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王世襄1938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國文系，獲學士學位。1941年畢業於該校研究院，獲碩士學位。是年冬去川西李莊任中國營造學社助理研究員，學習中國古代建築學。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駐平津區辦事處任助理代表，清理追還抗戰時期被敵偽劫奪之文物。一年中，經過偵察調查，奔走交涉，追還、徵購數批文物，總數達2000餘件，一律由故宮博物院接收保管。1946年底任中國駐日本代表團第四組專員，負責調查交涉歸還文物事宜。次年初追還被劫奪的原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106箱，由日本橫濱押運到上海，經鄭振鐸派員接收。鏇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及編纂。1948年6月，被派赴美國、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期滿後，拒絕了弗利爾美術館、匹茲堡大學的聘請，返回故宮任原職。
新中國成立後任故宮陳列部主任，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對“三反”後的處理有意見，被錯劃為右派。1962年“摘帽”，宣布的當天調回文物局工作。他在離開文物崗位的整整十年中，利用一切業餘時間，堅持文物研究。諸如《髹飾錄解說》一書的撰寫，明式家具實物、技法、文獻材料的收集，清代匠作則例的訪求、整理、彙編等，都是這十年中慘澹經營、點滴積累而成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受到衝擊，1969年10月在患肺結核活動期中，下放湖北鹹寧文化部幹校勞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獲徹底平反。他從1962年調回文物單位到1994年退休，1985年12月被評為全國文物博物館系統先進個人。1994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他還是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九三學社成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王世襄學識淵博，對文物研究與鑑定有精深的造詣。尤其是對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國際上有較大影響。1981年4月，在北京為聯合國工發組織作有關中國傳統家具的報告。1983年應邀赴倫敦劍橋大學作中國文物報告。1990年8月至9月出席其專著《明式家具研究》英文本首發式，在美國五大城市博物館作有關家具的報告。1992年應美國舊金山民間藝術博物館之邀，參加有關家具的座談會。還先後多次應香港中文大學、東方陶瓷學會、台灣中華文物學會之邀，作關於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與工藝美術的報告或宣讀論文。
主要作品
王世襄的著作頗多，主要有：《中國古代音樂書目》《廣陵散》（說明部分）、《畫學彙編》、《清代匠作則例彙編·佛作·鬥神作》、《竹刻藝術》、《竹刻鑑賞》、《髹飾錄解說》、《明式家具珍賞》（並有英、法、德文本）、《中國古代漆器》（並有英文本）、《中國美術全集·竹木牙角器》（與朱家溍合編）、《中國美術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並有英文本）、《北京鴿哨》、《竹刻》 、《蟋蟀譜集成》、《說葫蘆》（中英雙文本）、《美國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精品選》（中英文本。英文本，與CurtisEvarts合編）、《錦灰堆——王世襄自選集》（包括歷年撰寫的文章一百多篇，彩色、黑白圖數百幅）、《明代鴿經清宮鴿譜》、《明式家具萃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王世襄編著、袁荃猷繪圖）等。
王世襄多才多藝，擅書法與詩詞，興趣廣泛，故某些著述超出一般文史工作者的研究範圍。
人物軼事
王世襄
王世襄藏品1938年獲燕京大學文學院國文系學士學位。1941年獲燕京大學文學院碩士。。1943年在四川李莊任中國營造學社助理研究員。1945年10月任南京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在北京、天津清理追還在戰時被劫奪的文物。1946年12月-1947年2月被派赴日本任中國駐日本代表團第四組專員，交涉追還戰時被日本劫奪的善本書等文物事宜。1947年初追還被劫奪的原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106箱，由日本橫濱押運到上海，經鄭振鐸派員接收。1947年3月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及編纂。
