏在偽裝的商船中，令將士身穿白衣，化裝成商人，募百姓搖櫓划槳，晝夜兼程，溯江急駛，直向江陵進襲，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隱蔽和詭密。駐守江防的蜀軍士兵被偽裝的吳軍所騙，猝不及防，全部被俘虜，江陵城內空虛，陷入混亂。呂蒙先讓原騎都尉虞翻寫信誘降駐守公安(今湖北公安北)的蜀將傅士仁，又使傅士仁引吳軍迫降守江陵的蜀南郡太守糜芳。二人平時就因為關羽對他們傲慢而心懷不滿，這次又聽說關羽回來要懲治他們，更是內心恐懼，於是在東吳大軍兵臨城下的情況下，獻城出迎。呂蒙遂率大軍進據江陵，從而，一舉奪回蜀長期占據的荊州。呂蒙進占江陵後，盡得關羽及其將領的家屬。他對他們加以優待和撫慰，並下令軍中不得侵擾百姓，還對全城百姓表示關心，給有病的送醫藥，給饑寒者賜衣糧，使城內秩序迅速恢復。而驕傲輕敵的關羽，對呂蒙的襲擊行動竟一無所覺。
曹操使者返回洛陽，帶來孫權密信，說即派兵西上襲擊關羽，但請保密，以防關羽得知有備。曹操部屬多數認為應代孫權保密。謀士董昭獨持異議，認為應佯允保密而暗予泄漏。關羽知孫權來攻，如撤兵回防，則樊城之圍自解。關羽南返與孫權交戰，兩敵相鬥，正好坐收漁利。若為其保密，使孫權得勢，對我並不有利。再者，被圍將士久不見救，擔心缺糧產生恐慌，一旦發生意外，局面將難以收拾。故應以泄密為好。曹操採納董昭意見，令徐晃用箭將孫權密信內容，分別射入樊城及關羽營中。被圍魏軍得信後，士氣倍增，防守更堅；關羽得信後，則既恐腹背受敵，又不願前功盡棄，同時判斷江陵、公安城防堅固，吳軍若真來攻，一時不可能攻克，因而處於徘徊猶豫，進退兩難的境地。此時，曹操已率主力由洛陽進抵摩陂(今河南郟縣東南)，並已先後派殷署、朱蓋等12營兵進至偃城，歸徐晃指揮。關羽軍主力屯圍頭，一部屯四冢。徐晃以聲東擊西戰術，揚言欲攻圍頭，卻出其不意突襲四冢。關羽恐四冢有失，自率步騎5000齣戰，被徐晃擊敗，當其退走營寨時，徐晃率軍窮追不捨，緊隨其後沖入營內。當時關羽營寨，外圍深壕及鹿角十重，障礙設施極為嚴密，若從營外強攻極為困難。現乘其軍陷於混亂之機，由內突襲，一舉大破之，殺降蜀之胡修、傅方。時關羽關羽驚悉江陵失守，遂撤圍退走，樊城圍解。曹仁部將多欲乘勝追擊，參軍趙儼認為，應保留關羽一定實力與孫權作戰，不宜追擊。曹仁同意趙儼看法，未部署追擊。曹操得知關羽撤退訊息後，果然派人傳達命令，不許追擊關羽。
當關羽撤軍而回時，孫權已先到達江陵，派陸遜攻占夷陵(今湖北宜昌)、秭歸(今湖北秭歸)，切斷關羽入川退路。在回軍途中，關羽多次派人到江陵探問訊息。每次，呂蒙都禮待來使，並讓使者週遊城中。使者回到關羽軍中，將士們知道家門無恙，鬥志盡失，多數都半途而逃。關羽自知勢孤，派人向駐紮上庸的蜀將劉封、孟達求援，二人以以上庸新定為由，拒絕支援。關羽陷於進退失據，腹背受敵的困境，遂西走麥城(今湖北當陽東南)。這時，陸遜乘勝西進，奪取了宜都。關羽看到麥城東、西、南三面全是敵人，而援兵又遲遲不到，決定突圍回西川。
呂蒙知關羽兵少，料到他要逃走必然走麥城北邊的通西川的小道，就事先派兵埋。十二月，孫權派使者到麥城勸關羽投降。關羽提出叫吳軍退兵十里，然後在南門相見。呂蒙果然退兵十里，等候關羽投降。關羽及其子關平趁機帶著十幾個騎兵，偷偷地出北門向西逃去，被吳將潘璋部司馬馬忠擒獲，與其子關興一起被殺，死時年約五十八歲。劉備追謚關羽為壯繆侯，其子關興嗣。
《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中論及關羽與張飛：“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還說：“羽善待士卒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確如此。
