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平衡》
《平衡》《平衡》是近幾年來國內比較優秀的紀錄片，一部現實主義作品，作者彭輝用了3年時間來記錄，又濃縮在70分鐘內播出，使大家感受到了時間空間和事件的震撼力，這是時空張力和對客觀再現的綜合表現。此片獲得中國電視紀錄片的最高獎項：金鷹獎最佳長篇紀錄片獎。
全片沒有一句解說詞，這在其他紀錄片中是不多見的。而事實上，在這部紀錄片中，解說詞也是多餘的。開頭為我們展現了廣袤的青藏高原，接著是巍巍的崑崙山脈，最後出現在螢幕上的是“可可西里”無人區，也就是本片拍攝地點。奔跑著的藏羚羊，滑翔著的斑頭雁，寥寥幾筆為觀眾點出了這個世界第三大無人區，野生動物的天堂，更是藏羚羊家園的“可可西里”。以此作為之後片中表現“西部野氂牛隊” 保護藏羚羊及其他種種問題設下鋪墊。沒有多餘的畫面與解釋，簡潔有力而大氣。
片中使用了少量音樂，大多是自然音響。風聲貫穿全片，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即便用了防風罩，依然抵不住肆虐的大風，真實直接地表現了西部野氂牛隊的工作環境。在環保主義者楊欣過生日片段中，大家為他學唱生日歌也是自然音響之一，毫不粉飾的音響帶來了體現情感的最佳效果。
主人公扎巴多傑坐在卓乃湖前對著鏡頭講述。他讓我們知道了“索南達傑”，西部工委第一任隊長，同18名盜獵者搏鬥而犧牲。因此，扎巴多傑自願請命成為“西部野氂牛隊”隊長，來到可可西里進行艱苦的工作。片中引用了故事片《索南達傑》的片斷，把現實中索南達傑犧牲時，凍僵的軀體仍保持著握槍姿勢的情形同演員再現的情形一同展現給觀眾，帶來更大的震撼。這也是片中的一個亮點，對觀眾來說，會牢牢記住這一細節。
除此之外，片中還引用了一些資料，例如，偷拍的藏羚羊絨圍巾交易現場、5000美金一條、800公斤羊絨來自中國等數據增強了作品的表現力，強調了“反盜獵”的必要性。也突出“平衡”這一主題。
導演彭輝也是幸運的，因為扎巴多傑本人就是個具有相當震撼力的人物，並且善於表達，他的個人魅力足以打動每個人。在鏡頭前，他毫不掩飾，非常直接自然地表達一切，對盜獵者強烈的憤慨，對政府某些官員的指責，對自己工作的執著。很多信息是通過扎巴多傑的表述傳達給觀眾，這是此片很重要的一個構成部分。
“2003《中國·橫店影視城》杯紀錄片大獎賽”獲獎作品賞析。
幕後製作
環境保護是世界各國都十分關注的國際性主題。作為開發中國家的中國，在跨越世紀的步伐中更是把環境保護放在了"基本國策"的重要位置上。電視紀錄片《平衡》，以精湛、流暢的現實主義手法，真實地講述了一支活躍在中國著名的"生命禁區"——青藏高原可可西里的武裝反盜獵隊伍的命運。
可可西里是國家一類保護動物藏羚羊的主要棲息地。因藏羚羊能夠帶來高額的經濟利潤而受到一批批盜獵分子的瘋狂捕殺！在短短的十年中，藏羚羊的總數竟減少了三分之二！1994年1月18日，青海治多縣委副書記索南達傑，在抓捕18名盜獵分子的行動中被槍殺身亡。一年後，他的妹夫，縣委副書記扎巴多傑成立了以保護野生動物為主要目的的武裝反盜獵組織"西部野氂牛隊"，其工作成效受到國內外環保組織，以及中央有關部委領導的高度肯定。然而，正當扎巴多傑準備"好好乾一番大事業"的時候，他卻突然在家中被一顆子彈擊穿頭部身亡……
《平衡》是攝製組歷時三年，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在"生命禁區"艱苦創作而成。該片運用了"真實電影"的創作手法，全片沒有一句解說詞，利用真實、樸素的鏡頭語言，記錄下巡邏隊可歌可泣的人物命運，試圖從中尋找到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平衡"。
導演簡介
彭輝，1965年生於成都，畢業於四川師範大學，1985年進入北京廣播學院電視系進修。1986年起，集製片人、編導、攝影、撰稿於一身，先後從事專題片、文藝片、紀錄片等電視節目創作。現為國家二級導演，享受“政府特殊津貼”。4次榮獲全國“最佳攝影獎”，2次獲得全國“最佳導演獎”，被評為“全國百佳電視藝術工作者”、“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四川省十佳電視藝術工作者”、“成都市十大傑出青年”，還曾擔任全國青年電視短片大賽、中國電視金鷹獎和中國電視紀錄片學術獎評審。先後有31部作品榮獲國內外69個重要獎項，連續4年問鼎中國電視藝術最高獎——“金鷹獎”，其作品《平衡》獲得金鷹獎紀錄片最高獎：“最佳長片紀錄片獎”。
