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化與文學
北魏孝文帝與北朝文壇的復甦仿古與趨新：西魏、北周文壇概況
自西晉滅亡，晉室南渡，文化重心也隨之南移。北方文學在十六國與北魏前期極度衰微，《魏書·文苑傳序》概括為：“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北朝文學的復甦與興盛，與少數民族政權接受漢族文化的進程是同步的。北方各地接受南方文學影響的先後與程度則有所不同。
北朝文壇的復興，實始於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之後。在此之前，“稍僭華風”的太武帝時代，崔浩、高允等人的創作，使荒蕪的文壇顯現轉機，他們堪稱北朝文學的先驅。孝文帝太和十九年（４９５）遷都洛陽後，厲行漢化，使中原文化得以沿續。《隋書·文學傳序》指出：“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洛陽文學的繁盛，與孝文帝等最高統治者篤好斯文、提倡文教有關。《魏書·文苑傳序》指出：“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踔曹丕，氣韻高艷，才藻獨構。衣冠仰止，鹹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這裡對孝文帝雖不無溢美，卻透露了當時文風崇尚漢魏的基本傾向。無論是常景寄寓心志的《贊四君詩》四首，還是陽固的《刺讒詩》、《疾幸詩》，或是盧元明意主刺世的《劇鼠賦》等，都表現出立意諷喻、情詞典正的特點。
在“文雅大盛”的風氣下，開始出現值得稱道的文學名家或名著。北魏出類拔萃的文人是溫子昇，曾被梁武帝譽為“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魏書》本傳）。他的文章傳世較多，擅長於碑版之文，行文多用排比對偶，雕飾而不浮艷，近於東漢文章的風格。他也善於寫詩，在藝術上最為成熟的是《搗衣詩》：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蠮螉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滿城的月光與遠近遞響的杵聲，交織成極有情感容量的圖景，李白“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子夜吳歌》）的妙句，或許是化用其意而來。全詩情景交融，聲調協暢，難怪沈德潛評之為“直是唐人”（《古詩源》卷十四）
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後不久，東魏為北齊所替代，西魏為北周所替代，雙方在文化的發展上形成一定的差異。以鄴都為中心的東魏與北齊政權，占據的是北魏時代文化最為發達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人文薈萃，因而文學領先於位居關隴的西魏與北周。其標誌是聚集了一批文人才士，北齊後主高緯立文林館為一時盛事。活躍於北齊文壇的文士中，有一部分來自南方，其中以顏之推、蕭愨最著名。顏之推因西魏攻陷江陵而被擄至關中，後歷砥柱之險東奔北齊，其直接動機是寄希望於北齊處理南北關係的政策而能返梁，而從他一生對待北齊的態度中又可看出他對北齊這個高層次文化區域的依戀。他的文學觀見於其《顏氏家訓·文章篇》，在南北審美旨趣交流碰撞的過程中，持折衷的態度。蕭愨的代表作是《秋思》：
清波收潦日，華林鳴籟初。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燕幃緗綺被，趙帶流黃裾。相思阻音息，結夢感離居。
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北方本土文士的脫穎而出。由魏入齊的邢邵，與溫子昇同為文士之冠，世稱“溫邢”；子昇卒後，又與魏收並稱“邢魏”。由於南方文學對北方影響力的擴大，北地才士開始自覺仿效南朝名家。據《顏氏家訓·文章篇》記載，“邢（邵）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收）愛幕任昉而毀沈約”，邢、魏兩人之間發生的任沈優劣之爭，使得“鄴下紛紜，各有朋黨”。《北齊書·魏收傳》亦載魏邢二人互譏事：“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由此可見他們學習南朝文學的情況。邢邵《蕭仁祖集序》中指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江南江北，意制本應相詭。”承認文學的進化，肯定地域的差異。如此正面聲稱趨新立異，反映出他的特識。因為求新，所以對南朝風尚仿效心切；因為求異，所以仿效時有選擇性。邢邵代表了北齊文人於模仿之中求新變的共同趨向。他的《思公子》言短情長，風格近於齊梁：
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