建安十九年(214年)，劉備在奪取益州過程中，收降了馬超，自領益州牧後，拜馬超為平西將軍。關羽因馬超並非舊友，又聞說馬超勇武，心中不服，便寫信給諸葛亮，問：“超人才可比誰類”？諸葛亮知其意，便回信說：“孟起(馬超字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黥布即英布)、彭(彭越)之徒，當與益德(張飛字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三國志·蜀書·關羽傳》)。關羽有一把好鬍鬚，所以諸葛亮稱他為美髯公。關羽得信，大悅，把它拿給賓客傳看。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黃忠陣斬曹軍名將夏侯淵，因功升為征西將軍。同年劉備進位漢中王，任命關羽為前將軍，黃忠為後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諸葛亮說劉備說：“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劉備說：“吾自當解之”(《三國志·蜀書·黃忠傳》)。並派益州前部司馬費詩去給關羽送印綬。
關羽聞說黃忠與己並列，大怒道：“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接受任命。費詩對關羽說：“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蕭何)、曹(曹參)與高祖(劉邦)少小親舊，而陳(陳平)、韓亡(韓信)命後主，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臂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仆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三國志·蜀書·費詩傳》)？關羽大為感悟，遂拜受印綬。
關羽生性高傲的弱點，導致了在樊城之戰，由開始的指揮正確，威震華夏，發展到最後上當受騙，全軍覆沒，大意失荊州，最終導致孫、劉聯盟瓦解，其教訓慘痛。當初曹操常告誡夏侯淵：“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三國志·魏書·夏侯淵》)，終為人戲於股掌之間，夏侯淵最終果恃勇而亡，夏侯淵如此，關羽、項羽皆是如此。
關羽性格上也有優秀的一面。
關羽重然諾，守信用，對劉備及其集團的利益無限忠誠。他與劉備同甘共苦許多年，恪守信義，始終不渝。即使白馬被擒，身在曹營，也仍不忘舊恩，終於復歸劉備，忠義一時無兩。
關羽勇武異常，冠於全軍。後世小說，寫他溫酒斬華雄、三英戰呂布、斬車胄、斬顏良、誅文丑、掛印封金、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華容道、單刀赴會、水淹七軍等，雖有違背史實之處，但卻也突出表現了他的武勇和神韻。至於刮骨療毒，更是盡人皆知。
關羽曾被亂箭射中，箭穿透其他左臂。後傷口雖然，但一到陰雨天氣，骨頭就常常疼痛。醫生說：“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關羽便伸臂讓醫生切開傷口。時關羽正在宴請諸將，“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三國志·蜀書·關羽》)。
小說《三國演義》中描寫這段時，更是精彩：“佗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
關公從“當時義勇傾三國”的蜀漢名將，到“萬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聖化偶像，是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以來，社會各界對關公不斷美化、聖化和神化的結果。從宋元至明清的這一歷史過程中，上至高居廟堂的帝王將相，下至終生勞作的庶民百姓，從揮文弄墨的文人學子、舞槍弄劍的草莽義士，到勾欄瓦舍中的說書藝人、梨園演場中的戲子優伶，乃至遠避塵世的僧侶道士，幾乎都陸陸續續匯入了美化、聖化和神化關公的潮流。在這一浪高於一浪的關公崇拜浪潮中，從關公身上發掘出來的和被追加到關公身上的美德與美譽，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真實的關公，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幾乎達到了無人可及而又無以復加的地步。於是，生活於三國時代的關公，在宋元明清之際，便漸漸地超凡脫俗，青雲直上，由一個充滿悲壯色彩的人間英雄，變成了萬民禮拜的神聖偶像。
