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毛澤東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爭取時局好轉
(一九四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原局、東南局、北方局、山東分局、南方局、南委[1]、八路軍新四軍各首長:
(一)蔣介石派遣李仙洲、湯恩伯、李品仙[2]向華中、山東我軍進攻的決心已經下了，湯、李各部正在東進，我黨我軍有舉行自衛戰鬥以打破這一進攻、爭取時局好轉的任務。
(二)除令江南部隊迅即北移，並從華北派遣一部加強華中兵力外，所有華中及山東的黨與軍隊必須緊急動員起來，為堅持抗日根據地打破頑固派進攻而奮鬥。
(三)軍事指揮，在總指揮葉挺未到江北以前，統一於副總指揮陳毅、政治委員劉少奇的指揮之下；葉挺到江北後，統一於葉挺、陳毅、劉少奇的指揮之下，各部須完全服從他們的命令，不得違誤。[3]
(四)山東分局劃歸中原局管轄，中原局統一領導山東與華中。
(五)全國各地(華北、華中、西北、西南、東南)對於國民黨這一進攻及其在全國的高壓政策，必須堅決反對之。必須指出國民黨這一行動的危險性，在於日益削弱抗戰力量，非但不利於共產黨，更加不利於國民黨，不利於全國人民，只有利於敵人與親日派，如不被阻止，勢必發展為全國的內戰。估計到反共軍的士兵是不願意的，多數幹部是被迫的，也有許多高級將領是動搖的，因此我們對於反共軍不但要注意打擊，而且要注意爭取，注意統一戰線工作，注意靈活地運用策略。
(六)估計到反共軍進攻的口號可能是到敵後抗日，並不提出打八路軍新四軍，因此我軍在其進攻開始時的對策還是一來即打，還是先禮後兵，是值得考慮的。關於這一點，屆時中央當有指示，你們可提出意見。
(七)估計到華中的鬥爭是長期鬥爭，不是短時間可以解決的，因此反磨擦鬥爭必須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擴大鞏固軍隊密切聯繫起來。在此鬥爭中，逐漸削弱反共軍的力量，逐漸壯大與鍛鍊我們的力量，而最後擊破反共軍。因此我們必須緊張地對付這一局面，但又必須作長期耐性的計畫，不要過於急躁，不要企圖在短期內取得全部勝利。
(八)估計到國際國內各種條件，國民黨的反共進攻及高壓政策是要失敗的，必無前途的，因此全黨全軍必須提高勝利信心，不要為國民黨的進攻與高壓所嚇倒，必須克服可能的悲觀情緒。
(九)目前中原局的任務是積極進行粉碎這一進攻的布置與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務，則是利用各種矛盾，動搖蔣介石及國民黨的決心。蔣及國民黨雖然其勢洶洶地舉行進攻，實則他們很怕內戰，很怕根本破裂國共合作，故其決心仍有動搖之可能。
(十)對於蔣及國民黨急於要求我們表示最後態度，答覆蔣之命令[4]，中央決定報之以冷靜與不理，自朱、彭、葉、項佳電[5]發出後，不論其如何謾罵與進攻，黨中央及朱、彭、葉、項暫時都不去理他，待其鬧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後出來發言，表示我們的態度。這與各下級及地方黨應該隨時表示態度有區別，然而正是目前對付國民黨的好方法。因為蔣介石要急，我們就並不急了。
中央書記處
世
注釋
毛澤東[1]南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
[2]李仙洲（一八九四――一九八八），山東齊河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九十二軍軍長。湯恩伯，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
[3]這裡所說的葉挺、陳毅、劉少奇的職務是指他們在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的任職。這個總指揮部是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統一華中新四軍、八路軍部隊指揮的指示，於一九四○年十一月中旬成立的。
[4]指蔣介石一九四○年十二月九日電令：限長江以南的新四軍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
[5]佳電，指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於一九四○年十一月九日復何應欽、白崇禧的電報。見本卷第310－314頁。
準備對付最黑暗的局面
毛澤東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長的名義，向朱德、彭德懷、葉挺發出皓電，誣衊八路軍、新四軍“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不遵編制數量自由擴充”，“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不打敵人專事併吞友軍”等，強令八路軍、新四軍限於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項所規定的作戰地境內，即全部撤至黃河以北。
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臨時會議，討論目前形勢問題。會議認為，時局有由小風波轉到大風波的可能，如果美國進占新加坡，日軍退出武漢，造成國共分裂，而蘇聯對中國又沒有援助，這將是中國最黑暗的局面。黨的工作布置應放在準備整個東方大黑暗的基點上。
毛澤東收到周恩來10月24日來電，25日即轉發彭德懷、劉少奇、項英。周恩來來電說：目前國民黨方面的種種情況，“均證明反共高潮是在著著上升，何、白十九日電是表示了國方決心”。“如果國際形勢更利於英美派，局部‘剿共’會進入全面反共”。