而他的《冬日傷志篇》則剛健朴茂，有魏晉的風調：
昔時惰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驅瑪瑙勒，夕銜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撫瑟望叢台。繁花夙昔改，衰病一時來。重以三冬月，愁雲聚復開。天高日色淺，林勁鳥聲哀。終風激檐宇，餘雪滿條枚。遨遊昔宛洛，踟躕今草萊。時事方去矣，撫己獨傷懷。
撫今追昔，寄概遙深。南朝人曾稱他為“北間第一才士”（《北史》本傳），這與他的作品內涵較深、表現力較豐富有關。魏收頗有文才，工於詩賦。他曾說：“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其賦作已佚，而存世的詩篇多仿效南朝風格，如《挾琴歌》：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箸下成行。
作者對閨怨這一南朝流行的題材，寫得旖旎輕婉，富於修飾性，顯示出詩歌語言的造詣。但作者對這位春閨思婦的刻劃，仍有平面化與一般化之感，未能達到齊梁詩人同類題材的上乘水準。
西魏建都長安，占據關隴地區。這個政權所憑藉的人才與地利，遠在東魏之下。為了與東魏、梁朝抗衡，西魏政權的實際操縱者宇文泰在推行政治、經濟等改革的同時，也注意文風的改革。據《周書·蘇綽傳》載：“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蘇綽撰寫的《大誥》，文體完全模仿《尚書》。這種文體的推行，是宇文氏政權關隴文化本位政策的產物。關中是周朝的發源地，宇文泰托古改制時，利用這層地緣關係，採用周官古制，帶有濃厚的復古色彩。反映在文學觀上，就是提倡去華存朴，師法上古。《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指出：蘇綽“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這與宇文泰的政治構想中“擯落魏晉，憲章古昔”（《周公·文帝紀論》）的主張是一致的。此後，隋代李諤上疏請求端正文體，唐代陳子昂乃至韓、柳的復古主張，都可以從蘇綽那裡追溯發端。
《大誥》的頒行，是有關西魏文壇風尚的一件大事。其實際效果，史書所記不同，或曰“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周書·蘇綽傳》）；或曰“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北史·文苑傳》），反映出西魏文壇受政治、地域及時風等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的發展趨勢。一方面，統治者的提倡與關隴地區質樸的民風相結合，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另一方面，《大誥》一味模仿《尚書》的文體，有違文學語言的發展規律，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西魏攻陷江陵，庾信滯留北方，王褒等一批江左文士被遷入關，成為北周文壇的主力，齊梁文風也隨之北傳。
北周接受南朝文學的影響，首先是在皇族之內。宇文泰長子宇文毓（明帝，５５７～５６０在位）、第四子宇文邕（武帝，５６０～５７８在位）都雅好文學，庾信、王褒等人深受禮遇。據《周書·王褒傳》載，明帝之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而《周書·明帝紀》所載武成元年（５５９）後的詔書，已不依《大誥》之體。明帝本人的《過舊宮詩》，有“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疏桐”等對偶工麗之句，可見文風已有明顯改變。自明帝立麟趾殿，組織學者校編經史群書，庾信、王褒、宗懍、蕭捴、蕭大圜、顏之儀等南人都參與其事，發揮所長；武帝作《象經》，命王褒為之作注，“引據該洽，甚見稱賞”（《周書·王褒傳》），可見南朝文士博涉群書的學養在關中也起了作用。影響所及，宇文泰第七子趙王招“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宇文泰幼子滕王逌“少好經史，解屬文”（《周書·文閔明武宣諸子傳》）。這表明北周本土文學開始接上魏晉以來在江左發展的軌跡。由於庾信和王褒文才卓越，兩人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其他北遷的文士。
王褒入北以後，以撰寫套用性的駢文而著名，尤其是武帝“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周書》本傳），而傾吐個人心情的篇翰則不如庾信豐富。不過，王褒也寫下頗具抒情性的詩文，如《渡河北》：
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