賞鴿子1994年退休。荷蘭王子約翰·佛利蘇專程到北京為89歲高齡的王世襄先生頒發2003年“克勞斯親王獎最高榮譽獎”，他獲得此獎項的原因在於，他的創造性研究已經向世界證實：如果沒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國文化還會處在被埋沒的狀態。王世襄先生表示他獲得的10萬歐元獎金（約合百萬元人民幣）將全部捐贈給中國希望工程，用於建立一所“中荷友好國小”。
王世襄 馬未都2009年11月28日9時2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5歲。
王世襄王世襄先生的追思會於12月4日在京舉行。
玩物成家
王世襄出生於1914年。此時，父親任職外交部條約司，勤奮工作之餘喜逛古玩店，買些殘缺的古瓷標本。母親嫻雅高貴，持家之外，寄情繪事。王世襄就在這樣溫馨的家庭里度過了嬰幼時期。小時候，家中有私塾老師教古漢語、經、史和詩詞等。王世襄喜歡的是詩詞，對其他學科不太感興趣。後來，父親又專門送他到北京乾麵胡同美國人為他們子弟辦的學校去讀書。王世襄從三年級開始，一直到高中畢業，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使人誤以為他是在國外長大的。他說：“從國小英語，講得流利。每天從學校回家後，家裡給我請最好的古漢語老師，學什麼經學、史學、國小、音韻等，我學不進去，只喜歡古詩詞，連歷史我也沒好好學。”
不過，優越的環境和年少好奇好動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別喜歡和京城諸多玩家交遊，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風貌。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壯，從國小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秋鬥蟋蟀，冬懷鳴蟲……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而養鴿飛放，更是不受節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在燕京大學文學院讀書時，還有臂上架著大鷹或懷裡揣著蟈蟈到學校上課的驚人之舉。他的玩家派頭被同學視為荒誕不經，鄧之誠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講中國歷史正興致勃勃，忽聽一陣“嘟嘟”的蟈蟈聲，同學哄堂大笑，敢情王世襄揣著蟈蟈葫蘆進了教室，惹得鄧先生惱怒起來，把他請出教室。當時在燕京大學教書的洪煨蓮教授把這個有精力但又“不務正業”的學生稱為“未知數”。及待1948年王世襄由故宮博物院指派，赴美國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會獎金時，洪煨蓮對他的印象稍有轉變，直到1980年王世襄帶著一大摞著作再專程去波士頓晉謁老師時，洪老對他才另眼相看。
早在少兒時期，在父母營造的寧靜而閒適的家庭氛圍里，王世襄快活自在。京城的各類傳統玩意兒，除了京劇、養鳥這兩項他沒有“深情投入”，其餘雜七雜八的玩意兒都玩得有板有眼。他曾趣味盎然地回憶：“猶憶就讀北京美僑國小，一連數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鴿。’”由此可見，王世襄當時對養鴿入迷到什麼程度。稍大，他又秋捉蛐蛐，冬養鳴蟲，還學會了在葫蘆上燙花的技藝。除此之外，他又拜清代善撲營布庫（宮廷摔跤的功勳運動員）為師，學習摔跤，還從他們那裡學會了只有赳赳武夫才玩的放大鷹和養獾狗……在玩樂中，王世襄結交了京城各階層玩得有名氣的不少朋友。
他玩的東西五花八門，粗算就有蟋蟀、鴿子、大鷹、獾狗、摜交、烹飪、火繪、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這些不為消遣，而是真心喜愛。為了得到愛物，他捨得花錢，捨得搭工夫，甚至長途跋涉、餐風飲露亦在所不辭。為了窮究玩物的底里，又與許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虛心請教。沉潛既久，他於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詩詞家、書法家、火繪家、馴鷹家、烹飪家、美食家、美術史家、中國古典音樂史家、文物鑑定家、民俗學家等。
據王世襄夫人袁荃猷曾介紹，在王世襄的諸多愛好中，最喜歡的是鴿子，而居住大雜院無法養鴿子則是他的最大遺憾。一次，王世襄赴鄭州參加全國文史館工作會議。他發現了許多久違的名種。鴿子的主人們雖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發現了這位老人與鴿子之間有種天然的親近。一個年輕人指著一對黑中泛紫的鴿子問王世襄：“您認識它們嗎？”“鐵牛！”王世襄脫口而出。年輕人激動不已，堅持要將這對幾近絕跡的名種送給他。
