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 用惡作劇的達觀態度來演繹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歷史猶如一聲霹靂，驚醒了西方人對中國電影所持的蔑視與迷幻。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以極端的表現方法表現出過去電影中沒敢表現的人的精神和張揚的個性。
劇情簡介
我奶奶19歲那年，曾外祖父把她嫁給了十八里坡有麻瘋病的酒廠老闆李大頭，換回一頭號騾子。迎親路上，把轎頭余占鰲領著轎夫們起鬨顛轎。行至青殺口，高粱地里殺出劫道人，余占鰲送他上了西天，我奶奶對他有了好感。三天后奶奶回門，又遇蒙面人，原來是救她一命的余占鰲。兩人激情迸發，在高粱地里相親相愛，作天地之合。從此他就成了我爺爺。幾天后奶奶回來，李大頭被人殺了，奶奶留住眾夥計，開始主持酒廠。我爺爺酒醉後被扔進空酒缸，恰這時土匪禿三炮劫走了我奶奶。羅漢大爺等人湊足三千塊錢贖回我奶奶。我爺爺酒醒後找禿三炮算帳，居然逼得三炮求饒。我爺爺回來後，朝高粱酒里撒了一炮尿，竟成了噴香的好酒——十八里紅。
9年後，日本鬼子逼鄉親們砍倒高粱修公路，又將羅漢大爺剝皮示眾。當晚我奶奶搬出十八里紅，夥計們喝完酒，準備打鬼子報仇。第二天黃昏我奶奶給我爺爺他們送飯，倒在鬼子的機槍下。我爺爺他們瘋一樣沖向日本軍車，一聲巨響。夥計們全死了，9歲的我爹，找到了已經痴呆的我爺爺，站在我奶奶的屍體旁。夕陽如血，高粱如血，我爺唱起來：“娘！娘！上西南，寬寬的大路長長的寶殿……”
影片點評
《紅高粱》是一個具有神話意味的傳說。整部影片在一種神秘的色彩中歌頌了人性與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讚美生命是該片的主題。“是要通過人物個性的塑造來讚美生命，讚美生命的那種噴涌不盡的勃勃生機，讚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張藝謀：《(紅高粱)導演闡述》)正因為這種對生命的禮讚以及影片那精湛的電影語言的運用，使得《紅高粱》獲得了國際榮譽，這也是中國電影迄今為止在國際上獲得的最高榮譽。
《紅高粱》《紅高粱》並不是十分具有現實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的尋根。相反，在這個聯繫三代的以過去時回敘出來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個未來意義的人格，是一種人格理想，超越了具體的社會表層，具有人的本性與本質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終所呼喚的主題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張揚活得不扭曲、無拘無束、坦坦蕩蕩的生命觀。因此．擺在觀眾面前的作品不是一個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對一個世界的生命的理想。這種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陽崇拜”的神話中。《紅高粱》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反映農民的影片，它的視角已從傳統的對土地的禮讚轉向了對生命的禮讚。故事的超常特點決定了敘事的非現實性，故事的地點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會最基本的結構——村落。影片中的所有敘事元素與視聽元素都在為這種自然生命的熱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風格服務。
與以往的探索影片不同，《紅高粱》雖然也承載了導演對生命主題的意念，但並不是完全像《黃土地》等探索片那樣淡化情節，靠純粹的電影視像語言的震撼力來直接表達導演的意念。張藝謀在這部影片中是從實處入手，從規定情境下的具體人物性格人手，編織一個完整、美妙動人的故事框架，從而使意念通過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為、動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來。在此，導演是如何通過具體的方法來達到這兩者的完美結合的呢?
