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這個檔案[1]去年還不能發,現在可以發了。現在向全黨對總的形勢及個別問題作出結論,是有益處的。總的形勢是:革命高潮快要到來。這種高潮在近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戰爭,第三次是抗日戰爭,這三次都是全國規模的。其他如五四運動、五卅運動[2]、土地革命戰爭等規模都不夠,土地革命戰爭也沒有發展到全國範圍。現在全國規模的第四次革命高潮,可能很快到來。第一次革命高潮無產階級沒有參加領導,那時還沒有共產黨,是同盟會[3]領導的。第二次、第三次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共同領導的。這一次高潮是由共產黨單獨領導的。也許有一些同志會懷疑革命高潮是不是要到來,他們以為這種高潮多少年才有一次,並不是容易的事。這的確不容易,但根據最近的形勢來看,高潮是確定地快要到來了。凡是出現革命高潮,總是敵人有弱點,給我們以可乘之機,否則就很難。例如,第二次革命高潮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現在這次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次革命高潮都帶有民族性,都是反帝的,這次是反對美帝國主義。國民黨政府和美國政府簽訂的中美商約[4],是要把中國變為美國的殖民地,這不會因美軍撤出中國而發生變化。正如檔案上所說:“這一形勢,是在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代替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5]的地位,採取了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政策、發動內戰的政策和加強法西斯獨裁統治的政策的情況之下形成的。在美蔣這些反動政策下,全國人民除了鬥爭,再無出路。為獨立、為和平、為民主而鬥爭,仍然是現時期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6]從前我說過,和國民黨打的結果,解放區的區域有打得大、中、小三種可能,現在看來,打小的可能性是很小了,打大的可能性是很大了。黨的六次大會的決議提出兩個基本矛盾沒有解決,現在仍未解決,因此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這次革命的動力是兩條戰線,就是解放區和蔣管區的人民運動,而以解放區為主。解放區的勝利越大,高潮就來得越快。能不能勝利呢?根據過去的經驗,三個主要法西斯國家[7]都被打倒了,為什麼美蔣不能被打倒?從各方面來看,敵人是可以打敗的。現在我們最困難的就是五師[8]活動的地區,那裡的同志很難想像到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但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雖然十年內戰後期連江西蘇區都退出了,但革命高潮仍然要到來,果真是黑了南方有北方。歐洲為什麼在左傾,就因為那裡一些國家的中產者和小資產者在日益喪失他們的積蓄而變為無產者。中國的情況也相同,蔣管區人民的生活比抗戰時期還要困難,因此中國人民是不能不革命的。《大公報》是擁護蔣介石而又同蔣有分歧的資產階級報紙,該報提出中國有三個前途:第一,政治協商的前途;第二,南北朝的前途;第三,十月革命的前途。唯獨沒有說有蔣介石統一中國的前途。中間派的報紙也沒有一家說蔣介石能統一中國的,甚至連國民黨的報紙也不能不說只有民主才有出路。指出革命高潮一定要到來這一點,使全黨了解並從思想上、工作上、組織上預作準備,那末在這次高潮中我們就可能取得勝利。美國對蔣介石政府的政策(好比英國對希臘的政策[9]),我們在去年還很難判定,現在可以確定了。我們現在的口號還不是打倒美蔣,但實際上是要打倒他們。將來還有沒有和平的可能呢?我們的檔案沒有堵死和平的可能,也不拒絕同國民黨談判。但是,美國要和蔣介石共同統治中國,蔣介石要獨裁,而人民一定要反帝反封建,這三條都是確定了的,沒有疑問的。為什麼還可能有和平呢?如果我們再消滅蔣軍五十個旅,蔣介石就迫切需要休息,以便再戰。我們呢?要看高潮的勢頭和人力物力的情況,如果也需要休息,以便繼續進攻,也可以和他進行談判。在這種情況下,雙方有半年到一年的休戰時間是可能的,這種休戰只是一種臨時的步驟,並不涉及原則性的問題。所謂原則性的問題,就是反帝反封建。我們採取這種步驟是為了保障革命的勝利。在去年的停戰中,我們的五師及江南是吃了虧的,軍隊受損失,人民受摧殘。但這種停戰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是必需的。當時如不停戰就沒有理,蔣介石也是如此,美國也覺得如此,這就產生了短期的停戰。而這種性質的停戰在將來也還可能發生,所以在檔案中沒有否定和平的可能。
關於陝甘寧邊區的土地問題,西北局和邊區政府應該繼續解決,使一切無地的農民都得到土地。已經分過土地的地方,如果有多數人沒有得到土地,只是少數人得到,應該考慮重分,這樣可以得到多數民眾的擁護。要使農民同地主撕破臉,而不是和和氣氣。對地主打了再拉,不打只拉就不好。現在有一批幹部實際上站在地主方面,應該對他們進行教育。要使司令部、專署、地委在思想上都站在農民民眾方面。過去沒有對他們進行教育,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他們怕違反政策。
