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將軍吟》 這是一部正面描寫“文化大革命”全過程的小說，它以空軍某兵團司令彭其受迫害的經歷為主線，通過三位將軍的不同命運，歌頌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原則性和鬥爭性，控訴了林彪“四人幫”的罪行。彭其是跟毛主席爬雪山過草地、打日本打老蔣的老將軍，因他在黨委會上說空軍“靠搞衛生出名，是華而不實、形式主義”，說吳法憲“不懂軍事，不能當司令”，在“文革”初期就被扣上“反黨”帽子，身陷囹圄，妻離子散，險些喪命。但他在困境申仍千方百計保護戰友，他苦口婆心地勸教那些“造反”的人們，他用表面關押實際保護的辦法使戰友不吃眼前虧。他受盡折磨，終於周總理親自打電話叫他到北京去了。另一位將軍陳鏡泉與彭其是老同鄉老戰友，造反派逼他領導批鬥彭其，他只得違心去做，面對複雜局面他“心如刀絞”。他丟掉一條胳膊，又喪妻多病，一生坎坷而忠心一片。還有一位老革命胡連生，則是愛憎分明，火暴如雷。他反對神化領袖，說毛主席是人不是菩薩。在所謂“公審大會”上，他破口大罵造反派“革得連是非都沒有了”，他更受到了非人的對待。小說中三個將軍的女兒，沉靜的彭湘湘，潑辣的陳小炮，“色彩和芳香還在神秘莫測之中”的李小芽，在鬥爭中也都成長了起來。而“造反派”頭頭范子愚夫婦和反面人物鄔中夫婦、江醉章之流，畢竟沒有逃脫了可恥的下場。
作者簡介
莫應豐莫應豐，湖南益陽人，1938 年生，當代著名小說作家。1961年肄業於湖北藝術學院，同年參軍。曾在廣州軍區文工團擔任過樂隊演奏、作曲工作，後任文工團創作員。1970 年從部隊轉業後至湖南長沙市文化工作室（文化館）工作，任文學創作組組長。1978 年調至湖南瀟湘電影製片廠任創作員。1989 年2 月病逝。生前為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理事。莫應豐從1972 年起開始文學創作，以寫作短篇為主，後專事長篇創作。
從1972 年至1979 年，先後出版有《小兵闖大山》、《走出黑林》、《風》、《將軍吟》等長篇小說。《將軍吟》1979 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獲中國首屆“茅盾文學獎”。
莫應豐是湖南省益陽縣大華沖（今屬桃江縣）花果山人。1938年1月19日生。幼時家境貧困，靠燒炭、賣柴、打短工為生。莫應豐妻子歐陽慧玲在《年根歲末憶故人》一文中回憶：“莫應豐出身貧寒,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他是老大,也是家中惟一的兒子,下面還有三個妹妹。小時候家裡窮得經常揭不開鍋,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父母又長期生病。為了減輕家裡負擔,12歲的他只得輟學,天不亮就摸上山去砍竹子。為了趕早從集市上換回一點鹽米度日,他每天都借著慘澹的月光,拖著比自己身軀長得多的竹子在逶迤的山路上躬身爬行。”（《文學界》2007年第4期）莫應豐讀書四年半即輟學，解放後復學。1956年考入武漢藝術學院附中。1959年升入湖北藝術學院音樂系，專攻作曲。即使上大學，貧困的生活也時進伴隨著莫應豐，使他很難堅持學下去。歐陽慧玲說：莫應豐“在湖北藝術學院作曲系讀書期間,正好趕上歌劇《洪湖赤衛隊》紅遍大江南北。作為一名音樂專業的學生，他當然應該到劇場去親身感受這齣名劇,但是這個願望對於當時的他來說，只是一個遙遠的夢想。他太窮,沒有買門票的錢。在他讀書期間，家裡僅給過他4元錢生活費。有一天，機會終於來了,學校免費組織學生觀摩《洪湖赤衛隊》。他激動不已，匆匆吃了晚飯等待集合。可他還是高興得太早了。劇場在武漢三鎮的另一邊，得乘坐輪船過長江。老莫囊中空虛，又不好意思跟人借，眼睜睜地看著別人離去。輪渡費其實只要8分錢，他就是拿不出，只得萬般無奈地放棄了圓夢的機會。”（同上）迫於生計，莫應豐1961年肄業參軍，到廣州空軍部隊從事文藝工作，開始寫劇本。1970年，復員到長沙民眾文化工作室。197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8年調湖南瀟湘電影製片廠當專職創作人員。198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同年當選為作協湖南分會副主席。1985年被推選為湖南軍事文學委員會主任。曾擔任中國作協理事、湖南省文聯黨組副書記（分管人事）及《大世界》（原名《茶館》）主編。