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對形勢的分析，他一方面轉發周恩來的電報，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見。25日，毛澤東在復周恩來的電報中指出：國民黨英美派“現在仍是動搖於英美路線與貝當路線之間，他們仍不敢過於得罪蘇聯，全面反共的決心也不容易下”。“但我們應估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並把這種情況當作一切布置的出發點”。目前，我們的對策是穩健地對付國民黨的進攻，軍事上採取防衛立場，政治上強調團結抗日，在國民黨區域的黨實行全部地完全地退卻下來，各根據地實行完全的自給自足，再支持一年，世界形勢就大變了，目前是準備待機時期。同一天，毛澤東言猶未盡，為準備對付最黑暗的局面，再電周恩來，指出：國民黨現在發動的反蘇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棄獨立戰爭參加英美同盟的準備步驟，一方面向日本示意，願意擔負替日本鎮壓中國民族革命的責任，以求交換日本對國民黨的讓步，同時又以加入英美同盟嚇日本，以求日本的讓步。故何應欽等反共活動特別起勁，日本正在拉蔣介石、何應欽。我們要準備蔣介石做貝當，準備他宣布我為反革命而發動全面反共，準備對付最黑暗局面。
10月29日，毛澤東收到周恩來當日發來的關於對付國民黨新高壓政策的意見的電報，立即轉發彭德懷、劉少奇、項英、陳毅。周恩來來電說：“國民黨目前是從局部討伐入手。一月滿期後，擬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及八路軍、新四軍的各地辦事處，然後實行局部討伐，亦即東討北鎖的高壓政策。”
同一天，關於目前時局問題，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項英，指出：一個月來英美與德日意在中國的鬥爭是異常激烈的。“英國的開放滇緬路；美國的借款，尤其是撤僑，都向中國表示英美的反日決心，要求中國不跑德、意、日路線，而英、美兩使坐鎮重慶，緊緊拉住蔣介石不讓跑掉”。“運城鄂北兩飛機場的停開，阿部的回國，南寧的撤兵，海通社在重慶正式開設，則是表示日本讓步和德國勸和的開端”。“蔣介石現在是待價而沽，一方面準備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準備加入德意日同盟”。“目前是蔣介石最得志的時候”。“在七八月間蔣介石確曾準備於重慶失守時遷都天水，準備親蘇、和共與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動搖，至十月乃大變，這是德意日同盟與英美對日積極化的結果”。但無論哪一種局面，國共間的嚴重鬥爭是不可免的，蔣介石驅逐新四軍八路軍於老黃河以北而封鎖之，這一計畫是下了決心的。
11月1日，毛澤東對這份電報作了一些修改，發給八路軍新四軍的有關負責人。毛澤東的修改指出：“我們一方面要堅持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一方面要打破蔣介石的進攻，這就是我們所處的嚴重局面。如何有步驟有計畫有秩序的衝破這一嚴重局面，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40年）
1月，為了駁斥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叫囂，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在這之前，他還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重要理論著作。這些著作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基本規律；說明中國革命必須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兩者要銜接起來；批判了混淆兩個革命階段任務的“畢其功於一役”的觀點和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謬論；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質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規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總結了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是三個戰勝敵人的主要法寶，進一步闡明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這些著作表明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和相應的一整套具體政策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系，標誌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1月28日，中共中央電示項英、山東分局、一一五師等，指出只有廣泛發展革命武裝力量以與全國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和反共，才能鞏固統一戰線，爭取時局好轉，而現時能夠發展武裝的地區，主要的只有山東和華中，集中一切力量為發展武裝和建立根據地而鬥爭，乃是你們最主要的任務。
2月10日，中共中央軍委依據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春對陝甘寧邊區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動手，生產自給”的方針，向全軍發出指示，要求各部隊依不同情況開展生產運動，做到一面戰鬥，一面生產，一面學習。
2月23日，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在蒙江縣(今吉林省靖宇縣)境內戰鬥中壯烈犧牲。日軍為穩定東北這塊侵略基地，對抗聯進行瘋狂的“討伐”，加緊實施“治安肅正”計畫，使已經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的東北抗日聯軍處理更為困難，但他們仍英勇地堅持分散了游擊戰爭。