關於統一戰線,檔案上說了是極其廣泛的,還應該加一點,說明青年黨、民社黨[10]站到蔣介石方面去並不是我們孤立了,而是蔣介石更加孤立的結果。蔣不得不拉攏這樣的小黨派,由這些小黨派出來幫助維持他的局面,正好證明我們的統一戰線更廣大了。這種事情將來還會有,因為人民的力量將來會更加壯大。
現在我們對蔣介石的態度和抗戰時期有些不同,但不是原則上的不同,在抗戰時期我們同他實際上也是鬥爭多、妥協少。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雖有一些作用,但其妨害也很大。抗戰時期,我們對蔣的政策是,把繩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拉他同我們一道走。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凡能對我們進攻之處無不進攻。如果我們不堅決抵抗,沒有這個準備,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我們在抗戰中的主要同盟軍是農民,其次是民族資產階級。蔣介石在抗戰中有某些作用,但比起邱吉爾[11]在英國反德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就不如。
土地問題現在解決是好的。從去年或從今年開始解決也不能算遲,但如果現在還不解決,再拖延下去就將犯很大的錯誤。“三三制”[13]現在還要,為什麼不取消?因為現在解放區的狀況與抗戰時民主改革已經深入了的根據地的狀況基本相同,因此,中間分子、黨外進步分子還應該吸收進政權來。有些同志以為可以不要“三三制”了,這是不妥當的。在土地改革運動深入的地方,如果地主已經屈服,我們再拉他們一下,這對我們是有好處的。
總之,這一次革命高潮同前三次不同,同第一次不同的是有了我們黨,同第二次第三次不同的是沒有國民黨參加領導。凡是分掌領導權的都搞不好。內戰時我們沒有占領廣大城市,也沒有民族資產階級參加,這次則不同。革命勝利還有相當長的時間,我過去曾說過,少則三年到五年,多則十年到十五年。假如以少則三年到五年來說,那末,從日本投降時算起到現在已經過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後的困難我們還要估計到。
這個檔案應在黨內廣泛散發。
注釋
[1]指《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一文。
[2]五卅運動,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發的反帝愛國運動。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四月上海、青島的日本紗廠先後發生幾萬名工人大罷工,並取得了重大勝利。工人運動的高漲,引起了帝國主義者的恐慌與仇恨從而加緊部署鎮壓工人運動。五月十五日上海內外棉第七廠日本資本家槍殺了該廠工人領袖、共產黨員顧正紅,並傷十餘人。五月三十日,當二千餘學生分頭在公共租界各馬路進行示威遊行時,一百餘人遭巡捕逮捕,引起學生和市民的更大憤慨,有近萬人聚集在巡捕房門口,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國巡捕向民眾開槍,打死打傷許多人。“五卅”慘案發生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廣大工人、學生和部分工商業者,在許多城市和縣鎮舉行遊行示威和罷工、罷課、罷市,形成了全國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
[3]同盟會,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的簡稱。1905年八月,興中會與華興會等革命團體的成員在日本東京聯合組成同盟會,採用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政綱。孫中山被推選為總理。在他的領導下,同盟會積極進行革命宣傳,並聯合會黨、新軍發動多次武裝起義。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很快形成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運動。在袁世凱竊取政權後,同盟會於1912年八月改組為國民黨。
[4]中美商約,即《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
[5]汪精衛,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黨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主張對日妥協,是國民黨內親日派首領。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國民黨副總裁,同年十二月公開投降日本,後任日本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6]見《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2―1213頁)。