其紀錄片作品多次入圍法國、匈牙利、加拿大等國際影視節，獲得國際評審會大獎等多個獎項，並多次應邀在法、意、美、日、加、匈牙利、荷蘭、港、澳、台等國家和地區展映；其中，5部作品被“台灣電視資料館”列為館藏作品；《平衡》、《空山》、《背簍電影院》等作品被中央戲劇學院、北京廣播學院、上海復旦大學等高校列為教學觀摩片。
幕後花絮
該片畫面運動的方式是以鏡頭運動為主，表現為木偶來回奔走，平台上下左右移動，並藉此調整畫面構圖以製造出緊張、驚險的氛圍。例如：“鏡頭7，音樂盒出現後，（鏡頭26-36）的運動方式是圍繞5個木偶爭占音樂盒時位置的移動及鏡頭切換和動作的切入，使人感到似乎有攝影機在隨時變換機位、角度，以始終跟拍的視角表現5個木偶在爭占音樂盒的過程中種種僵持對立關係的變化”。總之，無論鏡頭內木偶走位、平台移動，亦或鏡頭間的銜接，均構成流暢的運動鏡頭的視覺效果。勞恩斯坦兄弟以多變的構圖思路和平台升降的方式體現出了攝影機機位動與不動的影像效果，使原本簡單的視覺元素在視覺上呈現出強烈的張力。
由於片中人物主要以肢體語言進行心理表述，故此，勞恩斯坦兄弟在場景的布光方面主要採用淺藍色平行光。這種光源在舞檯燈光系統中主要用於形體輪廓地勾勒和塑造，並且，當其成為主光源時，會給場景中添加些許神秘色彩。而在聲音處理方面，除卻維持平台平衡過程中發出的“咯吱”聲音外，唯有音樂盒被打撈起來後發出過一系列輕微的聲響。沉悶的咯吱聲與音樂盒發出的輕微聲響不僅互相映襯，形成比對。同時，也如同微量的調味劑別有它趣，令作品看似單調的節奏隨劇情產生高低起伏的變化。就構圖而言，該片基本以兩種構圖方式為主——軸對稱構圖和切割平衡式構圖。前者表現了平衡的狀態，後者則體表現出平衡的過程。前者主要用於場景的全局表現，後者主要用於平衡過程的局部細節動作表現。此外，影片在視覺形象的塑造上，整體視覺元素、場景布置均十分簡潔。片中的人物造型全部一致，人物五官除眼、鼻外均被省略。人物的心理特徵與個體差異僅以肢體語言表達。場景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簡潔、鮮明、純粹。人物運動節奏與外觀的一致性為影片觀點地闡明提供了更充裕、明晰的平台，而影調僅在灰、白間作過渡色的運動變化，亦體現出影像鏡語在構圖、角色造型、背景處理、道具和色彩運用上採用去繁就簡的表現手法。而空背景的運用更將觀者的遐想解放到極致，使簡約的畫面充斥著強烈的表現力，使所有看似瑣碎的細節、線索歸整為一個恢宏而響亮的主題。
尤值一提的是，創作者將人物設定為五個面目、服飾、表情完全一致的木偶，不同之處僅為木偶衣服背面的號碼。這種視覺符號的簡約並不意味著畫面內容的貧乏和表現手法的簡單，相反更加強調、精煉了主題，極其簡單的視覺（聽覺）元素的巧妙運用會更加突出矛盾和主題。正由於場景的簡潔，使“平衡”的保持與調控成為該片的焦點。作品的整體風格與20世紀初至30年代盛行於歐美的“表現主義”倡導的主旨相類，即“不滿足於對客觀事物的摹寫，要求進而表現事物的內在實質；要求突破對人的行為和人所處的環境的描繪而揭示人的靈魂；要求不再停留在對暫時現象和偶然現象的記敘而展示其永恆的品質”。而20世紀表現主義的主要基地是德國，不僅與德國的社會現實相關，同時亦受尼采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和斯泰納的神秘主義的影響。《平衡》即出世於90年代末的德國，可見二者在表現風格與精神內涵方面頗有淵源。同時，畫面中的假面與機械的人物表情、動作等一系列簡約、變形的造型風格更創造出遊離於夢幻與現實的荒誕和無奈，亦體現出超現實主義的風格，即呈現人深層心理中的形象世界，嘗試將現實觀念與本能、潛意識與夢的經驗相融合。
