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憶[2010年時代文化出版社出版書籍]](/img/7/dc6/nBnauM3X1MzN5IjN2cTN1QDM1UTM1QDN5MjM5ADMwAjMwUzL3UzL3g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我的回憶[2010年時代文化出版社出版書籍]")
本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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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2010年時代文化出版社出版書籍]上部 家事第一章 家世
第二章 童年時代
第三章 中學
第四章 大 學
中部 伴侶
第一章 南川 南昌 解放區
第二章 上海 北京 瀋陽
第三章 閻 良
下部 再後來……
第一章 風雨飄零
第二章 重返北京
附錄：
小花貓
原文賞析
…… ……
我出生在成都平原一個書香世家。關於我的家世，我所知道的只是祖籍安徽，以及我幼年時在青蓮巷老家見過的祖上十三代的影像。第一代是在明朝時期，影像上的人穿藍色長袍，以下十二代全在清代為官，均穿朝服。其中除一人為武將，朝服“補子”繡白虎以外，其餘十一人均為文官，補子上繡白鶴。
我出生時父親早已搬出成都青蓮巷老家，只是過年的時候偶爾帶我們去一次。那座深宅大院前面有四個院落，後面有花園，房屋多達數十間，留在我記憶中的是從大門進去，一路上兩旁許多高大的羅漢松，和樹上結的紅紅的喜人的羅漢果。再就是掛在上房堂屋裡的大幅影像，以及貢案上擺放的許多貢品。我怕磕頭，母親見我往大人身後躲，就讓我對著影像三鞠躬。
父親宋忠廷，字誠之，1892年生於陝西省興平縣，七歲隨祖父到成都。祖父一生喜好書法和雕刻圖章，對父親管教甚嚴。每日攻讀詩書、寫字，不得有絲毫懈怠。祖母杜蘭香，出生富戶，是有名的才女。我如今還保存著一部全部繡像由她著色的《石頭記》。祖母體弱，一隻腳有殘疾。父親是她懷孕七個月出生的，由於先天不足，自幼體弱多病。據說他一歲時發高燒，祖父非常著急，手持醫書，夜不能眠，好像夢中見一老人，告訴他應服什麼藥。祖父醒來，立即差人去買來煎了給父親服下。說也奇怪，從此父親病癒，長大成人。俗話說，“獨子難養”，許多親戚朋友勸祖父納妾，祖父總不同意。多年後他才花錢買下孫姑娘，生了叔父。
關於父親的早年生活，記得他說過兩件事。一件是祖父的友人送去一罐蝦醬，祖父很喜歡，午飯時特地給父親碗裡放上一匙。父親不愛吃蝦醬，但因為是長輩給的，不敢不吃，最後還是硬著頭皮，勉強咽了下去。另一件是父親上中學時戴了一頂新買的學生帽，興致勃勃地回到家裡。祖父看見，皺皺眉頭說，“好好的帽子，怎么安個鴨舌頭，像個什麼樣子！趕快剪掉。”剪掉了帽檐，戴出去只能讓同學笑話，父親只好把帽子放在書包里，進家門的時候再戴在頭上。父親早年曾考取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隻身離家，北上，到了嘉定，即將上船時，被祖父派去的人追回。父親早想出去開闊眼界，見見世界，這次北上未能成功，對他打擊很大。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出去闖世界的願望。我常想，如果當年上了清華學堂，他的人生道路將是另一番景象了。
父親中學時代即酷愛英文，後來進外國語專門學校及譯材養成所學習。由於勤奮努力，精通語法，掌握大量辭彙，父親當時就有“活字典”之稱，並在幾所中學教英語，同時在華西大學外文系學習。以後當他從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研究院畢業回來，便應聘擔任成都高師、四川大學、華西大學等校的英國文學教授。那時候，與國外書信來往的人不多，郵局只要見到國外寄來的C．T．Song的郵件，不管有無地址，一概往皮房街我們家裡送。我還記得英王喬治六世登基的時候，那幾天收到的報章雜誌特別多，我們總去翻那上面的圖片看，伊莉莎白女王那時還是個小姑娘呢。
關於西路軍節選
“上述軍事行動計畫，在軍事上說來，是企圖擁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區，即以陝北的紅軍居右翼,紅四方面軍在奪取河西走廊之後，居左翼。二方面軍到達甘北後，則居左右兩路的中間地位。在政治上說來，是增加我們與張學良聯盟的資本。即紅軍不是局限於陝北的彈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帶地區，這不僅可為西安的張學良保障後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蘇聯的道路。
陝北同志贊成我們這個軍事計畫，一直在催促我們北進。似乎沒有我們的實力作資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方面軍的同志都很滿意這個決定。在二方面軍來說，他們居於中路，無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可以起橋樑作用。而四方面軍的同志，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於和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磨擦。可是，後來的事實發展，這個計畫並沒有實現，這是四方面軍的失敗，也是我的失敗。”