他玩的東西多半屬於民俗，但大俗的東西到了他這兒卻玩成了大雅。最可貴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學問，與一般玩家不同的是，老人不但能玩，也能寫，大凡他玩過的東西，都留下了文字記載和他研究的心得。於是，黃苗子先生說他“玩物成家”，啟功先生說他“研物立志”。過去在一般人眼裡，架鷹走狗鬥蛐蛐是遊手好閒的市井之徒所為，經他把這些東西加以描述和總結，這些東西馬上升格，一變而成為了文化。他不失為一位玩物並研物的大玩家。可別小瞧這個玩家，正是因為喜歡玩，才活到90歲，不覺得自己老。
文人學庖是一種雅士之樂，自古而今，這種自尋其樂的美食名家一脈相承。善吃、善做、善品評，是王世襄在美食方面的另一半“絕學”。王世襄在圈內被稱為“烹調聖手”，為大美食家汪曾祺先生所推崇。京城文化圈內流傳甚廣的故事，便是王世襄常應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廚具，腳踏車上裝備好原料，親赴諸好友府上獻藝。
據王老自己回憶：“幼年讀書之餘，我喜歡進廚房去看廚師做萊，那時我家的家廚，多是從各地請來的名師，技術十分高超。在他們的指點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樣樣都行。各幫萊，我都學，做菜的興趣越來越濃，交了不少廚師朋友。在這些人主灶的飯館裡，我去吃飯或請客，他們都讓我自己上灶炒菜。年輕的時候，一次做幾桌菜，不以為是難事，反以為是樂事。很多年過去了，不少廚師一直認為我是他們的同行，而並不知道我的真正工作單位是在故宮裡。”於是，到親朋好友的家裡，他也總喜歡親自下廚，露幾手“絕活”。
王世襄的拿手菜不少，其中僅香糟菜就有糟熘魚片、糟煨茭白、糟煨冬筍、糟蛋海參等好幾味。此外還有海米燒大蔥、雪菜燒黃魚、火腿菜心、雞片燒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麵包蝦……好菜在口味，不在原料貴賤。一次老友聚餐，要求每位現場烹製一菜，有魚翅，有海參，有大蝦，有鮮貝，王世襄做了一個冷門菜：燜蔥，結果被大伙兒一搶而空。
他吃出了見識，晚年所寫關於美食的文字，亦獲美食家們的好評，並曾受邀擔任全國烹飪名師技術表演鑑定會特邀顧問。
“老運動員”
1941年，王世襄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獲文學碩士學位。抗戰期間，曾任中國營造社助理研究員。鏇即到故宮博物院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文物清理損失委員會成立，由馬衡和梁思成兩位先生推薦，“清損會”主任委員杭立武認為王世襄是難得的人才，便派他參加了“清損會”平津地區辦公室的工作，職務是助理代表。當時，王世襄正是風華正茂的20多歲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對文物有濃厚興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國家追還抗戰時期被劫奪之文物2000餘件，其中宋代馬和之《赤壁賦圖卷》等皆為國之珍寶。
1948年，王世襄在擔任故宮博物院古物科長時，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去美國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後考察期滿，於新中國成立前夕回到故宮博物院任陳列部主任。1953年，王世襄竟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僱，幸虧又被中國音樂研究所“收容”下去，一晃就是10年。這10年，他上班搞音樂史，下班還是搞他的文物研究。
1957年戴上一頂“右派”帽子並沒有使他氣餒。他每天起早貪黑，鑽研自稱“偏門”的學問。經過幾年的潛心研究和艱辛勞動，刻蠟版、油印，整理成冊，完成了數十萬字的著述：《畫學彙編》、《清代匠作則例彙編》、《雕刻集影》等。1962年，王世襄才歸隊，調回文物局工作，先後任文物博物館研究員、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副研究員、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1966年，“文革”的風暴席捲之初，王世襄耳聞目睹京城紅衛兵“破四舊”的“壯舉”，已經預感到家裡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銅器、鴿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會被劃入“四舊”之列，遭到滅頂之災。王世襄被迫起來“自我革命”。他主動跑到國家文物局，請求來抄家。他心裡不願意與這些朝夕相處的文物分離，但又不忍心看到它們毀在家裡。王世襄這種明智的選擇使自己的珍品躲過了一劫，並在日後又重新收回了絕大多數的心愛之物。
