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概述
《冤魂志》作為一部“釋氏輔教之書”，宣揚佛家思想和教化是其主旨。圍繞這一中心，《冤魂志》在內容上重點突出因果報應說，主要描述了因諸般惡行而遭受的報應，用以強調佛教冤報論信而有徵。顏之推本人命運多舛，“一生而三化”，經歷了諸多家國變故和人生磨難。心態的微妙變化，家族學佛的傳統，使得顏之推一方面自覺地著書為佛教服務，推行教化；在另一方面，又尋求佛教中積極的一面,使之與儒家傳統思想相融合。
志怪小說插圖佛教傳入以前中國傳統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無前世也無來世，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莊子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莊子·大宗師》)佛教帶來了三世(前世、今世、來世)的觀念，因果、輪迴的觀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觀念。這樣就把思維的時間和空間都擴大了，隨之而來的就是人的想像世界也擴大了。人活著不但要考慮今世，還要考慮前世尤其是來世，今世的善惡是因，種下了來世的幸與不幸是果。用因果報應的觀念解釋人世間的許多現象，遂有了《幽明錄》(劉義慶)、《冥祥記》(王琰)、《冤魂志》(顏之推)等筆記小說。維摩與觀音的形象在這時建立起來，並對後代的文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很值得注意。
《還冤記》，志怪小說集。顏之推著。實際上它在最早的著錄中，稱為《冤魂志》,宋以後改稱《還冤志》，後代始通稱為《還冤記》，可見此書的題名一再改變。敦煌寫本伯3126號抄錄冤魂索報故事十五條，末題「冥報記」。此《冥報記》顯然不是唐代唐臨的《冥報記》，而是顏之推《還冤記》。然而,《還冤記》原本並不是題為《還冤記》，其題名一再改變，故亦不可遽謂此書較早並無《冥報記》的題名。
《還冤記》的故事次序。今本《還冤記》，較早者如《漢魏叢書》本及《寶顏堂秘笈》本等，皆後世依據《法苑珠林》，《太平廣記》等書所輯者，未必盡合原書之舊。持敦煌本以校各條故事的次序，與今本相去甚遠，敦煌本既抄於唐代，距原書著成時代不遠，當更接近原本。
內容簡介
潁川有個姓庾的，宋孝建年間得病死去，但心口還溫熱，一夜沒有殯葬，忽然甦醒過來。他說剛死之後看見兩個穿黑衣的人來綁了他，趕著他來到一座大城，城的門樓很高，防衛很森嚴。他被帶到一個大廳前，一起被帶來的人不少。只見堂上朝南坐著一個大官，周圍有好幾百名侍從，都稱那位大官為府君。府君手拿著筆，查點被帶來的人。點到庾某時，府君說，“這個人陽壽未到期。”就催人放庾某還陽。一個人走上台階帶庾某出去，來到城門前，告訴把守城門的門官趕快派人把庾某送回陽間。門官卻說，“我得回府君那兒查一查，查明白了才能放他。”這時城門外有個女子，年紀有十五六歲，長得端莊秀麗，對庾某說，“你有幸能夠生還，但門官卻卡住不放你，這是向你要東西哩。”庾某說，“我被抓來時身上空空的，什麼東西都沒帶，拿什麼給他啊?”女子就下左臂上戴的叄只金鐲子扔給庾某說：“就把這給門官吧。”庾某問女子姓什麼，女子說姓張，家在茅渚住，昨天因為得了霍亂病死的。庾某說，“我死前曾準備了五千錢，是準備買棺木的，如果我能復生，一定用這錢還報你。”女子說，“我是不忍心看你在門官面前為難。金鐲子是我私房的東西，就不麻煩你到我家去還了。”庾某把叄個金鐲子給了門官，門官就接受了，也不再說複查的事，立刻派人把庾某送出城來。庾某和那女子告別，女子長嘆一聲哭泣起來，庾某就恍恍然地甦醒了。後來他到茅渚去尋找，果然有個張家的少女得病後剛剛死去。
《冤魂志》校注羊聃，字彭祖，是晉朝廬江的太守。其人性情粗暴，依仗和皇上有姻親的關係，非常放縱，只要有極小的怨恨，就立即將對方殺害。征西大將軍把羊聃全部的罪狀稟報了朝廷。右司馬上書說羊聃枉殺了簡良等共二百九十多人，應判死刑，但考慮到他是皇親國戚特請示是否赦罪。顯宗最開始下詔說：“應下獄叫他自盡。”羊聃的外甥女山太妃一再哀求皇上赦免羊聃的死罪，顯宗駕不住太妃哀求，不得已只將羊聃廢去爵位貶為平民。羊聃被貶為平民後，慶幸逃過一死。可不久，羊聃就得了重病，一天眼前突然看見被他殺害的簡良等人向他討命說：“我們的冤屈難道就這樣算了嗎?現在就來抓你到黃泉去”。第二天羊聃就死了。羊聃雖得皇上赦免逃過死刑，可是卻逃不過善惡報應，還是難逃一死。
北齊張和思，審理獄中囚犯時，一定要使犯人遭受枷鎖刑具的懲罰。囚犯痛苦到了極點。每當看到他，就嚇得膽破魂飛。給他起外號叫活羅剎。張和思的妻子前後生了男女四人，臨產前都悶絕得只想去死，所生下的男女，都用肉包裹著，手腳都有肉鏈子束縛著，連著肉拘繫著一起落地。後來張和思因為犯法被杖刑打死。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依仗郎中孫尚容的力量，押送進貢的金錢去京都。送去五千貫，每貫裡另收叄百文作路費。百姓怨恨嘆息，哭天號地。到了瓜步江，遇到大風，沉了船，一點東西都沒有留下。為了賠償，家裡的財產田園全部賣光，被解除了官職，落到無處求生的下場。這就是他橫徵暴斂的報應。
