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陰騭文》是道教勸善書之一種，以通俗的形式勸人行善積陰德，久久必將得到神靈賜福。“陰騭”一詞，其源蓋出於《尚書·洪範》：“惟天陰騭下民”，意謂冥冥之天在暗中保定人們，這是古代比較簡單的天命論思想。在《陰騭文》中，“陰騭 ”具有天人感應的含義，要求人們自已多積陰德陰功，就是說行善做好事不要到處張揚，只是陰悄悄的去做。即使個人獨處而別人不知曉的情況下，也不做壞事，以此為條件，洞察一切的 文昌帝君就會暗暗保佑你，賜給你福祿壽。 此書成於《太上感應篇》之後，有各種手抄本、刊刻本，清代道士將其收入《道藏輯要》集，另外《昭代叢書別集》、《三益集》均有收錄。“陰騭”原指“陰德”，這裡的文昌帝君就是文曲星，是讀書人的偶像，一般認為有才華的人如李白、包拯都認為是文曲星下凡。
文昌帝君雖然是被列入道家神仙系統裡面的一位神明，可是他並不是傳播道術的，他主要就是勸導世間人廣行陰騭，陰騭就是陰德，做善事。所以這篇《陰騭文》通篇都是教我們止惡修善，不僅是在行為上要斷惡修善，更要在我們心地上，在暗室屋漏當中要懂得規範自己，不可以產生惡的念頭。
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者，何許神也 ? 文昌本古代星名，《史記·天官書》說 : “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宮。”《史記·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這時文昌尚未正式成為主管文人命運的星。北斗七星的前面四星叫天樞、天璇、天璣和天權，古人因其形狀稱為斗魁，斗魁背上屬大熊星座的六顆星叫文昌，所謂“宮”是以地上的宮室比附此六星。即是
古時占星術士認為它們是吉祥富貴之星，分別命名為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和司祿，用之以占人事。帝君指梓潼帝君，即今四川梓潼縣七曲山大廟中所供奉者。據說帝君叫張亞子，其先越人，因報母仇徙居七曲山，仕晉戰死，人們為他立廟，自晉而後，世代顯靈，特別是每當干戈紛爭時。唐玄宗西狩時封左丞；唐僖宗幸蜀曾得其顯神庇佑，封濟順王 ; 宋真宗封英顯武烈王。宋元道士造作《清河內傳》和《梓潼帝君化書》，有七十三化和九生八化等不同說法，並稱玉皇大帝委任梓潼神掌管文昌府和人間祿籍，司文人之命，且歷朝降世為王侯將相。元仁宗延佑三年七月，加封梓潼神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下敕說 : “相予泰運，則以忠孝而左右斯民 ; 柄我坤文，則以科名而選造多士。每御救於災患，彰感應於勸懲。貢舉之令再頒，考察之借先定。”至此，這位人和自然的混血神遂正式含璧，成為主宰中國科舉教育、士大夫功名前程的文化神，許多地方建了文昌宮，士大夫流往往於考試前向他祈禱，卜問功名前途。這些就是“ 文昌帝君陰騭”的含義。
《陰騭文》最大的特點就是排除了空洞的理論說教，結合歷史上的真人真事，進行教化規勸，如：“於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為國救民”、“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施茶水以解渴煩”等，這些詞句所代表的竇禹鈞、范純仁、郭元振、孫叔、程一德等皆是被載入史冊的人物。這些人物為什麼能夠科場中意，仕途無限呢？ 《陰騭文》是這樣解釋的，就是凡人不見得通過轟轟烈烈的場面來表現自己，只要心地善良，從一點一滴的善事做起，便可以得到報應，當然這種報應是上天的答覆，善良的結果。近一點報在自身，遠一點報在兒孫身上，只是時間早遲的問題。如以宋代程一德為例，程一德粗知文字，孜孜為善，每遇到嘉言善行就刊刻施人，夜夢文昌帝君對他說，你刻善書的事已經報達天庭，上帝許諾昌揚你的後代。果然他的子孫俱少年高第，南宋程明道、程伊川兩位大理學家也是其後裔。 《陰騭文》對挽救道德危機，緩和階級對立情緒，維護當時社會正常的綱常秩序，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酷民吏”、“慈祥為國救民”、“勿倚權勢而辱善良”、“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為配合今天的中華道德教育和反腐倡廉，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所作時間
