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學科性質
學科性質反映學科的本質屬性，建立一門學科，自然要規定其學科性質，明確其在學科體系中所處的位置，如此才好研究下去。在筆者看來，“學術史”在性質上自然屬於文化史，應該是在歷史學的系統之中；“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既然是學術史，則應該在史學類的“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之中。但按照目前的學術分類系統，各門學科的歷史如哲學史、文學史、政治學史、經濟學史等，都置於各門學科之下，而不是歸於史學類。這是從學科建設和有利於研究的角度出發的，有其基本的理由。筆者的看法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依據目前的學術分類，可以如哲學史置於哲學系統之下一樣，而置於“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個一級學科之下，這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個學科的發展是有益的，而且在目前對於推進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深化方面，其學術意義也尤為重大。但是，將“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置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下，並不能因此就否定這一學科的史學性質。
2．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對象研究對象是一門學科成立的基本條件，只有研究對象確定了，才能規定學科的範圍及其所要研究的問題。一般說來，“凡是一種科學，都有它研究的對象，以及研究的方法與研究的目的；……至於研究的對象，就自然要各不相同了。因為研究對象的不同，乃各種科學所由區分的唯一根據”[1]。由於研究對象是一學科區別於他學科的“唯一根據”，因而設定某一學科就自然要明確其研究對象。前面說過，“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屬於史學的門類，則其研究對象大致不能離開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歷史現象”，但又不能是一般的大而無邊的“歷史現象”，否則這門學科就沒有其獨特性了。事實上，“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所研究的只能是“歷史現象”之一部分，即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學術現象”。因為，所謂“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是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術並構建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學術體系的歷史，自然要以“學術現象”特別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現象為研究對象。具體而言，“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是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演變過程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這裡要說明兩點：
（1）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演變過程，就是要梳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歷史進程。學術的歷史不能等同學者的歷史，儘管學術離不開學者。由此，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不是簡單地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為研究對象，而是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學術活動、學術思想、學術成果及其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體系構建的貢獻等方面為研究內容。這裡要說明的是，不描述其過程或者其演變的軌跡，不能稱之為“史”的研究，當然也就不能稱之為“學術史”的研究，因而“學術史”首要的是進行歷史變遷軌跡的梳理。
（2）“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還應該以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發展規律為最終任務，並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發展規律中得到有益的啟示。因為這門學科如果僅僅是描述學術現象的歷史過程，停留在具體的學術現象的羅列上，而不以研究規律為最終任務，則這門學科就不能進到科學的行列，也就不可能具有科學的品格。這是因為，所謂科學，就是要從研究的對象裡面，探求出因果關係的法則。當然，這裡所謂研究規律，必須在描述學術發展過程的基礎上進行，以弄清學術發展的基本事實為前提條件。
既然確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是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演變過程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則必須將這一研究對象進行細化為幾個具體的層面，以利於研究工作的開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既然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的學術研究工作，又是在中國共產黨具體組織和領導之下開展的學術活動，同時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包括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文化工作者等）在學術文化領域獨立創造的學術成果，因而在筆者看來，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研究對象來進行進一步的細化：
一是從馬克思主義這一個層面來研究，闡述清楚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中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色。既然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則我們對其進行研究就必然要對其中的“馬克思主義”進行歷史的與學術的考察。在研究中要看到，“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因為‘它既然是科學，就不是固定而且不能固定在一個地點，它是發展著和完善著’。在不同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可以有不同的表現。”[2]這就要求研究者，一方面要說清楚經典馬克思主義學術觀的具體情形和基本內容，由此也就必須詳細地考察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的基本內涵及其演變和發展的歷程，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進行研究和分析，以尋求馬克思主義本來的含義；另一方面則要說清楚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後發展的具體情形及其所處的發展階段，然後才有可能明白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在指導理論上的細微變化及其特點。譬如，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也使得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在指導思想的內容上及學術研究的重點等方面有所變化。對於，艾思奇就曾看到這一點，他說：“辯證法唯物論的發展，在抗戰後的第一個表現，是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辯證法唯物論在中國的具體套用的問題，同時這也是抗戰以來辯證法唯物論發展上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而一切其他問題的研究，都是以這一問題的解決做中心的。”[3]值得注意的是，就馬克思主義在現代中國的演變歷程而言，民主革命階段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階段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一脈相承的，但還是有所不同的；則以此來指導的各個階段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自然就有很大的差異，並顯現出各自具體的特點。因而，必須強調對不同時期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進行研究，並且還要聯繫到各個階段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具體情形，這對於梳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歷史軌跡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二是從中國共產黨這個視角來深化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對象的研究，具體地考察中國共產黨的學術文化方針、政策、措施、機構以及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學術運動、學術論戰等層面，亦即對中國共產黨的學術文化方針、政策及其領導的學術運動、學術論戰的情形進行“史”的考察。