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局外人/鼠疫》有人說《局外人》的主人公默爾索，“沒心肝”,然而他又是個熱心人；他對生活的態度萎靡消沉,反應較為遲鈍,然而他具有敏銳的觀察力；還有人說他“野蠻”、“缺乏理性”,其實他讀過大學,思想充滿了哲理。他究竟是一個奇人、怪人,還是一個多餘人、明白人呢?。《鼠疫》這部以象徵手法寫出的哲理小說,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劃得深入細緻,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內容導讀
一個複雜多變、充滿巨大衝突的世紀已然過去。這個世紀裡，人們的心靈中前所未有地瀰漫著希望與失望、樂觀與悲觀的情緒；這個世紀的文壇，也因此空前地喧譁與騷動，文學作品數量繁多，審美傾向豐富多彩，思潮流派更替頻繁。
文學即人學。當下讀者全面認知20世紀和彼時文學情狀的需求正在增加，作為多年來致力於外國文學譯介的專業出版機構，我們希望以必要的責任心，翻譯介紹更多更好啟迪民智、打動心靈的現當代文學作品，以實現對人，特別是對其精神取向的尊重與關懷。是以譯林出版社精心推出“20世紀經典”，從對20世紀世界文學的整體回望出發，遴選百年來的文學名著翻譯出版，以供熱愛文學的讀者及各界人士豐富學養、陶冶性靈之需要，並力圖藉此實現對未來出版事業的積極開拓，為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奉獻一己之力。
20世紀文學史上作品異彩紛呈，作家燦若群星。“20世紀經典”旨在以新世紀的歷史視野和現實視角，選擇在文壇已有定評且契合社會現實與人的心靈需求的作品，使叢書的每一選篇日久彌新、傳之久遠。出於對翻譯出版現狀的認真思索，我們在遴選的過程中，特別注重中譯本的譯文水準，無論名家新人，均以實力取捨。譯林出版社努力以披沙揀金的態度，為讀者獻上品位高尚和質量一流的翻譯作品。在整體裝幀的莊諧雅俗上，也儘量考慮現時讀者具有共性的需求。
由於時間倉促，加之自身水平所限以及選目因海外授權獲得與否而受影響，這套叢書的不足之處恐在所難免，敬希讀者海涵。“20世紀經典”的書目將是開放性的，我們熱誠期待讀者的評判與指正，幫助這一志存高遠的事業高質量地進行下去。
圖書目錄
多餘人？抑或理性人？——談談加繆的《局外人》
局外人
關於加繆和他的《鼠疫》
鼠疫
內容摘要
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 ——《局外人》
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 ——《鼠疫》
風格特點
文筆簡潔、明快、樸實，保持傳統的優雅筆調和純正風格。他的“小說從嚴都是形象的哲學”，蘊含著哲學家對人生的嚴肅思考和藝術家的強烈激情。加繆也是我讀過的作家中，文字最冷酷的一位，有人說他是純粹用黑色調寫作的人
作者簡介
阿爾貝·加繆，法國著名存在主義作家,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13年出生在阿爾及利亞,早年在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後從事新聞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法國抵抗運動。戰後初期,與當時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學界影響極大的薩特過從甚密,但他本人一直認為對一切問題有自己獨立的見解。1960年春,在車禍中身亡。
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法國作家、哲學家阿爾貝·加繆，“因為他的重要文學創作以明徹的認真態度闡明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知的問題”。法國是世界第一文學大國，他們再次領到了諾貝爾文學獎，毫無疑問，加繆是一個特別出色的哲學家，也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作家。加繆很早就開始戲劇創作，也辦過劇團，當過演員，他的主要戲劇有《戒嚴》《正義》等。他寫過哲學論文集《西西弗的神話》《反抗者》，在歐美反響很大。最初他和薩特一起被看作存在主義者，但後來決裂了，開始了大論戰。
加繆繼《局外人》、《鼠疫》之後，曾計畫在另一部長篇小說《第一人》中描寫他的父親的一生。他的母親是祖代移居阿爾及利亞的西班牙人後裔；在她的扶養下，加繆在貧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間長大，對他們的處境始終懷有深切地同情
《局外人》譯者郭宏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著名法國文學研究專家，資深翻譯家。《鼠疫》譯者顏方濟、徐志仁，校者林友梅均為已故資深翻譯家。顏方濟曾是上海第二醫學院教授，徐志仁曾是上海電影譯製廠譯審，林友梅曾是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精彩賞析
《局外人/鼠疫》多餘人？或理性的人?
