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人本欲生經者。照於十二因緣而成四諦也本痴也。欲愛也。生生死也。略舉十二之三以為因也。人在生死。莫不浪滯於三世飄縈於九止稠繆八縛者也。
佛經十二因緣於九止。則第一人亦天也。四諦所鑒鑒乎九止。八解所正正於八邪。邪正。則無往而不恬。止鑒。則無往而不愉。無往而不愉。故能洞照傍通。無往而不恬故能神變應會。神變應會。則不疾而速。洞照傍通。則不言而化。不言而化。
故無棄人。不疾而速。故無遺物。物之不遺人之不棄。斯禪智之由也。故經曰。道從禪智得近泥洹。豈虛也哉。誠近歸之也。斯經似安世高譯。為晉言也。言古文悉義妙理婉。睹其幽堂之美闕庭之富者或寡矣。安每攬其文欲罷不能。所樂而玩者三觀之妙也。所思而在者想滅之辭也。敢以餘暇為之撮注。其義同而文別者。無所加訓焉。
背景
大約公元前六世紀到五世紀，釋迦牟尼在古印度創建了佛教。“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國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這是中國佛教初傳的歷史坐標。大約東漢明帝永平八年(65)，傳說明帝夢見金神，於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陸一帶)求法。永平十年(67)，史傳天竺僧人竺法蘭、迦葉摩騰以白馬馱《四十二章經》及佛像到達洛陽，明帝以禮相迎。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讖到洛陽弘佛，後譯出《道品行經》等，大乘佛教經典得以系統傳入中國。建和二年(148)安息國僧人安世高到洛陽弘法，數年後譯出《人本欲生經》等，小乘佛教經典得以系統傳入中國。此後，在漢末和魏晉南北朝時期，佛經大量譯成中文，出現了支謙、康僧會、竺法護、道安、鳩摩羅什、法顯、佛陀跋陀羅、曇無讖、求那跋陀羅、菩提支流、真諦等眾多的翻譯家。其中竺法護共譯佛經159部，鳩摩羅什共譯佛經35部，成績尤為卓著(據梁僧佑《出三藏記集》統計)。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經415部，1919卷。這些佛經中有許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侶與漢人共同翻譯的，在翻譯過程中彼此切磋，不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語言文字的交流。許多佛經的譯本具有文學性，如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除以上所舉譯經的名僧外，慧遠和達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響也十分重大。
佛學佛教的傳入和佛經的大量翻譯，在當時引起了震動，其震動所波及的文化領域(思想、政治、經濟、文學、繪畫、建築、音樂、風俗等)和階層(從帝王到平民)極其廣泛。僅從佛寺的修建情況，就可以看出佛教影響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剎中有許多是建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如甘露寺、靈隱寺、雲岡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萬二千七百餘人；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餘座。北魏末，寺院約三萬餘座，僧尼約二百餘萬人(見唐法琳《辯證論》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齊一朝，在僧官管轄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萬人，寺院四萬餘座(見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這么多的古寺名剎、石窟摩崖，充分證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盛況。再從佛教與政治的關係方面來看，南朝歷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篤信，曾四次捨身入寺。東晉名僧慧遠與許多權要都有來往。北朝雖然有禁佛事件，但總的看來歷代帝王還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經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營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土壤。
文人與佛教的密切關係也值得注意。相傳曹植曾為月氏人支謙詳定所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又游東阿魚山，忽聞岩岫里有誦經聲，清通深亮，即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世稱魚山梵唄(《異苑》卷五)。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晉書·謝安傳》)。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詩人，今存詩18首。他與許詢、孫綽、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遠在廬山與謝靈運、劉遺民、宗炳等許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謝靈運是一位篤信佛教並懂梵文的文學家，他受竺道生影響著《辨宗論》，應慧遠之請撰《佛影銘》，又撰《慧遠法師誄》、《曇隆法師誄》、《維摩詰經中十譬贊》。