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指出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是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指示規定，在政權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應各占三分之一，實行“三三制”。這種規定是為了保證共產黨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同時廣泛地團結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民眾和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進一步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以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
3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報告總結抗戰以來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針對當時黨內出現的“左”的傾向，全面論述共產黨必須堅持對國民黨實行又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深刻地闡明“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方針和在同頑固派的鬥爭中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4月和7月，根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動員各民族團結抗日的方針，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先後擬定《關於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和《關於抗戰中蒙古民族問題提綱》，並經中央書記處批准。這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少數民族工作的指導檔案。抗戰以來，各地黨組織認真貫徹執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團結抗日的民族政策，動員和組織各族人民積極參加抗日鬥爭，發展了大量少數民族的抗日武裝。共產黨員馬本齋領導的冀中回民支隊，戰功卓著。蒙古族、回族、滿族、朝鮮族、壯族、黎族、苗族、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鬥爭中，都作出了貢獻。
5月4日，中共中央向東南局發出《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指示。指出：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要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應不受國民黨的限制，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和根據地；在國民黨頑固派堅持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並以此作為投降準備的時候，我們應強調斗爭；只有堅持在對頑固派的鬥爭中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才能鞏固和擴大進步勢力，爭取中間派，應付突然事變，達到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的目的。
5月下旬，為支援華中，八路軍第二縱隊主力三四四旅和新編第二旅等部，由冀魯豫邊區南下進入豫皖蘇邊區與在這個地區活動的新四軍會合，並組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原在平西建立的第四縱隊番號已取消)和第五縱隊。第四縱隊由彭雪楓任司令員、劉子久任政治委員，堅持豫皖蘇邊區鬥爭。第五縱隊由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執行東進任務，與中共地方黨組織共同開闢蘇北淮海區抗日根據地。
5月31日，陳嘉庚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到延安，慰勞陝甘寧邊區抗戰軍民。7月，陳嘉庚在重慶作了“西北之觀感”的演講，講述陝甘寧邊區人民積極抗日，實現民主化的情況。早在1938年10月，陳嘉庚在新加坡發起成立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他被選為總會理事。“南僑總會”積極進行籌款、宣傳抵制日貨及動員華僑司機和技術工人回國服務，開展華僑的抗日愛國運動。陳嘉庚等人歸國視察回新加坡後，領導“南僑總會”堅持民主和抗戰，反對投降和獨裁，進一步推動南洋抗日愛國運動的發展。
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戰3周年紀念對時局的宣言》，再次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克服投降危險和戰勝困難而鬥爭。3年來，由於中國共產黨放手發動民眾，開展廣泛的抗日游擊戰爭，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發展。在敵後開闢了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和華南解放區，擁有9000多萬人口(包括兩面負擔的游擊區)。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50萬人，抗擊了在華日軍的半數。共產黨員由4萬人發展到80萬人。
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軍在華北發動有105個團參加的“百團大戰”。這次戰役大小戰鬥1820餘次，斃傷日偽軍2.58萬餘人，俘虜大批偽軍和日軍，破壞兒路940多里，公路3000多里，車站、橋樑、隧洞260多處，摧毀了大量敵堡和據點，嚴重地破壞了正太鐵路和井陘煤礦。八路軍傷亡1.7萬多人，尤以第二階段的幾次攻堅戰損失較大。這次戰役給敵偽以很大打擊，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軍隊的威望，對堅持抗戰、遏制妥協投降暗流、爭取時局好轉，起了積極作用。百團大戰後，日本帝國主義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並對解放區實行“更大規模的報復作戰”。
