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志良先生比我的父親朱家溍年長，進入故宮的年代也更早，他們雖然是故宮博物院的同事，卻曾經近半個世紀不能互通音訊。1948年分別，直到1994年，父親參加文博界代表團訪問台灣，才又見到了他的“心如大哥”。2002年，王淑芳大姐來北京，看望父親，帶來了那先生去世的訊息和《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這本書。
父親曾向故宮博物院和紫禁城出版社提議，出版簡體字本《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一書，這個提議得到了鄭欣淼院長的贊同和紫禁城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並責成我具體負責此書。
抗戰時，父親還沒有正式參加故宮工作，只是到1944年冬季，才因臨時展覽被借調。但因為祖父和伯父都曾在故宮工作的關係，所以故宮的各位同事，總讓父親有種如同父兄的親近感。南遷的過程雖然未曾親歷，卻是父親特別關注和讚嘆的。他為自己的同同事驕傲，也特別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這些同事。出版《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是他託付給我的一件事，但這件事做成的時候，他已經看不見了。
為方便今天的讀者理解那先生和他所從事的事，編輯此書時，我查閱了故宮博物院的檔案，並從本社出版的《故宮舊藏人物照片》、《帝京舊影》，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故宮勝概》、《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等書中選編了一些文物和歷史的照片，照片的說明有些是原書的，有些是我寫的。那先生的著作，凡是可以借到，也都拍了書影。
在編輯了《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之後，一直沉浸在對往事的懷想中，急著想告訴給別人，我知道的那志良，我知道的古物南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