原因也很簡單，儘管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在解放前也有一部分是黨外的馬克思主義者自發地開展的，存在著各自為戰的現象；但總體來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主要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組織之下進行的，這不僅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學術文化方針政策上，也表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學術運動上。因而，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則自然要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學術文化方針和政策及其所領導的學術運動、學術論戰等方面。學術論戰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譬如，30年代的唯物辯證法論戰、哲學大眾化運動，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後採取新的學術文化政策的體現，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發展、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前進有重大的影響。30年代就有人這樣評價：“新唯物論亦稱辯證唯物論，馬克思、恩格士、伊里奇等所倡導之哲學也。這派哲學移植於中國，亦是近二十年來的事。當初主其事者，實為一般共產黨的黨員，但近年來亦有不是共產黨的黨員而從事於此派哲學的發揭者。這派哲學，一入中國，馬上就風靡全國，深入人心。他的感化力實在不小，就連二十四分的老頑固受了他的薰陶，馬上就會變為時髦。平心而論，西洋各派的哲學在中國社會上的勢力，要以此派為最大，別的是沒有一派能夠與他比肩的。”[4]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學術批判運動，對於中國現代學術的影響很大，其作用雖不能一概而論，但確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譬如，建國以後不久，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學術批判運動，如對胡適學術思想的批判運動、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運動、對《武訓傳》的批判運動等，這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對此值得深入地研究和探討。因此，深入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需要從中國共產黨這個視角來進行。
三是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學術背景、治學方法、學術成果、學術傳承關係、學術交往關係、學術特色等這一層面來研究。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進行個案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創造的，其學術思想資源、社會活動範圍、學術所長、學術旨趣等，自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重點問題。從這一個層面來進行研究，能夠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走向深化。但問題複雜性在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學術研究工作雖在不少情況下表現為個人的行為，但又不是簡單的個人學術行為，而且有時是通過群體的形式來進行學術研究工作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之間的聯繫是非常緊密的，即使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之間不存在師承關係，但就治學路徑、研究重點、學術關懷等方面亦有極為相近或相似的方面。因此，就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歷程來看，確實存在著馬克思主義學派這一事實。對此，筆者在《李大釗與中國現代學術》一書中曾指出：“李大釗不僅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創始人，而且也是五四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中堅人物。”[5]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問題，可以舉兩例說明。譬如，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就有馬克思主義學派，大致在“五四運動前後，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開始，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的這一段時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醞釀期。”[6]又譬如，在社會學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存在也是很顯見的事實，“中國早期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代表人物李大釗、瞿秋白、李達、許德珩等在他們的理論活動中，對社會學研究的根本法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及其與其他學科的關係，社會及其本質，社會學的歷史使命或重要性，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等各種社會學基礎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7]這就是說，除了要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個人以外，還要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學派；而且在特定情形下，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學派顯得特別的重要。因為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研究，更能體現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帶有規律性的問題。
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歷史學的研究，大致都有一個資料梳理與史實確定的過程，然後再進到理論抽象而尋求規律的階段。“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既然在學科性質上屬於史學的範疇，則其研究方法大致類同於基本的史學研究法，亦即史學研究法適用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但由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不是研究具體的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而是就學術現象進行專門研究，則歷史學的方法在具體的運用中亦有所變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學術現象具有文化的傳承性，秉承一定的學術傳統，遵循著一定的研究範式，並且學術現象也具有內在的思想性特徵，因而理論分析的方法也有相當大的運用空間。在筆者看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可以採用以下幾種方法：
（1）比較方法。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中，最為常用的是比較方法，即將整體的學術現象、學術思潮或單個學者的學術思想、治學方法、治學理念、學術風格、研究旨趣等方面進行比較，或者是同中求異，或者是異中求同，以發現其特點或得出規律性的認識。譬如，五四以後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學術思想與20世紀30年代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學術思想就有很大的不同，可以進行細緻的比較。稍加對比，就可以發現兩者有較為顯見的差異：五四後的第一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著重於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思想，轉述性內容居多，同時對西方非馬克思主義學術也大都能有所兼容；涉及的研究領域極為寬廣，文史哲兼通者居多；雖然開始重視中國社會的學術研究，但與中國社會實際的結合尚處於初步階段。而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更注重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學術理念同時的創新，獨立的學術創造居多，對西方非馬克思主義學術大都採取猛烈的抨擊態度；除少數學術大家外，專治一業的情況比較普遍；以主要精力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確立了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術思路。這裡只是舉例，可比較的內容實在是很多。要注意的是，比較的首要原則是可比性原則，不可比的學術問題則不宜採用比較法；比較法的具體方法也很多，如縱向比較、橫向比較、動態比較等，因而在比較中要根據比較的對象和研究任務來選擇具體的比較方法。
