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
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企業正在逐步成長壯大並走向世界。雖然我們的企業同過去比確有很大進步，但與世界領先企業比還有較大差距。中國企業走過了一個不同尋常的道路，一批批企業成長起來；又一批批企業破產倒閉，平均壽命只有3.5歲。中國企業經營艱難和活不長現象給國家和民族企業資產造成了極大浪費。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中國企業如何更快、更好發展，更健康成長，成為了一個很有價值的研究課題。在學術界和企業界，把學習能力歸結為企業健康成長的關鍵要素已成為共識，中國企業界掀起了一股學習熱，向西方學習、向世界500強企業學、向中華古典智慧學、向解放軍學，一時間迷失了學習方向。
《大思維——中國企業向誰學習》一書立意於中國企業發展的這個根本問題，從中國傳統文化背景和當代企業實際出發，針對中國企業現存的問題，提出了中國企業現階段向誰學習的問題，如何學習？應當學什麼？從哪裡學習？
一、作者立足於中國企業學習的現狀，提出反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提倡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回答了中國企業如何學習的問題。
《大思維——中國企業向誰學習》基於中國傳統文化背景，對中國企業學習問題的現狀，從管理學的科學、藝術和哲學的統一的高度，首先回答了中國企業現階段如何學習的方法問題。作者大膽地對中國企業向西方管理經驗學習的拿來主義的、教條主義的、形上學的學習方法進行了批判，提出從中國客觀實際出發，堅持實踐的觀點，針對中國企業的具體問題，重視總結經驗，辯證思維，提倡學習西方先進管理知識要同中國企業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學習方法。
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實踐性和針對性。作者提出企業經營管理應該學習智慧的“神韻”，智慧表象背後的價值理念、思維方式、方法論及心態等。這就如同我們學哲學要學它的原理，學習套用它的立場、觀點、方法一樣。簡單地查找結論，機械地對號入座，則陷入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給企業的發展帶來嚴重後果。
作者在自序中指出：“我們一直留意國內經管類書籍，長年的跟蹤使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書店中賣的經管類書籍大多數是從國外翻譯過來的，對中國企業的指導意義十分有限。”“這一現象的存在又導致另外一個更怪的現象，就是我們的MBA學員，企業管理人員，每一個人在談論外國企業經營管理的經典理論、案例、思想時都會如數家珍，娓娓道來，甚至比外國人更加了解他們的思想。許多國外的經營大師，管理思想家來到中國，他們最驚奇的是竟然能在古老的中國，遙遠的東方有如此多的知音在等待他們。但遺憾的是無論是科特勒的行銷理論、波特的競爭戰略、還是“理性人”假設、資本市場有效性理論、波斯頓矩陣、羅伯特•卡普蘭的平衡計分卡、六西格瑪管理……幾乎所有西方思想理論方法賴以成立的假設前提在目前的中國環境下還根本不具備，或者只有少數條件具備。西方思想理論過於理想化，這使得我們學後感覺非常有道理，但在現實中難以操作，有隔靴搔癢、無從下手之感！”作者的觀察可謂很細。
當前許多作家、培訓師、諮詢師、教授製造大量“成功秘笈”，用來指導企業發展。其後果是混亂且矛盾的管理思想已經使企業亂了方寸，無所適從，改革開放後才催生的、文化底蘊還不夠深厚的中國企業經營者的頭腦成了各種謬誤的跑馬場。許多中國企業在學習的過程中迷失了方向，作者在分析進而列舉出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為各種片面的觀點所誤導，尤如瞎子摸象，將局部片面的真理不分條件地引以為企業學習的聖經。”“其二，熱衷於對經營管理之“術”的學習，忽略對經營管理智慧本源之‘道’的學習。作者在批判這兩種觀點是聯繫現階段中國企業學習中有病亂投醫的實際，並試圖倡導學習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建立起一種新的學習思維方式方法。
