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孩子更強大而教書》

《為孩子更強大而教書》

《為孩子更強大而教書》作者梅耶爾的成功不是建立在考試分數上,而是建立在學生進入大學後和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的大量事實證據之上。梅耶爾堅信,在教師、家長和學生中營造淚互信任的氛圍,給予教師更大的自主權,再加上對學生的嚴格要求,就一定能取得成效。

基本信息

編輯推薦

為孩子更強大而教書》作者梅耶爾,一位被美國教育界稱為教育改革“旗幟”的傳奇教師;
在全紐約市成績最差的學區,她創辦了一個個美國最成功的“模範校”;
在紐約高中生輟學率曾高達40%的背景下,她的學校實現790%的大學升學率;
她的著作被全美教育工作者爭櫃傳閱,她的“另類”教風波美國教育主流紛紛效仿。

內容簡介

他開創了新的教學模式,創立了在考試之上的評佔體系,是當前對學生“人”的教育的真實寫照,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梅耶爾認為:新型教師成功應對無法預知的挑戰,必須要完成三項任務:
改變他們對學習的看法,不僅僅是有關教與學的新信息,不是更多的課程,而是學會“學習”的新方法。
養成新的思維習慣以適應新的認知理解。
養成新的工作習慣,這種習慣應該是公共公開的,而非通常個人表演性質的教學。

作者簡介

德博拉·梅耶爾,美國當代名師,是一個具有教育理想主義情懷的教育思想家。在紐約市進行了20多年的小規模辦學實驗,取得巨大成功,並領導了紐約和全國的小規模辦學運動。這些學校被視為全國教育改革的典範,並且是全國性學校組織“要素學校聯盟”的成員。作為一位教育思想家,梅耶爾鼓勵人們在公立教育系統採用各種促進民主與公正的新方法.她還是《國家》、《哈佛教育通訊》、《異見》等期刊的編委,以及“教育聯盟”、“社會責任教育工作者”等多個組織的董事,“全國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北達科他州評估研究小組、民主與教育論壇等組織的創始人之一。
梅耶爾在1987年獲得了具有極高聲望的“麥克阿瑟獎”,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大學在內的多所大學授予了梅耶爾名譽學位。
梅耶爾目前還擔任紐約大學斯坦哈德教育學院的高級學者和副教授,“民主與教育論壇”的董事和顧問,“要素學校聯盟”的董事。

目錄


改變“教和學”的關係
創建高效學習環境的五大原則
思維的力量
美國最成功的學校:“另類”征服主流的教育之路
學校的“思維習慣”
創建一種周到的學校文化
尊重:一個至關重要卻不易堅持的素質
為什麼孩子不想受到良好的教育
活在當下,永遠不要渴望準備好一切

前言

這段時期,所有人都在要求縮小教學範圍,不管是出於最好的還是最壞的理由。而那天晚上,當孩子們聊起母校曾給他們帶來的影響,以及現在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時,很少有人提起傳統的學業。也許大家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他們倒是激動地回憶著在中央公園東區國小和初級中學中曾經參加過的具體活動經歷——課堂表演莎士比亞戲劇、重建古埃及、緊張地準備和演練畢業演示以供外界人士檢查、午餐合唱、每日的廚藝學習、動物實驗、寫詩歌及短篇小說、為六年級畢業生設計並製作椅子、整理工作檔案、無數次博物館之行、公園之旅、參觀特色建築的辦公樓、訪問社區機構,以及在校期間認識並永遠成為他們人際網路中一部分的許多有意思的人等等。和我們自己童年時上學的情況相比,他們能記住更多的生活細節和“朝九晚三”之間發生的事情,而不僅僅是課程而已,這與大部分青少年眼中的中學——運動會、畢業晚會、課後社團活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他們的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們也為自己的成績而感到驕傲,尤其是在服務社區或者更大範圍的領域。他們說著自己關懷別人、信守承諾的事跡,並和許多後來成為教師的人一起開心地交談。