——談談加繆的《局外人》
郭宏安
翻開加繆的《局外人》,劈頭就看見這么一句:“今天,媽媽死了。”緊接著就是一轉:“也許是昨天……”一折一轉,看似不經意,卻已像石子投入水中,生出第一圈漣漪……
《局外人》的第一句話實在是很不平常的。“媽媽……”,這樣親昵的口吻分明只會出自孩子的口中,成年人多半要說“母親……”的。然而說話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個叫默而索的年輕人。他在臨刑前,以一種極冷靜極枯澀、卻又不乏幽默、有時還帶點激情的口吻講述他那極單調極平淡、卻又不乏歡樂、有時還帶點偶然的生活,直講到被不明不白地判了死刑。默而索不說“母親”而說“媽媽”,這首先就讓我們感動,淒悽然有動於中。我們會想:他在內心深處該是對母親蘊藏著多么溫柔多么純真的感情啊!
然而他竟沒有哭!不惟接到通知母親去世的電報時沒有哭,就是在母親下葬時也沒有哭,而且他還在母親的棺材(他居然沒有要求打開棺材再看看母親!)面前抽菸、喝咖啡……我們不禁要憤然了:一個人在母親下葬時不哭,他還算得是人嗎?更有甚者,他竟在此後的第二天,就去海濱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並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處。這時,我們幾乎不能不懷疑他對母親的感情了。也許我們先前的感動會悄悄地溜走,然而竟沒有。默而索不單是令我們悽然、憤然,他尤其讓我們感到愕然:名聲不好的鄰居要懲罰自己的情婦,求他幫助寫一封信,他竟答應了,覺得“沒有理由不讓他滿意”。老闆建議他去巴黎開設一個辦事處,他竟沒有表示什麼熱情,雖然他“並不願意使他不快”。對按理說人人嚮往的巴黎，他竟有這樣的評價:“很髒。有鴿子,有黑乎乎的院子……”瑪麗要跟他結婚,他說“怎么樣都行”,要一定讓他說是否愛她,他竟說“大概是不愛她”。最後,他迷迷糊糊地殺了人,對法庭上的辯論漠然置之,卻有興趣斷定自己的辯護律師的“才華大大不如檢察官的”。就在臨刑的前夜,他覺醒了:“面對著充滿信息和星斗的夜”,他“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他居然感到他“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似乎還嫌人們驚訝得不夠,接著又說:“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這是《局外人》的最後一句話,也是一句很不平常的話。
以很不平常的話開頭,以很不平常的話結尾,使《局外人》成為一本於平淡中見深度、從枯澀中出哲理的很不平常的書。我們的悽然,我們的憤然,我們的愕然,使我們不能不想一想:這位默而索究竟是何等樣人。奇人?怪人?抑或是常人?多餘人?畸零人?抑或是明白人?
有人說他是白痴。從他生活態度的萎靡消極,從他對人對事的反應的機械遲鈍,從他對周圍人們遵奉的價值觀念的無動於衷,從他對本能的、即刻的肉體滿足的強烈要求,從這些方面看,他確乎有些是。然而,他知道別人都為他失去母親難過。他惟恐養老院院長因他將母親送進養老院而責怪他,對於能否在母親的棺材前抽菸也曾有過猶豫。他有敏銳的觀察力,並且不乏判斷力,例如他從那些看過電影回來的“年輕人的舉動比平時更堅決”,推斷出“他們剛才看的是一部冒險片子”。他尤其對太陽、大海、鮮花的香味等十分敏感。當神甫勸導他皈依上帝的時候,他可以揪住神甫的領子,把他內心深處的話、喜怒交迸的強烈衝動,“劈頭蓋臉地朝他發泄出來”。這樣一個敏感、清醒、具有明確的自我意識的人怎么可能是白痴呢?
有人說他是個野蠻人。怕也不盡然,或竟可以說似是而非。在法國作家的筆下曾經多次出現過野蠻人或遠離人類文明的化外之人的形象。他們純樸善良,棄聖絕智,無知無識,不知有欺詐,亦不知有善惡,若一旦有機會進入文明社會,其結果不是逃離便是墮落。他們無例外地成為作家們歌頌的對象,如蒙田、盧梭、夏多布里昂等。默而索只有一點和他們相像,即對文明社會格格不入,而對陽光、大海、清涼的夏夜卻如魚得水,或者說“肉體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亂”。然而默而索並非生活在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他是法國人,是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首府阿爾及爾的一家船運公司的職員。他還讀過大學!只此一端就使他不但成不了野蠻人,怕連個平頭百姓也做不得,他有文化,可以給同伴解釋電影的內容,可以幫助鄰居寫相當微妙的信。他還讀報!而讀報,按加繆(或他的人物克拉芒斯)的說法,是現代人的兩大特點之一,另一個特點是通姦(見《墮落》)。因此,默而索之自絕於乃至見棄於人類社會,顯然不是由於野蠻人的原因所致。他曾經有過符合人類社會的價值標準的“雄心大志”,他對違反傳統行為模式的舉措經常有一種過失感,但他終於認識到這一切都“無所謂”,並不能改變生活。這樣一個有意識地拒絕文明社會的人怎么可能是野蠻人呢?
