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

《新史學(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

《新史學(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作者黃興濤,出版社中華書局,本卷洋溢著新文化史的氣息,注重從觀念與社會、學術與信仰互動關係的角度探討問題,剖析精彩個案,如馬釗從女性視角對“職業”概念與話語歷史內涵的別致揭示,曹新宇對傳教士漢學向漢學人類學轉變的譜系學分析,李淑珍對林語堂信仰歷程的細膩把握,讓人深感學術的魅力。另外,知名學者汪暉、王銘銘的文章也為本卷增色不少。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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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華書局;第1版(2009年12月1日)
平裝:333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9787101070217,7101070213
條形碼:9787101070217
商品尺寸:23.6x16.6x2.2cm
商品重量:440g
ASIN:B0036ZBNMA

內容簡介

《新史學》是探索史學發展新路的連續出版物,已出版兩卷。本卷洋溢著新文化史的氣息,注重從觀念與社會、學術與信仰互動關係的角度探討問題,剖析精彩個案,如馬釗從女性視角對“職業”概念與話語歷史內涵的別致揭示,曹新宇對傳教士漢學向漢學人類學轉變的譜系學分析,李淑珍對林語堂信仰歷程的細膩把握,讓人深感學術的魅力。另外,知名學者汪暉、王銘銘的文章也為本卷增色不少。

編輯推薦

《新史學》:文本、知識與信仰
王道還:《天演論》原著文本及相關問題
邱澎生:清末兩種中國“百科全書”的經濟與法律之學
營新宇:異端的譜系,從傳教士漢學到社會科學
李淑珍: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論林語堂的二度改宗經驗
視線交錯的思考
汪暉:跨體系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
王銘銘:線條與結構,人物與境界——文明、歷史形態與人生史
概念、觀念與話語
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馬釗:女性與職業.近代中國“職業”概念的社會透視
余新忠:防疫·衛生行政·身體控翩——晚清的清潔觀念與行為的演變
黃興濤:新名詞的政治文化史——康有為與日本新名詞關係之研究

目錄

序言: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
概念、觀念與話語
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三種研究模式,或“概念史”的來龍去脈
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
概念的社會性和歷史性
概念是代號,是思想的出口
典型的誤解
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裝備
馬釗:女性與職業:近代中國“職業”概念的社會透視
“職業”定義:一個辭彙的演變
“職業”內涵:工業經濟和生產性勞動
職業的空間和時間:女招待的節奏
職業、就業、失業;婦女的經濟基礎
職業與革命:受壓迫女工的出路
余新忠:防疫·衛生行政·身體控制——晚清清潔觀念與行為的演變

引言

傳統認識中的清潔與疾疫
衛生防疫視野下近代清潔觀念的生成
作為衛生行政的清潔行為
健康或者自由:身體的近代選擇
結語
黃興濤:新名詞的政治文化史——康有為與日本新名詞關係之研究
日本新名詞引入、傳播的動力和途徑
從《日本書目志》到《日本變政考》——康有為使用和傳播日本新名詞的文本考察
“改良”與“社會”:康氏新名詞實踐的意義和特點
新名詞傳播之反響與1904年康氏的反戈一擊
教訓梁啓超與堅執國粹論:議論及反思
文本、知識與信仰
王道還:《天演論》原著文本及相關問題
前言
赫胥黎的羅曼斯講座講詞
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偏激個人主義”?
赫胥黎對斯賓塞的批評
世變日亟
花園與叢林
討論
邱澎生:清末兩種中國“百科全書”的經濟與法律之學
前言
《洋務經濟通考》中的“經商”與“禮法”之學
《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法律與經濟“新學語”
實用知識的建構與斷裂。
曹新宇:異端的譜系:從傳教土漢學到社會科學
引言:歷史主義式的韋伯批評
韋伯的漢學知識來源、
漢學家的異端發生學
韋伯式的異端動力
漢學家的同齡挑戰者
小結
李淑珍: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論林語堂的二度改宗經驗
前言:林語堂的“一團矛盾”
東風與西風
從清教徒到異教徒
二十世紀道家
回歸精神原鄉
結論
視線交錯的思考
汪暉:跨體系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
兩種區域主義敘述
地方的非地方性:穩定與流動的辯證
區域的中心一邊緣及其相對化
兩種或多種新勢力
時空結構的差異性
橫向時間與政治文化的非人格化
王銘銘:線條與結構,人物與境界——文明、歷史形態與人生史
結構、形態與“治亂”
“天才”與文明:克虜伯與楊聯的論述
莫斯、“人物論”與傳記
文明、人生史與人類學