作者在列舉中國企業盲目學習時指出，《基業常青》是很多企業奉為經典的讀本，正如十幾年前流行的《追求卓越》一樣。該書將世界上最好的企業與次好的企業進行對照分析，書的作者總結冠軍企業所擁有的，但亞軍企業所不具備的，得出基業常青企業的幾個基本原則，並視之為所有企業成功的寶典。作者把冠軍企業和亞軍企業放在一起比較，冠軍企業所擁有的恰恰是亞軍企業不具備的，但亞軍企業也是世界優秀的企業。對弱小的中國企業來說，不僅冠軍是學習對象，亞軍也是學習對象，我們離亞軍還有遙遠的距離，更何況學習冠軍呢？作者把冠軍和亞軍看成非此即彼的對照組，由此得出的結論怎能指導中國企業？要知道，世界上最好的企業並不是最適合我們學習模仿的對象。可能世界二流、三流企業（相對於中國也是一流）反而有更多的東西值得學習和借鑑。
“執行決定成敗”論也頗為流行，近幾年來到處在談執行力，頗有不懂執行就不懂管理之勢。但什麼是執行？與執行相對的概念是什麼？各種“大師”、“教授”、“博士”把執行當個筐，什麼東西都往裡裝，比如毛澤東、鄧小平成功是因為他們執行力強，張瑞敏、柳傳志成功也是因為他們執行力強，並有“90%以上的企業敗於執行”之說，實在難以想像這些觀點會源於嚴謹的學者！決策決定生死，執行只能決定快慢。老闆皆希望下面的員工執行力強，所以“執行決定成敗”論迎合了老闆的心理，但迎合不代表真理。中國企業發展的瓶頸是老闆，是決策者，過多的強調執行是對中國企業的誤導。
“細節決定成敗”就更玄乎了。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於“細節”，實在荒唐透頂。要想使這個命題成立，必須偷換“細節”這個概念。嚴肅的學術爭論必然演變為文字遊戲之爭，這是一種墮落。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一切的問題皆可細分，但這些細節必須放到整體中才有意義。細節決定成敗一旦被當成行動哲學，必然導致人們只注重具體而不注重原則，只關心局部而不關注整體，只看眼前而忽視長遠。一個缺乏系統觀的領導，一個執著於細節的領導，必然會給他的下屬和他領導的組織帶來災難。
作者指出：“成功經理人的必備秘訣，管理者的72種技巧，哈佛的經營管理技巧，管理贏家技巧100則，以及圍繞各種大師，如傑克.韋爾奇、比爾.蓋茨、松下幸之助、李嘉誠等的各種成功秘訣成為人們趨之若鶩的對象。其實，做企業哪裡有這么多成功秘訣。所謂的這些成功秘訣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特殊的環境下結合自己的感悟而得出的權宜之計。所謂的成功秘訣只不過是一種智慧之形，智慧之術，是智慧表象，是雕蟲小技，而不是智慧之本源，智慧之正道。時過境遷，別人所謂的成功秘訣無法複製於你。”作者在書中引用了中國古代輪扁論讀書的寓言故事就深刻地揭示了這個道理。眾多的成功技巧、秘訣之所以能暢銷，這一方面反映企業急需找到企業的出路，也反映出讀者的浮躁，急功近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企業有病亂投醫的心理。一度熱衷於什麼新概念、新名詞一經炒作，似乎就成為包治企業百病的良藥。如流程再造、學習型組織、6西格瑪管理在西方一走紅，突然一夜之間，國內很多企業就宣稱自己正進行流程再造、正在創建學習型組織、正引進6西格瑪管理，總之，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各種洋概念、洋名詞滿天飛。什麼5S管理、JIT、ERP、CRM、KPI、核心競爭力、文化管理等洋名詞被時不時掛在嘴邊。其實，許多企業甚至連概念都沒有領會、將西方的一套生吞活剝，流行什麼就追什麼。同樣，做企業哪裡會有這么多新概念、新名詞，許多概念只不過是新瓶裝舊酒。熱衷於概念炒作，熱衷於知識表象的學習，沒有從新概念、新名詞中蘊含的智慧本源去學習。