中國進入近、現代社會之後，對關公的敬重乃至崇拜，並未在海內外華人中大幅度降溫。尤其在港、澳、台同胞和旅居海外的華人那裡，對於關公的祭祀、崇拜，依然熱潮未退，形成了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線。
維護和承繼中華民族優秀道德傳統，促進和增強海內外華人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是關公精神和關公文化在當代社會中所具有的新價值和新作用
歇後語
關公開鳳眼--要殺人
關羽賣肉--沒人敢來
關雲長賣豆腐--人硬貨不硬
關帝廟求子--踏錯了門
關公射黃忠--手下留情
關公照鏡子--自覺臉紅
關公喝酒--不怕臉紅
關雲長走麥城--大難臨頭
關帝廟夫人--慌了神
關帝廟裡拜觀音--找錯了門
道教中的關公
亦稱“關聖帝君”，簡稱“關帝”，本為道教的護法四帥之一，如今道教主要將他作為財神來供奉。關於其來歷，前面已有介紹，其職能除了“治病除災，驅耶辟惡，誅罰叛逆，巡察冥司”，還有“司命祿，庇護商賈，招財進寶”，又因其忠義，故被奉之為財神。因為商人認為有三，一是說關公生前十分善於理財，長於會計業務，曾設筆記法，發明日清簿，這種計算方法設有原、收、出、存四項，非常詳明清楚，後世商人公認為會計專才，所以奉為商業神，二因商人談生意作買賣，最重義氣和信用，關公信義俱全，故尊奉之，三因傳說關公逝後真神常回助戰，取得勝利，商人就是希望有朝一日生意受挫，能像關公一樣，來日東山再起，爭取最後成功。這種信仰在清代，被各行各業所接受，對其頂禮膜拜尤盛。近代江湖上的哥老會、青紅幫特別敬祀關帝，且江湖上結義弟兄，亦必於關帝前頂禮膜拜，焚表立誓，以守信義。
當代，關公在台灣還有一個封號——玄靈高上帝。此是清以來，百姓受顛沛流離之苦和內憂外患之辱，更祈求於忠勇信義的關公保護。江南一些城市的百姓在慘遭清兵和外國侵略軍的屠殺時，曾抬出關公的神像聚集民眾以抗外辱。民眾在遇天災、人禍、疾病、爭執時，則向關帝求雨、求藥，求他驅災陣魔、求他正直決斷，皇室求關公保國安民，地方求關公除暴安良。近世自於內憂外患，一些民眾在逃往台灣時，將關公這一信仰也帶到了台灣，並流傳了下來。當代商賈興盛，關帝又被尊為武財神，保護工商業的興隆。台灣道教組織於1993年5月在台北泰山鄉加封關公為第十八代上帝，號為“玉皇大天尊玄靈高上帝”。“玄靈高上帝”之號標誌著關公信仰在台灣道教中的升級。關公的忠義勇武仁信等品質集中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體現了民眾的社會願望和理想人格，因此，他千百年來得到了世人的擁戴，被歷代加封，宋代封為“顯靈王”，宋徽宗時封為“義勇武安王”。明神宗時將其神位晉級為“協天護國忠義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清代順治皇帝加封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佑贊宣德關聖大帝”。
關公家廟
中國關廟雖多，但關聖家廟卻僅此獨有，天下無雙。關聖家廟亦稱［關帝祖祠］，位於關公故里的運城常平村，與解州關帝廟遙相呼應，相傳系常平村民於隋朝初年創建，始為祠堂，至金代形成廟宇。據明神宗萬曆二十年（西元1599年）魏養蒙所撰的《重修常平關聖家廟碑記)稱，金代常平里舍人王興於金世宗大定十七年(西元1177年)創建正殿三間，轉護環廊四十間，寢殿、儀門各三間，大門三間，北向。後來又有常平村人胡錀對廟宇進行過局部修葺及增擴，至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西元1777年)興建聖祖殿，此後再無修葺。
廟宇坐北向南，規模宏偉，布局嚴謹，殿閣壯麗，占地13,320平方公尺。廟前建牌坊三座，位於東西兩側者為木結構，三門四柱廡殿頂，分別名為「靈鍾鹺海」、「秀毓條山」；居中者為石結構，三門四柱，正前方置鐵獅一對，明間門頟書「關王故里」四字。廟內中軸線上由前至後依次排列著山門、午門、獻殿、崇寧殿（關帝殿）、娘娘殿（關夫人殿）、聖祖殿等六座建築，兩側則配置鍾、鼓二樓及廂房、配殿、碑亭、迴廊及道士院等，在總體布局上與解州關帝廟同樣沿襲了「前朝後寢」之型制。山門、午門、獻殿均面闊三間，單檐懸山頂，灰色筒板瓦覆蓋，綠琉璃瓦剪邊。崇寧殿是廟內主體建築，建於磚砌台基之上，面闊五間，進深四間，四周迴廊均進深一間，總面寬七間，總進深六間，重檐歇山頂，綠琉璃覆蓋，施花琉璃脊飾；大殿明間施板門兩扇，左右次間施直欞窗；殿內木雕神龕裝飾富麗，內置關羽像，器宇軒昂，神情肅穆。