畫面中的偶（人）清楚自己生活中種種的不穩定，小心翼翼地維持著隨時可能被打破的平衡。然而，一個不足為道的音樂盒卻打破了死寂般的沉默。可見，維繫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社會等一系列平衡關係的鎖鏈是何等的脆弱,換言之，支撐人類心靈平台上種種爭執的平衡又是何等的艱難。“平衡”永遠遵循一個四字原則：動、等、定、變。就畫面本身而言，這似乎是一群人為爭奪一個音樂盒而引發的爭鬥。然而，最終定格的畫面又似乎在提示觀眾，這僅是一場發泄白日疲憊、苦悶的幻夢。斗轉星移，都市的喧囂、混亂、墮落和罪惡依然盡顯現實的人心。所有披著人皮、帶著假面的偶（人）垂釣著不屬於自己的道具，如同掙扎於現實和幻象之間的人性，謹慎而無奈地秉持著搖擺不定的欲望。隨著情節的發展，平衡的關係始終在保持與打破之間游離，人類的欲求本質將最大程度地破壞平衡，而平衡的力量最終又將反作用於欲望本身，得到或失去、清醒或幻夢最終僅是塵埃落定後人類對自身的無奈。
影評
看完這部長達168分鐘的紀錄片，我相信，凡是有良知的人，他的心應該是不平靜的。這部紀錄片應邀在上海復旦大學放映之前，我曾有過擔心，因為要讓一個人，在168分鐘的時間裡，靜靜地坐在那兒看完一部紀錄片，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大學生們。事實上，這種擔心是多餘的。現實是,在偌大的電影放映廳里，幾百名非常挑剔的大學生們，以他們的方式，用激情接受著《平衡》，用熱血擁抱著《平衡》。以至於在放映後的那幾天裡，在整個復旦大學的校園，可可西里，扎巴多傑，野氂牛隊，藏羚羊，幾乎成為了大學生們談論的主要話題。
以為，在今天紀錄片的創作中，有關生物多樣性方面題材的紀錄片是不多見的，而把人與動物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樣的紀錄片更是不多見。而彭輝的紀錄片《平衡》很好地完成了這一結合。
看彭輝的紀錄片《平衡》，就如同你在關注可可西里，關注扎巴多傑，關注野氂牛隊，關注藏羚羊。《平衡》中，無論是可可西里的自然風光，還是扎巴多傑、野氂牛隊以及受到人類無情傷害瀕臨滅亡的藏羚羊，他們的處境，他們的命運都不得不讓你產生聯想和思考，尤其是片中作者對人類理想目標的關懷及人文主義色彩，無時不在啟迪著人們在認識自己的生存條件和與生俱來的力量與弱點，無論是誰，只要認真觀察，就會從彭輝的《平衡》中發現自己，了解自己。難怪當《平衡》在北京小範圍播映時，一位在北京廣播學院正準備考研究生的大學生看完該片，便毅然放棄了考研的準備，自費去了可可西里……
在這部紀錄片中，我們真實地感受和真實地體會到了，在殘殺藏羚羊和保護藏羚羊的鬥爭中，人類對自己歇斯底里醜惡的放縱與麻木，同時也傾聽了，在一種悲壯與凝重的氛圍里藏羚羊的保護神--扎巴多傑和他的野氂牛隊的無助與無奈，並在一種不輕鬆的故事情節的展開中，折射出他們生存條件與現實環境的苦澀。的確《平衡》中的現實主義手法令人感覺到他對時弊的尖銳剖析，"真實"得有點殘忍。但正是這種"真實"得有點殘忍的真實中，一種真實生命的涌動一種靈魂激情地昭示，使我們感覺到了彭輝紀錄片創作中所蘊臧的智慧，而這種智慧是彭輝思索的結果。
這讓我想起米蘭·昆德拉喜歡的一句猶太諺語："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為什麼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呢？還是借用米蘭·昆德拉的解釋：因為人們愈思索，真理離他愈遠。人們愈思索，人與人之間的思想距離就愈遠。因為人從來就跟他想像中的自己不一樣。當人們從中世紀進入現代社會的門檻，他終於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唐·吉柯德左思右想，他的僕役桑丘也左思又想。他們不但未曾看透世界，連自身都無法看請。歐州最早期的小說家卻看到了人類的新處境，從而建立起了一種新的藝術，那就是小說。