此文作於什麼時候 ? 說法不一。
《道藏輯要》星集所收清代朱珪校定的《陰騭文注》認為：“《陰騭文》有宋郊之事，當作於宋代”。朱珪用的是內證法考證。
《陰騭文》內有“救蟻中狀元之選”的典故，這是講宋代的宋郊和宋祁兄弟二人的故事。弟兄倆在太學，有僧人相之說，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來宋郊救了暴風雨中的螞蟻，該僧又見到他時不禁大驚，說他福相大增。果然，考試完畢，章獻太后說弟不該在兄前，於是拔郊為頭名狀元，而祁由第一降為第十。據此朱氏考定此文作於宋代，清代還有些學者也持相同看法。
現代日本學者酒井忠夫則認定此文乃明末下層上人所作。
然而此文仿效《太上感應篇》並在內容上作了補充，是繼《感應篇》產生後不久問世的道教勸善書，至遲不會晚於元代，作者是道士。從與勸善書並行的儒家勸世文如《名賢集》、《增廣昔時賢文》等看，士大夫創作的手法一般是借聖賢先哲之口訓導世人。《陰騭文》則很顯然是道士造作經典常用的方法 : 道士隱身背後，假道教某神說法。
由於史料不足，此文作者究為何人，所作的具體年代怎樣，難以下斷論。
倫理觀
文昌帝君既然是天上的文曲星，主管人間尤其是士大夫的功名富貴，當然其教化的對象以官僚士大夫為主，這和《感應篇》以社會各階層為對象不同。所以其對後者的補充在於增加了對官僚士大夫的道德修養要求，反映了下層士人和民眾的一些願望。
《陰騭文》開篇即讓文昌帝君現身說法，自我介紹一番後向人們許願，只要人人都效法他行事，保證福祥不淺。帝君說 : “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濟人之難，救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彎，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賜汝以福”。針對士子們求功名心切和人們渴望幸福的心理，要大家都以帝君為榜樣，多積陰德，就會像他那樣世世為士大夫身，中狀元，做宰相。人積陰德，天必賜人福祿壽 ; 於是人更加感奮，更加眾善奉行，諸惡不作，於是天還將把千祥百福降臨於人的子孫後代身上，這叫“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積陰德陰功用不著求人知曉，招搖過市，只要老天知道就行了。在天知並暗中保定你的情況下，善即是福，善又能招致福，生生不息，善無量福也無量，這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中國古代哲人的思維方式是從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出發，去推想天地自然，然後又從自然推到人，結論是人應效法自然，天人互相影響，天能賞善罰惡。這種思想方法延續整個古代社會，成為國民對待人生問題的思維方式。《陰騭文》從思維方法來說也是如此，其開宗明義的這段話也就是天人感應，當心報應的意思。以報應論為立腳點展開一系列勸善教化，同《感應篇》的手法既形似又神似。
