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概述
十年內戰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是指中國在1927年-1937年間，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性政權發動的戰爭，此戰爭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結束。中國國民黨稱之為剿共，中國共產黨稱之為土地革命戰爭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
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行為嚇倒，1927年召開“八七”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創建紅軍，開闢農村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開闢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接著，又取得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與此同時，建立了中華蘇維埃政權。1931年，日本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由於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三省淪亡。日本扶植溥儀做傀儡皇帝，建立偽滿洲國，對東北實行殖民統治。1932年，日本又發動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取得了日軍駐留上海的權利。1933年秋，蔣介石發動了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影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長征。中國共產黨在長征路上舉行的遵義會議，在極其危急關頭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克服千難萬險，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戰爭背景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不久，國民政府舉行“北伐”，占領北京，奉系軍閥張作霖退到關外。張學良“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這樣，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全國。但國民黨新軍閥間連年混戰給人民帶來極大災難。在國民政府統治下，四大家族憑藉國家政權，迅速聚斂巨額財富，成為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
戰爭經過
1927——1937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反對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支持下的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偉大國內革命戰爭。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實行法西斯統治，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及革命民眾。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8月7日召開緊急會議。克服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撤換了他的領導職務，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總方針。黨領導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堅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戰爭。同年10月，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的部隊到達井岡山，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組織工農政府，建立地方武裝，創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為中國革命開闢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武裝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等領導的部隊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後，逐步擴大了根據地。在此期間，黨還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西等地領導了武裝起義，成立了幾支紅軍和幾處革命根據地。從1930年底到1931年9月，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工農紅軍粉碎了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圍剿”。在此期間，其他革命根據地也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同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人民武裝抗日，並領導了東北人民的抗日游擊戰爭。
而蔣介石卻堅持對日本侵略者採取不抵抗的賣國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口號，繼續進行反人民的內戰，並於1932年6月和1933年10月，發動了對革命根據地的第四、五次“圍剿”。中央紅軍根據毛澤東的正確戰略方針，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粉碎了第四次“圍剿”。在反對第五次“圍剿”的戰爭中，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已貫徹到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中，完全違反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推行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反對游擊戰、運動戰，實行“正規戰”、陣地戰，結果使紅軍遭到嚴重損失。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除留一部分在南方各地繼續堅持游擊戰爭外，紅軍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長征。這時，“左”傾機會主義者又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使紅軍繼續遭受損失。其他大多數革命根據地的紅軍也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領導下遭到嚴重損失，先後也一起進行長征。
1935年1月，紅軍長徵到達貴州遵義，黨中央召開了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把黨的路線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在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長征途中，黨又粉碎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路線。1935年10月和1936年10月，第一方面軍和第二、四方面軍粉碎了國民黨的圍追堵截，在甘肅會寧會師，標誌著長徵結束，後到達陝北，勝利完成長征。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12月，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1935年12月9日爆發了北平（今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迅速得到全國人民的回響，形成了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1936年12月發生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條件。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國共兩黨重新合作，開始了偉大的抗日戰爭。
武裝起義
南昌起義
“八七”會議
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廣州起義和各地武裝起義
主要人物
蔣介石毛澤東(1893～1976)中國共產黨領袖，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詩人，書法家。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36～1976)，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1945)和中央委員會主席(1945～1976)，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1954)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54～1959)。字潤之，筆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於湖南湘潭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
1976年9月9日卒於北京。毛澤東始終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維護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主權，維護世界和平。就他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建立的不可磨滅的巨大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仍然受到中國人民的崇高尊敬。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中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其主要著作收入《毛澤東選集》，其他已公開發行的著作有《毛澤東書信選集》、《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和《毛澤東詩詞選》等。毛澤東有三子二女。長子在韓戰中犧牲。
相關會議
中共重要會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八七會議
為了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黨在新時期的鬥爭方針和任務，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今鄱陽街139號)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有：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有：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有：楊匏安、王荷波；中央委員有：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達；湖北省委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表王一飛，黨中央秘書處負責人鄧小平；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和另外兩個俄國同志。
會議由李維漢主持。他首先介紹了會議的籌備經過，說明到會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只能開一次中央緊急會議。然後宣布了會議的三項議程：1．共產國際代表作報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報告；3．改選中央政治局。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只開了一天就勝利結束。
八七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堅決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決定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八七會議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也有缺點，它只注意反右，而忽視了防“左”，使“左”傾情緒在黨內滋長起來。這是一個深刻的經驗教訓。
中共六大
為了系統地總結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明確新時期革命的性質和任務，自黨的“八七”會議之後，經過將近一年的醞釀和準備，中國共產黨於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當時嚴重的白色恐怖，在國內召開這樣的大會是有困難的。因此，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大會的會址安排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塞列布若耶鄉間別墅。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農民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組織決議案提綱》、《宣傳工作決議案》、《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共青團工作決議案》、《婦女運動決議案》、《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等。大會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