《紅高粱》首先，影片自身有一條完整的故事線，但這條敘事線大部分由畫外音來完成。影片一開始，還是全黑的畫面時，聲帶上就傳來了“我”的敘述；“我給你說說我爺爺我奶奶的這段事，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還有人提起。”這是一個以現在時進行回述的視點，這個“我”在此是一個故事的敘述者。由於他沒有在故事中出現，按理是一個客觀的敘述者，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後代，這又使得他具有某種參與意識，從而又具有被敘述的意義。因此，這個視點是非常奇特而又新穎的，它使導演在處理全劇時有了一種遊刃有餘的視點參照，非常自由而又具有全知性。同時，他的敘述的特點把故事拉遠，又具有歷史的間離效果。在此視點基礎上，導演在這開場白中道明了故事的虛構性。“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從而非常自如地把故事納入非現實的時空之中。
畫外音在影片中出現了12處。而影片中的人物關係、周圍環境、時間轉換等幾個主要情節轉折點，幾乎都是由畫外音交待的。如我奶奶與麻風掌柜李大頭的關係，高梁地的“鬼氣”，新婚三天新娘回老家的規矩，李大頭被殺，禿三炮綁走我奶奶的過程，羅漢大爺的出走，日本人的出場等。畫外音在此影片中還承擔了一種“預敘”的功能，如抬轎出發時畫外音就告訴觀眾，轎把式將成為我爺爺，這就增設了觀眾的“期待視野”，使畫面故事的進展更富有張力。在傳統影片中特別容易出戲的那幾段全被畫外音虛掉了，導演在電影的空間與畫面上也就能盡情揮灑，將大部分的畫面用在表現顛轎、劫道、野合、敬酒神、日全食上，讓意念承附在具體的畫面上，依附於一個個具有強烈生命象徵意味的儀式之中，從而達到虛實相生的藝術境地。確實，畫外音在影片中是作為一個戲劇因素滲入故事之中的，它“縫合”了過去與現在、意念與故事。
其次，當我們面對《紅高粱》時，就會感知到全片都被那輝煌的紅色所浸透。紅色是太陽、血、高粱酒的色彩。在這裡，導演對色彩的運用是高度風格化的。影片一開頭就是年輕漂亮、靈氣逼人的我奶奶那張充滿生命的紅潤的臉，接著就是占滿銀幕的紅蓋頭，那頂熱烈飽滿的紅轎子，野合時那在狂舞的高粱稈上閃爍的陽光，似紅雨般的紅高粱酒，血淋淋人肉，一直到那日全食後天地通紅的世界……，整部影片都被紅色籠罩。導演對這種基調的選擇幾乎完全剝奪了我們對戲劇情節的關注，而進入一種對一個特定的造型空間的純粹情緒性體驗了。這是一種對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與讚美。這不是一個完全現實時空的再現，而是我們內在生命力的精神外化。影片結束在那神秘的日全食中，紅色的擴張力獲得了一種凝固的近乎永恆的沉寂效果。黑紅色的高粱舒展流動充滿了整個銀幕空間，極為輝煌、華麗、壯美。
第三，影片的空間環境與造型處理，都在努力尋求一種色彩的單純化和空間的神秘與闊大。一切瑣細的對比協調和過渡都被拋開，造成一種崇高神聖和神秘生命的生存空間。影片主要是兩個空間環境：高梁地和釀酒作坊，釀酒作坊體現出生命的遠古意識，如風雨剝蝕、似古堡般的十八里坡的圓形門洞。而那片自生自滅的高粱地，則透著生命的神聖。當畫面上充滿了高粱地時，它是作為一個巨大的自然生命符號群，舒展、盛大、堅強、熱烈、寬厚。影片中三次對高粱的渲染都呈現出一種人與自然生命的整一性。當我奶奶淚水滿面、仰天躺在我爺爺踩踏出來的聖壇上時，銀幕上一連出現了四個疊化的狂舞的高粱鏡頭。在這裡，高粱地是生命誕生的見證。而在日本人強迫百姓踩踏高粱的鏡頭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殘的震撼。影片結尾，我爺爺與我爹泥塑般立於血紅的陽光里，面對那高速流動的高梁的鏡頭，我們內心喚起的是一種對生命的自信和對熱烈悲壯的生命的禮讚。
當然，《紅高粱》在思想內涵和意蘊指向上也還存在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但作為我國電影的一部力作而載入史冊，卻是無疑的。
電影《紅高粱》畫龍點睛，把我的小說中最精華的部分，也是我最下力氣的部分選擇出來了。我對張藝謀說過，我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需要忠實原著，改編我的作品，你願意怎么改就怎么改，小說無非為你提供了材料，激發了你創作的欲望，你放手大膽地乾。電影比小說的影響大多了，1988年春天過後，我走在路上，深夜裡也能聽到許多人大聲唱《紅高粱》里的歌曲。我覺得電影確實不得了，我的小說能碰上張藝謀導演，感到很幸運。
