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牆下的紅玉蘭》刊於《收穫》1979年第2期，是中國當代作家從維熙的代表作品。在新時期文學發展史上，《大牆下的紅玉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這部壯美的悲劇作品以其震撼人心的藝術真實，以其突破題材禁區的勇敢，開闢了新時期文學創作一個新的領域，並成為新時期中篇小說崛起的開端。
作者簡介
從維熙從維熙，男，1933年出生於河北省遵化縣，童年在故鄉度過。1952年在師範學校讀書期間開始從事文學創作，他的處女作是一篇刊登在《光明日報》上的徵文，同年又在當代著名作家孫犁主編的《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1953年畢業後，被分配在北京市郊區的青龍橋國小教書。同年冬季，調到《北京日報》社任農村記者。1955年出版短篇小說集《七月雨》和《曙光升起的早晨》，1956年出版長篇小說《南河春曉》，同年出席了全國第一次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並經當代著名作家康濯介紹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開始了專業文學創作。1957年錯劃為右派，被遣送到北京西山綠化大隊等處勞動，當過馬車把式，燒過石灰；還在北京茶淀、團河等勞改農場長時間同各色勞教人員一起，從事沉重的勞動；以後又到山西，在磚窯場裡當過窯工，在煤礦上挖過煤。1979年平反後，重新執筆，陸續發表了大量的作品：《大牆下的紅玉蘭》、《第十個彈孔》、《杜鵑聲聲》、《泥濘》、《葵花嫂外傳》、《遺落在海灘的腳印》、《傘》、《遠去的白帆》、《雪落黃河靜無聲》、《風淚眼》、《北國草》等。其中《大牆下的紅玉蘭》、《遠去的白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第十個彈孔》獲文化部頒發的優秀故事片獎，《雪落黃河靜無聲》獲《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中篇小說獎。現任中國作協黨組成員、中國作協理事、北京市作協常務理事、北京市政協常委。
內容概要
《大牆下的紅玉蘭》這是發生於大牆下面的一個悲慟故事：1976年的早春，大地冰鋪雪蓋，位於黃河之濱的河濱勞改農場又增添了一位新犯人葛翎，不久前，他還是省勞改局勞改處處長，如今成了“走資派”、“還鄉團”、“現行反革命”，他是一名既無刑期、又無法律手續的囚犯。葛翎剛到牢房，犯人班長馬玉麟就逼他上水利工地。這個馬玉麟是名由“死緩”減為“有期”的老犯人。解放初，葛翎是威震冀東的土改工作團團長，馬玉麟的父親、大惡霸地主馬百壽就是被葛翎帶領的工作隊鎮壓的。馬玉麟為報父仇，勾結土匪偷襲工作隊，打傷過葛翎。他萬沒想到30年後，共產黨的勞改處長竟成了他的“獵物”。他牢記造反派頭頭、農場政委章龍喜給他的指令，要將葛翎往死里整。到了工地，他指使曾被葛翎審訊過的流氓頭子俞大龍同葛翎抬泥。俞大龍故意堆尖裝滿大泥兜，讓葛翎抬重頭。葛翎忍受腿上的槍傷疼痛，將泥土抬上了大堤。剛到堤上，扁擔壓斷了，泥兜砸在葛翎腿上的槍傷處，鮮血滴滴淌下。俞大龍還想繼續作惡，這時一個瘦瘦的犯人將他摔到堤坡底下。這個犯人叫高欣，是剛入獄不久的體院學生。1975年秋，他因扔鐵餅失手，砸死一個小女孩，省公安局的秦副局長正想找一名代表體育界發表“批鄧”講話的發言人，見高欣是個破全國記錄的著名運動員，便決定不給他任何處分，條件是讓他“批鄧”。高欣拒絕了秦副局長的“恩典”，把自己準備結婚的一點積蓄給了女孩家裡，並給未婚妻周莉寫了一封信，讓她重選伴侶，然後背著行李進了法院。這下觸怒了秦副局長，高欣由“無罪”一下被判為無期徒刑。來到河濱農場後，場長路威特別照顧他當了工地的統計員。