但是，社會現象中往往出現善惡無報，行善者不得福，為惡者未遭禍的情況，有識之士常對報應論持懷疑批評的態度，勸善書必須對此作出答覆，否則立論的根子就被人挖掉了。《感應篇》持“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說，認為作善作惡立刻便得報應，就像影子時刻跟著形體一樣。《陰騭文》進一步用“近報在身，遠報兒孫”的道理作答，告訴人們善惡有時雖無相當的報應，甚至行善反而命運不好，作惡反倒官運亨通，但說到底終究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近一點報在你自身，遠一點報在你兒孫身上，只是時間早遲的問題。比如宋代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為善，每遇到嘉言善行，就刊刻施人，夜夢文昌帝君對他說，你刻善書的事已經報告天庭，上帝許諾昌揚你的後代。果然他的子孫俱少年高第，程明道、程伊川兩位著名理學家也是其後裔。像這類故事多如牛毛，無非是印證善惡報應論有人更把儒家傳統的命定論摻和到報應論里，說是為善得禍，其命本薄，假使不努力為善，其禍會更多 ;為惡得福，其命本厚，使不為惡，福遠不止如此一點 ; 善惡報應，好像立表取影，越遠越大，貸款取息，越久越多。這樣解釋，符合中國人祖先崇拜、祖宗護佑、命中注定等心理。
中國歷來是以儒家禮教立國的，宋明理學的產生更加鞏固了禮教神聖不可動搖的地位，但演變到後來，也出現人心日下，世風不古，四書五經口讀而心不信，口稱而身不從，以致敢於為惡，不可救藥的現象。對此，“帝君憫之，故神道設教，飛鸞行化，使人知神明昭布，森列於上，善惡吉凶之報，確然不爽，冀其信畏悔悟，以自拔於陷阱也。”這表明，《陰騭文》一類道教勸善書以宣傳禮教內容為主，但又起著正統禮教所起不到的功用，它們在社會上流行，也正是道德危機出現的需要，急需“神道設教”，藉助神的力量加強名教統治。
這種道德危機也出現於統治者內部，官僚士大夫往往日言善身行惡，天天要人作好事，自己卻暗中大做壞事，貪污賄賂，請客送禮，吃喝拉扯，男盜女娼，無惡不作。這對統治者的根本利益顯然是有害的，也激起了一些下層知識分子和老百姓的不滿。《陰騭文》中某些地方曲折地體現了下層士人和“窮困善人”的願望，他們希望官僚們不要製造冤獄，少用大刑，“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為國救民”，“勿倚權勢而辱善良”。他們勸告富豪“家富提攜親戚，歲飢賬濟鄰朋，斗稱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勿恃富豪而欺窮困”。請求貪官富豪們發善心，無疑是與虎謀皮。要狼改掉吃人的本性。換個角度審視，當時社會矛盾尖銳，官僚橫行不法，豪強欺壓百姓，魚肉鄉里，迫使人民成為“涸轍之魚”、“密羅之雀”的黑暗現實已躍然紙上。這些社會矛盾不解決勢必引起社會危機，危及統治者的生存安全，故最高統治層對《陰騭文》一類勸善書採取讚許的態度，藉此緩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尖銳對立，以防社會不穩。
如果說《感應篇》是以反面的懲罰為主，那么《陰曙文》則以正面的勸誘宣化。《陰騭文》勸說官僚富豪的主要內容還是以忠孝為核心的傳統道德。西歐中世紀，領主和教會緊緊結合在一塊，西方民族的道德主要是宗教道德，許多道德信條來自宗教教義和戒律，如西方中世紀人們道德觀念的中心——“愛”，就是得之於基督教，充滿了宗教精神。中國則剛好相反，宗教道德來源於中國的傳統道德，《陰騭文》強調”忠主孝親，敬兄信友”，“報答四恩”，“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都和中國傳統道德重視血緣關係的特點一致。與《感應篇》一樣，它強調家族關係，從孝和忠出發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確如注家們所說 : “帝君以忠孝為本”。在《陰騭文》的目光中，作為官吏，不論你其他還有何不法勾當，違背道德倫常的行為，但報答天地君親師的恩典，在家為孝，入朝盡忠，這是萬萬不能背離的根本道德信條，做不到這點，帝君不僅讓你當不成官，而且使你的子孫後代也不能讀書中舉，升官發財。反之，則是福祿壽降臨門楣，科場中意，官場走運，財氣大盛，兒孫滿堂，世代家道不衰。按照三綱五常的原則處理家族中父子長幼等級關係和推而廣之處理君臣尊卑等級關係，這在《陰騭文》看來，是何等重要，涉及個人和家族的命運，切勿掉以輕心，等閒視之。這反映出，宋明以來，禮教以忠孝為核心的網狀系統籠罩了社會的方方面面，道教勸善書的生命倫理觀帶著其鮮明的標誌。