後周宣帝時後宮裡禁忌很嚴，互相碰上只能用眼睛看，不能談論說話，還分別設定了監督官，記錄罪過。左皇后下邊有一個婢女因為伸懶腰打嗬欠流出眼淚，因此被揭發，說她心中有所不滿，於是就上奏皇帝，皇帝就下詔書令人訊問拷打她。開始擊打她的頭部，皇帝就頭痛，再次打她，還是這樣。於是皇帝發怒說，這是個冤家，就派人拉出去折斷了她的腰，皇帝又腰痛。那天晚上皇帝去南宮，病情逐漸加重，第二天早晨，腰痛得不能騎馬，就坐著車回來了。殺那個婢女的地方，有黑色的影子像人的形狀，當時認為是血，隨即將那地方沖刷乾淨，不久又像先前一樣，就這樣一連幾回的出現，官吏挖去了那個地方的土，用新土填上，一夜之後又同以前一樣。這樣過了七八天，皇帝全身瘡爛而死。等到停床的時候，許多床腳都是固定在地上的，牢固得抬不起。只有這個婢女所睡的床，能夠移動，於是就用它充當靈床。
創作背景
大約公元前六世紀到五世紀，釋迦牟尼在古印度創建了佛教。“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國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這是中國佛教初傳的歷史坐標。大約東漢明帝永平八年(65)，傳說明帝夢見金神，於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陸一帶)求法。永平十年(67)，史傳天竺僧人竺法蘭、迦葉摩騰以白馬馱《四十二章經》及佛像到達洛陽，明帝以禮相迎。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讖到洛陽弘佛，後譯出《道品行經》等，大乘佛教經典得以系統傳入中國。建和二年(148)安息國僧人安世高到洛陽弘法，數年後譯出《人本欲生經》等，小乘佛教經典得以系統傳入中國。此後，在漢末和魏晉南北朝時期，佛經大量譯成中文，出現了支謙、康僧會、竺法護、道安、鳩摩羅什、法顯、佛陀跋陀羅、曇無讖、求那跋陀羅、菩提支流、真諦等眾多的翻譯家。其中竺法護共譯佛經159部，鳩摩羅什共譯佛經35部，成績尤為卓著(據梁僧佑《出三藏記集》統計)。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經415部，1919卷。這些佛經中有許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侶與漢人共同翻譯的，在翻譯過程中彼此切磋，不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語言文字的交流。許多佛經的譯本具有文學性，如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除以上所舉譯經的名僧外，慧遠和達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響也十分重大。
佛教思想佛教的傳入和佛經的大量翻譯，在當時引起了震動，其震動所波及的文化領域(思想、政治、經濟、文學、繪畫、建築、音樂、風俗等)和階層(從帝王到平民)極其廣泛。僅從佛寺的修建情況，就可以看出佛教影響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剎中有許多是建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如甘露寺、靈隱寺、雲岡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萬二千七百餘人;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餘座。北魏末，寺院約三萬餘座，僧尼約二百餘萬人(見唐法琳《辯證論》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齊一朝，在僧官管轄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萬人，寺院四萬餘座(見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這么多的古寺名剎、石窟摩崖，充分證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盛況。再從佛教與政治的關係方面來看，南朝歷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篤信，曾四次捨身入寺。東晉名僧慧遠與許多權要都有來往。北朝雖然有禁佛事件，但總的看來歷代帝王還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經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營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土壤。