有人說他是“一個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那么,一般人的理性是什麼呢?無非是認可並接受傳統的價值觀念,如感情,愛情,事業上的抱負,對地位和金錢的追求,對於過失的悔恨,以及信仰上帝等等;無非是遵循習俗所規定的行為模式,如母親下葬時要痛哭流涕,娶一個女人時要說“愛她”,在法庭上要尋求有利於自己的辯護,在神甫面前要虔誠謙卑等等。然而默而索恰恰是拒絕傳統的價值觀念,對由習俗所規定的行為模式不以為然。他不想說謊,而不說謊不單是不說假話,也包括了不誇大其辭。他“不說廢話”,而加繆認為:“男人的丈夫氣概並不體現於言辭,而是體現於沉默。”他被判死刑後,曾經進行過那么複雜微妙的思索,甚至在想像中“改革了刑罰制度”。他對神甫的信仰作出過最嚴厲的判斷:“他的任何確信無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頭髮。”他對人類的處境作出了“進退兩難,出路是沒有的”悲觀概括,這樣的人,難道可以說是“一個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嗎?
默而索既非白痴,又非野蠻人,更不是一個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他是一個有著正常的理智的清醒的人。然而他卻不見容於這個世界。為什麼?因為他殺了人。檢察官指控:“我控告這個人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
誠然,默而索埋葬母親時沒有哭,難道說他這就犯下了死罪嗎?從習俗的角度看,表示悲痛只有哭泣,別無他途。死了人總是要哭的,連器具也有叫哭喪棒的,不獨死者親屬哭,甚至可以僱人來哭,中國有,甚至科西嘉也有,如高龍巴。這種由習俗規定的行為模式,是生活在社會中、並與社會合拍的人所必須遵守的。從這個約定俗成的行為模式的要求來看,默而索之不哭便被看成了禽獸的行為,為人類社會所不容。
當然,法律不會這樣愚蠢,徑直將“不哭”判為弒母,它總要尋出“正當”的理由來要一個人的腦袋。這理由在默而索身上恰好有一個:他殺了人。我們從旁觀者的立場看,默而索殺人實在是出於正當防衛的動機,只不過是他“因為太陽”(而他是那樣地喜歡太陽)而判斷失誤,使正當防衛的可辯護性大大地打了折扣。尤其是辯護律師的“才華大大不如檢察官”,從“以習俗的觀點探索靈魂”這一共同立場出發,他的所謂“正經人,一個正派的職員,不知疲倦,忠於僱主,受到大家的愛戴,同情他人的痛苦”之類的辯護,自然抵擋不住檢察官的“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的指控。從法律的觀點看,檢察官的指控無懈可擊,律師的辯護軟弱無力,默而索必死無疑。但從解除了傳統價值觀念的束縛和傳統行為模式的制約的人性的觀點看,默而索實在並沒有多少可以指責的地方。
他沒有哭死去的母親,但心裡是愛她的,並曾努力去理解她。他“大概不愛”而願娶瑪麗,是因為他覺得人人掛在嘴上的“愛”並不說明什麼。他對職務的升遷不感興趣,是因為他覺得那並不能改變生活,而且他是曾經有過但後來拋棄了所謂“雄心大志”。他拒絕接見神甫,是因為他覺得“未來的生活”並不比他以往的生活“更真實”。然而社會為了自身的安定恰恰要求它的成員恪守傳統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否則,一個人的靈魂就會變成一片荒漠,令檢察官先生們“仔細探索”而“一無所獲”;就會“變成連整個社會也可能陷進去的深淵”,令檢察官先生們“意識到某種神聖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此,站在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律的立場,量刑的標準其實並不在罪行的輕重,而在它對社會秩序的威脅程度,而所謂威脅程度,則全在於檢察官一類人的眼力。法律的這種荒唐實在並非沒有來由的。
加繆曾經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裡,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這種近乎可笑的說法隱藏著一個十分嚴酷的邏輯:任何違反社會的基本法則的人必將受到社會的懲罰。這個社會需要和它一致的人,背棄它或反抗它的人都在懲處之列,都有可能讓檢察官先生說:“我向你們要這個人的腦袋……”默而索的腦袋誠然是被他要了去:社會拋棄了他,然而，默而索宣布:“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這時,不是可以說是他拋棄了社會嗎?誰也不會想到默而索會有這樣的宣告,然而這正是他的覺醒,他認識到了人與世界的分裂,他完成了荒誕的旅程的第一階段。
我們終於說到了“荒誕”。談《局外人》而不談荒誕,就如同談薩特的《噁心》而不談存在主義。加繆寫過以論荒誕為主旨的長篇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事實上,人們的確是常常用《西緒福斯神話》來解釋《局外人》,而開此先例的正是薩特。他最早把這兩本書聯繫在一起,認定《局外人》是“荒誕的證明”,是一本“關於荒誕和反對荒誕的書”。我們讀一讀《西緒福斯神話》,就會知道,薩特的評論的確是切中肯綮的。加繆在這本書中列舉了荒誕的種種表現,例如:人和生活的分離,演員和布景的分離;懷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間的分裂;肉體的需要對於使之趨於死亡的時間的反抗;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為不可能的那種厚度和陌生性;人對人本身所散發出的非人性感到的不適及其墮落,等等。由於發現了“荒誕”,默而索的消極、冷漠、無動於衷、執著於瞬間的人生等等頓時具有了一種象徵的意義,小說於是從哲學上得到了闡明。當加繆指出,“荒誕的人”就是“那個不否認永恆、但也不為永恆做任何事情的人”的時候,我們是不難想到默而索的。尤其是當加繆指出“一個能用歪理來解釋的世界,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的時候,我們更會一下子想到默而索的。“荒誕的人”就是“局外人”,“局外人”就是具有“清醒的理性的人”,因為“荒誕,就是確認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於是,人們把默而索視為西緒福斯的兄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當然,薩特評論的權威性,也由於得到了加繆的主觀意圖的印證,而更加深入人心。加繆在1941年2月21日的一則手記中寫道:“完成《神話》。三個‘荒誕’到此結束。”我們知道這三個“荒誕”指的是: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小說《局外人》和劇本《卡利古拉》。三者之間的關係於此可見。這種三扇屏式的組合似乎是加繆偏愛的一種形式,例如哲學隨筆《反抗者》、小說《鼠疫》和劇本《正義者》。這是後話,不及細論。