1969年，已經55歲的王世襄與國家文物局系統的一部分幹部和職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鹹寧的“五七”幹校參加“勞動改造”。王世襄回憶說：“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運動中被拘留過，1957年又被劃為‘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個‘老運動員’。下放幹校之前，我在國家文物局工作，住在四五二高地‘乾打壘’的房子……”在這裡，牧牛、放鴨、養豬、種菜、插秧……什麼活都乾過，什麼苦也吃過。這時的他，除了頭上那副眼鏡還透著一絲文化人的痕跡，從神態裝束看上去，已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勞動、艱苦的生活，不僅沒有壓垮他，反而使困擾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痊癒。
三年多的幹校生活儘管勞動艱苦、生活清貧，但他好玩的天性在這裡找到了應有的樂趣。他很快成了養牲口的行家裡手。一有閒暇，跟當地老鄉學採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靈芝，挖蘭花，還常常跑到幹校所在地向陽湖邊向漁翁老韓求教打魚，“未曙出湖，日上而返”，並不影響一天的勞動。
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終於回到了北京，還帶回不少湖北鹹寧的花卉。此時，在注意“影響”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點放到了《髹飾錄解說》的修訂上面。
王世襄認為一生中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有兩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後為人民收回幾千件國寶，王世襄說：“《髹飾錄》是中國現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專著。但全書文字簡略晦澀，且類比失當，所以極難解讀。過去此書唯一抄本遠在日本，後經曾任北洋政府代總理的著名學者朱啟鈐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這方面的志趣，遂將此書交給我詮釋解說。”王世襄編寫此書前後30年，除寫作本身艱難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終，於1983年終於正式出版，1998年修訂再版。
梁思成的提攜
1943年的王世襄辭別父親，離開北平，到西南大後方去，開始了輾轉求職的行程。
從河南、陝西來到西南，行程一兩個月。先到成都燕京大學分校，校長梅貽寶留他當中國文學助教。他不願意，到了重慶。在故宮的辦事處見到了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馬院長願意為他提供一個秘書職位。他提出想要看文物，但戰時不能看，他就不願當這秘書。他又想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當時所長是傅斯年。梁思成作了引見。誰知傅斯年對他說：“燕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不配到我們這兒來。”
雖未能被傅斯年選中，但王世襄慶幸的是他最終被梁思成選中，能到營造學社工作了。王世襄的哥哥在清華大學與梁思成是同班同學，住同一個宿舍。營造學社是梁思成自美國留學歸來後，由朱啟鈐創辦、梁思成主持的古建築研究機構。
從此，王世襄開始研究古代建築，和營造學社的同窗們一起進行野外調查。梁思成這位學識淵博、功力深厚同時又具有忘我精神的學長，對王世襄未來的發展影響頗大：一是梁思成那種專注於事業的精神，使王世襄終身難忘，成為激勵他奮發有為的動力；一是由於梁思成等人的舉薦，王世襄在戰後得以出任收復文物機構的要職，使他能投身國寶追尋工作，這被他視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王世襄在1946年7月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一個熱愛文物的人，能夠成為故宮的一員，並擔任重要職務，這的確是王世襄最理想的選擇。1948年5月，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曾給故宮一個去美國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的名額，王世襄奉命前往。一年多後，他拒絕了國外幾所大學讓他去當副教授的邀請，於1949年8月經香港回國，又走進了故宮。
因禍得福
1952年國家各機關開展大規模的反貪污、反盜竊、反浪費運動，由於他有追還大量國寶的特殊經歷，被關押了十多個月。