（2）歸納與演繹。歸納與演繹是建立在個別與一般的辯證關係基礎之上的思維方式。歸納是由個別走向一般，演繹則是由一般走向個別。歸納法和演繹法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值得引起重視。譬如，我們由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在開創之初代表人物學術思想和學術特點的認識，可以歸納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在開創之初的一般情形，這是歸納法的運用；同樣，在我們掌握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在開創之初的一般情形後，又可以演繹出處於同一階段的某一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學術思想的基本方面或大致的情形，這是演繹法的運用。一般來講，歸納法在前，演繹法在後。譬如，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中，需要在我們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現象予以描述的基礎上，對各個時期、各個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現象進行歸納和總結，得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在某一具體階段的共同性的方面，而形成一種規律性的認識，然後才有運用演繹法的依據所在。尤其要注意的是，對於運用演繹法所得出的結論，也還需要結合已有的事實予以新的驗證，不斷修改演繹的結論。在筆者看來，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演繹法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有許多不可靠的地方，需要研究者謹慎地使用。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無論是歸納法或是演繹法，都要注意其運用的前提、範圍、時段以及應該說明的特例，不然只能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的規律所顯示的，只是一種大致的趨向或趨勢，沒有自然科學規律那樣絕對的精確性，因而歸納所得出的結論或演繹所形成的推論都是有一定的條件的，需要放在一定的發展序列和時空中來加以認識。另外還有注意的是，演繹與歸納相分離則推論易於走向武斷，歸納與演繹相脫離則結論失去其普遍性，因而研究中應該注重歸納與演繹的結合和統一。
（3）分析與綜合。分析與綜合是認識過程中相互聯繫的兩個階段，也是研究中常用的基本方法。分析就是把客觀事物的整體分解為各個部分或各個要素，進而逐個加以研究，以發現各自的基本情形及其特殊性之所在；綜合就是把客觀事物的各個部分或要素連線為整體，運用事物的內在聯繫性進行整體的認識和把握，以發現其主要的方面或主要的部分。先有分析，後有綜合，才能發現事物的本質。只有分析而沒有綜合，則其認識零碎而不成系統；只有綜合而沒有分析，則其認識或結論大多不可靠。譬如，延安時期形成具有鮮明特徵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群體，認識這一群體就需要先對其中的絕大多數學者一一進行分析，然後將所作的各個具體的分析綜合起來，來描述這一學術群體的基本面貌或概括這一學術群體的基本特徵。如果我們只是對其中的主要學者進行分析，而忽視了對大部分學者的考察和分析，則依據這樣的分析來予以綜合，其結論的精確性就要受到懷疑。要注意的是，分析之中尤為要注重具有代表性的個案的分析，並且要有儘可能多的個案，才能顯出個案的普遍性的一面；而綜合之中要強化理論的概括，要抽象出本質的內容和共通性的方面來。
（4）因果聯繫。因果聯繫是事物存在的重要表征，學術研究則要揭示事物的因果聯繫，以發現出普遍的規律或大致的演進趨向。因果聯繫法的使用，要注意聯繫的普遍性和聯繫的發展性，避免那種一因一果的直線型的研究範式，特別是要注意到事物外在的前後、左右、上下的諸多關聯和內在的本質的聯繫及內在結構各因素間的統一性；分析之中，要有發展的眼光，儘可能地將某一事物所涉及的相關環節、相關因素、歷史的關聯、邏輯的關聯、意義的關聯等都能有所考慮到。因為，包括學術現象在內的社會現象，是處於複雜的社會聯繫之中，很少只是單一的因果關係，大量的情況是多因多果、一果多因、一因多果、互為因果。所以，使用因果法必須立體地、多向地、長時段地、普遍聯繫地來展示事物所處於的複雜的網路關係。譬如，分析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具有鮮明的政治性特徵的原因，就應該將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放在一個廣闊的時空之中，既注意到學術內在因素的考察，又注意到學術外因素的分析，既注意到區域小環境的影響，又要注意到社會變革的大背景的制約性，既注意到現實的原因，又要注意到歷史的、文化的原因，然後才可能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再譬如，分析李大釗學術思想形成的原因，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固然是主因，但李大釗本人的成長經歷、學術工作的特殊性、政治理念、知識構成、學術旨趣、個人性格、交往範圍、中西文化影響等，就很值得做一具體的分析。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中，使用因果聯繫法，不僅需要研究者具有辯證思維、理論素養、歷史知識、現實眼光，同時也需要對學術現象、社會變遷、文化傳承、政治變革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學科情形的總體把握。
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方法，這裡只是敘述其大概。需要說明的是，任何方法即使是科學的方法，都有其使用的條件，都有其適用的前提，換句話說都有其劣勢之所在，因而需要揚長避短，發揮所長，互動使用，盡顯其優。總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需要使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而在選擇和使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時，也需要注意方法。
學科功能是一個學科在學術系統中所以存立的重要依據。所謂學科功能，大致等同於學科地位，說的是某一學科在學術體系中的地位或作用，而不是泛泛地說某一學科在社會上的地位與作用。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學科功能，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1）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中共文化史中處於核心的地位。就20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情形而言，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成為中國現代學術、中國現代文化中最富有特色並代表其發展方向的部分。因此，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既是中共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中國現代學術史的重要內容。就此而言，開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對於深化中國現代文化史特別是中共文化史研究，對於深化中國現代學術史研究，對於推進21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建設和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繁榮，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道理很簡單，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整個20世紀對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在學術文化方面）產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影響，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學術研究及其成果，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體系，推進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和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並實實在在地確立了現代中國人的精神傳統和文化價值觀。因此，就今天的學科建設而言，沒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這部分重要內容，則所謂的中國現代學術史、所謂的中國現代文化史，至少是不全面的；同樣，沒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就不能深刻展示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活動及其在學術建設中的重要努力，則真正而全面的中共文化史也是無法寫成的。因而，可以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這門學科，不僅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中國現代文化史以及中共文化史的核心內容之一，而且在其中起基礎性的地位。