閱讀《西緒福斯神話》,固然有助於我們理解《局外人》,但是,如果《西緒福斯神話》對於《局外人》來說,不僅僅是一種理解的幫助,而且還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想這並不是作為小說的《局外人》的一種榮幸,而只能是它的一大缺欠,因為這說明,《局外人》作為小說來說不是一個生氣灌注的自足的整體,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哲學觀念的圖解罷了。幸好事實並非如此。《局外人》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說,它以自身的獨立的存在向我們展示了一種關係:人與世界的關係。這種關係所以如此強烈地吸引著我們,是因為它迫使我們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世界是晦澀的,還是清晰的?是合乎理性的,還是不可理喻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幸福的,還是痛苦的?人與這個世界的關係是和諧一致的,還是分裂矛盾的?默而索不僅是一個有著健全的理智的人,而且還是個明白人,他用自己的遭遇回答了這些問題,而他最後拒絕進入神甫的世界更是標誌著一種覺醒:他認識到,“未來的生活並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實”。默而索是固執的,不妥協的。他追求一種真理,雖死而不悔。這真理就是真實地生活。
加繆在為美國版《局外人》寫的序言中說:“他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我想這話是不錯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默而索是一位智者,因為加繆在《西緒福斯神話》中寫道:“如果智者一詞可以用於那種靠己之所有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己之所無來生活的人的話,那么這些人就是智者。”默而索顯然是“這些人”中的一個,他要“義無反顧地生活”,“盡其可能地生活”,相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因此,他聲稱自己過去和現在都是幸福的,這雖然讓人感到驚訝,卻並不是不可理解的,因為加繆認為:“幸福和荒誕是同一塊土地上的兩個兒子”,幸福可以“產生於荒誕的發現”。當然,默而索是在監獄裡獲得荒誕感的,在此之前,他是生活在荒誕之中而渾然不覺,是一聲槍響驚醒了他,是臨近的死亡使他感覺到對於生的依戀。於是,默而索成了荒誕的人。局外人就是荒誕的人,像那無休止地滾動巨石的西緒福斯一樣,敢於用輕蔑戰勝悲慘的命運。而加繆說：“應該構想，西緒福斯是幸福的。”
《局外人》的讀者可以不知道默而索什麼模樣，是高還是矮,是胖還是瘦，但他們不可能不記住他，不可能不在許多場合想到他。默而索將像幽靈一樣，在許多國家裡遊蕩,在許多讀者的腦海里遊蕩。如果說時代變了，環境變了，人際關係變了,那他們可以記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在法國或類似的國家裡，有那么一個默而索……
關於加繆和他的《鼠疫》
林友梅
長篇小說《鼠疫》的作者阿爾貝·加繆是法國現代著名存在主義文學家,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他的父親生於阿爾薩斯,從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離寄養的孤兒院,長大後在阿爾及利亞當農業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不久,在對德作戰中受傷身亡,當時加繆還不滿一歲。加繆繼《鼠疫》之後,曾計畫在另一部長篇小說《第一人》中描寫他的父親的一生。他的母親是祖代移居阿爾及利亞的西班牙人後裔；在她的扶養下,加繆在貧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間長大,對他們的處境始終懷有深切的同情。加繆在阿爾及爾大學哲學系攻讀時，因患肺病而中途輟學。後來他和一些青年組織了一個“勞動劇團”,後因準備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礦工罷工遭到鎮壓為主題的戲劇,被殖民當局禁演,劇團也因而解散。那時加繆開始為當地報紙寫文章，後來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正式從事新聞工作。
1934年他參加了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共產黨支部,翌年脫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雖然有一段時間肺病復發,但仍參加了法國抵抗運動,繼續為反對法西斯撰寫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後,加繆擔任戴高樂派的《戰鬥報》主編,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繆正式宣告脫離這份報紙。後來他除了從事生平嚮往的戲劇活動和寫作外,長期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爾·伽里瑪挑選文藝作品。戰後初期,他與當時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學界影響極大的存在主義作家讓·保羅·薩特曾一度過從甚密,但加繆始終否認自己屬於這一派,認為他對一切問題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不屬於任何派別體系。1946年他發表了論著《反抗者》以後,受到薩特的批評,兩人之間展開了一場論戰,曾轟動一時。1960年春,加繆乘坐伽里瑪駕駛的汽車出遊時,翻車身亡,時年四十七歲。