中國的企業在市場經濟轉型期的特定階段，企業的規範化、治理結構還十分不完善，究竟如何來經營管理好我們的企業，卻缺少專門的書籍來研究，作者一語點切中要害。在學習外國經濟管理經驗時，不僅對學什麼，如何學，從哪裡學的問題感到迷茫。如“西化風”、“一窩風”、“一陣風”、“浮躁風”、“玄化風”等學習歪風也十分盛行。講起來一套一套的，口若懸河，而遇到中國企業面臨的問題，又無從下手解決。企業虧損還是虧損，破產的還是要破產，倒閉的還是要倒閉。世界500強企業通用公司總裁韋爾奇在給中國企業家講完課，聽課者請韋爾奇先生給中國企業診診脈，先生只能搖搖頭，說“NO”。他不了解中國的文化背景和中國當代企業的實際情況，這個問題也真是難為他了。
作者在書中批判中國企業學習的誤區，同時倡導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在回答了怎樣學習之後，轉過來提出了中國企業現階段究竟應當學什麼？從哪裡學習的問題。
二、作者立足實踐的觀點，提出企業經營管理是哲學、科學和藝術的統一的新觀點，回答了中國企業現階段應該學習什麼的問題。
作者在列舉批判中國企業只注意管理之術的學習，不注意管理之道的學習。作者指出：“探索中國企業智慧之源，破解中國智慧之謎，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有價值的問題。”有人認為中國企業“應走自己的路”，有人認為“應該繼續學習西方經驗”，有人認為要學習“中華民族古代經典思想”，有人則贊成百年前洋務運動時的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有人認為應當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治國方略，更有人認為經驗是最好的老師。總之，關於“中國企業到底應該向誰學習”的爭論，隨著近年來產、學界日益湧起的“管理中國造”思潮而越加激烈，至今莫衷一是。作者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企業的智慧之源，提出了管理學不僅僅是科學、藝術，還是哲學，是科學、藝術與哲學的統一，視角獨特，觀點新穎。作者提出企業經營管理應該學習智慧的“神韻”，智慧表象背後的價值理念、思維方式、方法論及心態等。這就如同我們學哲學要學它的原理，學習套用它的立場、觀點、方法一樣。簡單地查找結論，機械地對號入座，則陷入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
作者認為企業經營管理不僅僅是科學、藝術，還是哲學，是哲學、科學和藝術的統一，這一認識把對企業經營管理的理解帶入一個全新的境界。企業經營管理的科學性是指蘊藏在經營管理活動中普遍的內在聯繫，它表現為經營管理活動的一般原則及大量模型工具，這些原則和工具是不受國別、區域、行業、企業規模、所有制屬性等因素制約的。正因為企業經營管理是一門科學，所以它有著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它能成為一門學科存在於大學課堂而被傳授，它不受時代、地域和管理者的制約，它有實證的基礎，且能被證實。
管理又是一門藝術。這主要源於管理的主體與客體皆離不開“人”。既然無法離開“人”，管理的所有活動就不得不受人的情感、意志、個性、能力等諸多無法用科學方法檢測和度量的非理性因素制約。因此，經營管理活動因人的千姿百態而導致千差萬別，這種“藝術性”特點貫穿於企業的決策和管理的每一個具體過程中。由於經營管理是一門藝術，它常常“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其藝術的真諦也因此而難以從教科書中獲得，需要在實踐中修煉和感悟。
問題並沒有到此結束。管理還是一種有目的性的實踐活動，參與這一實踐活動主客體皆有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這給本來已經撲朔迷離的經營管理活動增添了新的變數，而且並非“藝術”二字所能涵蓋的。世界觀是一個哲學範疇，它與民族、區域、國家、歷史和文化息息相關。如同一個人無法或難以超越他所處的時代一樣，企業經營管理也無法超越它的國家、民族和時代，這也是經營管理智慧難以複製的緣由之一。企業經營管理是一門哲學，主要表現在經營的理念、價值觀等企業文化領域。