龕內、外分置侍者像四尊，造型豐滿，神態逼真，謙卑恭謹。娘娘殿面闊與進深各五間，重檐歇山頂，殿前檐建插廊，施垂花門，左右兩側建配殿，自成院落；殿內神龕供關夫人像，左右兩側侍女像或持帕、或握笏，恭身肅立，乃清代塑像之佳作。聖祖殿在廟宇後端，建於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西元1773年），面闊三間，單檐懸山頂，灰色筒板瓦覆蓋，置於磚石構築的台基之上，殿前月台寬敞，殿內供關羽始祖、曾祖、祖父和父及其三祖夫人像，為海內外其他武廟所未見。
廟內東隅午門前檐右側有六角七級磚塔一座，高約15公尺。塔的底部為方形基座，四壁鑲嵌金世宗大定十七年（西元1177年）、明世宗嘉靖八年（西元1529年）和四十四年（西元1565年）以及清仁宗嘉慶二十二年（西元1817年）四通碑碣。塔身上下收分較大，層間疊澀出檐，反疊澀收進，形成下層塔檐及上層基座，極頂砌築圓盤，惜其上塔剎今已不存。磚塔肥碩持重，端莊穩健，平素無飾，歷經明嘉靖年間（西元1552～66年)河東地區大地震的考驗而安然無恙。廟南中條山下古柏蒼翠，石碑林立，乃關氏祖墳。由關聖家廟至關氏祖墳的通道上建有獻殿、祭台等，惜今已不存。廟內有各種碑碣數十通，對關羽封號及關族世襲，廟宇沿革等記述甚詳。
關聖家廟古木參天，盤根錯節，蒼翠蓊鬱，扎枝縱橫，幾乎每株古樹都有雋永神奇的傳說。
娘娘殿院內有古桑一株，乃明代所植，樹齡逾500餘年，粗可合圍，表皮鱗狀，俗謂之「麒麟皮」。一般桑樹所結桑椹一年僅成熟一次，但是這株桑樹的桑椹卻於一年之內可五熟五落。其下部有五條樹根，約碗口粗細，裸露於地面約1公尺。根部上方為樹幹，樹幹距地面約5公尺處伸出五株粗枝，不但與樹幹下五條祖根相互呼應，也與家廟供奉關羽之曾祖、祖父、父親、關羽本人、關羽子關平及關興五代暗合，號稱「五世同堂桑」。
廟院內娘娘殿西北隅另有古柏一株，名曰「雲柏」，樹幹中裂，以鐵箍環護，樹身傾斜，與地面成45度角，直指10公里外的解州關廟。每至嚴冬，大雪紛飛，籠罩萬物，此柏卻落雪必化，無有覆壓，故亦稱「熱柏」』、「化雪柏」、「無雪柏」。據自東瀛的參觀者聲稱，此類樹種世界上屬瀕危植物，已極罕見。
廟內主體建築崇寧殿前檐左右兩側各有古柏一株，名「龍」、「虎」柏，二柏主幹內側距地面約1公尺處樹皮凸凹，形成龍身、虎首，自然天成，唯妙唯肖，令人稱奇。鄉里習俗以紅繩纏繞龍、虎柏身，然後裁龍柏、虎柏所纏紅繩一段為幼子做項圈，便是認其為「乾爹」，可保佑子女健康成長，鴻福齊天。此俗歷久不衰，遺風迄今猶存
關公文化
——中華傳統道德文化的一份重要遺產
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最受崇拜的偶像:
《關公》綿延五千餘年的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社會，曾經是一個英才輩出的漫長歷史過程。在這已經逝去的悠悠歲月中，那些曾經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和文明發展史上放射出輝光的歷史名人，確實浩如煙海，燦若繁星，難以勝數。然而，在中國古代層出不窮的名人之中，被後世戴上炫目光環並尊之為“聖人”者，卻僅有二人，他們就是被民間尊稱為“文聖”的孔子和“武聖”的關公。
誕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的孔子，在其七十餘年的生涯中，用盡畢生的精力和智慧，創立了以“禮”和“仁”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孔子的思想，不僅構成了維繫二千餘年中國封建等級社會的理論基礎，而且也成了中國漫長封建社會倫理道德的基本行為規範和主要思維原則。
關公本名關羽，字雲長，出生於公元一六0年，卒於公元二一九年。關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馬橫刀，馳騁疆場，征戰群雄，輔佐劉備完成鼎立三分大業，譜寫出一曲令人感慨萬端的人生壯歌。作為三國名將的關公，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毫無建樹。可是，關羽那充滿英雄傳奇的一生，卻被後人推舉為“忠”、“信”、“義”、“勇”集於一身的道德楷模，並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農工商廣泛頂禮膜拜的神聖偶像。
