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劉子新論》又名《劉子》，當為北齊劉晝所作。學術體系屬於雜家。其內容政治上主張儒法兼用，君以民為心，法因時而變，要善於發現併合理使用人才;哲學上提倡名實並秀、言理兼得，認為禍與福、利與害可以互相轉化;美學上肯定美感的共同性，美與醜的相對性，主張內容重於形式，重視美的實用性;在道德修養方面，宣揚清心寡欲，不競不爭，重視學習，講求誠信，忠貞不二，愛惜時間，戒驕戒滿。不少觀點雖雜取前人，但亦多有發揮，時有可取。
評論
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時代,思想文化界呈現出空前未有的兼收並蓄局面,《劉子新論》即其代表。《劉手新論》又名《劉子》,其作者舊題北齊劉晝(512一567),或梁劉勰。歷代學者多有考辯,意見迄今不一。我認為,劉晝可能性大些,劉勰可能性小些,因為該書思想及文風與《文心雕龍》明顯不同。有人疑為南北期無名氏作,此說或可信。但似乎作於北朝可能性大些,因為其思想頗具北方特色,文風雖受駢儷影響但不如南朝之甚。據史載,劉晝,字孔昭,渤海人,少孤貧,愛學,好讀書,學儒二十餘年,舉秀才不第。自謂博物奇才,言語矜大,舉動不倫,故迄無仕進。曾多次上書,言非世要,終不見采。乃編為《帝道》,又著《金箱璧言》,以指執政之不良。兩書皆佚。今本《劉子》共十五卷五十五篇,近三萬字。學術體系屬於雜家,兼采儒道名法兵農各派,而以儒道為宗旨。全書最後一篇《九流》,相當於《莊子·天下》篇,分別評論九家得失,並總結說:“道者玄化為本,儒者傳教為宗。九流之中,二化為最。……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為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為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為是務。”可見,作者主張在朝從政宜取儒家,在野修身宜取道家。這種價值取向貫穿全書。
政治思想
《劉子》的政治思想是儒法兼用。其《愛民》篇認為:“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善為治者,必以仁愛為本,不以苛酷為先。寬宥刑罰,不匱民財,不奪農時,以足財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從化》篇主張,君主應以自身表率作用,教化百姓。“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君好之,民必從之。”“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水之從器。故君之德,風之與器也;人之情,草之與水也。”“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這些觀點皆源於儒家。
《貴農》篇主張:“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欲禁人為盜,是猶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衣食饒足,奸佞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該篇不少語句,分別吸取《管子》《商君書》和《淮南子》。
《法術》篇說:“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為民之樞也。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顯然取自法家。《劉子》特彆強調法因時而變,“明君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循舊。”“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為治之本,在於因世……”“法宜變動,非一代也。”“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可能是針對西魏宇文泰復古主義而提出的批評。《隨時》篇說:“時有淳澆,俗有華茂,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為而化,三皇之時;法術以御,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由於古今時代不同,上古宜用無為,戰國則以法術。又由於地域不同,中原華夏以德義,四夷民族以政刑。這是向北朝統治者獻議,對漢胡不同民族採取不同政策,體現了從實際出發區別對待的精神。《賞罰》篇主張,“賞平罰當”“先賞後罰”,目的是“誘之趨善”。有別於先秦法家之重罰輕賞,使民畏懼。同篇強調,“明主賞善罰惡,非為己也,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加賞焉;逆於己而有勞於國者,不施罰焉。罰必施於有過,賞必加於有功。”可能針對北朝統治者賞罰任憑私情之弊端而發。
《劉子》有好幾篇文章專論人才問題。《知人》篇認為,在有才之士尚未充分表現之前就能發現,這叫“知人”。“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要善於“見其朴而知其巧”,“未有功而知其賢”。如堯之知舜,文王之知呂望,蕭何之知韓信,都是從卑賤者當中發現賢能的範例。《薦賢》篇提倡秉公推薦,“內舉不避子,外舉不避仇”。“才苟適治,不尚世胃。”要像古代明君那樣,“撥奇於困虜,擢能於屠販”。這正是對當時門閥制度的間接批評。《妄瑕》篇主張不要因人材之小惡而傷其大義,“智苟能謀,奚妨秕行”。乃曹操《求賢令》精神之繼續。《適才》篇主張量才使用,俾人盡其材。“大者為之棟樑,小者為之椽桁,直者中繩,曲者中鉤,隨才而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斤,故無棄材。”《均任》篇認為“材有大小,則任其輕重”。“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意即寧可大材小用,不可小材大用。大概是因為當時任用官吏實在太濫了。《文武》篇認為,“文武異材,並為大益”,批評當時文武相輕。“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嗤之武,各執所長,而相輕非。……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這種情況也許北朝比較嚴重,南朝事實上是重文輕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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