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
體裁：詩歌
作者：胡風
刊物：《人民日報》
時間：1949年11月20日
作者簡介
胡風主題
長篇政治抒情詩《時間開始了》，包括《歡樂頌》、《光榮贊》、《青春曲》、《安魂曲》（後改名為《英雄譜》）和《又一個歡樂頌》（後改名為《勝利頌》）五個樂章交響樂式的結構，共4600餘行，為當代“頌歌”的代表作。
《歡樂頌》寫的是政治協商會議開幕時的歡樂場景，表達了歡呼祖國解放、歌頌毛澤東的真摯而熱烈的情感，展現了革命艱苦卓越的歷程。《光榮贊》以李秀真、戎冠秀、李鳳蓮、詩人的母親為代表的中國人民的貧窮和苦難，歌頌了中國勞動人民質樸、純真、謙遜、獻身的美德。《青春曲》借小草、雪花，抒發了對黨、對年輕的共和國、對新生活的摯愛和感恩之情。《英雄譜》由詩人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奠基禮寫起，深情懷念楊超、扶國權、苑希儼、丘東平等幾位烈士，以及引導自己走上革命文藝道路的小林多喜二、魯迅等師長，歌頌了英雄們為人民、為祖國、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精神。《勝利頌》是詩人參加新中國成立開國大典時的情感抒寫，熱情歌頌了共和國的成立，歌頌了在黨的領導下人民的勞動、戰鬥和創造，也是獻給毛澤東的又一曲頌歌。
背景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政權的“時間開始了”，共產宣傳的政府是民主聯合政府，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農民專政，而是由工農兵學商各界組成的、廣泛統一戰線的、地方性的聯合政府。這給了知識分子們充分的想像空間。1949年大批的知識分子選擇了留下，開始了與新政權的合作。雖然他們依然對蘇聯式的政治制度並無好感，但共產主義所宣稱的平均主義經濟政策，卻暗合了他們對大同世界的夢想。在上海，毛澤東對一些民族資本家說：“講革命當然是無產階級第一，他們無所顧慮，堅決鬥爭，農民也不錯，但在城市裡講生產，還是你們第一。”這句話讓他們安心。榮毅仁評價說，毛澤東準確地把握著民族工商業的忐忑心理。
敏於感受時代脈搏的詩人胡風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兩個月來，心裏面的一股音樂，發出了最強音，達到了甜美的高峰”。 詩人綠原這樣闡釋當時廣大知識分子所體會到的那種“宏大的幸福感”：一是對反動而又腐敗的國民黨政權的徹底失望；二是百年來累累國恥所醞釀的愛國主義情懷；三是人民解放軍的輝煌勝利之不可否認的魅力。
緣由
胡風創作這部政治抒情詩的心情比較複雜，不僅僅是出於對新政權的歡呼，當時胡風的文藝理論已經受到中共具體領導下的有計畫的批判，被認為是“以自己的小資產階級觀點去曲解了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基本原則方針”，而且從茅盾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的報告中對他的批判來看，他似乎很難從理論角度來為自己作有效的辯護，所以，在當時情況下最好的方法是用創作來證明他的理論究竟是否有利於新的政權建設，知識分子的“主觀戰鬥精神”究竟能否與新的政權的要求達到一致。《時間開始了》就是一個努力，他用誇張的熱情歌頌毛澤東，歌頌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實踐，就是為了證明自己理論與時代的同一性。
創作
開國大典之後，全國各地來的代表陸續返回。胡風留在北京，等待周恩來的約見，希望當面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交流對文藝工作的看法。在等待的日子裡，胡風想“寫點什麼”。他從所住的華文學校(現為文化部宿舍)802號搬到了705房間，買了硯台、墨水、手套和布鞋等文具和衣物，為這個大部頭的創作做準備。
1949年的胡風1949年11月6日，胡風正式開始寫作。他首先提筆寫下了這組詩的名字是《時間到了》。5天之後，第一樂章《歡樂頌》完成。他把整組詩的名字《時間到了》改為《時間開始了》。 胡風在寫作中採用了他最喜愛的自由新詩體。當時，以順口溜或新格律為基礎的“民歌體”極度盛行，而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自由體新詩，卻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受到排斥。胡風不敢公開論爭，但決定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做一下抗爭。11月20日，《歡樂頌》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音樂家盛家倫給胡風打來電話，說正著手把《歡樂頌》譜成交響樂，分四個樂章，要演奏一小時以上。《歡樂頌》還被譯成俄文，刊登在蘇聯的《十月》雜誌上。