——著名作家、電影《紅高粱》的編劇之一 莫言
《紅高粱》這部電影我看了3遍，我認為這是中國拍得非常好的一部，尤其是在揭露日本兵侵略中國這個戰爭犯罪的事實上，影片的藝術手段表達得很充分，這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電影。
——日本著名作家 大江健三郎
幕後製作
影片根據莫言同名中篇小說改編，由著名導演張藝謀執導，中國第一部走出國門並榮獲國際A級電影節大獎的影片。影片公映後，產生了空前的影響力，在當時一張電影票價幾毛錢的情況下，該片票價居然炒到5-10元。影片並未照搬小說的意識流結構，而是將故事改為直線敘述，導演、攝影精心復現了小說構造的色彩世界，使畫面非常具有視覺衝擊力，以如陽光般眩目、熱情似火的紅色震驚了影壇。
《紅高粱》：那片神奇的高粱地
《紅高粱》1983年底，步出北京電影學院不久的張藝謀作為攝影師，與同學張軍釗、何群、肖風拍出了《一個和八個》，宣告中國電影“第五代”的誕生。隨後，他與陳凱歌合作，推出“第五代”的扛鼎之作《黃土地》，此後二人再度合作《大閱兵》，在中國電影界掀起一股衝擊波。1988年，張藝謀的導演處女作《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上為中國人捧回了第一個金熊獎，正式開始了其輝煌的導演生涯。
在短短的五年間，張藝謀完成了從攝影、表演到導演的大跨步躍進，在中國電影界創造了一個近乎神話般的現實。《紅高粱》的成功還使得“第五代”導演前期創作中遭遇的現實困境獲得了暫時的解脫。然而也就是從這部影片開始，“第五代”導演創作群體向著不同的方向分散發展。
1987年，《紅高粱》是張藝謀和鞏俐的第一次合作，這對中國影壇的黃金搭檔就是從此開始了他們輝煌的電影道路，《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等等，一直到1995年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宣告了合作的終止。此後，張藝謀獨自走上了他的《英雄》之路。
張藝謀採訪口述資料
1988年，張藝謀的《紅高粱》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之後，接受了電影研究學者羅雪瑩女士的採訪，這可能是張藝謀本人闡述關於《紅高粱》的最鮮活的原始資料，這份採訪張藝謀的口述資料，1993年收至羅雪瑩著《向你敞開心扉———影壇名人訪談錄》一書，以下內容選自本書。
★關於高粱地：“滿眼睛都是活脫脫的生靈”
要問我拍《紅高粱》有什麼想法，為什麼那么喜歡這個題材，我得先談談攝製組在山東種那百十畝高粱的事兒。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地里轉，給高粱除草澆水。高粱這東西天性喜水，一場雨下過了，你就在地里聽，四周圍全是亂七八糟的動靜，根根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裡哼哼著，渾身的骨節全發脆響，眼瞅著一節一節往上躥。人淹在高粱棵子裡，直覺得仿佛置身於一個生育大廣場，滿世界都是綠，滿耳朵都是響，滿眼睛都是活脫脫的生靈。我當初看莫言的小說，就跟在這高粱地里的感覺一樣，覺著小說里的這片高粱地，這些神事兒，這些男人女人，豪爽開朗，曠達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渾身的熱氣和活力，隨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歡樂。
★關於《紅高粱》：“所有顏色中，我最喜歡大紅”
《紅高粱》無論是在精神氣質還是在電影形態上，都沒想學誰，就是想創造一種地地道道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顛轎”和“祭酒神”全是山東早年的習俗。可具體到轎子怎么個顛法，高粱酒怎么個造法，不但莫言沒有見過，就連一些上了歲數的人也只是“聽說過這么一檔子事兒”。
我們無從考證當地的燒酒作坊是否有敬酒神的風俗，但我們喝過山東的高粱酒，稱得上悲壯暴烈。影片拍攝之初，我就對攝製組同志講，咱這部戲有三個主角，天生一個奇女子，天生一個偉丈夫，加上一塊高粱地。莫言小說里的高粱地是莊稼漢們種的，我們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老天爺不知從哪年起，讓這青殺口長出了百十畝野高粱，沒人種也沒人收，生命力旺盛，是活得自自在在的天地間一精靈。