回顧這幾年我們紀錄片的創作，我相信每一位創作者，在題材的選擇上，人文主義精神、人文主義的關懷，毫無疑問都是我們這些創作者們高舉的大旗，但實際的情況是在這面大旗的輝映下，我們很少看到鮮活的人物，尤其是在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出現。我以為，在文學藝術的創作中，最見功力的無外乎的就是人物形象地塑造。無論是小說、電影、話劇、繪畫等，都離不開有血有肉和真情實感的人。在中外文學藝術人物的長廊中，能在人們頭腦中紮下根來，能在人們口頭上經常傳誦的，以為這些人物就是我們生活中自己的本質。所以，哪怕是上千年、上百年，這些人物以及他們的作品並不會因為時間的關係而過時，相反卻成為了我們今天生活的寫照與人自生對照的經典。那么，說到紀錄片，我認為也毫不例外。
但遺憾的是在近幾年的紀錄片的創作中，我們很少看到有鮮活與豐滿的人物出現。就是在我們紀錄片圈內叫好，又到國外去參評為數較多的紀錄片中，對於在人物的塑造上頗見功力的紀錄片是不多的。就說那些得了獎，而且是鼓譟一時的紀錄片，有些也最多是把一個故事給講清楚了，使人們知道了，有那么一個地方，人們的生存狀態是怎么回事兒，那裡的風俗又是怎么回事兒，如果紀錄片只是這種具有單一對生活場景的記錄的功能是不夠的。我以為這樣也叫做紀錄片的話，至少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因為人物的塑造依然是紀錄片創作的核心和靈魂。
澳大利亞紀錄片製作人鮑伯·康納里、羅賓·安德森在1997年製作的紀錄片《隊伍中的老鼠》，當他們在回顧這部紀錄片的創作時，他們認為："在拍攝與剪輯過程中，我們最關心的是認識事情展開過程中的關鍵人物。然後我們向小說家一樣，展現他們的心理活動和他們的人際關係。我們將完全敞開他們中的一切複雜性和衝突，一切人類本性決定下可能發生的事情。最終的結果是讓人物說話，也就是說在一切的不經意中，完成對人物的塑造。
《隊伍中的老鼠》之所以在澳大利亞播映時引起轟動，就因為作品真實地展示了在市長辦公室里發生的故事。觀眾在為作品歡呼的同時，認為他反映了我們生活的真實。
相信，當彭輝的紀錄片《平衡》在公映之後，所引起的反響也一定是巨大的。因為彭輝用自己的真情實感客觀地記錄了一位捍衛地球生命的角鬥士，並用生命的激情把扎巴多傑這樣一位當代英雄血淋淋地從可可西里推到了我們的面前，尤其是片中跌宕起伏的情感展示以及情節發展的層層推進，使我想起了魯迅先生關於悲劇的名言："所謂悲劇就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撕裂開來給人看。"而紀錄片《平衡》正是把身處可可西里高原的扎巴多傑撕裂開來給人看。
扎巴多傑是一隻高原的雄鷹。他的強悍，他的頑強，他的不屈不擾，便決定了他的精神家園屬於可可西里，屬於生長在高原的野生動物，屬於野氂牛隊。因為扎巴多傑的精神家園，正如卡爾·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說："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物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
從這個角度來講，扎巴多傑的精神家園是建造在人類與動物和諧發展與地球生命長存這樣一個基礎之上的，因為在可可西里，扎巴多傑已經不是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在完成著自身美的塑造。這時的扎巴多傑，已是作為人類的一個代表，在自己處境的一種不平衡中，用人類的共同精神，捍衛著人與生態的平衡，用人類共有的對自然美的理想捍衛著地球生命的平衡。因為只有具備了這種精神境界的人，他才能具有一種完整的人格力量與魅力，也只有具有這樣一種品格的人，扎巴多傑才會在西部工委前任書記索南達傑犧牲後，才有可能義無反顧的承擔起保衛可可西里自然資源、野生動物的責任。無疑，可可西里即是人類對象化的產物，也是扎巴多傑對象化的產物，而彭輝正是按照這種"美的規律"來拍攝《平衡》。
事實上，在彭輝的《平衡》中，扎巴多傑的這種責任並非是一種外化的形式在傳遞，或者說是創作者的強加，它是在一種無聲無息，層層遞進的不斷深入中，使觀眾對扎巴多傑這個人物，由認識到尊重，再由尊重,升華到愛戴又到敬仰，扎巴多傑這個人物的形象，就這樣在觀眾的關注下，逐漸豐滿起來並深深地扎了根。