認清企業經營管理的內在本質，中國企業究竟應當學什麼這一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中國企業的學習應當重點學習經營管理之“道”，而非學習經營管理之“術”；中國企業應當學習經營管理的“神韻”，而非學習經營管理的“形貌”。那么，企業經營管理的所謂“道”與“神韻”是什麼呢？企業的價值理念、思維方式、方法論、心態是企業經營的“道”與“神韻”，也是企業經營管理是哲學、科學、藝術統一的集中體現。
三、作者立足管理的科學性、藝術性和哲學的統一觀點，提出了中國企業管理者的五大智慧源泉。
《大思維——中國企業向誰學習》的作者長期從事企業經營管理的實踐和研究，作者從實踐的角度，從管理的科學性、藝術性和哲學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指出，該書的第一條主線是探索企業智慧的五大密碼；第二條主線是挖掘企業經營管理智慧的五大源泉；第三條主線是重點分析企業三大核心決策。作者認為當代中國企業進一步成長的關鍵在決策，尤其是企業的三大核心決策，即產業決策、制度決策、人才決策。決策的關鍵在於經營管理者的素質，特別是其決策的能力和水平。作者通過大量實證案例論證了決定企業生死的產業決策、制度決策和人才決策的重要性。提出了企業領導人必須修煉的信息流、價值觀、思維方式、方法、心態五大智慧密碼，是做好企業決策的智慧精髓所在，是學習如何經營管理好一個企業的“道”與“神韻”。作者進一步探索發現構成五大智慧密碼的本源有五把鑰匙，即品中古華韻、辨西方智慧、學黨的智慧、借他山之石、悟自己實踐。
作者在選材上也頗費心思，從四個維度進行了論述。一是時間維度，即古今對比分析；二是空間維度，即中外對比分析；三是內外維度，即自己與他人的比較分析；四是知行維度，即理論與實踐的比較分析。
立意於本土化，運用比較分析法構成了《大思維——中國企業向誰學習》一書的兩大特色。該書思考的問題是中國企業面臨的學習問題，選用的案例絕大多數為中國企業案例，選用的故事也絕大多數是中國的故事，所用的語彙追求民族化，書中的論點也是針對本土化企業而言，因而所有結論只適用本土化企業。
作者為了進一步論證自己的觀點，採用了比較分析的方法，力求透過各種比較分析揭示出事物的內在共性。如比較分析儒家、道家價值觀對企業經營理念的啟示；比較分析古代政治制度對企業制度建設的啟示；比較分析西方科學精神對企業科學經營管理的啟示；比較分析黨經營組織的智慧對經營好企業的啟示；比較分析中國古代思維方式、西方思維方式、黨的思維方式對企業經營管理思維方式的啟示；比較人類工商業文明經典模式對中國企業經營管理的啟示等等。
作者特別指出：“企業經營者要學會跳出管理看管理，跳出經營看經營，方能真正掌握經營管理之道。世界最成功的組織不是企業，而是宗教、軍隊和學校。宗教是基業常青的組織，學校的壽命很長，軍隊執行力最強，企業學習為什麼不可以換一個視角呢？”
作者立足實踐的角度，從管理的科學性、藝術性和哲學的角度，深刻揭示了中國企業在市場經濟轉型期間，企業必須結合中國千年的傳統文化背景和當前中國企業發展階段，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把西方成熟的管理經驗放到中國企業發展階段的實際中學習；並特別提出企業要學會跳出企業看企業，要學習共產黨的智慧；同時要善於總吉他人的經驗；在實踐中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和管理是平，這是企業基業常青的精髓所在。
作者提出的三大決策、五大智慧密碼和五大智慧的源泉是全書的核心。細讀全書你會發現《大思維——中國企業向誰學習》是一部本土化、原創性、奠基性管理者思想的聖經；是一座探索中國企業向誰學習的富礦；是一曲時代性、科學性、實踐性冰炭同皿，水乳交融的醒世歌。該書不但是一本企業老闆和管理人員必讀之書，也是一本對學者和研究人員探索中國企業問題極有參考價值的書，更是一本經濟管理類在讀學生和研究生了解中國企業，學會學習，學習思考，學會將理論聯繫極有啟發意義的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