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

《中外文化交流史》

《中外文化交流史》是何芳川主編,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於2008年5月1日出版的文化交流書籍。

《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
在中華民族漫長的發展史上,同外部世界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遙遠的上古時代。考古資料證明,早在文明的朝霞時期,今日中國的邊疆居民,便同境外諸族有了相當廣泛的文化接觸。這些文化接觸,無論是陸上的,還是海上的,都離不開交通這一媒介,離不開絲綢之路。在人類歷史上,絲的驕傲,屬於中國

基本資料

作者: 芳川 主編
出 版 社: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 2008-5-1
字數: 100000
版次: 1
頁數: 全兩冊
印刷時間: 2008/05/01
開本: 16開
印次: 1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801736444
包裝: 平裝

內容簡介

文化交流的歷史圖象,是極難把握的。
首先,它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自從人猿揖別以來,人類社會就始終處在發展這一動態上。這一動態的難以把握,在予它的多樣性。在眾多種族、民族、國家和地區中,人類社會發展有著依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而彼此有別的眾多發展頻道:有的快速發展,很早就達到過某一時代的巔峰,而後迅速滑落向無邊暗夜;有的曾經存在,蹤跡鮮明,卻由於某種自然災害或戰爭面“蒸發”;有的屢屢歷經挫折、迂迴甚至倒退,卻百折不回,千年一脈,不斷再造輝煌;有的始終在歷史長河中沉浮;還有的後來居上,等等。這種動態的多樣性,造成了自古以來人類社會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性現象,也給文化交流製作了基本背景。
其次,它是立體的、而非平面的。人類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民族創造的文明與文化,都同人類社會本身一樣,是一種立體網路式的結構。正因為如此,諸文明與文化之間的交流,自然也是立體網路式的。如果對它們僅僅作平面式的認知與理解,人們筆下的文化交流,一定是蒼白的,遠遠不能表現其錯綜複雜的無比璀璨。按照常規,我們可以將文化劃分為的(物的)、制度的、精神的三個大的範疇,同時要知道它還有眾多的、層出不窮的專門範疇。當文明之問發生碰撞,文化之間發生接觸,這不同的三大範疇與眾多專門範疇的內涵之間,必然發生的交流,顯然也呈立體網路狀。如果再向縱深思索,我們就不難看到,不同文明、文化碰撞的時候,即使是最簡單、最直接也最容易交換的物質(器物)文化,其中也物化著豐富的制度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內容。而與此同時,制度與精神層面的文化問碰撞,其交流的內涵中,亦包含著對物質(器物)文化賴以產生的不同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認知與理解。
第三,它是雙向與多向的,而非單向的。在討論文化交流時,人們一般都注意到它的雙向互動。這一認知,比較起那種單向認知的片面性、偏執性主觀性來,自然是大進了一步。在這一基礎上,人們還進一步探討了這種雙向互動的不平衡性,即:在某特定的時期,不同文明與文化相遇的時候,其中某一種處在發展較高階段的文明與文化,可能對另一文化墨高屋建瓴式的傾斜式“文化出超”。不過,當我們仔細審視上述這種雙向運動時,就會發現,除了上古時期人類社會處在低級的原始的發展狀態因而可能發生比較純粹的雙向運動以外,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古典時代以降的文化交流在雙向互動中,早已包含了大量的第三、第四乃巨更多種文化內涵,因而文化交流的雙向性,其實也是一種多向性互動。這也從另一側面,證明文化交流的立體網路模式。
第四,中華民族對外文化交流時,其璀璨輝煌的物質文化出超現象常常令人眼花繚亂。當人們集中注視中外文化交流的這一現象時,其實有許多值得重視的事物往往被掩蓋了。發掘並探究這些容易被掩蓋的比較陌生的領域,尤具重要的價值。例如,在制度、精神層面,中華民族似乎並非出超大戶,相反,卻有“文化入超”大戶之嫌。例如,在古代,佛教、伊斯蘭教文明流人中華,甚至基督教文明亦曾在中國境內一度“寺滿百城”,而中國的儒家學說流播的範圍卻僅限於朝鮮半島、日本、越南以及近代以來新加坡與東南亞華人聚居地區;又如,即使在物質文化層面,比較起絲綢、瓷器與四大發明這些高級複雜勞動的產品來,在那些比較簡單勞動的物質文化領域,中華民族恐怕也處於“文化入超”之列吧。
內容如此豐富多彩,難以把握的文化交流史,自然不是一兩代人能夠完成的。這是一場接力賽,壘人類各族人民共同承擔的接力賽。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中國學人的責任是義不容辭的,除了自己要挺身承擔,更要不斷與國外同行切磋、合作。文化交流史的學研、撰寫本身,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呢!這場任重道遠的接力賽,前有古人,後有來者。一良師主編、各位師輩學長共同合作的那部專書,就是我們接力賽的前面一棒;我們接過這一棒,努力疾跑,儘自己這一棒的一份心和力。這一棒的得失,自本書問世之日起,就已經要請下一棒去評說了。我深信不疑的是,這一永遠的接力賽,一棒定比一棒更出色、更完美,更接近人類歷史上文化交那豐富、複雜、千姿百態的真實。

精彩書摘

勾勒篇
第二章 歷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
在中華民族漫長的發展史上,同外部世界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遙遠的上古時代。考古資料證明,早在文明的朝霞時期,今日中國的邊疆居民,便同境外諸族有了相當廣泛的文化接觸。這些文化接觸,無論是陸上的,還是海上的,都離不開交通這一媒介,離不開絲綢之路。
在人類歷史上,絲的驕傲,屬於中國。
早在7000年前,居住在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就知道了絲。夏鼐這位權威級的考古學前輩,以他學者的慎重,指出:至遲在殷商時期,即4000年前,中國人已經掌握了絲的秘密。事實上,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絲帶、絲線和殘絹片等物。經學者鑑定,初步認為,這是蠶絲織物。
中國的絲和絲織品,以它的精美享譽世界,歷久不衰。
20世紀70年代初,在著名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的考古發掘過程中,出土了公元前1世紀的漢代絲織品。一襲紗衣,殘長1.28米,重僅49克。唐代,一位阿拉伯商人來到中國,在廣州會見市舶司的官員。透過中國官員的絲質衣服,阿拉伯商人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胸痣。正當阿拉伯人驚嘆,以為隔著兩重絲綢衣服還能看清胸痣時,那位中國官員競挽起了5件絲質衣服的袖口。清代,《紅樓夢》里講述了一段趣事。一天,賈母從箱底找出一件絲織品,考問眾孫媳孫女,誰能說出這件絲貨的名稱。無論寶黛還是三春,甚至連見多識廣的鳳姐,都答不上來,老祖宗驕傲地告訴她們,這還是她做女孩兒時的東西,名叫“軟煙羅”。僅僅從那名稱,就給人以美的無限遐思。果然,精美的中國絲織品,從一開始就對歐亞大陸各族人民形成了巨大的文明與文化的衝擊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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