在所有顏色中，我最喜歡如火似血的大紅。而面對惡勢力對於生命的踐踏，生命終於以最原始、最本質的方式進行反抗了，哪怕看起來無濟於事。由此延伸開去，不也是對於現實社會的一種發言嗎？
★關於風格：“我看重電影給人的第一次感受”
我承認《紅高粱》是個雜種，屬於野路子，藝無定規、技無定法，電影怎么拍都有它的道理。對於自己的創作，我也不想限於一個固定的模式，評論界也不要對我們第五代只寄予一種期望。
《紅高粱》一位西方導演曾經問我喜歡哪些外國導演？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歡史匹柏。”記者奇怪說“第五代導演多喜歡法斯賓德、費里尼、安東尼奧尼等等，為什麼你偏和他們不同？”其實，我既喜歡黑澤明的悲壯，也喜歡伯格曼的深沉，同時也喜歡史匹柏的天真和童心。他拍電影撒開了整，把全世界的觀眾弄得神魂顛倒，這就是本事！電影是一次過的藝術，《紅高粱》也是只準備讓觀眾看一遍的電影，我特別看重的，是電影給人的第一次感受。
一些年輕人看了《紅高粱》之後對我說，他們感到“特痛快”，“心裡撲騰撲騰的”，我覺得這就達到了創作的目的。
★關於獲獎：“激動得一夜沒睡”
《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大獎，是中國電影的第一次。得知訊息後，我激動得一夜沒睡。首先想到柏林電影節這個“紅繡球”，並不只打在我一個人頭上。我當時的感覺是，整箇中國都在揚眉吐氣地往起站！其次想到和我一起拍片的哥們兒以及所有關心和幫助過我的朋友，他們聽到這訊息後該會多高興！
去年春天籌拍《紅高粱》時，小說作者莫言正受非議；電影界也有人指責：“張藝謀在《一個和八個》里就歌頌土匪抗日，這個本子又是寫土匪加妓女，色情加暴力。”在劇本還沒被上面通過的情況下，吳天明暗地批准我們先種下百十畝高粱，沒點膽識辦得到嗎？
★關於理想：“心比天高”
我在工廠時，最大的理想是當一名攝影幹事。能進電影學院攝影系讀書，對我來講簡直是一步登天。爾後又做演員，當導演，這是我過去想也不敢想的事。這種機會，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我是幸運者。
記得拍《黃土地》的時候，有一回我們坐在黃土高原上等天氣。瞅著頭上那片藍天，凱歌說：“藝謀，在咱們82屆153個同學中，有一點屬你最強烈———心比天高。”我這個人內心和外表反差很大，外表很隨和，但內心卻極不安分，有一種潛在的咄咄逼人的氣勢。說心裡話，我從來沒有由衷地拜倒在過什麼人的腳下。即使是世界級大師，也沒有真正服氣過。對於幹得比我強的人，我從沒有嫉妒心理，但在由衷地讚佩之後，心裡總鉚著一股勁兒，一定要拚命超過你。我的心太高太大，也許我會因此而累死，但這種心勁兒是無法改變的。我想試一下，如果一個人殫精竭慮地去做一件事，究竟能做到什麼程度。
選角經過
★鞏俐對史可，還是鞏俐合適
楊鳳良導演當時在《紅高粱》劇組任副導演，他披露了當時尋找演員的過程：“當年鞏俐還在中戲表演系讀二年級，也就22歲。‘我奶奶’這個角色很關鍵，尋找的過程也比較費腦筋，找了幾個人選，史可也是候選人。正準備回去的時候，北影導演李文化的女兒、當時也正在中戲導演系讀書的李彤說：鞏俐演這個角色肯定合適。和鞏俐見面談了不到10分鐘，她當時看上去很瘦，但是很有一種獨特的味道。分別給鞏俐和史可造型，發現感覺不太一樣，後來又拍了她們兩段小品，還是覺得鞏俐更合適。”張藝謀曾談到他第一次與鞏俐見面時的情形：“第一印象是清秀、聰明。當時她穿著一件寬大的衣服試鏡，與我想像中的女主角對不上號，經過進一步接觸，發現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純，不是那種看起來很潑辣的樣子。外表不張揚、誇張，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傳達出來。”楊鳳良稱：“《紅高粱》劇組選演員實際上出發點特別簡單，沒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也沒有所謂的炒作，就是想找長得像的人物。選擇姜文也是如此，那時他已經演過謝晉導演的《芙蓉鎮》了，可以算是很有經驗的演員，我們知道他演過，有意不去看《芙蓉鎮》，如果看過他演的秦書田，或許就不會選他演《紅高粱》中的‘我爺爺’。當時的想法極其簡單，想怎么乾就怎么乾，沒有顧忌，乾淨得一塌糊塗，包括那時人的心境也是如此，現在再也找不回來了。”