詩境闊大，情調沉鬱。再如《贈周處士》中“巢禽疑上幕，驚羽畏虛彈，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與周弘讓書》中“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等句，向南方故人傾訴羈旅異鄉的憂懼和南歸無望的感傷，筆力厚重，情辭相稱。
南北文風的交融
政治對峙與文化多元南北文風交融的途徑
就文學發展的不平衡狀況而言，是南方優越，北方滯後。這與文學人才的分布有關。永嘉之亂以後，北方人口大規模流徙，其中流向南方的最多，流向東北的次之，流向西北的又次之。這是構成南北各方文化實力懸殊的基本因素。當時有識之士對各地優異人才的出現，深為敏感，例如蘇綽的從兄蘇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遇河內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周書·蘇亮傳》）可以感到區域之間抗衡意識的濃厚。而在南北各政權之間，隨著對峙形勢的進一步形成，文化方面的競爭更加明顯。奠定北齊政權的高歡曾對“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感到憂慮（《北齊書·杜弼傳》），而憂慮也是一種重視。可見南北文化彼此都構成一定的激勵與影響。
儘管北方漢化的少數民族政權沒有斷絕漢文化的傳統，甚至以得漢文化正統自居，但適應各自政權的需要，對漢文化的選擇利用不盡相同，這就導致各個政權在文化上的差異。北魏遷都洛陽後的禮樂政刑措施，采自漢魏以及西晉制度甚多；在審美心理與文章氣格上，也崇尚漢魏或西晉，《周書·王褒庾信傳論》表述為“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而奠定北周統治地位的宇文泰，“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周書·蘇綽傳論》），他所樹為榜樣而加以發揚光大的，是周朝的禮治。
政權的對峙並未造成文化的隔絕，這一時期南北文化之間的接觸與交流仍然是廣泛而深刻的。《北史·文苑傳》概括地指出：“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這是南北文風差異的基本情況。不過，在南北之間，通過使臣往來等途徑，導致人才交流與書籍交流，並逐漸促進了南北文風的交融。
南北使臣的外交活動，在融通南北文學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宋、齊與北魏時期，南方使臣入北後較易受到北人的稱美，北方使臣南來時羨慕南方文化；而在梁、陳與東魏、北齊時期，南北使臣彼此各有爭鋒，北人的才學漸與南人抗衡。《北史·李諧傳》記載梁武帝蕭衍會見東魏使臣李諧等人後，對手下臣僚感嘆道：“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已經變輕視為重視。《北史·薛道衡傳》載：“陳使傅縡聘（北）齊，以（薛）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可見外交場合也有詩文酬酢。除了這種直接的詩歌贈和，使臣往往還帶回對方名家的作品，如北方溫子昇的作品被南方使者張皋抄回南方，梁武帝看後大為讚賞（《魏書·溫子昇傳》）。陶淵明集有北齊陽休之本，這也是南朝文學傳入北朝並受到重視的一個有力證明。
從中國歷史上看，列國使臣的職能，主要表現為才辯與文學修養。相對來說，在風雲變幻、利害衝突之際，使臣的辯才顯得更重要。而在謀求交好、互觀風俗之時，使臣的文學修養能帶來特殊效果。在南北朝後期，作為一種風氣，具備文雅之才已成為南北使臣人選的必要素養。《北史·李諧傳》記載東魏與蕭梁之間“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雙方才俊之士的直接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學上的相互學習與競爭。
因割據政權之間的戰事而羈留使者，擄掠人材，或由於受到政治傾軋而逃奔敵國，這種楚材晉用方式，在客觀上也造成南北之間的交流。前後入北的南人，較有詩才的有奔至後秦的韓延之，至北魏的王肅、蕭琮，至東魏的蕭祗，至北齊的荀仲舉等。徐陵出使東魏，因侯景之亂而羈留鄴城達七年之久，從裴讓之《公館宴酬南使徐陵詩》可知他與當地人有詩酒應酬。西魏與北周所占據的關隴一帶，本來在學術和文藝方面較為落後，但正如《周書·藝術傳》所說：“及克定鄢郢，俊異畢集。”南方的許多才士以及著作流入關中，加速了南朝文學的北傳。江陵陷落後歸於西魏朝廷之書，其中就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周書·蕭大圜傳》），這些集部新書的傳入，對於關中文壇應有一定的影響。
當然，在南北接觸中作用更大的，還是遷入北方的文士。宇文氏政權注意任用南人，不惜強留。庾信、王褒被強留北方，終身未歸，這是分裂時代才有的特殊人生。不過，如此刻骨銘心的苦楚遭遇，竟嫁接出兼具南北之長的文學碩果，似乎是歷史給予的一種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