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西政叢書》譯書集。清代梁啓超所輯。共三十二種。清光緒二十三年輯。慎記書莊印本。
《西政叢書》是梁啓超所輯的譯書集。在《西政叢書敘》中，梁啓超提出了輯錄此書的目的，他認為，政治沒有中西的分別，世界上有眾多國家並存，不能沒有約束，於是產生了國際公法；土地人民需要有人來治理，於是產生了官制；人民若無恆產，則國家無法治理，於是產生了農政、礦政、工政、商政；閒居而不接受教育，就和禽獸沒什麼分別，於是產生了學校；官民相處，良莠不齊，於是產生了律例，這是古今中外都相同之處，是每個國家都必須的。中國自秦漢以來，在馬上得取天下，制定的一切法律規則，都只是為稱王者個人所考慮，根本不想到百姓之事。而君臣又無深謀遠慮，想到改革前代的弊端，成就今朝的法規，只是承襲陋規簡法，不思變革，因此中國的政治體制千瘡百孔，一代比一代更厲害。兩千年來的中國，可以說毫無政治可言。歐洲各國，無論是土地的肥沃，人民的積存，還是物產的豐富，都比不上中國，但他們百年以來，變革舊的政治，整頓荒廢的事業，終於能夠得以發展。百姓平民都有議政的權力。他們立國的根本，在於合乎公理，而不在於承襲三代舊制。大國懂得這個道理，就可以縱橫世界稱霸全球；小國懂得這個道理，也足以自立而不至於被他國所滅亡。這些足以開闢美洲、振興印度、富強日本、保存■羅。西政的效用就在於此。
從利瑪竇開始，西學才傳入中國，大都是天文算術一類的內容。從晚明到乾嘉，大學問家講述這方面知識的人很少。現在，同文館、製造局、船政所之類，全國很多。可是舊的習俗尚未滌清，新的看法還未被認可，人們都以為中國之所以比西方國家貧弱的原因，是由於不講武備、船械不精良、製造業不發達，而對於西人立國的根本在於合乎大義則視而不見。所以，現在漢譯西方著作雖然已有幾百種，可是談論政治的書卻還是屈指可數。我不懂西方文字，只能依賴於翻譯之人，一有新的譯政之書出版，唯恐來不及買。儘管如此，那些譯出的書，未必都是西方談政書中最好的；就算是好的，譯者也未必能不失其意；就算二者都具備了，那些書也可能是國外十幾年前的舊書了。他人所拋棄不再談論的書，我卻還當它是瑰寶珍藏著。而這些書，也只不過在吳越一帶有通行本，內地各省的學子，常常只能看到目錄。中國沒有人才出現，能怪誰呢？我大略擇取那些譯本中最重要的一些，或者刻本少見的，或者沒有單行本的，從中選取幾十種聚為一編。希望能夠廣為流通。
梁啓超編輯此書的用意十分明顯，他希望能通過介紹西方政治之書來開啟民智，這與其維新的思想與主張是完全一致的。戊戌政變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不僅緝捕康梁及維新派諸人，而且還下令禁毀了康梁的所有著作，認為他們的著作“無非惑世誣民、離經畔道之言”。梁啓超所輯的《西政叢書》自然也逃脫不了被禁毀的厄運。
作者
梁啓超，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自幼勤奮好學，六歲讀畢四書五經，十二歲成秀才，十六歲中舉人。光緒十六年秋天，梁啓超拜謁了上書請變法、舉國目為怪的布衣康有為，並為其銳意維新的才氣和豐富新穎的學識所折服，遂執業為康門弟子。在康有為的萬木草堂，梁啓超系統地研究了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和歷代政治變革得失以及若干西學知識，校勘康有為所著的《新學偽經考》，分撰《孔子改制考》，成為康有為最得意的門生和助手。
背景
光緒二十一年春，梁啓超入京會試，適逢《馬關條約》簽訂的訊息傳來，人心憤激。他奔走呼號，聯絡廣東舉人190人率先上書都察院，力言不可割讓台灣。此後梁啓超還協助康有為組織強學會，任書記員，主辦《中外紀聞》以開風氣。後《時務報》在上海發刊，梁啓超擔任主筆，把《時務報》辦成了宣傳維新變法的一大重鎮。在此期間，他還聯絡同志創辦上海大同譯書局，編輯《西政叢書》凡三十二種，組織不纏足會，並參與創辦《知新報》。在《時務報》上，他發表了洋洋數萬言的《變法通議》以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理論，揭示了亡國滅種的危險和君主專制的禍害，宣傳了“無時不變、無事不變”的樸素辨證思想和越變越好的歷史進化觀念。
闡明了提倡西學、變法維新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從而在沉睡的封建古國喊出了資產階級啟蒙的時代強音，他也因此而名聲鵲起。維新變法期間，梁啓超竭力贊助陳寶箴、黃遵憲等倡行新政，參與籌辦《南學會》和《湘報》，力主開民智、開紳智、開官智。梁啓超在湘的激進言行，引起湖南守舊紳士的反對，屢次遣人到京參劾，從而為後來的戊戌政變埋下伏線。戊戌政變以後，清政府捕殺維新派，通緝康、梁。梁啓超在日本人幫助下逃亡日本。去國之時，感慨萬千：君恩友仇兩未報，前路蓬山一萬重，遙想明治新政駕歐凌美，也是百千志士頭顱血淚所造成，願效法日本志士，“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以成就維新祖國的大業。
亡命日本之後，梁啓超藉助日文，如饑似渴地學習和追求西學，“思想為之一變”。此後，他絕口不提“偽經”，亦不談“改制”，而篤信自由、平等、博愛、天賦人權諸學說，開始以資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並積極為中國的前途命運出謀劃策。
梁啓超一生手不釋卷，勤於著述，並世學人，無出其右。早在戊戌年間，梁啓超就開始抨擊封建史學。1902年發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等論著，以高屋建瓴之勢批判舊史學，號召進行“史界革命”，破除正統觀念，敘述人類社會的進化及其規律。在此前後，他寫了《戊戌政變記》、《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等，直接評述中國當代的歷史；寫了波蘭、印度、越南、埃及等國的滅亡史，以喚起國人對亡國危機的警覺；還寫了袁崇煥、張望博、克倫威爾、羅蘭夫人等古今中外名人傳記，以為國民借鑑。他寫了《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從經濟、政治、地理、歷史和學術文化本身去綜合考察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的發展變化、前因後果和成敗得失，比較客觀地評述各家學術及其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