《陰騭文》把一切都倫理化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也被它歸結為倫理關係。《陰騭文》告訴人們 : “禁火莫燒山林”，“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因為諸如此類都是善與惡的分界線，都和人的福禍相關聯。早在《禮記》中對此已有規定，反映了古代中國人原始樸素的生態平衡觀念，但保護生物和動物是在“禮 ”的名義下宣傳的，和道德行為有關，卻不在法制的範圍內。這種古老的生態平衡思想流傳下來，直到《陰騭文》等勸善書將其作為勸善的內容，從未有人提出過制定森林保護法、鳥類保護法等，有的只是層出不窮用各種道德信條約束人們保護生物，維持生態環境平衡。於此也可見中國確是個禮儀德治之邦，一切都被釘上道德的印記，而缺少健全的法制。換個視角坐標看，《陰騭文》所說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人口膨脹，土地不夠，大面積毀林開荒，生態平衡遭到破壞的現實。儘管《陰騭文》這類道教勸善書僅僅以道德勸化宣傳環境保護、生態平衡，對於做到生態環保平衡是遠遠不夠的，但總算強化了人們的環保意識，面對神的警告，人對自然的傷害不能不有所顧慮。
原文
文昌帝君陰騭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賜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於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為國救民。存平等心，擴寬大量。忠主孝親，敬兄信友。各睦夫婦，教訓子孫。毋慢師長，毋侮聖言。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談道義而化奸頑，講經史而曉愚昧。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舉善薦賢，饒人責己。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造漏澤之仁園，興啟蒙之義塾。家富，提攜親戚；歲飢，賑濟鄰朋。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印造經文，創修寺院。舍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讎，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依本分而致謙恭，守規矩而遵法度。諧和宗族，解釋冤怨。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恆記有益之語，罔談非禮之言。剪礙道之荊榛，除當途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資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依《安士全書》本校訂
依《安士全書》本校訂
註：經內‘吾’字、‘我’字，敬讀‘帝’字。
白話文
文昌帝君丹桂籍白話參考
文昌帝君說：我（文昌帝君）第十七世時作一個地方的父母官，從沒有做過對不起民眾和下屬的事，時常幫助別人度過困難，接濟別人一時的貧困，憐憫別人的孤兒，容忍、寬恕別人的過失，廣泛的行善積德，上合天心。有人如果像我（文昌帝君）這樣有好心腸，上天必定賜福於他！