(梁)慧皎《高僧傳》卷七《慧睿傳》載：“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乃咨睿以經中諸字並眾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十四音訓敘》是他參加佛經的“改治”，向慧睿請教後所撰。張野也是“學兼華梵”(《蓮社高賢傳·張野傳》)。齊竟陵王蕭子良於齊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討論佛儒，吟詩作文，並造經唄新聲。這件事對沈約等人開創永明體詩歌無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約本人也是篤信佛教、精通內典的。著名的文學理論論著作《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曾“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梁書·劉勰傳》)。編撰《玉台新詠》的徐陵與智者大師交往密切。江總曾從法則受菩薩戒，後又曾棲止龍華寺。楊衒之所撰《洛陽伽藍記》記述北魏洛陽佛寺，是這個時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譯者
安世高--小乘佛經的首譯者
安世高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發展，最終形成中國佛教，大致經歷譯經、形成學派、創立宗派三階段。印度佛教在中國最初的傳播，是與譯經相聯繫的，最早的一批譯經者，不是中國本土人士，而是西域來華僧人。安世高可以說是佛經漢譯的創始人，他首先譯介了印度小乘佛教禪類的經典。
安世高(約二世紀)，本名為清，字世高，是西域安息國的王太子，因為這一王族地位，所以西域來華的人都稱他為“安侯”，他譯的一部《十二因緣經》，被稱為《安侯口解》。安世高小時候就因為其孝行而著名，而且他k聰慧好學，知識面很寬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甚至鳥獸之聲，都無所不通，康僧會在其《安般守意經序》中這樣描繪安清：“其為人也，博學多識，貫綜神摸，七正盈縮，風氣吉凶，山崩地勛(疑為動字誤)，針脈諸術，睹色知病，鳥獸鳴啼，無音不照。”(《出三藏記集》卷六)可以說，安世高是個神異之人，在西域地區，也早就傳揚著他的“俊異”之名。
安世高來華的時間，大致在漢桓帝(147—167)前後，《梁高僧傳》記為“漢桓之初，始到中夏”(《安世高傳》)。漢桓帝的第一個年號是“建和”(147—149)，安世高在這一時期到達中土洛陽。
來華不久，安世高就掌握了漢語。這時候佛教在中國已有一些影響，不論在王室還是在社會上都有了信奉者，安世高根據信徒的需求和自己的學問所長，譯出了早期的一批漢譯佛經。安譯經文之數，道安記為三十四部，四十卷，其中有些是否為安譯，道安還有疑問，所以確切數字已難以詳知，後來的《大唐內典錄》收安譯一百七十六部，一百九十七卷，增加的部分大多不很可靠，後來《開元釋教錄》又減為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現存安譯佛典二十二部，二十六卷。
注者
東漢時期，佛教剛傳來中國，由於是舶來的新產品，所以一個相當時期，人們對其教義並不十分在意。及至東晉道安等人出，由於當時玄學興起，知識分子中一部分人為了清談需要，對於佛教中大乘空宗的思辯理論才產生了濃烈的興趣。這一清談風氣演變到後來，反映在佛教界，便有了玄佛合流、“六家七宗”的興起。“六家七宗”中最有影響的，要數以道安為首的本無學派。“無在元化之先，空為眾形之始，故稱本無。”
道安(312或314-385年)，俗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省翼縣西北)人。
道安雖說當時天下戰亂，父母早亡，可是由於世代業儒，他在外兄孔氏的扶養下，從七歲起，就開始了對儒家經典的攻讀。由於道安的長相非常難看，所以當他在十幾歲出家為僧後，雖然有著滿腹才華，卻沒能引起老師的注意，而被派到田裡去乾雜活。稍稍長大後，道安向剃度師求讀佛經，師父給他一卷約五千字的小乘經典。不料過了一天，道安就把經書還給老師，要求再借。老師納悶：“昨天剛給一經，還沒讀好，怎么今天又借?”不過最後還是借了一卷近一萬字的大乘《成具光明定意經》給他。誰知借後，依然和上次一樣，剛過一天，又來歸還經書。老師好奇之下一試，但聽道安一字不差地把兩經從頭到尾背了出來。老師大驚之下，終於對他刮目相看，倍加器重。
道安的著作，現存《人本欲生經注》、《綜理眾經目錄》、《鼻那耶經序》，以及一些零星的論序等，其他都佚失了。這些著述，基本反映了他從禪觀趣般若，以般若解禪觀的“本無”特色，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貫通了般若和禪學的兩大思想體系。雖說道安的著述現存不多，可是由於他反對“格義”，以及他樸實嚴謹的治學態度，所以開創了純正的佛學研究風氣，對後世有著很大的影響。
綜括道安一生，他在佛學上的貢獻在於：一是集佛教中土理論的大成，開創“六家七宗”中的本無學派，推動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二是制定寺院僧尼規範：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是為中國佛教史上建立寺院規則的創始人。三是首次提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開佛教出家僧人以釋為姓的定式，一掃過去以老師之姓為姓的做法。四是領導並參加翻譯了《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三法度經》、《阿毗曇八犍度論》、《毗曇心論》、《摩訶缽羅蜜經抄》、《鼻那耶經》等上百卷、百餘萬字的佛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