“縣縣有文廟，村村有武廟”。這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中，社會各界普遍祭拜孔子和關公的真實反映。但是，據有關資料記載，在宋元明清社會中，對“武聖”關公崇拜的虔誠和普及，甚至超過了被人們盛讚為“千古一聖”的孔子。清代中葉，僅京城之內，拜祀關公的廟宇，便多達一一六座，如再加京畿郊縣，關廟總數竟在二百座以上，遠遠超過了京城當時所擁有的孔廟。有人概算，如按每縣設一座孔廟，清代全國的孔廟也不過三千餘座；而每村建一座武廟，那么清代全國的關公廟宇竟達三十餘萬座——關公廟數竟是孔子廟數的一百倍。無怪乎，早在明代，王世貞就驚呼：“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祠廟遍天下，祠廟幾與學宮、浮屠等。”而清代的趙翼，則更加驚嘆道“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寒垣，凡兒童婦女，無不震其（關公）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
宋元明清美化、聖化和神化的結果：
關公從“當時義勇傾三國”的蜀漢名將，到“萬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聖化偶像，是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以來，社會各界對關公不斷美化、聖化和神化的結果。從宋元至明清的這一歷史過程中，上至高居廟堂的帝王將相，下至終生勞作的庶民百姓，從揮文弄墨的文人學子、舞槍弄劍的草莽義士，到勾欄瓦舍中的說書藝人、梨園演場中的戲子優伶，乃至遠避塵世的僧侶道士，幾乎都陸陸續續匯入了美化、聖化和神化關公的潮流。在這一浪高於一浪的關公崇拜浪潮中，從關公身上發掘出來的和被追加到關公身上的美德與美譽，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真實的關公，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幾乎達到了無人可及而又無以復加的地步。於是，生活於三國時代的關公，在宋元明清之際，便漸漸地超凡脫俗，青雲直上，由一個充滿悲壯色彩的人間英雄，變成了萬民禮拜的神聖偶像。
在關公遇難去世後的三國時代，到兩晉南北朝這一歷史階段，儘管已有關公的故事在民間流傳，但在見諸文字的史料中，對關公的記述卻都基本上忠實於歷史原貌。關公在西晉陳壽所撰《三國志》等史書中，是英雄，是義士，但還不是聖人和神人。關公的封號，也只是在他去世五十一年之後，才由蜀漢後主追賜為“壯繆侯”。這一封號的地位，並不顯赫。
隋唐之際，從印度輾轉傳入中國的佛教逐漸進入興盛階段，並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浸透著中國文化的中國佛教。於是，天台宗作為中國佛教的一個教派，捷足先登，率先將關公拉入佛門，封之為守護佛法的“伽藍神”。不過，就隋唐社會的絕大部分民眾而言，關公也還不是聖人和神人。三國故事在唐代已有較為廣泛的流傳，但在晚唐詩人李商隱“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的詩句中，可以看出當時三國故事的主角，是張飛等人，而非關公。唐人郎君胄詠關公詩，既贊其人“義勇冠今昔”，“一劍萬人敵”，又嘆其魂“流落荊巫間，徘徊故鄉容”，雖然讚頌了關公生前義勇無敵，但又對關公魂滯他鄉、欲歸不能，給予深深的感嘆和同情。關公在此詩中也遠不是至聖、至高的神。
進入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宋元兩代，是關公被美化、聖化和神化的真實開端。在宋代盛行的“說話”藝術和“弄影戲”藝術中，關公開始從當時“說三分”所講述的眾多三國人物中逐漸脫穎而出。宋人張來在《明道雜誌》中記載，當時人們在看到“斬關羽”之際，都“輒為之泣下”。宋朝的最高統治者，也加入了聖化和神化關公的“大合唱”。史料記載，那個崇尚道教的宋真宗，曾編造出一個請關公到解州鹽池，大戰蚩尤而除妖祛災的荒誕神化。至此，關公又被道教請入了自己的門檻。到宋徽宗手裡，竟在短短的二十一年之中，連續四次對關公加封，由“忠惠公”、“崇寧真君”而再封為“武安王”、“義勇武安王”。關公由此而從“侯”及“公”，再由“公”及“王”，聲譽和身價為此大振。