相關評價
作為誕生在灰暗土壤里的一棵生命樹，《將軍吟》的出現，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講，都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乃至中國當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個奇蹟。
它的出現本身，它的成功與缺憾，貢獻與不足，都值得我們給予特別的關注與探討。面對這一充滿了悲劇情感，同時也充滿了自我剖析精神的作品，你無法保持局外人的鎮靜，無法掩藏自己的靈魂；你會發現，這是一個永遠不會死去的文本，它在毫不妥協地把我們提升到自我證明的人生狀態後告知我們：什麼是真正的藝術及藝術秉賦。這一切皆來自思想的蘆葦對於混沌世界的困惑，對於鐵一樣真實堅硬的意識形態生活的懷疑和抗拒，來自個體存在與群體活動的對峙與較量。
作品魅力
《將軍吟》 《將軍吟》講了一個有關文化大革命生活的故事。現在看來，這個故事的價值並不在於它從正面表現了文化大革命運動，從而給歷史留下一面鏡子，而在於這個故事本身所蘊含的深度超過了正常的歷史理解力與想像力。與正面的時代生活相比，作者的筆端顯然更多而且頻繁地沉溺在個人生活的世界裡，顯然更傾向於個人的情感反應與心理態度，在誰也說不明白的非理性的顛狂、盲目、任意、破壞與無能為力的狀態中，時代成為了一個沉重的陰影，成為了一個“魔鬼”:是什麼“魔鬼”跑進來作怪使一個堂堂的集團軍司令竟失去了掌握小小會場的權利？是什麼“魔鬼”的憑附使得每一個人都不屬於自己使生活失去了基本的秩序？ 像馬爾克斯筆下的那場加勒比的颶風，時代在這裡變得神奇並富有“魔力”。
對這種魔力作者無力索解也無須索解，解決人與歷史的尷尬也許是人類社會永遠的責任，能夠發現這種境遇並表現出來昭之芸芸眾生，對一個小說家來說，已經近乎一種刻意與苛求了。
在這個意義上，《將軍吟》已經讓新時期之初一連串的藝術動作相形失色了，莫應豐在1976 年的思考令當今所有進行文學操作的人都感到了沉重的失語。然而，作品的深度並不僅限於此，與社會批判雙重進行的是對構成基本社會單位的個體生存活動的審視與分析，在社會生活的背景上，拷問了自我的靈魂，通過對個體諸生相諸心態的陳列，讓我們看到了潛伏在每個人心中並相機出來表演的“魔鬼”：原始本能的惡欲。貪婪、自私、破壞正是這些陰暗不安的成份，才使得人在更多的時候失去掌握自己的機會而去聽從冥冥之中的魔鬼的笛音。
可悲的不是人無力抵抗“魔鬼”的誘惑，而是根本不肯傾聽自我心靈的回聲，根本不去營造自己的意志之牆來阻礙“魔鬼”的出入。
彭其司令員的秘書鄔中、門診部護士劉絮雲、“革命家”范子愚、文工團員鄒燕這一乾小人物之所以紛紛參與到一場罪惡中去不能自拔，就在於他們對社會生活流的主動委身與自覺投靠。
最能夠說明問題的就是那個經常被劇中角色所感動得落淚的話劇演員鄒燕，在參與對老紅軍胡連生的鬥爭時，良好的本能使她面臨慘劇的發生時竟控制不住落下眼淚，但她寧可選擇去廁所擦去軟弱可恥的眼淚後繼續鬥爭，而不選擇聽任眼淚流下來，選擇自己的良知。從這個角度看來，所謂“文化大革命”悲劇乃至任何一場歷史悲劇的發生與延續，作為社會個體的每一個人，也許都該擔負不可推卸的罪責。
作品遺憾
《將軍吟》 遺憾的是這一思想在1976 年以後許多年裡的中國文學和思想理論的發展中都無法找到回聲，只在一部八旬老人寫就的《隨想錄》里才達成共識。這種結果不能不引人深思。
《將軍吟》最初創作於1976 年3 月至6 月，正值“文革”行將結束的前夕。但是，像“文革”最初的歲月一樣，社會意識仍然處於盲目肯定的狀態，殘缺的感性的迷狂仍然憑附並占據著全體的社會心靈，“革命”勝利後新生活的幸福還像一輪初生的太陽令人陶醉。一切都罩在和平神聖的光圈裡，新時代訊息杳杳無期。