一時受到懷疑也許還能忍受，因為自己心底坦蕩，不懼怕誣陷或誤會，但更大的打擊卻隨後來到。他是這樣自述這段經歷的：
審查結果，沒有貪污盜竊問題，釋放回家。但同時接到文物局、故宮博物院通知，我被解僱，開除公職，令去勞動局登記，自謀出路。這豈不是把追還大量國寶，認為是嚴重罪行，否則怎會如此處理！就這樣我在家養病一年後，勉強地接受民族音樂研究所李元慶、楊蔭瀏所長要我參加工作的邀請。失去了視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離開了曾以終身相許的故宮博物院。
今天，王世襄覺得他當年無奈之中離開故宮，實在是因禍得福。用王世襄自己的話來說，他本來就喜歡小文物，釋放回來後，他反而買得更多了。
琴奴
不論王世襄身處順境還是逆境，妻子袁荃猷始終是他的支持者，是他躲風避雨的幽靜港灣。袁荃猷女士14歲師從汪孟舒學琴，後又經古琴國手管平湖先生親授，琴藝更精。袁荃猷彈琴時，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自稱「琴奴」，直至2003年袁荃猷病故。此後，悲痛不已的王世襄將夫妻收藏的古琴、銅爐、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143件文物拍賣，成交額達6300餘萬元人民幣。
政治遭遇
王世襄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運動中被拘留過，1957年又被劃“右派”，到文化大革命中已是一個“老運動員”。下放幹校之前，他在國家文物局工作，而他的夫人袁荃猷去了天津團泊窪幹校，三個兒子也分別下放兵團勞動……。王世襄住在四五二高地“乾打壘”的房子，插秧、種菜，放養家禽家畜，什麼活都乾。他出身於書香門第，從小受過嚴格西洋文化和傳統國學教育，天性開朗，對逆境從來“受而無怨”，泰然處之。但他印象最深的，是當時軍宣隊的無知和不講人情，第一次作報告就令人反感：“你們還想回北京？等著把骨頭扔在這裡吧！”更為荒唐的是：他的夫人在幹校忽然得了精神分裂症，單位打來電報催去看看，他當時身上只有25元生活費，趕緊分別找故宮的唐蘭和北圖的冀淑英借了幾個錢，準備到時候應急，沒料想請假時軍宣隊竟不批准。王世襄無奈，只好打電話托北京的朋友前去代為探視。好容易等了兩年，他才被恩準可以探親，豈知到團泊窪的第二天，鹹寧幹校就來了電報。他火速趕回向陽湖，一問事由，才知道是因為報載基辛格的助手黑格來華訪問，軍宣隊怕有“特務”嫌疑的王世襄與之掛鈎！事後，他調侃道：“軍宣隊也太看得起我了，別說黑格，白格我也不認識呀！”
博學的王世襄並沒有被精神和體力雙重負擔壓倒，反而苦中作樂，時常即興賦詩，以明心志。他勞動之餘有感而發，如《畦邊偶成》：“風雨摧園蔬，根出莖半死。昂首猶作花，誓結豐碩子。”又如《扁擔銘》：“與爾伍，三寒署，向陽湖，學稼圃。/不作簡，不為屏，肩頭日日隨吾行。/破粉節，留青筠，兩端顫顫如有神。/海可填，山可夷，此君勁節不可移。/莫低莫昂，莫抑莫揚，平允正直，無往不臧。”有一回，他和房東老韓一起下湖打魚，回來便寫下組詩《西湖觀魚》，其中云：“專家灣下是漁家，半住茅廬半泛槎。多謝打魚將我去，頓時歡喜放心花。”身在農村，王世襄眼中見到的塘邊荷葉田田，湖岸楊柳依依，就像宋代大畫家趙令穰的《湖莊清夏圖》，是那樣的妍麗恬靜。他陶醉於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便會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就充當“老放牛”，他也盡職盡責，從中尋找到無窮樂趣：“日斜歸牧且從容，緩步長堤任好風，我學村童君莫笑，倒騎牛背剝蓮蓬。”到了幹校後期，雖然物質生活強多了，但精神上仍有負擔，他於是借詩澆愁：“春搴蘭草秋芝草，朝啖團魚暮鱖魚，日日逍遙無一事，鹹寧雖好卻愁予。”儘管如此，他一有閒暇，常漫山遍野采靈芝，挖蘭花，樂此不疲。1973年夏季，王世襄返京時還帶回不少鹹寧的花卉，堆了大半屋。此後的三十年，他勤奮筆耕，碩果纍纍。僅出版的專著就有《明式家具珍賞》、《中國古代漆器》、《中國古代音樂書目》、《蟋蟀譜集成》、《髹飾錄解說》、《錦灰堆》等20多部，受到中外學者的高度重視。特別是《明式家具研究》中、英文本的問世，被稱為繼郭沫若的青銅器、沈從文的服裝史之後，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的“第三個里程碑”。值得補充一提的是，夫人特意為他刻了一幅大紅剪紙，這是取材於古典版畫的一棵大樹，拿掉其中的葉子，便顯露出十二個不同物象，分別表現了他一生的主要經歷和成就，如玩蛐蛐、賞家具等，其中有一塊就是刻畫他在向陽湖放的牛。
個人生活
近年來王老寫得最多的是關於搶救傳統觀賞鴿的文章。他最大的夢想就是多活幾年，能看到北京在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上放飛中國的觀賞鴿。2003年秋天，與王世襄相濡以沫近60載的夫人袁荃猷先他而去。兩年來，每每想起老伴，王老都會忍不住撫摸老伴留給他的一件寶貝——大樹圖。這是袁荃猷的一張刻紙作品，粗壯的樹幹，圓形的樹冠，丈夫一生所愛的15項玩好，像果實般藏於樹冠。這張裝裱後的大樹圖就懸掛在大廳的牆上。