元代對關公的美化、聖化和神化，較兩宋更為深入，更為擴大。藉助在元代興盛起來的“雜劇”和“平話”，關公的忠、信、義、勇被描寫得更加具體、豐富和生動、形象，不能不使人慨然淚下。元代以三國為題材的雜劇有四十餘出，其中表現關公的劇目便有十二出之多。元代的《三國志平話》共插圖七十幅，有關關公的圖畫竟多達二十幅。為認同中原文化，籠絡中原民眾，元朝最高統治者也對關公大加追封。
明清兩代，是將關公聖化、神化到極致的時期。生活於元末明初的小說家羅貫中，在他的名著《三國演義》中，不僅吸收、採用了宋元時代美化、聖化和神化關公的大量故事，而且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觀念以及當時的社會思潮，進行了大膽而大量的藝術想像和藝術虛構，終於把關公塑造成了“忠”、“義”、“信”、“勇”集於一身的完人、聖人和神人。自此，關公“至忠”、“至義”、“至信”、“至勇”的形象，隨著《三國演義》小說的廣泛傳播，在社會上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受到更為普遍的崇拜。清人毛宗崗曾說，在羅貫中筆下，關公成了“古今名將第一奇人”。魯迅也說，在《三國演義》中，“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明清兩代的皇帝，對關公的加封，亦是有增無減，一浪更比一浪高。明神宗在萬曆十年（1582），曾將關公褒封為“協天大帝”。到此，關公被歷代封建王朝所加封的世俗官位，達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在中國二千餘年的漫長封建社會中，被封為“大帝”者，大約僅有關公一人。到清末的光緒皇帝那裡，加封給關公的封號，是長達二十四字的“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忠於神武關聖大帝”，幾乎將中國封建時代所能找到的用於封號的美好字彙，全部堆砌到了關公頭上。這樣，追封到“文聖”孔子頭上的那些耀眼光環，在“武聖”關公面前，就有些黯然失色了。
宋元以來社會發展、演變的必然：
天不變，道亦不變，封建的社會等級制度和倫理道德，與世常存，萬古不變，這恐怕是中國古代正統儒家們的最高認識和最大理想。然而，人類社會的發展變遷，卻從不以此為轉移。靜中含動，同中生異，流而生變，高岸陵谷，滄海桑田，這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宋元明清時代，對於關公美化、聖化和神化的持續浪潮，正是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以來，社會階級、階層和集團不斷分化與演變，以及思想文化觀念繼續發展和變遷，所相互激盪、交織而導致的必然結果。
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以來，由於社會矛盾的不斷發展變化，封建經濟經歷了成熟到衰落等種種原因，宋元以後的社會成分和結構，與宋元以前相比，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由於封建商品經濟的日趨發展和成熟，一大批原來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們，開始投入商業貿易和作坊製造，新興的商業階層和手工業階層產生了，並日益壯大；由於城市的增多和擴大，市民的人數也日益增加，並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社會階層和新的利益集團；由於元朝等少數民族統治階級實行歧視、排斥漢民族的政策，堵塞了漢族文人科舉仕宦的道路，再加上文人謀生途徑的增多，致使相當一部分封建文人擺脫了對封建統治階級的依附，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封建知識分子階層；由於市民的增加和有閒階層的增多，為說書、戲曲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於是以說書、唱戲、賣藝等為生的民間藝人日益增多；由於貨幣地租等農業政策的實施，就連農民也開始擺脫了對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在經濟、文化上也取得了相對自由、獨立的地位。