序言

20世紀80年代初,重新恢復學術活力的中國大陸史學界.幾乎同時興起社會史和文化史兩股研究潮流。儘管這兩個領域都取得不少創造性的成果,且彼此之間也一直在不斷地互動著,但相比之下,無論是在新穎程度、理論自覺還是學術聲勢和對外交流等方面,社會史研究或者說在“社會史”旗號下所進行的研究,似乎都要略勝一籌。不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新世紀之交,社會史已然成為中國史學研究的明顯主流,傳統文化史研究者備感彷徨的時候,從西方卻又逐漸響亮地傳來了一股強勁的、以“新文化史”為符號的時髦浪潮。這對於中國既存的社會史研究和傳統文化史研究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稍具敏感的學者都不會完全無動於衷。
在西方,“新文化史”大體醞釀於20世紀70年代,80年代時已頗具聲勢。1989年,美國史學家林·亨特(LynnHunt)等人已正式揭起“新文化史”(NewCulturalHistory)的大旗。即便從80年代算起,歐美新文化史的發展也已有了三十多年的歷史。近十年來,對於西方的“新文化史”,海峽兩岸都陸續有學者進行專題研究、介紹和評論。尤其是近五年,它更是引起國內歷史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①。如今在國內,專門從事文化史研究的青年學人,完全不知道“新文化史”者,大概已經不多見了。

文摘

職業的空間和時間:女招待的節奏
1943年1月6日上午,三個人來到了北平前門火車站外,其中一個是15歲的李劉氏,跟在她左右的是姊妹兩人,年紀大一點的是16歲的姐姐邵淑琴,另一個是13歲的妹妹邵淑蘭。車站廣場上人來人往,李劉氏讓邵氏姐妹替她望風遮掩,她看準了一個老太太下手,偷到8塊錢,但是旋即被人發覺,站前巡邏的日本警察將她們帶到車站內審訊。經過簡單訊問,事情變得複雜起來。原來李劉氏因為偷了自家和鄰居的錢財,害怕婆婆責罰,私逃在外,躲避在邵氏姐妹家中已有4天。收留李劉氏的邵家也有自己的打算,她的到來正好為邵氏姐妹的母親邵張氏解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邵張氏這幾天給19歲的大女兒邵淑英說了一門親事,男方家在通縣,但是淑英堅持不嫁。就在邵張氏進退兩難的時候,李劉氏來了,似乎她可以替淑英應了那門親事。但是新問題接踵而來,李劉氏逃出家門的時候沒有攜帶居住證,這可是日偽統治時期最重要的個人證件,沒有證件就不能買票上車,而且也不能留在家中,因為無法應付戶口檢查。邵張氏權宜再三,忽然想到大女兒邵淑英在華中旅館包有房間,於是她讓淑英把李劉氏先帶走藏匿起來。可是還沒有等邵張氏想出什麼好辦法出城,李劉氏就因盜竊被警察抓獲了,李劉氏的婆婆李宗氏以誘拐罪將邵張氏和她的兩個女兒一同告上法庭①。
審問過程中,法官對邵家大女兒淑英在旅館開房一節很是重視,經審問,淑英回答了其中原委。她在天順樓做女招待,這個飯館1929年7月開業,經理任萬年,註冊資本800元,屬於中小型的飯店,坐落在前門外大柵欄煤市街的繁華地段。邵淑英是1942年開始做工,根據社會局的統計,當年煤市街上共有14家飯莊,整個大柵欄地區有飯莊131家、酒館40家、茶社4家,每日接待顧客超過1萬人②。當時除了餐飲業,其他一些娛樂行業,比如球社、浴室、理髮館等也雇用女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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