精彩書摘

改變“教和學”的關係
教學幾乎比任何活動(也許除了養育子女)都更依賴於本能的習慣和行為,依賴於根深蒂固的審美和價值觀。當一個孩子問你能不能再吃一塊糖,能不能去衛生間,能不能削鉛筆,能不能移動座位,或者能不能在課間待在屋裡的時候,你的回答總會帶著諸多是非觀念的判斷。修改孩子的作文、點名叫沒舉手的孩子、讚揚孩子的衣服、何時介入孩子們的爭吵、假裝沒聽到孩子相互取笑,這些都傳達出重要的信息,都需要馬上做出相應的決定。
老師每小時內要做出成百上千個這樣的決定,而且不可能在冷靜思考後再做出反應。在課堂中面對學生時,最糟糕的情況就是老師猶豫不決,不能迅速做出正確的反應。醫生對診斷結果不確定,可以從書上找答案或向同事求教,然後決定治療措施。律師和建築師通常也可以有類似的行為,但是老師沒有。
我們覺得自己對教學了如指掌。畢竟,我們成年的時候,接觸過的教學場景比其他任何職業的人都要多。我們對日常工作的本能反應來自於兒時的經驗。父母、老師、孩子來到學校,都很清楚學校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如果別人對我們的期待、我們的自我期待、我們教學和學習習慣如此根深蒂固,還有哪種教育改革能產生出跟我們久已習慣的學校不同的機構呢?這取決於我們是否真正嚴肅地對待徹底改變我們心理預期的必要性,以及我們到底願意堅持多久。
為了實現轉變美國教育所必需的改變,老師們應該同時完成三件艱巨的任務:改變他們對學習的看法,養成新的思維習慣以適應新的認知理解,同時養成新的工作習慣——這種工作習慣應該是公共公開的,而非通常個人表演性質的教學。許多教育流派認為,他們已經在基礎與方法課上實現了“改變觀念”。但是,要想真正明白“百萬”與“十億”之間的差別,我們需要經歷什麼樣的體驗或心理轉變?這種心理轉變,也就是學習過程中的“頓悟”,通常並不是某個權威人士的說教或簡單的演示能夠實現的。即便是這些“頓悟”的時刻——也很難持久,經常在日常習慣的作用下溜走。我們需要的絕不僅僅是有關教與學的新信息,不是更多的課程,而是學會“學習”的新方法。
學校必須成為學會“學習”的實驗室。只有學校被作為思考試驗的場所,我們才能同時對老師和孩子們進行教育(這就是為什麼約翰?杜威在創辦的著名中學被稱為“實驗學校”)。學校必須激發一種學習熱情,不光是孩子們的熱情,還有老師們的熱情。用威斯康辛州里克國小幼稚園老師吉妮·斯蒂爾的話說:“我的工作就是發現激情、開闊視野,以及編織一張趣味和驚奇的大網。”她注意到,很多老師都“缺乏激情”。當眾談論對於教學這項艱難、苛刻卻又有趣的工作的熱愛,有點令人尷尬……但這是我對教學樂此不疲所能給出的最好的解釋……
最好的學習動機就是我們內心的欲望,假設我們都希望觀察出入意料的事情,發現顛覆原有觀念的古怪而有趣的事實,發現新的作者,從某些詞的組合或某種想法的巧妙表達中得到樂趣。很多老師會沉浸在這種探索中,但不一定會將其與自己的職業聯繫起來。然而,即便我們教學過程中缺乏“激情”,學校仍然是啟發這種樂趣、體驗轉變思維的絕妙感覺的絕佳場所,尤其是當我們找到解決新型課堂(有別於我們頭腦中的課堂,或有別於學生和家長們頭腦中的課堂)中的突發情況的時候。
但是根深蒂固的學習習慣很難被打破。學校是受習慣影響最深的機構。這也難怪,除了很多年當學生的直接經驗外,書籍、電影、電視、廣告、遊戲都不斷強化我們的觀念,告訴我們學校“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我們的日常語言和比喻都是建立在學校、教室這類原型上面的,而學校又總是隱含著權威性、填鴨式教學、死記硬背等諸多假設。以往我們正是希望學校將這些“慣例”教給年輕人。
在中央公園東區,我們有時會嘲笑我們的學生(甚至是我們自己的孩子)。他們中的很多人從來沒有上過別的學校,卻仍然以傳統的方式玩“模擬學校”的遊戲:課桌排列整齊,“老師”對“孩子們”大喊大叫!我的孫女薩拉剛剛4歲,就喜歡跟我玩“模擬學校”的遊戲,最喜歡演刻薄的老教師。她對這種學校都有點迫不及待了。
既然請不到已經改變習慣的老師,我們該怎么做呢?我們將來要請的老師,必須具備五種素質:(1)反思自己什麼時候學到了東西,以及(也許更重要)什麼時候沒有學到東西;(2)對他人的包容,欣賞不同的觀點,能夠想像自己的“另一面”;(3)願意(最好是喜歡)與別人合作;(4)渴望與別人分享自己的興趣;(5)做事情的毅力、精力和執著!