1936年8月間，陳昌浩提出了改變整個軍事計畫建議：“他主張四方面軍應在甘南建立新根據地，與陝北蘇區互成犄角之勢”。“這是我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的意見衝突”。通謂會議“陳昌浩便撤銷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提議，認為應照原定計畫，迅速從靖遠渡河西進”。“但多數幹部不滿陳昌浩這個衝動的主張，指責他獨斷的進攻岷山，使第九軍蒙受騎兵的創傷……；接著又按兵不進，要求舉行會議，延誤了渡河時機。這件事破壞了高級幹部間的和諧，也種下了西路軍失敗的根苗”。（我的回憶455頁）
“蔣介石偵知了我軍在靖遠渡河的行動，一面派飛機轟炸渡口，一面嚴令各軍迅速向會寧靖遠前進，企圖乘我軍半渡時截擊。……。當時左路軍的人數約為三萬五千人，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渡過去的只有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和徐向前陳昌浩的總指揮部等共約兩萬多人。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人員、紅軍學校大部學生以及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在會寧往靖遠的大道上，節節抵抗敵軍的追擊”。（456頁）
“我們（司令部）至此不能渡河了”。“徐向前與陳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單位，在河西開始了單獨行動。”
1936年9月底，“徐向前陳昌浩來電希望我們能繼續渡河。……。”
“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電告徐陳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們率已渡河的部隊，單獨行動。……。”（457頁）
“從此，徐陳所率的西路軍便與我們分道揚鑣了。他們遵照我們的電令，……，我們則……逐漸向東移動，靠近陝北蘇區。”（458頁）
“當時，西路軍的敗象已經顯露出來，我們在同心城時即接到徐陳電告，謂我第九軍在古浪為馬步芳騎兵所襲擊，損失慘重，……。”（463頁）
“西路軍的處境，使我們大感憂慮，我和朱德周恩來曾再三商討，想不出應援的辦法。……。在軍事上，我們自顧不暇，無法策應，……。”（464頁）
“我當時最注意西路軍的情況。正在西移的西路軍，沿途與騎兵苦戰，……。這種情形，使我十分焦慮，我和中央研究各項情況，並試用各種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予西路軍以助力，以期挽回厄運”。（我的回憶474頁）
“在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內，每日都有談話會，大家都避談往事。毛澤東、張聞天等似因過去的分裂，心理上不無芥蒂，他們對援助西路軍的事，並無積極表示，而且言詞之間，總有些推推諉諉。為了挽救西路軍的厄運，我只有耐著性子和各人商談，但無法找出補救的辦法，奇蹟是不會從天而降的。”（474頁）
“西安事變，使我們一時為之揚眉吐氣，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們希望張學良電令馬步芳不可破壞抗日大局，應即對西路軍停止作戰，這事張學良照做了，但馬步芳並未接受這個命令。”（475頁）
“西路軍的失敗，對中共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共黨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著我，打得我無法抬頭，……。”（492頁）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地人，從未指責過別人，只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來探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我的回憶493頁）
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他們對批評者答辨：（一）西進計畫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面軍是中共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架禍於人，……。”（493頁）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詞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畫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攻，遺害全黨全軍。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畫根本不對，應當認定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陳昌浩犯了戰術上的錯誤。……。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重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陳的意見。……。”（我的回憶494頁）
“我當時即與張聞天懇談，曾指出下列各要點：（一）……；（二）……；（三）我對西路軍失敗，負有嚴重責任，將正式自請處分”。（我的回憶495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