作者所面對的就是這種近乎絕望的虛無和永恆，除了自己的心靈和眼睛之外，他無所藉助也無復依傍。在這樣的條件和環境下能夠產生上述否定的思想並把這一思想表達得如此細膩，恐怕不是單憑一種單純的冒險精神所能達到的，也不是所謂“寫真實”的創作方法所帶來的正效應，而應歸納於一種深刻的藝術哲學思想：真正的藝術不應是時代生活的寄生品，不是對傳統的重複，而應為時代形象、為傳統提供一種可資參照的價值體系；它緣於一種毫不媚俗的獨立意志，緣於對表象性質的思維方法的摒棄，緣於藝術家對自我心靈連續不斷的傾聽與辯析。離開了這些原則，藝術將失去所有的莊嚴而淪為一種膚淺的風雅形式，成為一張空洞的標籤。《將軍吟》正是在這些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本。
除此之外，《將軍吟》做表達體系、表達機制也基本近於完整而健康，生動如生的人物形象，敘述基調的沉著與抒情，語言風格的清新與樸實，連共時性組接中呈現歷時性流動的結構等等，都具有自己個性的特徵而較少當時文學習尚的影響。只有在個別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別是在宣傳部長江醉章的形象上，明顯地存留了“反面人物” 時代特徵，明顯地接受了階級鬥爭文學意識的影響，這是避免不了的。任何具有獨立意志的作家在枝節的細節方面都免不了趨俗，否則就是“超人”了。
但在邏輯上，“超人”根本不存在。這樣看來，《將軍吟》的缺憾是必然的，是命里注定了的。
作品意義
《將軍吟》的創作，其政治意義應該是大於文學本身。為什麼要冒險創作這樣的作品？莫應豐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不願意昧著良心服務於那群國賊，於是整天消極偷懶，能躲則躲，能推則推，能裝糊塗的決不自逞聰明。經常串門聊天，哈哈大笑，貌似玩世不恭。年華在虛度，精神痛苦已極，壓抑著一腔怒火，不知從哪裡噴出來。”又說，“我當過兵，對軍隊有所了解，知道槍桿子能夠影響國家前途。復員以後，我仍舊常與軍人接觸，對他們心中所想略知一二。那時我幾乎把全部希望託付於我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將軍們，只要他們認為時機成熟，振臂一揮，士兵們都是乾柴，立刻會燃起沖天大火；老百姓也都是烘烤在烈日下的火藥，隨時都可能發生爆炸。萬惡的‘四人幫’將在一片火海中化成灰燼。這是我的幻想。於是我想為那些可能是未來的救國神靈們立傳。”莫應豐說，“我想把它寫成一個正直的將軍發自內心的悲憤的長詩，籍以抒發他們那一輩人的主流思想，激發人們對自己和人民命運的關注。我寧肯把我寄予希望的對象儘可能寫得美一些，把美的靈魂和美的性格當成日出前的晨星”。創作體會
《將軍吟》莫應豐
《書林》編輯部要我談談寫作《將軍吟》的體會，我不知從何說起。在清理過去的舊書時，由一種現象產生出一番聯想。
前幾年，我經常收到出版社寄來的新書，有的翻一翻，有的沒有動。那些書全都打上了年代的烙印。就小說而言，只要看看裡面有些什麼口號，便知道寫成於哪一年。如今一見那些口號就反感，無論書中有些什麼內容，也只好閉眼扔進化紙爐。作者和編輯的心血豈不白費了？僅是紙張的浪費也令人痛心。我自己在“四人幫”垮台前夕也出版過一本小說，雖然在書架上勉強放了兩年，甚至曾考慮過修改重版，但終因時過境遷，難以救活，任其碾作塵泥了。那本書叫《小兵闖大山》，用去了我一些寶貴的生活素材，至今想來，猶感惋惜。
我也間或寫一點短篇，不久前在收編成集的時候，發現有些篇味兒不對了。一般地說，我還不算是很愛趕時髦的人，沒有寫過變幻無常的“路線鬥爭”，也不曾寫“走資派”之類。凡被我認為是短命的題材，我是不輕易去碰的。儘管如此，仍舊有些作品短命。
《將軍吟》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寫成於1976年春夏，出版於1980年6月。至今又過去近兩年了，仍不覺得過時。當然，一部長篇小說，出版還不到兩年，絕對不能算是長命的。但考慮到從寫出初稿至今，六年時間內，中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文壇風雨又是何其多！《將軍吟》卻不受這些影響，也算是難得了。