文人與佛教的密切關係也值得注意。相傳曹植曾為月氏人支謙詳定所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又游東阿魚山，忽聞岩岫里有誦經聲，清通深亮，即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世稱魚山梵唄(《異苑》卷五)。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晉書·謝安傳》)。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詩人，今存詩18首。他與許詢、孫綽、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遠在廬山與謝靈運、劉遺民、宗炳等許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謝靈運是一位篤信佛教並懂梵文的文學家，他受竺道生影響著《辨宗論》，應慧遠之請撰《佛影銘》，又撰《慧遠法師誄》、《曇隆法師誄》、《維摩詰經中十譬贊》。(梁)慧皎《高僧傳》卷七《慧睿傳》載：“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乃咨睿以經中諸字並眾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十四音訓敘》是他參加佛經的“改治”，向慧睿請教後所撰。張野也是“學兼華梵”(《蓮社高賢傳·張野傳》)。齊竟陵王蕭子良於齊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討論佛儒，吟詩作文，並造經唄新聲。這件事對沈約等人開創永明體詩歌無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約本人也是篤信佛教、精通內典的。著名的文學理論論著作《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曾“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梁書·劉勰傳》)。編撰《玉台新詠》的徐陵與智者大師交往密切。江總曾從法則受菩薩戒，後又曾棲止龍華寺。楊衒之所撰《洛陽伽藍記》記述北魏洛陽佛寺，是這個時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作者簡介
顏之推(公元531—約595年)字介，原籍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縣)，世居建康(今南京市)，生於士族官僚家庭，世傳《周官》、《左氏春秋》。他早傳家業，12歲時聽講老莊之學，因“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生活上“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他博覽群書，為文辭情並茂，得梁湘東王賞識，19歲就被任為國左常侍。後投奔北齊，歷20年，累官至黃門侍郎。
顏之推公元577年，北齊為北周所滅，他被征為御史上士。公元581年，隋滅北周，他又於隋文帝開皇年間，被召為學士，不久以疾終。依他自敘，“予一生而三化，備苶苦而蓼辛”。嘆息“三為亡國之人”。傳世著作有《顏氏家訓》和《還冤志》等。《顏氏家訓》共二十篇，是顏之推為了用儒家思想教訓子孫，以保持自己家庭的傳統與地位，而寫出的一部系統完整的親職教育教科書。這是他一生關於士大夫立身、治家、處事、為學的經驗總結，在封建親職教育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影響。後世稱此書為“家教規範”。
顏之推任官四朝。公元548年，發生侯景之亂，梁元帝蕭繹在江陵自立，顏之推任散騎侍郎。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顏之推被俘，後來在北齊任官。此後在北周和隋任職。他結合自己從國小的親職教育和切身經歷，寫了一本《顏氏家訓》(420年—581年)，主張早教。他認為，人在小的時候，精神專一;長大以後，思想分散，不易學習。袁衷等所記《庭幃雜錄》下寫道：“六朝顏之推家法最正，相傳最遠。”周作人對顏之推和《顏氏家訓》極為佩服，《夜讀抄》里寫了一篇《顏氏家訓》讀書筆記。《欽定四庫全書》雜家類有顏氏家訓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