由於下層社會成分和結構的日益分化和複雜化，封建統治階級一方面進一步加強封建集權統治，但在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內部的分化。這就是由於面對複雜、變化的社會，因政見、利益的衝突，在封建統戰階級內部引起分化，以及漢民族為主的統治階級與少數民族為主的統治階級之間的利益不同所產生的區別。此外，由於宋元以來封建集權和封建剝削的加重，也導致大批農民、工商業者紛紛破產，使他們或者變為流民，或者揭竿而起，成為現實社會的反抗力量。
宋元以來中國封建社會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新的分化和演變，急切呼喚著對宋元以前中國封建社會所形成的思想文化觀念、倫理道德觀念進行改造和重建。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因為，不僅宋元以前以避世、無為為主要特徵的佛教和道教，已經再無法滿足這個紅塵滾滾的世俗社會的精神文化需要；就是那由孔子創立，再經董仲舒闡釋的儒家學說，也因其迂闊陳腐，而令芸芸眾生難以認同和效仿。社會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在日益分化、變遷，所謂“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早期儒家“禮”所維護的封建等級制度又在何方？封建商品經濟的交換原則，已日益侵入人際關係之中，儒家所鼓吹的“仁者愛人”又欲何為？現實社會的利益驅動和生存壓迫，要求人們義無反顧地採取行動，“該出手時就出手”，儒家彬彬有禮的“禮樂教化”又有何用？
於是，從北宋初年到清朝末葉的這一千餘年間，各種各樣的學說、思想和觀念，如走馬燈般頻頻出現。從周敦頤、程顥、程頤，到朱熹、陸九淵、王守仁，從張載、陳亮、葉適，再到王廷相、李贄、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無一不在絞盡腦汁，為宋元以後的社會，尋找新的思想方案和精神藥方。然而，這些思想家們所闡述的思想和體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宋元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思想文化的發展；但是，在為宋元以後的後期中國封建社會構造一個統一的道德文化規範或原則方面，卻又顯得蒼白無力。這原因主要在於：一方面宋元以來的這些思想家本來就各持己見，且又彼此攻訐，相互批判，難以統一；而在另一方面，這些思想家們的學說又過於繁瑣、艱深和晦澀，很難為一般民眾所理解、所接受。對於宋元明清這個教育、文化、科學等還很落後，文盲、半文盲的人數占全部人口的絕大多數的封建社會，對於這個具有統一的思想文化和倫理道德傳統的封建社會來說，一個非常緊迫的事情，就是重新塑造或創造一個能為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楷模，並將其升華為社會各界共同崇拜和效仿的道德偶像，以此來規範全社會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這就猶如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孔子及其學說提升為百代楷模、萬世師表那樣。於是，一個美化、聖化和神化關公的浪潮，便自宋元社會以來應運而生，拍岸而來。關公這個本具“忠”、“義”、“信”、“勇”品格的三國名將，在被冷落數百年之後，又被宋元以來的社會各界，漸漸拂去落在身上的歷史塵埃，並被塗繪上新的價值線條和觀念色彩，通過不斷的美化、聖化和神化，最後終於上升成為宋元明清社會各界共同禮拜，萬民爭相效仿的最高道德偶像。