俞大龍準備爬上來與高欣拚命，路威騎馬過來了。他是葛翎的老戰友，他怎么也不相信這位抗戰入黨的老黨員，轉眼間會成為“現行反革命”，但眼前站著的葛翎使他驚呆了。馬玉麟見場長到來，馬上惡人先告狀。但路威一眼就看穿了這場“格鬥”的實質，他掏出手銬命令高欣：“把馬玉麟、俞大龍銬起來，送禁閉室！”路威又令一個犯人將受傷的葛翎背到工地旁的一個帳篷里。兩位戰友感慨萬分，葛翎向路威講述了自己變成囚犯的經過。靠血洗省“公、檢、法”單位起家的武鬥專家秦副局長，早就對葛翎這樣的“民主派”耿耿於懷，林彪事件前，他就指使自己的秘書章龍喜整過葛翎的“反黨”材料。1976年初，他非法撬開葛翎的抽屜，在一個筆記本上發現這樣一段話：“不要把毛澤東看成神秘的，或者是無法學習的領袖．．”他把這段周總理在第一次全國青代會上的講話作為葛翎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證，定葛翎為“現行反革命”。路威聽完葛翎的陳述，怒火滿腔。路威用他的棗紅馬送葛翎去醫務所治療腿傷，途中遇到了從北京專程來看高欣的周莉。路威帶她去看望高欣。剛到監獄門口，馬玉麟、俞大龍正走出大門，原來章龍喜將他們放了，反將高欣關進禁閉室。路威命令他們滾回監房，接著去獄政科拿走了禁閉室的鑰匙，然後去河濱農場黨總支，匯報了工地上發生的情況，請求總支討論高欣與馬王麟、俞大龍誰該關禁閉的問題。會上，多數委員同意禁閉馬王麟、俞大龍。散會後，路威趕到禁閉室，安排高欣與周莉秘密會面。半夜，高欣回到監房，他向葛翎報告了周莉從北京帶來的首都人民自發悼念周總理的訊息，並拿出周莉從天安門廣場上攝下的照片。他倆商議，在後天的清明節為總理獻個花圈。他們的交談，被偽裝酣睡的馬玉麟偷聽。第二天一早，章龍喜從檢舉箱裡發現了馬玉麟的小報告。正當路威宣布禁閉馬玉麟、俞大龍的決定時，章龍喜突然宣布搜查高欣身上的照片，幸虧路威早將照片藏在自己身上，使章龍喜撲空。但葛翎和高欣準備扎花圈的紙張、棉花都搜走了。馬玉麟見章龍喜撲了空，便再獻毒計。制花圈的材料被搜走後，葛翎打算摘幾朵從大牆外伸到牆內的幾枝潔白的玉蘭花來代替，恰好發現兩個電工在修理大牆上的電網，他正準備請犯人電工幫忙摘幾朵，但遠處的章龍喜正朝他這邊盯著，他只好作罷。傍晚，高欣報告說，兩個電工由於電網沒修完，梯子還留在大牆根下，他準備半夜裡用梯子摘幾朵玉蘭花。葛翎深知這樣做十分危險，因為這有越獄嫌疑，哨兵發現後是可以開槍的，便勸阻高欣不能莽撞。
他走到崗樓下與放哨的小戰士說明摘花的意圖，小戰士默許了。半夜時分，葛翎一出門就發現高欣已在大牆下豎梯子，葛翎腦子裡突然閃現一個念頭：電工怎么會如此疏忽？這裡一定有鬼。於是堅決阻止高欣上梯子，寧願自己擔風險。此時，章龍喜正在崗樓上監視大牆下的一切，這梯子是他聽取馬玉麟的毒計後故意留下的。當葛翎爬上梯子摘下伸到大牆內的兩枝玉蘭花時，章龍喜一把奪過小戰士手中的步槍，瞄準葛翎扣動了槍機。葛翎從大牆梯子上摔下來了，熱血染紅了手中的潔白玉蘭花．．兩天后，秦副局長親臨河濱農場，處理這起“反革命事件”。於是，大牆內外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大牆外的河濱農場黨總支改組，章龍喜當上了總支書記；大牆內的高欣被重新關進禁閉室，而馬玉麟則提前8年釋放出獄，俞大龍當上了犯人班長。當秦副局長趕到路威家對他強行逮捕時，路威已懷揣那兩枝鮮血染紅的玉蘭花，上了列車去北京告狀。列車在前進，天快亮了．．
作品鑑賞
《大牆下的紅玉蘭》這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情節：一個抗日戰爭時期入黨的老共產黨員、省勞改局的處長，競被投進了他自己多次視察過的共產黨的牢房，他既無刑期、又無法律手續就變成了囚犯，而同居一間牢房的老犯人竟恰恰是30年前被他鎮壓的對頭冤家、一個手中有血債的土匪和“還鄉團”。當年的階下囚，今天是“犯人班長”，也可以對他發號施令、實行“專政”了。