談起諸多玩好，王老如數家珍：“十來歲時我開始養鴿子。接著養蛐蛐，不僅買，還到郊區捉。也愛聽冬日鳴蟲，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蟈蟈、油葫蘆等。鳴蟲養在葫蘆內叫，故對葫蘆又發生興趣。尤其是中國特有的范制葫蘆，在幼嫩時內壁套有陰文花紋的模子，長成後去掉模子，葫蘆造型和花紋文字，悉如人意。這是中國獨有的特種工藝，可謂巧奪天工，我也曾試種過。十六七歲學摔跤，拜清代善撲營的撲戶為師。受他們的影響和傳授，玩得更野了——熬鷹獵兔，馴狗捉獾。由於上述經歷，我忝得‘玩家’之名。”
王老把養鴿、研鴿當作所有玩好之最，自稱是“吃剩飯、踩狗屎”之輩：“過去養鴿子的人們，對待鴿子就像對待孩子。自個吃飯不好好吃，扒兩口剩飯就去餵鴿放鴿。他們還有一個習慣，一出門不往地上看，而是往天上瞧，因此常常踩狗屎。”他還興致盎然地描繪起兒時的鴿市：“過去幾乎每條胡同上空都有兩三盤鴿子在飛翔。悅耳的哨聲，忽遠忽近，琅琅不斷。城市各隅都有鴿子市，買者，賣者，逛者，熙熙攘攘，長達二三百米。全城以販鴿或制哨為生者，雖難統計，至少也有幾百人。”
出生於書香門第的王世襄曾就讀於北京美僑國小。每每回憶少時歲月，有一個段子常掛嘴邊：“一連數周英文作文，我篇篇言鴿。
王老如此愛鴿，以至於結束下放勞動後一回到北京，他便在通州郊區買了個小院，心舒神怡地養起了鴿子。後來想換個更大的院子，養更多的鴿子，但老伴終覺住在郊區不方便，只好作罷。
近幾十年來，王老先是住大雜院，這成為他的人生最大憾事，可是他對鴿子的喜愛卻日久彌篤。一次，赴鄭州參加全國文史館工作會議，他發現了許多久違的鴿種。鴿子的主人們雖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發現這位老人與鴿子之間有種天然的親近。一個年輕人指著一對黑中泛紫的鴿子問王世襄：“您認識它們嗎？”“鐵牛！”王世襄脫口而出。年輕人激動不已，堅持要將這對幾近絕跡的鴿種送給他。
後來，無法養鴿的王世襄換了一種愛鴿的方式，那就是研鴿並出鴿書。去外地開會時也不忘逛鴿市會鴿友，還翻閱了沉睡在故宮書畫庫中的宮廷畫家繪製的鴿譜。經多年積累，他編著了《北京鴿哨》、《明代鴿經·清宮鴿譜》等鴿書。其中有位開封的鴿友受其啟發，也編寫了一本鴿書。
王老曾問過不少年輕人：“鴿子有哪些種類？”年輕人大都回答：“有兩種，灰色的信鴿和白色的和平鴿。”這讓王老非常失望：“掛在他們嘴邊的都是洋鴿子，而對高貴、典雅的中國傳統觀賞鴿卻毫無概念。”王老認為，這和電影、電視、廣告、公共場合中只能見到信鴿和白色食用鴿，而見不到觀賞鴿的形象有重要關係。節目製作人除了對觀賞鴿不了解外，尋找觀賞鴿有困難也是一個原因。他們想買或想借觀賞鴿都有困難。而要白色食用鴿則太容易了，一個電話，肉鴿廠就可送貨上門。
王老初步算了算，觀賞鴿的種類可達上百種，如黑點子、紫點子、老虎帽、灰玉翅、黑玉翅、紫玉翅、鐵翅鳥、銅翅鳥、斑點灰、勾眼灰……這些有著美麗名字的觀賞鴿經過數代人的精心培育，在頭型、嘴型、眼睛、眼皮、眼珠、花色、腳趾甲、閃光效果等方面有諸多講究。其尾部還可以縫線扣環、懸掛鴿哨，盤鏇時氣流穿過鴿哨，便傳出悅耳的哨音。中國觀賞鴿的這些特點在世界上獨一無二，是完完全全的中國文化。
“真希望這傳統的觀賞鴿能放飛在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的上空。”王老說，“它不像信鴿那樣，一放全都跑了，而是圍著巢舍成群盤鏇。養好了可以一盤白的，一盤灰的，一盤紫的。鴿哨傳出鈞天妙樂、和平之音，定能為‘人文奧運’添上最亮麗、最生動的一筆。”
他提出了搶救觀賞鴿的一系列構想：一是成立觀賞鴿協會，聯絡鴿友並定期舉辦活動；二是在中山公園或工人文化宮和奧運會主要場地建造鴿舍，鴿子可在天安門廣場和運動場所盤鏇，成為北京一景，鴿舍又可供人參觀，佳種繁殖後還可以出口換外匯；三是建立網站，宣傳保護觀賞鴿的意義，讓廣大網友了解並愛護觀賞鴿；四是舉辦全國或地方的觀賞鴿評比頒獎大會，提高觀賞鴿身價……他曾把這些構想寫成公開信數十封，寄往各省市園林局，但一封回信也未收到。
早在2003年，王老就提出了在奧運會開幕式上放飛中國鴿的建議，因為非典、禽流感等意外，此事一直難以操作。王老說，就會來不及了。因為很多鴿子已經退化，不能飛翔，而從購買、育雛到放飛，需要3年的周期。但說到底，奧運會上放飛鴿子並不是他的最終目的，他是希望能借這一契機，挽救中國的觀賞鴿及鴿文化。
社交關係
一位是聞名遐邇的大學者王世襄，一位是湖北省鹹寧向陽湖公社的漁民韓祖祥。38年前，王世襄隨文化部“五七”幹校下放到向陽湖公社勞動，酷愛食魚的他，此後成了韓祖祥家的座上客。兩人之間由此演繹出一段如今在鹹寧地區仍膾炙人口的故事。1938年出生的韓祖祥，家裡世世代代以捕魚為生，他從13歲就跟爺爺捕魚。“近山知鳥音，近水知魚性”，韓祖祥對向陽湖一帶的各種淡水魚了如指掌，對各種捕魚方法運用自如。40多年來，他捕獲的鮮魚已逾10萬公斤。1971年後，他擔任了向陽湖公社漁業大隊長，曾連續六次被評為“五好社員”、“勞動模範”。
王世襄和韓祖祥相差24歲，雖同是屬虎，但兩人閱歷卻有著天壤之別。王世襄生於大城市自幼熟讀詩書，平生喜愛食魚卻對魚性、捕魚方法一竅不通；韓祖祥熟知魚性卻未曾讀過書。歷史的偶然給這兩個“各有所長”的人提供了互補的機會和樂趣。