參賽幕後
《紅高粱》★《孩子王》出，《紅高粱》入
中國與柏林電影節的緣分，起於1981年，那年上影廠的《燕歸來》有幸代表中國入圍參賽。在1988年之前，中國影片《鄉情》、《血，總是熱的》、《山葉魚檔》、《陌生的朋友》等片也曾參加柏林電影節，當時評審與電影節觀眾普遍認為：中國電影政治色彩重。
現任新畫面影業公司總經理的余玉熙女士，是柏林電影節授權的首位中國選片人，1980年被公派到德國歌德學院進修，在柏林結識了柏林電影節的前主席哈德爾先生，余女士透露，哈德爾主席對當時尚未完全開放的中國的熱愛也是對中國電影的信任，然而這種等待一直到1988年才得以真正實現。余女士介紹，1987年底電影局已經確定《孩子王》參賽柏林，哈德爾主席非常欣賞這部影片，但後來陳凱歌自己主動放棄去柏林電影節，選擇送到坎城參賽。“對於這個事情，哈德爾主席對我頗有責難。”余玉熙介紹了《紅高粱》參加柏林電影節的經過：“當時已經進入12月，柏林電影節的報名工作其實到11月底就截止了，我們向全國各電影廠緊急求援，西影廠的楊鳳良導演向我推薦了張藝謀剛剛完成的《紅高粱》。當時我還不認識張藝謀，就讓他趕緊給我寄報名資料及照片。時間已經相當緊張，那時《紅高粱》還沒有在國內公映。我們很快準備了拷貝送到柏林，聖誕節假期後主席看到了片子，他特別喜歡，激動地說：”這正是柏林電影節要的片子！‘“1988年，張藝謀到柏林參賽，同去柏林的還有黃健中導演和他的片子《一個生者對死者的訪問》，他們都是第一次出國。結果那年《紅高粱》轟動柏林，讓世界看到了以前從沒有看到過的中國電影。
《紅高粱》莫言口述：改編故事
★我曾懷疑張藝謀看走了眼
改編我的作品愛怎么改怎么改，我對張藝謀沒有任何要求，我說我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要忠於原著，改編莫言的作品愛怎么改怎么改。
你要“我爺爺”、“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實驗核子彈也與我無關。非但無關，我還要歡呼你的好勇氣。拍好了是你張藝謀的光榮，拍砸了也不是我的恥辱。
當時國家有規定，小說的電影改編費是800元錢。我一開頭不想參加改編，但張藝謀希望我參加編劇，因為牽扯到一些民俗啊之類的東西。編劇是三個人，一個是陳劍雨，一個是朱偉，還有就是我。稿子是當時任福建電影製片廠廠長的陳劍雨執筆的。
1987年，我在高密，張藝謀把他的定稿拿給我看，定稿跟我們原來的劇本完全不是一碼事了。張藝謀實際上作了大量的精簡。我當時看了覺得很驚訝。這點兒東西，幾十個場景、幾十個細節就能拍成電影？後來，我明白了，電影不需要太多的東西。比如“顛轎”一場戲，劇本里幾句話，在電影裡，就“顛”了5分鐘。
★張藝謀發電報：救救高粱
1987年6、7月間，張藝謀給我發來一封電報，希望我能回高密幫他們找找縣裡的領導，獲取幫助，說是高粱長勢不行。說實話，當初他們把外景地選在高密，我就持反對態度。
一是，高密東北鄉現在已經變化很大，我所描寫的高粱地是我爺爺他們年輕時存在過的，我根本沒見過。那如火如荼的紅高粱是我的神話、我的夢境。他們非要去高密東北鄉拍紅高粱，拍什麼？當然可以種。第二，我在小說中早就寫過：高密東北鄉是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地方。這些年，隨著商品經濟勢不可擋地侵入農村經濟生活，原先那種淳樸敦厚、講義氣、講豪氣的祖先風度都如用舊了的銅錢，去了輝煌的古銅色，添了斑斑點點的綠銹。
一切都要錢，你們有多少錢？但張藝謀堅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個副導演楊鳳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簽了契約，種了兩塊高粱。
我接到張藝謀的電報就回去了，到了孫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幾拃。葉子都打著卷，葉子莖上密布著一層蚜蟲，連蚜蟲都曬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見到了張藝謀，他說他們找到了縣委負責同志，批了5噸化肥。縣裡領導還把種了高粱的鄉領導召到縣委開了會，要他們把管理高粱的事當成“政治任務”。我被縣委領導的開明之舉感動了。
★曾經懷疑片子會砸在鞏俐手上