1949年11月27日，中宣部副部長鬍喬木來訪，肯定胡風“對於黨的事業是做過真誠強烈的追求的” 兩個多月的時間裡，胡風像個苦行僧，在詩情里燃燒自己。除了買煙買茶，他幾乎足不出戶，睡得很少，吃得也很少。從第二樂章開始，《時間開始了》受到越來越沉重的批判。原稿《安魂曲》，當時發表的時候也叫《安魂曲》後來改叫《英雄譜》，最後一個章節，本來叫《又一個歡樂頌》後來改名為《歡樂頌》，寫的是1949年10月1號開國大典慶典的場面。
理念
胡風創作時強調對五四啟蒙傳統的繼承，整個文學理論還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學的理論基礎上。和當時毛澤東在建國以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來指導當時的革命文藝，這兩種文藝理論，在很多方面還是不同的。胡風當時期望知識分子能夠通過對大眾的思維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學習來提高這種大眾的意識。同時他認為對於中國當時的大眾來說，精神奴役的創傷還要繼續進行批判，他一直期望尋著魯迅繼續改造國民性的精神，至少有一部分作家能做這部分工作。
當時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當時文藝出現了幾種對彈詞、唱本章回體小說的回歸，這是當時文學作品的方向。 第二種方向就是標於口號式的文學，當時胡風對這兩樣文學樣式不是很贊同的，他的擔憂在這首詩裡面隱隱表達出來了，他就期望未來這種文藝至少有一部分作家能按照五四新文學方向繼續走。他當時創作這首詩有一個很強烈的動機，他認為這種文學理念能夠創造出對得起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文學作品，帶著這個動機寫的。他創作這首長詩的時候，他的痔瘡發作了，第一首詩寫完以後，第二章第三章都在這種狀態下。但是他用他這首詩認為他的觀點和理論也是能夠創作出好作品的，所以他完成了這個作品。
批判
平反後的胡風-晚年胡風在創作隨著組詩《時間開始了》的陸續發表，胡風也開始受到各方面的批評和指責。在王亞平給胡風賀信的時間僅僅過了四個月，就寫了一篇名為《詩人的立場問題》一文，針對組詩第五樂章《勝利頌》中將毛澤東比擬為“一個初戀的少女”，批評胡風“把屁股坐在小資產階級那一邊，即使來歌頌戰鬥，歌頌人民勝利，歌頌人民領袖，也難以歌頌得恰當。袁水拍在《從胡風的創作看他的理論的破產》中，指責胡風“把毛澤東同志的形象歪曲地描畫成為脫離人民民眾的站到了雲端里的神”，“這種誇大口氣同毛澤東同志經常說的‘老老實實，勤勤懇懇’、‘甘為孺子牛’、‘甘當小學生’的思想是多么不同！”曾肯定過《時間開始了》的蕭三，在《文藝報》關於詩的筆談中說胡風的詩里有“牢騷”，沙鷗則說詩里有“色情”，等等。可以說，在當時的文藝思想被全面整合的年代，對胡風的評判完全是一面倒的情況。
1954年，胡風因給中共中央寫了關於文藝實踐問題的報告即著名的“三十萬言書”，成為“胡風事件”的直接導火索。被認為是“很有系統地、堅決地宣傳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活動”。1955年受到批判，並由“反黨”上升為“反革命”，遭放逐與監禁達20餘年，直至1980年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的決定。
評論
詩歌的語言裡貫徹著個人視角的親切感，又不失分寸地把毛澤東推上了歷史巨人的高峰。這正是胡風詩歌理論的核心：詩人的聲音是時代精神的發酵，詩人的情緒的花是人民的情緒的花，詩人的巨大的感情因素必須與時代的精神特質緊緊地結合起來。《時間開始了》更成功的是詩人用相當個人化的語言敘述了詩人與幾個先烈之間肝膽相照的動人故事，所謂“個人化的語言”指的是詩中抒情主體既是十分具體的詩人自傳形象，又融合了某種龐大的共同性的時代聲音，後者是通過前者的真實而不是概念化的感受來表達的。這個敘事特點尤其體現在第四部《安魂曲》中，詩人毫不掩飾先烈們曾經有過的靈魂低沉的時刻，以及各種性格上的缺點，尤其是對革命作家丘東平的詩體敘述，簡直刻畫出一個血淋淋的靈魂。這與詩人一貫主張的要作家寫出人物靈魂的痛苦搏鬥過程也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