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明確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認為中國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錯誤的。同樣，認為中國現時革命為“不斷革命”，也是不對的。因為中國並沒有從帝國主義鐵蹄之下解放出來，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並沒有推翻，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仍然是革命的中心任務。為此，提出了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十大政治綱領：1．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2．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3．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4．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府；5．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5．實行八個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7．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耕地歸農；8．改善士兵生活，分給士兵土地；9．取消一切軍閥政府的稅捐，實行統一的累進稅；10．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
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出了引起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因此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政治綱領。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革命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革命發展不平衡，黨的政治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武裝起義，而是爭取民眾。特別是指出了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民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是六大的主要功績，對以後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不足之處是，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後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於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這些缺點和錯誤被後來的“左”傾思想片面發展和極端擴大，使革命遭到挫折。
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
到1930年上半年，在湘、鄂、贛、閩、粵、皖等省有18個區域127縣成立了擁有1400多萬民眾的蘇維埃政權；全國紅軍已擴展到14個軍近10萬人；農民土地革命不斷深入與擴大；全國工人罷工浪潮此伏彼起；反動軍隊的兵變現象與日俱增。在新的革命形勢高潮面前，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統治的中央提出，當時需要有集中的最高政權組織即中央蘇維埃政府，來對抗國民黨反動政權。這樣，中共中央就把建立全國性蘇維埃政權的任務，作為黨當時的中心任務，提到全黨工作的議事日程上來。為了完成這項中心任務，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第六十八號通告《關於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最早提出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任務和號召。隨後，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成立了大會籌備處；各革命團體紛紛發表宣言，熱烈擁護和回響大會的召開。
經過3個月的準備，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於5月在上海召開。會議分為兩個階段進行。1930年5月5日至10日舉行預備會議。出席代表57人。會議聽取了政治報告，關於職工運動與全國工人鬥爭趨勢的報告，關於農民運動的報告，關於紅軍的報告，關於蘇維埃的報告，關於土地法勞動法令的報告，關於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的報告等。代表們對上述報告進行了充分的討論，並初步通過了有關各項決議草案，為正式會議作了必要的具體的準備。
正式會議於1930年5月20日舉行。會議推舉未到會的史達林、加里寧、羅佐夫斯基、馬洛夫斯基、伏羅希洛夫和瞿秋白、毛澤東、彭德懷、賀龍、朱德為大會名譽主席團；推舉項英、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徐錫根等13人為大會主席團；推舉王宏為大會秘書長。
會議於23日閉幕。會議討論通過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和《目前革命形勢與蘇維埃區域的任務》、《蘇維埃的組織法》、《勞動保護法》、《暫行土地法令》、《紅軍及武裝農民擴大計畫》等重要決議，以及許多文告、大會宣言指出；“現在中國已明顯的存在著兩個不同的政權組織，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一是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統治，一是工農兵士勞苦民眾的蘇維埃政權。這兩種政權所代表的這兩個不同的階級的最後決戰，將要決定中國解放和工農勞苦民眾解放的命運！”宣言強調指出，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蘇維埃革命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目前革命形勢與蘇維埃區域的任務》中指出：“在目前革命高潮日益迫近的形勢下，準備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創立全國革命政權，已經成為當前的中心問題。”為此提出兩個口號：一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的國內戰爭”；二是“變軍閥戰爭為消滅軍閥的革命戰爭”。
遵義會議
為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西征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根據黎平政治局會議的決定，紅軍占領遵義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起草後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2月16日中央油印印發了這個決議。
《決議》否定了博古的報告，認為基本上是錯誤的。《決議》指出，政治上，“左”傾機會主義者提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沒有利用敵人內部的第一矛盾衝突，拒絕援助福建事變，喪失了打破“圍剿”的良機。《決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鬥爭。
遵義會議主要作出四項決定：1．改組了黨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3．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是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不久，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隨後，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又稱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誌。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兩河口會議
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一軍團二師四團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九軍二十五師七十四團在四川懋功達維地區勝利會師。為了統一戰略思想，黨中央政治局於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會議最後一致通過了周恩來的報告提出的戰略方針，並責成張聞天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個會議決定。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明確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的向甘南前進。”《決定》認為：“必須派出一個支隊，向洮河、復河活動，控制這一地帶，使我們能夠背靠於甘、青、新、寧四省的廣大地區，有利的向東發展。”《決定》還認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於大紅軍的活動與發展，但必須留下小部分力量發展游擊戰爭，使這一地區變為川陝甘蘇區之一部。”《決定》最後尖銳地指出：“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鬥爭中的主要危險。”
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為中心的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總方針，為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深入發展革命運動，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面。
瓦窯堡會議
1935年夏秋間，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華北事變”，妄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12月9日，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1萬多名學生舉行抗日示威遊行，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在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抗日救亡運動重新高漲的形勢下，為制定新時期黨的戰略策略，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中共中央於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
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決議指出：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因此，“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隊伍，什麼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決議還提出了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強調“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反日運動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
會後，毛澤東根據瓦窯堡會議決議的精神，於1935年12月27日，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系統地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革命成果
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使農民獲得土地為主要目的。所以又稱為“土地革命”。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的土地革命，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1931年春，毛澤東總結土地革命的經驗，制定出一條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那就是：依靠貧農、僱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這條路線，調動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證了土地革命的勝利。
為了保證土地革命的順利進行，縣、區、鄉各級都建立了土地委員會。分田的大體步驟是：
（一）調查土地和人口，劃分階級；
（二）發動民眾清理地主財產，焚毀田契、債約和帳簿，把牲畜、房屋分給貧雇家，現金和金銀器交公。
（三）丈量土地，進行分配，公開宣布分配方案，插標定界，標籤上寫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積。土地革命使廣大貧雇家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證。為了保衛勝利果實，他們積極參軍參戰，努力發展生產。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僅半年之內，參加紅軍的翻身農民達3萬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黃安七里坪的一個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農民入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