10月初，國民黨軍韓德勤部向蘇中黃橋新四軍陳毅部進攻。新四軍執行正確的統一戰線方針，聯絡友軍和開明紳士，堅持自衛原則，予來犯者以迎頭痛擊，殲滅韓部頑軍11000餘人，取得黃橋戰役的勝利。10月10日，新四軍陳毅所部與南下的八路軍第五縱隊在東台白駒鎮會師，完成了向北發展，開闢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
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懷、葉挺發出代電(即“皓電”)，大肆造謠誣衊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並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於1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11月9日，朱、彭、葉、項電復何、白(即“佳電”)，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的荒謬命令和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的誣衊，同時表示，為了顧全團結戰的大局，可以將皖南新四軍移至長江以北。12月8日，何、白再次發出復朱、彭、葉、項代電(即“齊電”)，進一步作反共的輿論動員。
1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論政策》的黨內指示。指示針對當時黨記憶體在的過左傾向，強調指出：“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決不會變更的”。指示批判了抗戰以來黨內的右傾和“左”傾思想。指出，現在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指示進一步闡述了統一戰線的策略原則，特別指出對頑固勢力和各個帝國主義都要進行具體分析，加以區別，在區別的基礎上建立我們的政策。並重申“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根據這些原則，指示全面說明了黨關於政權組織、勞動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鋤奸政策、人民權利、經濟政策、文化教育、軍事政策等各項具體政策。
百團大戰
百團大戰１９４０年夏秋，日本帝國主義乘德國法西斯軍隊在西歐和北歐迅猛推進、美國的戰備尚未完成、英國又無力東顧之機，積極準備實行“南進”政策，攫取英、美、法、荷等國在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因而，在中國戰場加緊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活動，同時以主要力量繼續進攻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在華北加緊推行１９４０年度“肅正建設計畫”和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企圖摧毀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鞏固其占領區，使中國成為其“南進”的後方基地。
為粉碎日本侵略者的“囚籠政策”，爭取華北戰局更有利的發展，並影響全國的抗戰局勢，克服國民黨妥協投降的危險，八路軍總部決心向華北日軍占領的交通線和據點，發動大規模進攻戰役。
在華北交通線中，正太鐵路占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橫越太行山，是連線平漢、同蒲兩鐵路的紐帶，是日軍在華北的重要戰略運輸線之一。八路軍的進攻戰役首先在正太鐵路發起，因此開始稱為正太戰役。
７月２２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副參謀長左權下達《戰役預備命令》，規定以不少於２２個團的兵力，大舉破擊正太鐵路。同時要求對同蒲、平漢、津浦、北寧、德石等鐵路以及華北一些主要公路線，也部署適當兵力展開廣泛的破擊，以配合正太鐵路的破擊戰。８月８日，朱德、彭德懷、左權下達《戰役行動命令》，規定：晉察冀軍區破擊正太鐵路石家莊至陽泉（不含）段；第１２９師破擊正太鐵路陽泉（含）至榆次段；第１２０師破擊忻縣以北的同蒲鐵路和汾（陽）離（石）公路，並以重兵置於陽曲南北地區，阻擊日軍向正太鐵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擊交通線的同時，相機收復日軍占領的一些據點。在這些地區和交通線上，駐有日軍３個師團全部、２個師團的各２個聯隊、５個獨立混成旅團全部、４個獨立混成旅團的各２個大隊、１個騎兵旅團的２個大隊，共２０余萬人，另有飛機１５０架和偽軍約１５萬人。
按八路軍總部原來規定，參戰兵力不少於２２個團。但戰役發起後，由於八路軍廣大指戰員和抗日根據地民眾痛恨日軍的“囚籠政策”，參加破擊戰的積極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計晉察冀軍區３９個團、第１２９師（含決死隊第１、第３縱隊等）４６個團、第１２０師（含決死隊第２、第４縱隊等）２０個團，共１０５個團２０余萬人，還有許多地方游擊隊和民兵參加作戰。
當彭德懷、左權在八路軍總部作戰室聽取戰役情況匯報、得知實際參戰兵力達到１０５個團時，左權興奮地說：“好！這是百團大戰。”彭德懷說：“不管一百多少個團，乾脆就把這次戰役叫做百團大戰好了！”
由此，正太戰役就發展成為百團大戰。
戰役第一階段
（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是交通破擊戰，重點摧毀正太鐵路。晉察冀軍區部隊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榮臻指揮下，向正太鐵路東段日軍展開攻擊，攻克晉冀交界的要隘娘子關，井陘煤礦被破壞，迫使其停產達半年之久。第129師在師長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指揮下，對正太鐵路西段日軍展開攻擊，同時對平遼、榆遼公路進行破擊。第120師在師長賀龍、政治委員關向應指揮下，對同蒲鐵路北段和鐵路以西一些主要公路進行破擊。同時，晉察冀軍區和第129師部隊在游擊隊和民兵的配合下，對平漢、平綏、北寧、同蒲南段、白晉、津浦、德石等鐵路線和一些主要公路，進行了廣泛的破擊戰。各部對路軌、車站、橋樑、隧道、通信設施實施全面破擊，使日軍在華北的主要交通線陷入癱瘓。