《鼠疫》這部以象徵手法寫出的哲理小說,與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局外人》(1942年發表)同是加繆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為現代世界文學名著。《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醞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占領以後。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劃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著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像十九世紀美國作家麥爾維爾的小說《白鯨》那樣,通過一條大鯨魚的兇惡,寫出時代的災難。1942年加繆因肺病復發,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法國南部山區帕納里埃(後來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納盧作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療養,不久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入,德軍進占法國南方,加繆一時與家人音訊斷絕,焦慮不安,孤單寂寞,這種切身的體會使他在《鼠疫》中描寫新聞記者朗貝爾的處境時,特別逼真動人。
在加繆看來,當時處於法西斯專制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當時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為“像老鼠一樣”;在另一篇日記中,他這樣記下當時的情況:“全國人民在忍受著一種處於絕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繆在小說中用細緻的筆觸寫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臨一場大屠殺時的恐懼、焦慮、痛苦、掙扎和鬥爭之際,特別是刻劃了法國資產階級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的過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發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儘管加繆按照習慣,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借北非地中海濱海城市奧蘭作為發生鼠疫的地點,但我們從這座商業昌盛,物質文明發達,但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表現了一些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獨,活著沒有意義。因此,加繆雖然再三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西方文學史家仍然把他列為這一流派的作家。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己;《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這部後期代表作中,表現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變。
《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醫生面對著同樣荒謬的世界時,態度就完全不同:莫爾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連對母親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著局外人的態度;里厄醫生在力搏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絕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鬥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里厄醫生不是孤軍作戰,他最後認識到只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才有一線希望。
加繆堅持個人主義的立場,認為個人應置於一切的首位;但在發現強調“個人絕對自由”的存在主義並不能解決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矛盾時,加繆終於回到傳統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中去尋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類的出路在何處”的問題。
《鼠疫》的作者雖然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個時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這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也有獨到之處,而且全篇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劃得深入細緻;小說中貫穿著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般的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海濱色彩奇幻的畫面,使這部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相關評價
默而索將像幽靈一樣，在許多國家裡遊蕩，在許多讀者的腦海里遊蕩。如果說時代變了，環境變了,人際關係變了，但在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在法國或類似的國家裡，有那么一個默而索…… ——郭宏安
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表達了存在主義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獨,沒有意義。 ——林友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