在2000年上海國際電視節上，當彭輝的紀錄片《平衡》放映完畢後，曾經以紀錄片《壁畫後面的故事》而聞名、現任山東電視台副台長的祝麗華說道："《平衡》是我這幾年看到的最好的紀錄片，要在紀錄片的創作中，把人物刻劃得這樣鮮活，這樣的有血有肉而且故事又是這樣的耐看，的確不容易。
我相信，作為同行，祝麗華說這番話是真誠的。
對現實中發生的種種現象進行一種理性的思考，是紀錄片創作者以良心為動力的。現實在發展變化，人們除了從歷史的角度對歷史作出評價之外，也應當從道德良心上對歷史作出評判。如果承認我們處在現實之中，承認我們的現實並非通體光明，那么，紀錄片創作者就不能放棄對現實的責任，就不能放棄精神燈火對現實的照耀。光明並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因為它是來自於人的良知，來自於人的良心。把現實存在放在良心的天平上，是一個人、也是一個紀錄片創作者，敢不敢對現實作出一種理性追問，也是對自己良心的考驗。對於這個問題，我相信彭輝在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的拍攝已經作出了回答。從這個意義上講，要做到這一點，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今天充滿著物慾利誘的社會。
用著名紀錄片專家朱景和的話來說："彭輝的《平衡》，是一部以良心、理性與真情，採用紀實手法表現現實主義非常優秀的作品。而我卻認為這部紀錄片是彭輝直面現實的藝術勇氣及理性精神透視的結果，這一點，在我們當前紀錄片的創作中恰恰是最難能可貴的，難得的。
客觀地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我們目前紀錄片的創作中，還處於一個薄弱環節。造成這種原因的根本是我們的一些紀錄片創作者，沒有把人物的塑造放在一個重要的創作地位，而是一昧地強調生活流程的記錄。試想，在一部片子中，人物都立不起來，這種生活的流程，還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是這樣，哪裡的生活流程不都是一樣嗎？還用得著你去記錄？
注重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內心的挖掘，在彭輝以往紀錄片的創作中，也是一脈相承的。如前幾年拍攝的《王老漢和他的兒女們》（與人合作）、《空山》、《背簍電影院》等。
人物的塑造，在彭輝紀錄片的創作中均是作為故事發展的載體，因此，所有關於人的命運的悲歡離合，所有關於生活的艱辛與痛苦，都不是通過所謂的人們常說的生活流程來體現，而是緊緊地抓住人物這根主線來發掘主題，從而完成紀錄片記錄歷史的功能。
所以，我們在看完了《王老漢和他的兒女們》這部紀錄片，使我們從王老漢的身上看到了中國農村20年改革成功，在農村一個家庭里的縮影；在《空山》里，我們通過宋雲國、何通遠，使人們了解到了在中國四川北部旱魃肆虐一個叫空山壩的地方，並且通過這兩個人物，使我們感覺到了他們對水的尋覓，隱喻著人類對生存的渴望。以至於《空山》、《背簍電影院》，先後多次在法國國際視聽節、法國國際環境電影節、匈牙利國際視覺藝術電影節、加拿大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等一些頗有影響的國際電影節獲得大獎和提名，是不足為怪的。
記得，中國紀錄片學術委員會會長、著名電視藝術家陳漢元先生在評論彭輝的《平衡》時，他說："彭輝拍紀錄片，他對手中的攝像機，並非是在玩，而是在用心去感受、去體會。誰要去玩，在可可西里那樣一個惡劣而又艱苦的環境裡是玩不出來的，不信你去試試。
用彭輝自己的話來說："我就是希望通過扎巴多傑這個人物，這個人物的思想，編織出一張能夠透視出人類在對待地球生命的關愛中，反觀自己行為與心靈的網來，從而進行思考。
彭輝的這種思考正是《平衡》取得成功的基礎，而完全的成功是由於他把握了"真實是生命、激情是靈魂"的創作原則，使人們在一種冷峻、凝重與激情澎湃的168分鐘的時空里，觸發著人們對可可西里，對野氂牛隊的認知。我想，這就是彭輝的紀錄片《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