於是文昌帝君就訓勸世人說：漢朝時的東海人於公，做地方官時，審案量刑公平合理，昭雪冤屈，民眾允服。曾經修理家門，就造了一道能容納四匹馬經過的大門。有人問何必修那么大？他說，他做官多積陰德，從未冤枉好人，後代必定興旺發達，省得以後再改建了。後來他的兒子果然做了丞相，孫子也做了御史大夫。五代時的燕山人竇禹鈞，三十多歲時還沒有兒子，有一次他夢見他祖父對他說，你不但沒有兒子，而且還很短命，宜快點多積陰德來挽回天命。竇禹鈞於是力行善事，救濟別人，廣積陰功。數年以後，連生五子，五子都聰明俊偉，而且高中科舉，五個兒子都做了官，他本人也活到八十有二。宋朝有兩兄弟宋郊、宋祁，在讀書的時候，有個道士替他們看相，說弟弟會考中狀元，大哥也會榜上有名。十幾年後考完春闈，又遇到那個道士，他對大哥宋郊說，你風采奕奕，精神飽滿，更勝往昔，必定曾經救活數百萬的生命，這次考試，弟弟宋祁固然可以考上狀元，然而你的功名也不在他之下。原來宋郊在十多天前，在廳堂下見到螞蟻穴被大雨沖毀，於是編了竹片，使螞蟻渡水而活。同一年殿試，哪能有兩個狀元？宋郊心中很是疑惑。等到放榜，宋祁第一名，宋郊第三。然而當朝太后認為弟弟不可在哥哥之前，於是就擢升宋郊為狀元了。楚國的孫叔敖，有一次出遊，遇到一條兩頭蛇，他就殺死並掩埋了。回家後，他愁得連飯也吃不下。他母親問他發生了什麼事，孫叔敖哭著說，聽人說如果見到了兩頭蛇就會死亡，我已經見到了，害怕離你而死。他母親問，那條蛇在哪裡？孫叔敖說，恐怕其他人看見，已經殺死並掩埋了。他母親說，不要害怕，聽人說有陰德的人必定有善報，你必會在楚國出人頭地！後來孫叔敖果然做了楚國的宰相。
由此可見，想增廣你的福氣，必須要心地好，時刻方便別人，積累種種陰德，利益他人，多做善行而積累福分，就像：以正直的德性教化世人，心地慈祥，愛國為民；寬宏大量，平等待人；忠於君主，孝敬雙親；尊敬兄長，待友誠信；夫妻和睦，教育子孫；不得對老師、長輩傲慢無禮；不得譏謗聖賢教誨；或者敬奉天仙，朝禮北斗、星宿；或者拜祖念經，早晚打坐悟道；報答天地恩、父母恩、國家恩、師友恩，尊奉儒、全真、正一三教；談道理教化奸詐的人，講經史開解愚昧的人；救急就像挽救快乾死的魚一樣，救危就像挽救被網住的鳥一樣；矜哀孤兒，撫恤寡婦；尊敬老人，憐憫貧窮；尊崇善人，推薦賢能；對人恕，對己忍；布施衣服、食物，周濟在道路兩旁饑寒交迫的人；布施棺材，掩埋無主屍骸，避免屍骸暴露；給無家可歸的興建房舍，為輟學兒童興辦學校；家裡富有就提攜親戚朋友，遇到饑荒就賑濟鄰居和親朋；用來稱東西的秤準確公平，不可短斤缺兩；寬恕對待雇用的工人，不可尖酸刻薄，責備苛求；出錢、出力捐印經書和善書，修建或修葺寺廟；施捨藥方來醫治別人的疾病，布施茶水使路人解渴去燥；在道路旁放置燈火方便行人，在河流里設定船隻供人渡水；或者經常買生物來放生，或者常常吃齋持戒避免殺生；走路時常常留意，不要踩到蟲子和螞蟻；嚴禁菸火，不火燒山林；不在山上捕捉飛禽走獸，不到河溪邊毒殺魚蝦；不宰殺耕牛，不隨便丟棄字紙書籍；不謀奪別人的財產，不嫉妒別人的技藝才能；不姦淫別人的妻子女兒，不要唆別人互相爭鬥及慫恿別人訴訟；不破壞別人的名譽，不破壞別人的婚姻家庭；不因為個人私仇而使別人兄弟不和，不因為小小利益而使別人父子疏遠；不倚仗有權有勢而欺辱善良的人，不仗著富有而欺凌窮困的人；依本分，謙虛謹慎，守規矩，遵紀守法；同宗同族互相和諧，有怨有仇互諒互解；親近善人，有助於身心德行；遠避惡人，杜絕災殃；經常讚嘆別人的善事，不宣揚別人的惡事；不口是心非，講一套做一套；把有教益的言論牢記於心，時時自勉，不要有出乎於禮義廉恥的言論，禍從口出，言為心聲，要養心慎言。剪除阻礙道路的荊棘，搬走障礙道路的瓦石；修整幾百年來崎嶇不平的道路，建造人們來往的橋樑；留傳訓言供後人鑑別是非善惡，捐贈錢財成全別人的好事善事；做人做事遵循天理，說話合乎公道人心；吃穿住行，時刻想念聖賢教誨；獨行獨臥，始終慎如眾目睽睽。
不造作種種惡事，身體力行去做種種善事，這樣就永遠沒有災星加禍，常常會有吉神照耀護佑，總而言之，近報自己得福，遠報子孫受益。百福臨門，萬事吉祥如意，難道不是從積累陰德中得來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