這五種素質的要求可能太苛刻了,因此我們必須創建一種學校,能夠培養出這些素質。所以我們說教師培訓的場所應該是學校,而非專門的培訓機構。所以我們很奇怪,為什麼教師培訓機構把教學作為一門附加的課程,希望年輕教師們在下午三點就去大學賺取學分,而不是跟同事們一起工作。如果我們把學校變成教師培訓的場所,就解決了如何培養未來的新型教師的問題。
只有讓所有的學校變成啟發、教育老師的場所,才能改變一個國家的教育。僅僅關注“教師精神”、“工作滿足感”等空洞的概念是遠遠不夠的。這些概念跟“自尊”一樣,不應該是空洞的。我們需要一種以知識提升為基礎的工作滿足感。學校本身必須能夠激發心智,逼著老師們去思考。我們的目標不是要師生們都高興。昂揚的教師精神應該是思想的火花經受最苛刻檢驗時產生的副產品。中央公園東區國中成立的第一年,我們時刻把柴姆。吉諾特教授的一句話作為口號:“我們的工作並不是讓孩子們高興,而是讓他們更強大。”這句話對教師培訓同樣適用。
員工的心不在焉會讓僱主發瘋,但學校里經常會培養出心不在焉的習慣。遇事就找藉口,“我沒辦法”、“按規定應該這樣”的習慣,必須要通過大手術來根除。這個過程會很痛苦,而且不會立竿見影。要想讓每位老師為整個學校負責,就需要他們為自己和同事的教學負責。這當然不是一兩天的工夫。老師們經常交流工作經驗,很容易聽到別的老師講課,有時間制定共同的成績評判標準——這樣的學校才能夠讓學生和老師們養成新的習慣。老師們需要經常跟相關的專業人士進行交流,這也正是專業人士的一個標誌。他們必須有機會就自己的工作著書立說,參加會議,閱讀專業雜誌,討論具體教學事物之外的話題。必須將成功和失敗的經驗結合起來,重點是探索哪些因素對孩子的學習有影響。即便在中央公園東區,採取這些措施多年以後,許多新來的老師也要好幾年才能學會放棄找藉口的習慣。當被問到為什麼不知道影響整個世界和學生生活的重大社會或科學事件時,他們會藉口說必須要“完成”規定課程,好像中央公園東區國中很在乎這一點似的。我們都太習慣於“完成”這個說法了,以至於這個概念被摒棄後還掛在嘴邊;我們不能接受課程結束時有問題“沒能回答”,害怕學生沒有了解“真相”。“教學就是講解”的觀念很難摒棄。雖然我們現在鼓勵學生主動提問、幫助他們自己提出並解決問題、提出不同方案,追求結果的欲望還是會讓我們喪失理智。如果他們得出事實或道德上錯誤的結論呢?我們會很苦惱,我們會覺得上次課得出的結論是這節課的重要組成部分。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五個起因”變得比了解歷史事件更重要,正確表述運動定律比證明這個定律更重要,反對污染比認識到防污工作的複雜性更重要。我們一停止說話就會擔心,因為我們試圖改變,但一開口說話的時候也會擔心!生長於傳統教學風格的老師遇到的問題最多。他們現在也注意到了那些不認真聽講的學生;過去,只要讓他們高興就行了。不善於控制課堂的老師必須好好思考一下,如果把主動權交給學生,自己要做到有條不紊。
制定明確的目標現在日益重要了,同時簡單的管理問題也更顯重要。中央公園東區國中創建初期,我們曾聘請兒童專家瑪雅?阿佩爾曼,幫助老師們合理組織課堂,制定課堂規則。既然現在不再每天坐在固定的座位,而是分成各個小組,學生們應該把作業、書本、鉛筆放在哪兒?如果鉛筆斷了或紙用完了怎么辦?可以在課堂上發出多大的聲響?如果每個人使用不同的課本、進度不一、交的作業不一樣,老師怎么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怎樣才能同時做到這一切呢?
很多老師會想,現在剛好可以放鬆一下、順勢而為了;但奇怪的是,在摒棄原來的課堂傳統後,老師們的自由度反而更小了。如果所有的眼睛都齊刷刷盯著老師,老師就沒必要很好地組織規劃。仔細規劃可能會更好,但如果只需要講解的話,你完全可以“即興發揮”。但是,除非老師要完全放棄自己的角色,規劃準備對於我們理想中的課堂是至關重要的。
中央公園東區創建的前幾年,我們曾從倫敦請了一位名師溫德拉?克尼格到學校上了一周課,老師們輪流觀摩。她上午上課,下午跟我們分享了三個小時跟學生互動過程中她所做的決策,以及她為第二天準備的後續活動。“我需要一些紅色的簽字筆,一本有關昆蟲的書,幾段好的對話模板”,等等。她很好地層示了優秀教學所需要的精心準備,令人永難忘記。溫德拉?克尼格既結合了傳統老師的權威講解,又給了學生自己領會的機會,兩者的運用十分得當。