中國古代道德文化的一個發展：
由於社會各界對關公的無上崇拜，所以在宋元明清的中國社會中，祭祀和仿效關公的活動，幾乎進入了所有的社會活動領域。在這一歷史時期，舉凡宗教儀式、官府祭奠、社會教育、商業交往、集會結社、文學創作、戲曲演唱、人際交往、風俗民情等等領域，都滲入了對關公的崇拜和仿效。在當時社會，祭祀和崇拜關公，成了一種極為廣泛的社會文化現象。
關公作為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被不斷提升，關公崇拜作為一種道德文化現象被廣泛普及，對於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識、道德行為的規範與提升，曾經產生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當宋代社會面臨北方少數民族入侵的危難時刻，就多次用關公的“忠”與“勇”來教化臣民。像岳飛那樣的忠勇之士，在宋元明清四代社會中，並非少數。而當北方少數民族統治階級入主中原，取得全國政權後，又都對關公的“忠”、“義”思想和行為予以褒揚，這在當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華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認同和凝聚。對宋明以來新興的工商階層而言，他們則從關公身上，汲取了“信”和“義”的道德原則，提出了“以信為本”和“以義制義”的帶有濃重中國傳統道德色彩的經營原則，遏制了利慾對道德的吞噬。對於宋元明清時代的文人、士大夫來說，則從關公身上發現了足以使他們效仿的人格和品德，即所謂“無不棄舊從新，樂為之死”，“金銀美女，不足以移之”，高官厚祿“不足以動之”等等。那些揭竿而起的起義者們，則從關公身上汲取到了忠於信義、道義，勇於反抗黑暗的思想和信念。此即梁啓超所指出的：“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對於一般庶民百姓，亦能通過對關公的崇拜和敬畏，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這一點，元人郝經早已指出：“（關公）所在廟宇，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鹹畏而敬之。”
以關公為象徵的道德觀念和道德文化的廣泛流行，在宋元以來的社會中，也對孔子、董仲舒那套以維護等級社會制度為目標的道德思想體系，以及宋明理學、道學中禁慾主義的唯心道德觀念，形成了很大衝擊，猶如江潮擊岸，在宋元以前舊儒學和宋明以來新儒學的道德大堤上，沖開了不少決口。路見不平便應拔刀相助，世有壓迫就可揭竿而起，而不必沉陷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中不可自拔，這就猶如從北宋初年王小波造反到清朝後期“太平天國”建立那一浪高過一浪的農民起義一樣；人與人之間，只要理想相同，意氣相投，相互忠誠，忠於道義，即可兄弟相稱，共舉事業，而不必恪守原來官尊民卑的森嚴等級限制，這就如絕大部分聚義梁山的好漢那樣；人與人交往中，也不必再“君子不言利”，求利、求欲的欲望也不可一味否定，只要不以利、以欲害“義”即可，這就猶如明清晉商所津津樂道的既“以義制利”而又“從義生利”那樣……在上述意義上，可以說體現在宋元以來關公文化中的道德觀念和道德精神，是中國古代道德文化中的一個發展。
關公顯聖
《 三國演義》第七十七回介紹了玉泉山關公顯靈之事。關公威名，童叟皆知；關公精神，名傳後世，永垂不朽。
《關公》關公在玉泉山皈依佛門，於是常常在玉泉山顯聖護民。當地老百姓，感謝他的恩情，集資在覆船山頂，修了一座顯聖祠紀念他，這便是歷史上最早的關廟了。南北朝天嘉三年（562年）陳文帝敕修顯聖祠，並把它移到對面顯烈山山腰。一位文人，為祠堂題了一副對聯：“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當時顯烈祠的規模很大，沿中軸線上分別建有山門、大殿、三義殿等，兩側建有僧房。1960年時，小關廟被拆毀，現在的小關廟是由台灣台北佛教居士捐資17萬元重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