有趣的是，《將軍吟》初稿寫成後，一直密藏在朋友家裡。過了兩年半，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從廣播裡聽了全會公報，驚喜地發現，《將軍吟》初稿對“文化革命”的認識正好與公報的總精神相符；於是決定，立刻將稿子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
這是巧合嗎？確實是太巧了。我事後分析造成這種巧合的原因時發現，透過偶然的現象，能找到必然的根由。
在“四人幫”肆虐橫行的那些年月，我們從事文藝創作的人，被當成鷹犬和傳聲筒使用，不許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不許正視觸目驚心的生活現實，不許有健全的頭腦和正常的思維。我當時深感人格受辱，經常問自己：為什麼要寫？為什麼不去乾點別的事？一個人如果發現自己的行為沒有意義或有害於人、無利於己，就不會繼續幹下去。我正是從覺醒中甩袖而離開當時文場的。談起創作，我有點玩世不恭。找我約稿，我就說：“你從哪裡打聽到我會寫什麼東西？”實際上，我既不是完全不懂，也不是對創作沒有感情。自從我發現自己能夠寫小說以來，總想顯一顯身手。可是，怎樣幹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是作家的職責到底是什麼。作家對於時代，應該是一面鏡子；作家對於讀者，應該是一個良友；作家對於妖孽，應該是一把尖刀；作家對乾明天，應該是一隻雄雞。江湖騙子和為虎作悵的人，難道能留下什麼好東西嗎？糊裡糊塗，行為盲目，也很難構想能勝任人民的重託。於是我想乾一點本來應於的事情，按照應盡的職責來乾。這個職業是高尚的，同時也是危險的。亘古以來，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經遭遇不幸？又想幹這一行，又要絕對保險，恐伯也難做到。除非你不打算盡職．既要盡職，便不能算好了命再來。我就是這樣決定按真實面貌來描寫“文化革命”的。真實就是科學。科學是真正的硬漢子，它不屈服於任何邪惡勢力。“四人幫”拚死掙扎，想叫歷史朝著反科學的方向發展，終歸慘敗。歷史是按科學的方向前進的，我寫《將軍吟》也基本上是抱著科學態度的，所以就發生了巧合。看起來是巧，其實全在規律中。哪怕歷史一時走了彎路，大方向總是不會變的，這種巧合遲早會發生。
怎樣才能寫得真實？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實標準。我們都是那場運動的參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具體的角色。每人看到的事實不同，會形成不同的是非觀；每人所處的地位不同，會產生不同的好惡感。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從事創作，眼界是不能過於狹窄的。胸懷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我從1972年開始，就對親身經歷過的那場運動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進行回憶與思考，也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重新認識記憶中的種種人物。橫觀全國的大局，縱觀歷史的由來和趨向，謹慎地尋找我所要寫的主題，堅定寫作的信心。我經常提醒自己，要儘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想起過去的幼稚舉動來，經常覺得好笑；想起那時曾經愛過的、恨過的、景仰過的、同情過的種種人物來，他們的形象都變得複雜些、全面些了。有時為彭其著想，有時又為江醉章著想，有時假定自己是陳鏡泉，會怎么樣？像范子愚那樣的人，他自己死於並不明白中，活著的人們應怎樣看待他？胡連生是可愛的，但他這類人物的存在，過去、現在和將來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我把那些人物一個個搬到歷史的和時代的透視鏡面前，反覆照射、查看，像嚴肅的醫生一樣，做出儘可能準確的診斷。好在時間充裕，從開始產生想法到寫完初稿，經歷了五個年頭。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達到真實。我想，越是接近真實，作品的生命力就越強。這大概可以作為一個經驗記在心裡。