《紅高粱》說實話，我一開始對鞏俐的印象一般。她當時在高密縣招待所的大院裡挑著木桶來迴轉圈，身上穿著不倫不類的服裝，臉上凝著憂慮重重的表情。
我感覺離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鮮艷奪目、水分充足的帶刺玫瑰，而那時的鞏俐更像不諳世事的女學生，我懷疑張藝謀看走了眼，擔心這部戲將砸在她手裡。事實證明，我的判斷錯了。
這個電影拍出來後，我看樣片，確實感到一種震撼，它完全給人一種嶄新的視覺形象。應該說，在視覺上、色彩運用上，營造出這么強烈氛圍的，《紅高粱》是新中國電影第一部。
電影的影響確實比小說大得多，小說寫完後，除了文學圈也沒有什麼人知道。
但當1988年春節過後，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馬路上還能聽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電影確實是了不得。遇到張藝謀這樣的導演我很幸運。
幕後花絮
影片根據莫言同名中篇小說改編，由著名導演張藝謀執導，中國第一部走出國門並榮獲國際A級電影節大獎的影片。影片公映後，產生了空前的影響力，在當時一張電影票價幾毛錢的情況下，該片票價居然炒到5-10元。影片並未照搬小說的意識流結構，而是將故事改為直線敘述，導演、攝影精心復現了小說構造的色彩世界，使畫面非常具有視覺衝擊力，以如陽光般眩目、熱情似火的紅色震驚了影壇。
精彩對白
你個娘們，脫了褲子和我風流快活，穿上褲子你就不認帳了？？
獲獎情況
1988年獲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大獎
1988年第5屆辛巴威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故事片真實新穎獎
1988年第35屆悉尼國際電影節電影評論獎
1988年摩洛哥第一屆馬拉什國際電影電視節導演大阿特拉斯金獎
1988年第八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
1988年第十一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
1989年第16屆布魯塞爾國際電影節廣播電台聽眾評審會最佳影片獎
1989年法國第五屆蒙彼利埃國際電影節銀熊貓獎
1989年第八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十大華語片之一
1990年民主德國電影家協會年度獎提名獎
1990年古巴年度發行電影評獎十部最佳故事片之一
其它作品
影片《活著》是張藝謀根據著名作家余華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該片對於人物的刻畫深刻而細緻，通過一個小人物的辛酸遭遇反映了整個社會的歷史風貌，其間對平凡的生活悲劇發出了拷問，在普通的人生中體現出了另一種積極。
《一個都不能少》是張藝謀的又一部農村現實題材的作品，影片講述了水泉國小的高老師要回家看望病重的母親，村長從鄰村找到只有10幾歲的女孩魏敏芝給高老師代一個月課。高老師臨走時再三叮囑魏敏芝，一定要把學生看住，一個都不能少。於是魏敏芝整天讓學生抄課文，每天清點人數，誰要把學生弄走就跟誰急，連村長的話也不聽。班上10歲的張慧科因家中欠債無力償還，不得不失學到城裡打工。魏敏芝記住高老師臨行前的叮囑，決心把他找回來。她打聽到張慧科在城裡的住處，單身一人踏上了進城之路，開始了在茫茫人海里的尋找……
影片選用的所有演員均未經過專業的培訓，但卻以其真誠質樸的表演，演繹出了震撼人心的故事。全劇感人肺腑，扣人心弦，激起了觀眾的強烈共鳴。
拍攝於2002年、花費了3000萬美元製作的《英雄》是國內有史以來投資最大的電影，也是張藝謀執導的第一部大製作的商業影片，影片由杜可風攝影，程小東任武術設計，黑澤明電影的服裝師、來自日本的和田惠美擔任服裝設計，匯集了李連杰、梁朝偉、張曼玉、章子怡、甄子丹、陳道明等大牌明星，陣容之強大在國內無人可及。
《英雄》在上映10多天內即刷新了中國國產片的各項記錄，並最終以超過2億人民幣的票房創下了國產影片的最高記錄。在美國第60屆金球獎中，《英雄》還獲得了“最佳外語片”的提名。
在影片中，張藝謀以自己獨特的角度給了“英雄”以新的定義，在他看來，英雄並非是雄姿勃發、陽剛慘烈的形象，而是那個承擔得最多的人，用他的話說：“英雄就是胸懷天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