[7]指德國、義大利和日本。
[8]五師,指原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治委員。
[9]一九四一年四月德國法西斯占領希臘,以國王為首的部分希臘政府官員和軍官逃往國外,組成流亡政府,國內人民則在希臘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開展抗擊法西斯的鬥爭。一九四二年四月建立了希臘人民解放軍,一九四四年三月成立了希臘民族政治委員會,行使人民政權的職能,這時,人民解放軍在殲滅大量敵人的基礎上已經解放了許多城市和大片國土。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使希臘流亡政府驚恐萬分,也使英帝國主義極為憂慮。英國為使希臘繼續成為自己的勢力範圍,支持親英勢力繼續在希臘執政,以“調解”流亡政府和民族解放政治委員會的關係為名,製造了一個統一希臘政府和統一希臘軍隊的騙局,接著又公開地進行武裝干涉。在英帝國主義的政治欺騙和軍事干涉下,民族解放政治委員會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宣布解散,交出了它在解放區掌握的政權,一九四五年一月,又宣布遣散全國人民解放軍,並隨後交出了武器。人民解放軍放下武器後,革命軍民受到了英國和希臘政府的殘酷迫害。
[10]青年黨,即中國青年黨,一九二三年成立。民社黨,即中國民主社會黨,一九四六年八月由中國國家社會黨與民主憲政黨合併組成。抗日戰爭時期,它們曾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後又依附國民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參加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擁護這次大會通過的所謂“中華民國憲法”,支持蔣介石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
[11]邱吉爾,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出任英國戰時聯合內閣首相,領導英國抗擊法西斯德國的進攻。
[12]“三三制”,是中國共產黨制定和實行的關於敵後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政策。根據這一政策,抗日根據地政權中的人員分配是,共產黨員大體占三分之一,左派進步分子大體占三分之一,中間分子和其他分子大體占三分之一。
出處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與《大公報》的關係
倒是毛澤東於1947年“中國革命新高潮”時對提出中國有“三個前途”即“政協”、“南北朝”和“十月革命”三種前途的《大公報》表示了好感,因為它“唯獨沒有說有蔣介石統一中國的前途”,它是“擁蔣又同蔣有分歧的資產階級報紙”。而中國資產階級未始不是一個進步和革命的階級,“在舊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進步的主張,不能認為凡是不同意馬克思主義、不贊成當時搞社會主義的就是反動的”,而且還可以這樣說:“那時候,假如有一個階級、政黨真正能實現資本主義,工農、小資產階級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著它走資本主義道路,不一定都跟共產黨走”,因為他們當中“大多數在政治上處於中間狀態”的,後來只是由於“國民黨不搞資本主義”而共產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它們才跟著共產黨走,也就是說:“革命能勝利,是因為我們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而“國民黨失掉了中間力量,不可能不失敗”,所以中間力量是不能小覷的,中間勢力的輿論更不能小覷,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之范旭東稱《大公報》為“言論公正,影響國內外,則不啻在輿論界立下一根柱石”、胡適稱之為“‘小人國’中的巨無霸”( 《徐鑄成回憶錄》),而范氏、胡氏與《大公》“三巨頭”以及王芸生等——“中間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們影響一大片”(《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來之所以著意貶低中國資產階級以及其輿論力量(包括《大公報》),不僅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和對國情的罔顧,相當程度更是虛幻的“興無滅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