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對生活熟悉的程度，跟作品的生命力有直接關係。我過去寫過劇本，經常失敗。我往往把失敗的原因歸於技巧不熟，經驗不足，甚至怨天尤人。在困境中，我也想過，哪回要是能把親身經歷的事情寫出來不知會怎樣。但在寫《將軍吟》以前，哪怕再熟悉的生活，寫出來也使人覺得是假的。那是因為受著種種框框的約束，作品裡表現出來的生活被歪曲了。我從來痛恨“四人幫”那套文化專制教條。放開手腳，依照生活的真實面貌大膽寫一回，是我夢寐以求的事。但是，我發現有些歪曲生活的搞法，已成了習慣，從構思開始，就總是有一個幽靈在左右徘徊。我不斷在自己腦子裡敲警鐘：往意！照生活的真實面貌來寫。為達此目的，我力求給每一個人物找到具體的模特兒。有許多章節是把自己經歷過的事情儘可能照原樣寫進去。在我讀過的小說里，似乎沒有見過描寫一個領導幹部作報告、並把長篇大論的報告內容正面寫出來的搞法。誰都知道，作報告是一件枯燥無味的事，聰明的作者是要儘量避開不寫的。而我在生活中，確實聽過一個極端生動感人的長篇報告，事過好幾年了，當時的感受記憶猶新。難道不能打破禁忌寫一回試試嗎？我聽說有的高明的國畫家，為使自己的作品構圖奇特，故意違反常識，先造成險局，然後從險局中解脫出來，一旦成功，令人驚嘆。我仗著確有生活依據，也給自己造了一險，正面描寫彭其在文工團作報告。這就是第十四章《老人心》。現在，這個有點特色的章節，常常得到一些好評。其實我很清楚，並不是因為技巧使我獲得成功，而是由乾它真正來自生活。就整個作品而言，《將軍吟》是我所有作品中生活依據最充足的一部。它所以高出於其他，忠實於生活是一個重要原因。
現在有人說，《將軍吟》比較真實地描寫了“文革”動亂時期的一段生活，這個評價無疑對我是一個鼓舞。冷靜地想，它的真實程度到底如何呢？我希望它在無情的時間面前繼續經受檢驗。
感謝前人教給我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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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吟》《將軍吟》在《當代》雜誌面世後，在文壇引起了反響。康濯、閻綱、蔡葵等知名作家、評論家在報刊上紛紛撰文，評介莫應豐的文學成就。康濯的《“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略論莫應豐的創作》一文說，《將軍吟》、《風》等莫應豐的作品“確是相當大膽地‘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的。儘管魯迅先生對猛士和闖將及其要求的兩個‘敢於’，所面對的乃是舊社會、舊中國而不是今天社會的新生活；但從整個革命現實主義的要求來說，我們今天的文學需要‘敢於直面’和‘正視’的闖勁；同魯迅得先生當年的號召在精神上自仍是一致的。”康濯認為，《將軍吟》和《風》這兩部長篇“至少顯示了這樣三大特點：一是毫無迴避地從一定角度展開了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中種種特異風雲的正面描述；”“二是在涉及的生活和人物上，《將軍吟》更放手揭示了我們人民解放軍內部在十年浩劫初期種種極其尖銳、複雜的矛盾鬥爭，刻劃了從部隊高級將領到普通戰士乃至文藝、醫務人員、高幹子女以及各色野心家等眾多的形象”；“三是兩部長篇都確確包含了幾多酸苦的淚花和淋漓的鮮血……。新社會的激烈鬥爭中英雄人物的犧牲雖也有人寫過，卻總還有清規戒律；莫應豐則闖得頗無顧忌，不也終於是雖戰士犧牲而勝利愈近，因此效果不壞嗎？”（《文藝報》1980年第7期）閻綱的《從<風>——<將軍吟>》一文也說：“從《風》到《將軍吟》，是莫應豐連續躍進的光榮記錄。《風》較新奇，也很敏銳，但技術還嫌幼稚。它一瀉無餘，過於巧合，集種種不幸或罪過於一時、一身。《將軍吟》擺脫了舊寫法，找到了與眾不同的人物、故事、場面、契機，突破了題材的狹隘視野，駛入眼花繚亂、難以捉摸的紛擾世界。