這類充滿戲劇性的情節在那個天地混沌、人妖顛倒、鬼魅橫行的“日蝕”年代，那個林彪、“四人幫”一夥張牙舞爪的“文革”歲月，卻有著極其準確和深刻的藝術真實，因為，在那個年代裡，國家主席、元帥將軍、部長省長一夜之間都會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投入監獄、淪為囚犯。作者在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中，就是以這個情節為框架，敘述了主人公葛翎在“日蝕”年代同林彪、“四人幫”一夥的倒行逆施英勇抗爭、血灑大牆的悲劇故事。雖然小說的情節充滿了悲劇色彩，然而，通篇小說卻洋溢著激奮、慷慨、壯美的情調。這主要得力於作者在揭露林彪、“四人幫”一夥及其爪牙嘍羅們製造冤獄、迫害人民的同時，著力反映了真正的共產黨員們和革命人民的反抗和鬥爭。寒冬的大渠堤上，葛翎拖著疲憊、傷疼之軀，硬是將沉重的泥兜抬上了高坡，這個“寧叫扁擔折，不能腰弓曲”的烈火冶煉的金子般的漢子，不僅贏得了良心未混的勞改罪犯們真誠的歡呼，也深深震憾了讀者的心靈，使人們從中感受到了勇士的不屈不撓；扔鐵餅失手砸死了一個小女孩的運動員高欣，是一個因拒絕當“批鄧”發言代表，觸怒了“四人幫”的爪牙，被判了無期徒刑的囚犯，他正氣凜然地將迫害葛翎、進行赤裸裸階級報復的流氓頭子從大渠堤上扔進渠底，變成了一個泥豬，充分顯示了正義的力量；而葛翎為了悼念周總理，不惜犧牲，鮮血染紅潔白玉蘭花的壯舉，更顯示了這名老共產黨員的強烈愛憎和鬥爭意志，也顯示了這名老共產黨員反抗邪惡的英勇氣概。作者在反映大牆內正義同邪惡英勇鬥爭的同時，也反映了人民在大牆外同邪惡的英勇鬥爭。勞改場場長路威是一個正直而剛烈的漢子，有著火一般熱烈的情懷，為了保護如葛翎、高欣這類身陷囹圄的同志，他無所畏懼地與“四人幫”的爪牙們進行面對面的鬥爭；體操運動員周莉，冒著風險探監，堅貞不渝向大牆之內的高欣獻上了純潔的愛情，給高欣以莫大的激勵。就是小說中沒有正面描寫的清明時節首都人民在天安門廣場上悼念周總理、怒斥“四人幫”的活動，農場黨總支多數委員頂著“四人幫”小爪牙章龍喜的淫威，同意禁閉迫害葛翎的罪犯馬玉麟、俞大龍等情節，也顯示了大牆外真正的共產黨員和廣大革命人民同邪惡的鬥爭。大牆內外的這些鬥爭使讀者感受到，正義終將戰勝邪惡，浮雲終將遮不住太陽，“日蝕”一旦過去，大地一定還會沐浴著燦爛輝煌的陽光！
地位
從維熙在新時期文學發展史上，《大牆下的紅玉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這部壯美的悲劇作品以其震撼人心的藝術真實，以其突破題材禁區的勇敢，開闢了新時期文學創作一個新的領域，並成為新時期中篇小說崛起的開端。文學作品中觸及法庭、牢獄生活的領域，非自從維熙始，古今中外也曾有不少偉大作家涉足這個領域並產生了不朽的傳世之作，但是，在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中，把藝術筆觸伸社會主義國家牢獄的大牆之內，寫法制而涉及冤獄，開先河者，則是從維熙，他自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之後，一發而不可收，陸續發表了大量這個題材的文藝作品，因而當之無愧地獲得了新時期“大牆文學之父”的美稱。從維熙獨闢蹊徑，開創“大牆文學”，這與他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之後，20餘年勞改、勞教的坎坷、曲折生活道路是分不開的，這也算是應了“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古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