在中央公園東區國中,我們還注意讓老師們與其他專業人士交流,參觀別的學校,給他們時間就自己的工作著書立說。巨觀體制每年只給學校兩天的專業時間,這就意味著只能有陶位老師可以完整地從事一天的專業工作。我們設法繞開了這一制度,因為這跟正確的做法背道而馳,還容易讓人對成年人的生活產生誤解。應該讓學生們知道,成年人也需要學習。
創建高效學習環境的五大原則
要想改變習慣就免不了痛苦,不可能越過老師和家長而直接向下一代人灌輸一套全新的習慣。這實際上是拔苗助長的老問題。每一次革命的政治思想都會遇到這種困境,而歷史上多數革命者都認為可以用集權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
從理念上來說,大多數教育改革跟上面提到的做法並無太大區別,只是做法上更為溫和罷了。比如說,所謂的革命派教育改革就經常依賴於“防教師”課程,依賴於測試、監控、懲罰和威脅。他們對方法和結果之間的關係有著同樣錯誤的假設,因此總是達不到目標。
真正的變革不可能自上而下實現(至少不能持久),也不能將兩代人分開——因為這不僅有違人倫、令人不快,而且也不奏效。強行抹殺過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的。靠強行灌輸培養有思想、有見解的思想家,或者自上而下強行變革來培養智慧超群的一代,而不管變革執行者有何想法,這是違反正常邏輯的。
我們不可能向下一代傳承我們本身沒有的東西!這就是問題所在,一個看似不可能實現的矛盾命題。正如著名心理學家米歇爾。范恩所說:“我們只能畫出頭腦中已有的畫面。”
我們該怎樣化解這道謎題呢?只有通過創建前面提到的“實驗學校”,那裡能產生新的“畫面”。學校必須成為解放自身的領路人。正如尤金·德布斯所說,“我不會帶你去天堂的,因為如果我能帶你去那兒,就有人能帶你回來”。
30年前,老師們被強行帶到“新數學”的天堂,最後的結果值得我們引以為鑑。前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後,我們迫不及待想要快速提升數學教育,急功近利導致了失敗,現在,我們又要啟用這樣的數學教育了。儘管回過頭來看,20世紀60年代引入更精確實用的數學——集合理論、非標準測量、十進制之外的進位法,以及其他新奇的理論——但“新數學”跟美國“全國數學教師委員會”制定的新框架中的思想幾乎如出一轍。後來,我們丟掉了所有的新課本,用死記硬背的老方法教給孩子們“新數學”的部分內容,重新收起了可能有助於孩子們了解數字的算盤等工具。如果30年前我們更耐心一點,我們就會比現在前進三千年。如果我們承認困惑的老師和家長們接受“新數學”可能需要幾十年,不因“新數學”的“正確”而急於推行,不因人們的“愚蠢”而放棄“新數學”,我們現在就會有值得展示的成果,就可以繼續推出下一個“新數學”,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好像“新數學”的發明是昨天的事。
唯一的途徑就是讓教育的相關各方參與到重塑教學理念的過程中來。真正需要改變的是我們的思維方式,以及相應的體制,但不能對人們的思維方式掉以輕心。我們所說的變革,不僅將影響老師們(不然就沒有意義了),也將影響家長和孩子們。只有集思廣益重塑教學理念,並且經過實踐檢驗和調整,才能產生新的東西。
時間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家長需要繼續以“原來的方式”向孩子提供支持。如果孩子用別的方法學習,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學校甚至可以向孩子們展示不同的學習方法,讓孩子們認識到這些方法也是允許的,這本身就是關於多角度思考的一堂課。某種意義上說,兩代人之間的差別也是我們鼓勵的文化多樣性的一部分。
尊重舊傳統對年輕人也很重要。教給孩子們變革的歷史,以便他們尊重新方法的同時也尊重傳統,這在科學與數學領域也是件好事。比如說,科學教育中,如果不肯暫時承認地球(在某些人眼中)是扁平狀的話,我們知道會造成多大損失。我們頭腦中已有的觀念,並不會因更具權威的新觀念而自然消失。相反,我們會把新觀念疊加到舊觀念上,通常這種疊加會很不恰當,除非有人幫助我們。要得到這種幫助,需要有老師為我們點明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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