要說《風》是飽經憂患的斷腸之曲，那么，《將軍吟》則是醒獅發憤的慷慨悲歌了。”（《文藝報》同年第2期）評論家謝望新在《不可磨滅的歷史之章——莫應豐長篇小說<將軍吟>再認識》一文中,總結了《將軍吟》這樣幾個藝術特點：“思辨的、政論的、哲理的色彩，是這個時代思想和思維形式的一個主要特點。《將軍吟》在把握歷史進程上，已充分顯示了作家的思想高度，同樣，在藝術表現上也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特點。”謝望新說：由於作家曾在文工團擔任過編劇和作曲，他還借鑑了戲劇和音樂的一些表現手法。藉助於戲劇精心組織矛盾、形成高潮的手法。採取立傳式的寫法，一章一章地對主要人物的身世、經歷、現狀寫傳（在這點上，它區別於中國古典小說序列立傳的寫法）。在音樂上，藉助於交響樂再現和變奏的手法，將某一種思緒固定在一個特定的鏇律上，有時又把各種不同的音響融會在一個畫面里。當然，謝望新也明確指出了《將軍吟》的缺點：其一，作品對“文化大革命”產生的背景、根源揭示不充分。其二，《將軍吟》對人物心靈世界的開掘還不夠充分。（廣東作家網）閻綱對莫應豐的下一步創作提出要求：“希望續集保持優點，再上一層樓。希望把功力放在幾個將軍靈魂複雜性的開掘上，多想想我們幾個老帥生前的複雜處境。反面人物的刻劃，還沒脫盡《風》的影響。對於政治事件，不一定非寫不可，迂迴往往出奇制勝。”總之，“不但寫人怎樣塑造文化大革命，而且寫文化大革命怎樣塑造人。”（《從<風>——<將軍吟>》，《文藝報》1980年第2期）
作為傷痕文學作品，《將軍吟》出版的日期相對較晚，類似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已經層出不窮，所以小說問世後並沒有引起文壇足夠的重視。但作為新時期第一部揭露文革的長篇小說，《將軍吟》的問世其意義又非同一般，故而於1982年12月獲得了首屆茅盾文學獎。站在領獎台上，莫應豐表示：“我願努力，在建設具有中國氣派的新文學大廈上再添一塊磚瓦。”（《1982年12月15日 首屆茅盾文學獎授獎儀式舉行》，百度貼吧）茅盾文學獎是中國文學的最高榮譽，時過20餘年，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仍舊說：“摘取茅盾文學獎的桂冠，無疑是一個作家的崇高榮譽，但也意味著作品面臨著極大考驗——經過歲月的磨洗，給歷史和人民留下記憶的作品，才能贏得真正的桂冠。”（李冰《第6屆茅盾文學獎26日烏鎮頒獎》，北京娛樂信報2005年7月20日）正因為這個獎項極其重要，莫應豐也由此被載入了新時期文學的史冊。
茅盾文學獎歷屆獲獎作品
| 第一屆（1982年 六部長篇小說） |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周克芹 | 《東方》 魏巍 | 《李自成》（第二卷） 姚雪垠 | 《將軍吟》 莫應豐 | 《冬天裡的春天》 李國文 | 《芙蓉鎮》 古華 |
| 第二屆（1985年 三部長篇小說） | 《黃河東流去》（上下集） 李準 | 《沉重的翅膀》 張潔 | 《鐘鼓樓》 劉心武 |
| 第三屆（1988年 五部長篇小說） | 《平凡的世界》 路遙 | 《少年天子》 凌力 | 《都市風流》 孫力、余小惠 | 《第二個太陽》 劉白羽 | 《穆斯林的葬禮》 霍達 （榮譽獎二部） 《浴血羅霄》 蕭克 | 《金甌缺》 徐興業 |
| 第四屆（1989－1994年 四部長篇小說） | 《戰爭和人》 王火 | 《白鹿原》（修訂本） 陳忠實 | 《白門柳》（一二部） 劉斯奮 | 《騷動之秋》 劉玉民 |
| 第五屆（2000年 四部長篇小說） | 《抉擇》 張平 | 《塵埃落定》 阿來（藏） | 《長恨歌》 王安憶 | 《茶人三部曲》（1、2）王旭烽 |
| 第六屆（2005年 五部長篇小說） | 《張居正》 熊召政 | 《無字》 張潔 | 《歷史的天空》 徐貴祥 | 《英雄時代》 柳建偉 | 《東藏記》 宗璞 |
| 第七屆（2008年 四部長篇小說） | 《秦腔》 賈平凹 | 《額爾古納河右岸》 遲子建 | 《暗算》 麥家 | 《湖光山色》 周大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