1971年5月8日，生性豁達、苦中尋樂的王世襄來到名叫專家灣的湖邊找韓祖祥買魚。韓祖祥一聽口音，就知他是“五七”幹校的。當王世襄看到韓家有青魚、草魚、鯉魚、鯿魚、箭魚等好幾個品種時，不由眼睛一亮，好奇地問長問短起來。韓祖祥見這讀書人雖不知魚性，卻能旁徵博引，大有學問，也熱情地有問必答。之後，韓祖祥選了一條一斤多重的鱖魚和一條一斤多重的鯿魚稱給買魚人。買魚人臨走時依依不捨地說：“我姓王，是‘五七’幹校的，以後我每個星期天都來你家玩，中午就在你家做飯吃好嗎？”韓祖祥高興地應承：“好事！好事！”
5月9日是星期天，天沒亮，王世襄就帶著醬油、生薑、大蒜等佐料來到韓家。由於來得太早，他同韓家父子在船艙里又睡了一覺。當韓祖祥泛舟載著他一起出湖捕魚時，王世襄激動不已，立即賦詩兩首：“西行斜月照人懷，三里村蹊獨自來。拂面馨風渾欲醉，金銀花正遍山開。”“專家灣下是漁家，半住茅廬半泛槎。多謝打漁將我去，頓時歡喜放心花。”
韓祖祥見王世襄對捕魚的興趣如此之濃，心裡也異常高興，於是盡展各種捕魚技藝，想叫這位年逾半百的書生一飽眼福。
韓祖祥先是放鉤粑。根據鯉魚5月喜歡在草中產子的特性，他割起湖中的牛尾巴草捆成兩捆，然後在草團底部拴幾隻鋒利的鐵鉤，再將草團放入水中，恢復水草自然生長的樣子，鯉魚來產子時就會被鐵鉤鉤住。王世襄看見韓祖祥捕到8斤鯉魚，不由興奮地寫道：“荇藻團團水上浮，竿挑左右逆來舟。藏鉤若掛游鱗住，潑刺聲中一罟收。”
接著下黏網。韓祖祥用50米長網攔住魚路，路過的魚鑽到網上，就會進退不得。王世襄見韓祖祥又捕到10多斤魚，便提筆寫道：“百丈長綱一幅寬，清漪橫貫巧遮攔；柔絲目目如膠漆，鱗逆鰭張進退難。”
放完鉤粑和黏網，天已大亮。韓祖祥開始收“花籃”。只見韓祖祥從水中提起一隻只竹籠，將鑽入其中的鯽魚倒入船艙。韓祖祥對王世襄說：“花籃因沉放時無固定場所，湖裡又有許多蒲葦荷花，收籃時往往容易遺漏。”王世襄聽後寫道：“月明波盪竹紋圓，無數花籃淺水邊。寄語漁郎勤撿點，得魚漫即忘魚筌。”
“花籃”收完，已日上三竿，魚艙也快滿了。韓祖祥開始收亮鉤。亮鉤捕魚就是用兩根竹竿拉一條繩子插進泥里，繩下掛著閃亮的鐵鉤，魚兒經過時很容易被鋒利的鉤子掛住。這天運氣欠佳，竟一無所獲。韓祖祥告訴王世襄：“鉤不到則已，鉤到一定是大魚。1969年的一個晚上，我下亮鉤曾捕了380條鯉魚，共1200多斤。”王世襄隨即賦詩道：“欲釣修鱗待若何，密鉤長纜鎖春波。饒它善躍魴和鯉，怎奈湖心設障多。”
見王世襄高興，那天韓祖祥沒有下卡子，便將船靠近一條正下卡子的漁婦船邊，為他講解。王世襄看到卡子是借篾片把魚嘴撐住，使魚很難逃脫，十分巧妙，於是寫道：“削竹真成繞指柔，細搓香餌綴環頭。夜深只待魚兒唼，一寸輕簧卻勝鉤。”
看完下卡子，突然間湖面上鼓樂齊鳴，只見13條木船一字排開，船上的人砰砰地打著船舷，對面兩條船分別拉著一張網的兩邊，好像關住兩扇門一樣，把被響聲趕來的魚關在網裡。王世襄對這種古代戰役般的大規模捕魚方法驚奇不已，聽韓祖祥仔細講解後，得知有時一網可捕魚3000餘斤，興奮地描繪道：“叩舷聲急攝腥魂，巨網圍湖勢欲吞。協力定能殲敵寇，區區魚鱉更何論。”
天色漸晚，韓祖祥駕舟返岸。王世襄又賦詩一首：“斑斑白髮我猶童，捉鳥張魚興尚濃。此夕中宵拼不寐，西湖學作老漁翁。”
返岸後，韓祖祥要送魚給王世襄，但他堅決不受，韓只好收了六角錢，賣給王一條近二斤重的鱖魚。王世襄回到住處，用野竹根當柴，架起臉盆，白水煮魚，僅放了鹽和蔥，吃著卻感到鮮美無比。
享受著觀魚、買魚、餐魚之樂，想到同樣酷愛食魚，此時卻遠在河北省團泊窪幹校的老伴袁荃猷，王世襄不由生出幾許感嘆：“花鱖提歸一尺長，清泉鳴釜竹煙香。和鹽煮就鮮如許，只惜無由寄與嘗。”王世襄寫完之後，又將觀魚前後所寫的10首詩工工整整重新抄寫一遍，以《觀魚十首寄荃猷並序》一起寄給了袁荃猷。
在隨後的日子裡，王世襄和韓祖祥結成了忘年交，每到周末便一起共享觀魚、餐魚之樂。
治學精神
王世襄治學的精神憑兩股勁：傻勁和狠勁。這是事實，他研究美術史、建築營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種鍥而不捨的精神，一鑽到底，總要搞出個名堂來才善罷甘休。他做學問不單純靠書本知識，為了觀察漆器實物，他隨時注意故宮的藏品，還經常去古玩鋪、掛貨屋，乃至冷攤僻市蒐集漆器標本，越是殘件越重視，因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層次等等狀況。研究明式家具限於財力，王世襄只好直接與收購破舊雜貨家具的舊貨攤打交道。他經常冒著嚴寒或酷暑，騎著腳踏車奔波於北京的街頭巷尾。車後裝著一個能承重一兩百斤的大貨架，架上放著棉繩、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買得起的，他便買下，捆在車上帶回；買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畫下圖來。早年在蒐集過程中，他的足跡遍至北京方圓幾百里，連通州、涿縣、保定也時時遠征，不肯放過。大年三十，為了或許能從農家買到一件舊家具，他放棄全家吃年夜飯的歡樂，而在鄉下睡冷炕，用脫下來的鞋墊在炕沿上做枕頭，度過除夕之夜。