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史
電影一出現就顯示了它的紀錄功能。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影片是紀錄片。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道14號大咖啡館的印度廳內正式公映的由L.盧米埃爾攝製的《工廠的大門》、《火車到站》、《嬰兒的午餐》等12部實驗性的影片,都是紀錄真實生活景象的。從19世紀的最後幾年起,電影開始用於新聞題材的報導;俄國的沙皇加冕、英國的英王親臨奧林匹克開幕式、西班牙的鬥牛、澳大利亞的競走等新聞事件,都搬上了銀幕,成為初期紀錄電影的主要題材。
1923年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納努克》的公映,標誌著紀錄電影在藝術創作上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部影片紀錄了一個愛斯基摩人和他的家庭在冰凍的北方為謀求生存的一天的鬥爭生活。與觀眾見面的影片是第二次拍攝的。1913年弗拉哈迪隨一個探險隊到加拿大北方去探礦。他用攝影機客觀地紀錄了居住在那裡的愛斯基摩人的生活。這一次所拍的3萬英尺底片後來全部在火災中燒毀了。後來他按照自己的創作意圖再去進行拍攝。這次他吸收了當地的一些愛斯基摩人參加拍攝工作。有些鏡頭是用故事片的方法拍攝的。如愛斯基摩人居住的冰房子是根據拍電影的需要建造的、獵取海豹的活動也是組織拍攝的,但影片反映的人物和生活場景都是真實的。由於這部具有藝術感染力的紀錄像片,弗拉哈迪被稱作為“紀錄電影之父”。
蘇聯十月革命後,列寧十分重視新聞片和紀錄片的宣傳鼓勵和新聞傳播的作用。由維爾托夫主編的系列影片《電影真理報》廣泛發行。影片的素材是由攝影師分別在戰爭前線和後方各地拍攝的,然後由導演集中起來,進行編輯,加上字幕,成為新聞主題。有些新聞主題以後又根據新的構思彙編成篇幅較長的紀錄像片,如《國內戰爭》、《前進吧,蘇維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等。攝影師們把攝影機的鏡頭看作電影的“眼睛”,認為“電影的眼睛”比人眼更完善,更具有分析力。被稱作“電影眼睛派”的這些紀錄電影藝術家認為:為了達到現實意義的效果,蒐集到的現實的片斷,必須有真實的基礎。他們經常帶著攝影機到市場、工廠、學校、小酒館或是街道上,遇到合適的素材就拍下來。事先也不徵得被拍者的同意,也不要求被拍者的表演,找一個可以隱蔽攝影機的地方,就進行拍攝。然後再經過剪輯,把混亂的視覺現象變得條理分明。
1920~1930年代,美國電影進入全盛時期,好萊塢在攝影棚里製造出來的脫離現實的夢幻似的電影風靡一時,為了抵制這種影響,在英國出現了以約翰·格里爾遜為代表的紀錄電影運動。他們極力擺脫電影商業化的影響,強調電影的社會意義。不迴避不掩飾廣泛社會生活中的矛盾和問題,面對現實,積極發揮紀錄電影直接反映生活的潛力。在藝術上通過畫面造型以及音樂、解說的配合,實現對於美和詩意的追求。這個時期出現了一批傑出的紀錄電影藝術家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約翰·格里爾遜的《飄網漁船》,P.羅沙的《交接點》、《船塢》、H.E.安斯戴與A.艾爾頓的《住房問題》,W.魯特曼的《柏林──大城市交響樂》,伊文思的《博里納日》,B.瑞特的《錫蘭之歌》等。他們不掩飾這些作品是為了宣傳。約翰·格里爾遜公開宣稱:“我把電影院看成一個講壇,並以一個宣傳家的身份來利用它。”
荷蘭的伊文思深入比利時的礦區去拍攝支持工人運動的影片,到蘇聯去拍攝該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他和許多電影工作者一起,拿參加了戰鬥。起初伊文思到達了西班牙戰爭前線,在那裡拍攝了《西班牙的土地》;以後又到了中國,在抗戰中拍攝了《四萬萬人民》。
在這個時期,女導演里芬施塔爾1934年在希特勒直接指使下,拍攝了反映在紐倫堡舉行的納粹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片名為《意志的勝利》,這部影片把法西斯的上台當作德國復興的形像加以宣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