戰役第二階段
（9月20日至10月5日）：是擴大第一階段戰果，重點攻占交通線兩側和深入根據地內的日軍據點。晉察冀軍區部隊發起淶（源）靈（丘）戰役，殲日偽軍1000餘人。第１２９師發起榆（社）遼（縣）戰役，殲日軍近1000人。第120師對同蒲鐵路北段進行了新的破擊，再度切斷了該線交通。晉察冀軍區所屬冀中軍區部隊發起任（丘）河（間）大（城）肅（寧）戰役，殲日偽軍1500餘人。第二階段作戰，八路軍攻克日偽軍據點多處，平毀了部分封鎖溝、牆，打擊了偽政權組織，進一步擴大了抗日根據地。
戰役第三階段
（10月6日至翌年1月下旬）：中心任務是反擊日軍大規模報復“掃蕩”。從10月初起，日軍調集重兵實施“反擊作戰”，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殘酷“掃蕩”。將重點置於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總部等領導機關所在的太行抗日根據地。爾後又相繼對太岳、平西、北嶽、晉西北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日軍所到之處，實行“三光政策”，燒殺搶掠，無所不用其極，使抗日根據地遭受重大摧殘。
歷時4個多月的百團大戰，八路軍在地方武裝和廣大人民民眾的緊密配合下，共作戰1824次，斃傷日軍2萬餘人、偽軍5000餘人，俘日軍280餘人、偽軍1.8萬餘人，拔除據點2900多個，破壞鐵路470餘公里、公路1500餘公里，繳獲各種炮50餘門、各種槍5800餘支（挺）。八路軍也付出了傷亡1.7萬餘人的代價。日軍在遭受打擊後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並從華中正面戰場抽調2個師團加強華北方面軍，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更大規模的報復作戰。
百團大戰，是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帶戰略性的進攻戰役。在這次戰役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北敵後抗日軍民，齊心協力，前仆後繼，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百團大戰對堅持抗戰、遏制當時國民黨妥協投降暗流、爭取時局好轉起了積極作用，進一步鼓舞了全國人民奪取抗戰勝利的信心，用事實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誣衊，蔣介石也給朱德、彭德懷發來賀電：“貴部窺此良機，斷然出擊，予敵甚大打擊，特電嘉獎。”
百團大戰，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蔣介石發出“皓電”，限令黃河以南新四軍於一個月內撤到黃河以北，同時密令其數十萬軍隊準備進攻華中新四軍，從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揭露蔣介石罪惡陰謀的同時，為顧全大局，決定將皖南的新四軍撤到長江以北，並連電東南局和軍分會書記項英，乘國民黨軍尚未部署就緒，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襲擊。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項英率新四軍軍部和部隊共９０００餘人北移。６日，當進入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突遭事先埋伏的國民黨軍隊７個師８萬餘人的包圍和襲擊。廣大指戰員經７晝夜浴血奮戰，但終因眾寡懸殊，措施失當，彈盡糧絕，除２０００餘人突出重圍外，一部被俘，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與對方談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在突圍中被叛徒殺害。１７日，蔣介石竟反誣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其番號，並聲稱要將葉挺交軍法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周恩來等根據黨中央指示，向國民黨提出嚴正抗議，並在新華日報上刊登親筆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針對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番號的決定，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０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繼續領導新四軍堅持長江南北敵後抗日鬥爭。
１月２２日，毛澤東發表談話，指出皖南事變是國民黨醞釀已久的全國性反共突然事變的開端，揭露蔣日勾結，蓄謀滅共和打擊人民軍隊的罪行，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鬥爭，並提出了取消１月１７日的反動命令、懲辦皖南事變禍首、恢複葉挺自由、交還新四軍全部人槍、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１２條解決皖南事變的根本辦法。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利用一切公開場合和機會，向社會各界和駐重慶的美、英、蘇等國外交、軍事人員與記者等揭露了皖南事變的真相。中國共產黨的正義立場，得到了廣大人民民眾、各民主黨派、海外華僑及國際輿論的廣泛同情和支持。經過共產黨的堅決鬥爭，終於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