（2）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居於基礎性的地位。為了講清這個道理，有必要首先指出的是，在過去的中國學術界，尚未明確“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概念，只有“馬克思主義學說史”的稱呼。因而，也就少有將“馬克思主義學術史”與“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繫起來進行研究和分析的。其實，“學術史”與“學說史”具有不同的內涵，兩者也不是一回事，需要有所分別。從學科分類來看，“學術史”是學術現象演變的歷史，屬於“文化史”範疇；而“學說史”則是具有學理的思想、主張演變的歷史，屬於“思想史”範疇。從學科的內容來看，“學術史”自然包括學術思想方面，因而有關“學說史”的內容必然要有所涉及，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由於“學術史”主要是以學術現象為研究對象，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史學等各個學科的演變過程，並且還要從巨觀上對學術政策、學術組織以及學者的學術活動、師承關係、學術交往關係、治學特點等加以研究。因而，治學術史與治思想雖有相通的方面，但也有著不同的研究路徑。
在說明了“學術史”與“學說史”的關係後，我們來看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關係。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而言，目前國家所確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下的6個二級學科，都離不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基礎性作用。換言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中具有基礎性的學科地位和功能。下面試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下的6個二級學科來分析：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個二級學科，是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理論的研究，闡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構成，尤其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研究，這表面上似乎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關聯不大。其實，我們中國人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解讀和分析，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予以新的認識與體會，是以一代又一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學術積累為前提的，因而需要“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基礎。譬如，我們今天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就有必要清楚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李大釗、陳獨秀等對唯物史觀的解讀，就有必要吸收瞿秋白、李達等引進唯物辯證法的成果，當然也就有必要研究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創造性貢獻，不如此就難以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方面取得新穎的成果。又譬如，我們今天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然要通讀《資本論》原著，但如果不清楚《資本論》在中國的翻譯與介紹、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陳啟修、王思華等對《資本論》的研究成果，則很難取得具有創新性的學術成就。這就是說，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可不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
“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這個二級學科是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獨特解讀，呈現了許多流派，但從哲學上解讀馬克思主義可能可能是一個主流。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柯爾施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在根本上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哲學；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弗洛姆，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列菲伏爾、薩特等人，以及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等，都傾向於認為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哲學。就學術研究角度而言，我們現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與現狀、主要成果、演變趨勢等如何看待，也有一個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成果相比較的問題，自然也離不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這門學科的參照。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這個二級學科，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產生、發展的歷史，既要研究馬克思主義自從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以來經過列寧、史達林等的發展，也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引進和傳播問題及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顯然，研究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發展史，需要借鑑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成果；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引進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歷程，更需要總結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學術貢獻。這是因為，以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是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並從學理的高度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而毛澤東、鄧小平等推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進行的，並且也是借鑑和吸收了當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成果。這樣看，研究“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也要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為基礎。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這個二級學科，不僅要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而且也要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理論成果，亦即要研究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這也特別需要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為基礎。這不僅因為毛澤東、鄧小平等在創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時，對馬克思主義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占有指導地位有著直接的貢獻，而且因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本身包含著馬克思主義學術中國化，並且是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為學術基礎的。譬如，我們研究毛澤東思想這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如果不了解李達、艾思奇在哲學的貢獻，不了解范文瀾在歷史學上的貢獻，不了解張聞天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學上的貢獻，劉少奇在黨的建設理論上的貢獻，則很難深化下去。這就是說，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要以“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為基礎，同時也需要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為基礎。