然而，全靠獨立蒐集畢竟有限，每每因為身上帶的錢不夠而痛失良機。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樓北小巷一個老太太家看到一對杌凳。這是明朝留下來的，無束腰，直根，四足外圓內方，用材粗碩，十分簡練樸質，他看了以後非常喜歡。老太太要價20元，王世襄馬上掏錢，老太太見他沒還價，馬上改了口不賣了。兩天以後，王世襄路過東四的掛貨鋪，看見打小鼓的王四坐在這對杌凳上，覺得這回再不能讓這對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帶錢包了，王四要價40元，他連定錢也拿不出來。等他帶著錢回到掛貨鋪，杌凳卻已經被紅橋的梁家買走了。於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這對杌凳買回來。誰知梁家兄弟就是不賣。王世襄鍥而不捨，一次不行，兩次，隔三岔五到梁家買這對杌凳。為了買到手，他不斷地加價，歷時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後花了400塊錢，才從梁氏兄弟手裡把它買下來，這價錢正好是當初通州老太太要價的20倍。今天，老先生對這對杌凳當然格外看重，當初買回去又重新拾掇了一番，其圖片收錄到他的《明式家具珍賞》中。
這樣的生活，占盡了他全部假日，也耗盡了他全部積蓄。王世襄蒐集家具的狂熱，得到了妻子袁荃猷的支持。這位在音樂方面學有專長的賢內助，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興趣。丈夫把大部分的錢買了木器，她儘管衣著樸素，生活節儉，有些年手頭還拮据，但她全無怨色，而是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共享從家具研究中得到的樂趣。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這些年來，王世襄潛心於發掘瀕於失傳的“冷門”學問，他曾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寫出了中國第一部有關古代家具的專著《明代家具珍賞》，填補了中國工藝史上一段長時間的空白，更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參考手冊。有人說，他“玩”出了前無先輩系統之論、後無來者可以繼承的“世紀絕學”。
玩即學，學亦玩。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
著作
書目
《中國古代音樂書目》《中國古代音樂史參考圖片》（1-5輯）
《廣陵散》（說明部分）
《畫學彙編》
《清代匠作則例彙編·佛作·鬥神作》
《清代匠作則例彙編.裝修作.漆作.泥金作.油作》
《竹刻藝術》
《竹刻鑑賞》（台版）
《竹雕品鑑與收藏》（港版）
《刻竹小言》
《髹飾錄》
《髹飾錄解說》
《明式家具研究》
《明式家具珍賞》（並有英、法、德文本）
《明式家具萃珍》
《美國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精品選》（中英文本。英文本，與CurtisEvarts合編）
《中國古代漆器》（並有英文本）
《中國美術全集·竹木牙角器》（與朱家溍合編）
《中國美術全集·漆器》
《蟋蟀譜集成》
《說葫蘆》（中英雙文本港版）
《中國葫蘆》
《明代鴿經清宮鴿譜》（全二卷）
《北京鴿哨》
《中國畫論研究》（全六卷）
《中國金魚文化》
《金魚百影圖卷》
《高松竹譜》手摹明刊本
《遁山竹譜》手摹明刊本（港版）
《故宮博物院藏雕漆》
《錦灰堆——王世襄自選集》（全三卷）
《錦灰二堆——王世襄自選集》（全二卷）
《錦灰三堆——王世襄自選集》
《錦灰不成堆》
《自珍集：儷松居長物志》
詩詞
《鴿鈴賦》
王世襄書法作品書法
1977年作書法鏡心（題識：一九七七年冬。暢庵王世襄謹識；鈐印：王世襄、暢庵）1998年作書法對聯鏡心（戊寅初夏暢安王世襄鈐印：王世襄印、暢庵）
藏品拍場
中國嘉德2013秋季拍賣會將再次推出王世襄舊藏專場，560餘項藏品均為首次對外亮相。此次推出的王世襄舊藏專場中，首次露面的380餘部珍貴藏書值得關注，其中既有明版書、清版書，還有很多清代、民國的精抄本、稿本以及王世襄本人的抄書，包括清代迮朗撰《繪事瑣言》抄本，王世襄母親金章於民國三十四年的石印本《濠梁知樂集》，道光乙未、丙申年間葉道芬抄《古今畫法集》抄本等。同時亮相的還有王世襄手抄的《已抄諸書》書目，其中記載著經王世襄所抄的書大概600部之多。此外，曾著錄於王世襄的《說葫蘆》與《自珍集》中的多組官模子葫蘆也將現身拍場。葫蘆器型雖小，卻都是王世襄的隨身之物，曾陪伴他走過漫長歲月，其中包括“晚清官模子水滸故事蟈蟈葫蘆”“官模子云龍麟獅蟈蟈葫蘆”等。
除葫蘆外，養鴿堪稱王世襄的最大愛好。此次上拍的鴿哨包括“鴻”字紫漆鴿哨十一眼五對及“祥”字紫漆鴿哨十五眼一對，“文”字葫蘆鴿哨一對及截口鴿哨三對等，其中一組鴿哨堪稱王先生收藏的鴿哨精品，共18支，有大有小，每一支音色皆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