“思想政治教育”這個二級學科關注現實中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問題，亦即在當前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開展思想政治教育，開創新形勢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這個二級學科，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也有密切的關聯。因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研究和宣傳、將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宣傳教育的思想資源的工作一直在進行著，並且出現了馬克思主義教育大眾化的趨勢；而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是以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為基礎的，並且在很多的情況下是在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具體層面來進行的。譬如，李大釗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的先驅，利用高校講壇傳播馬克思主義，對學生進行唯物史觀教育，將學術研究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很好地結合起來。又譬如，陳啟修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術著作，既是以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術問題的成果，同時又是在大學的講稿，因而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再譬如，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新民主主義論》是在講演中而成的著作，其著作是學術性、理論性著作，其講演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我們現在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問題，一方面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史”，另一方面要研究如何在當前形勢下推進思想政治教育的創新，而這兩者都需要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資源、借鑑有益的教育形式、承繼科學的教育理念和優良的學術傳統。
“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是國家新增的二級學科，在於通過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研究，著重從理論上闡明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問題，論證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說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個道理，從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歷程的研究提供近現代史研究的基本結論。“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也離不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因為，第一，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的深化，需要“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研究的成果。這是由於學術文化是近現代歷史的重要內容，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學術研究更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主要部分之一。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充實近現代史研究的內容，使近現代史研究更注重文化的、學術的部分，從而更好地凸顯近現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構成。第二，“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能夠為認識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提供新的思路。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問題本質上不是文化問題，而是政治解決的問題，亦即外求獨立、內求民主的反帝反封建問題。然而，文化的、學術的研究，可以有助於認識和解決這個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由於注重梳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學術成果，提供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各種社會現象（如政治現象、經濟現象、文化現象等）研究的成果，因而有助於當今的研究者借鑑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剖析近代中國社會在運行中所表現出的諸多社會現象，並從多學科的視野來闡釋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發展及其所要解決的許多重大問題。由此說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仍然是“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的基礎。
“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中居於基礎性的地位，是創造性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必備的學術基礎。在今天的學術背景之下，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需要從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提取現實的資源，需要結合實踐的成果及社會發展的需要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創新性研究，需要從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具體學科的視角來具體化研究，同時也需要總結和借鑑馬克思主義學術的本土化成果並在此基礎上不斷提升。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人們自己創造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8]恩格斯在1875年11月致彼·拉·拉甫羅夫的信中也曾指出：“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受著我們主要在其中活動的精神環境的影響。”[9]如果我們忽視這樣一個既成的學術條件或精神環境，今天是很難“創造”出具有歷史性、文化傳承性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的。由此，我們也有理由地預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將來有可能發展而走向成熟，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下的一個新的二級學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個一級學科的發展與繁榮做出貢獻。
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建設是一個現實性、學術性、政治性很強的課題，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學者的協同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先要進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政治學史、史學史、文學史、社會學史等的具體研究，其實就需要有研究哲學史、政治學史、史學史、文學史、社會學史等學科的專家通力合作，從而形成具有厚重學術基礎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的研究體系。
[1]鄧初民：《政治科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頁。
[2]《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2頁。
[3]艾思奇：《抗戰以來的集中重要哲學思想評述》，《中國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
[4]孫道升：《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國聞周報》第12卷第45期，1935年11月。
[5]吳漢全：《李大釗與中國現代學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頁。
[6]張海鵬、龔云：《中國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
[7]鄭杭生、李迎生：《中國社會學史新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