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經黨中央批准，作為獻給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一份厚禮，由中共黨史出版社於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
該書記載了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29年的歷史，全面準確地反映了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平凡歷程，是一部正確總結歷史經驗的權威性黨史基本著作。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記述中國共產黨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29年的歷史。
該書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央有關重要文獻為依據，充分吸收改革開放30多年來黨史學界重要研究成果，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黨性原則和科學精神的統一，全面準確地反映了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平凡歷程。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是一部正確總結歷史經驗的權威性黨史基本著作。該書的出版發行，對於深入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和全國黨史工作會議精神，對於廣大黨員幹部尤其是高中級領導幹部正確認識黨的歷史，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素質，將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分上下冊，全書98.8萬字，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國各地新華書店發行。為方便讀者閱讀，《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也經黨中央批准校訂重印。
中組部、中宣部和中央黨史研究室要求將之作為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學習黨史的基本教材和廣大黨員、人民民眾了解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權威讀本。
基本脈絡和邏輯結構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遵循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本精神，依據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黨史》二卷把新中國成立後的29年黨的歷史劃分為4個時期，即：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按照這樣的劃分，全書分為4編。
第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現（1949年10月—1956年9月）”。本編主要圍繞黨領導人民實現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的轉變後，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這個轉變的進程來展開。用事實說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
第二編“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和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1956年9月—1966年5月）”。本編強調，面對全新的社會主義事業，必然有一個在實踐中不斷深化認識的探索過程。所述內容圍繞“全面建設”、“艱辛探索”、“曲折發展”三個基本特徵，濃墨重彩地再現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壯闊場面，真實記載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艱難曲折，說明儘管在探索中發生了失誤和曲折，但成就仍然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
第三編“‘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覆滅（1966年5月—1976年10月）”。本編反映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黨的歷史的一個特殊時期。用事實說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著重說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幹部的共同鬥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表明，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第四編“在徘徊中前進和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本編記載的這段歷史既保留了前一個歷史階段的某些特點，又孕育了後一個歷史階段的一些新要素。按照這樣的基本認識，用歷史事實說明徘徊中前進局面的出現，以及繼續前進的趨勢。這樣把握，為《黨史》二卷記述的這29年歷史展現出一個充滿希望和光明的前景。
全書結束語的標題是“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及基本經驗”。“偉大成就”反映的是黨領導人民在這29年中的不懈奮鬥是怎樣深刻地改變了國家、社會和人民的面貌，“基本經驗”反映的是為何改變了國家、社會和人民的面貌以及期間發生嚴重曲折的緣由。告訴人們正是因為我們黨全面正確地總結了這段歷史的偉大成就和基本經驗，才成功地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
編寫特點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全面地實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歷史真實，緊緊把握這段歷史的主題和主線，也如實反映這一時期黨所犯的錯誤及其後果。一是，已經公開的檔案資料和研究專著中的新史料、新觀點，在寫作二卷時可以充分加以吸收、利用。目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黨史研究成果豐富，二卷寫作只有在充分掌握已有新史料、新觀點的基礎上，力求有新的發掘和新的論述，才能體現出與時代發展相適應的認識高度，使書稿在總體水平和學術質量上有進一步提高。比如，在建國前七年的歷史中，關於計畫經濟體制形成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合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等書，對計畫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國家工業化的關係，以及工業化建設的進程，作了比較充分的反映，較好地說明了當時條件下建立計畫經濟體制的合理性。執筆者在修改二卷中就儘量吸取了這些成果。同時，國務院農業研究中心對“三農”問題有較深入的研究，在二卷涉及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時，也參考了這些研究成果。
二是，一些有價值的研究角度和研究觀點，在二卷寫作中也可作參考。比如，關於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國民經濟調整，以往人們研究較多的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確定和實施過程中的幾次重要會議。有研究者提出，在失誤和挫折面前，黨內許多同志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開始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由此產生出對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新認識，指導了國民經濟調整和某些帶有盟芽性質的改革。認為60年代的國民經濟調整和某些帶有盟芽性質的改革，實質上是黨內對社會主義新認識的一種實踐。這一新的認識角度和對史料所作的發掘，在二卷寫作中已被吸收，並作了進一步充實。
又如，關於九屆二中全會和林彪事件。一個時期里，我們一般把九屆二中全會和林彪發動政變未遂外逃叛國，統稱為林彪事件。近幾年，有學者研究九屆二中全會，對過去把“設國家主席”與“稱天才”說成是林彪集團的政治綱領和理論綱領，提出不同意見，認為設不設國家主席，是國家政治體制中的一個具體問題，可以有不同意見；天才問題是至今還有不同認識的哲學問題，不應上升到理論綱領的高度。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公布史料表明，設國家主席不是林彪一個人的意見，是除毛澤東外其他政治局常委一致的意見。關於九屆二中全會的這些新觀點和新史料，已被二卷所吸收。還有，關於林彪外逃叛國一事，是這些年被“炒”得很熱的一個話題。我們比較各種說法，堅持了1980年高檢、高法審判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結論，同時考慮到這一事件的複雜性，注意了表述的分寸，對過去的一些提法作了修改，如：“林彪集團的骨幹成員決心鋌而走險”。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組織策劃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這樣，就把當時林彪集團自稱的“大艦隊”和“小艦隊”作了一點區別。
三是，對國內外一些有影響的觀點，可以在二卷中有針對性地作出回應。比如，關於“文革”發動的原因，學術界出現了十多種觀點。有較大影響的是兩個觀點：一個是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與其說是出於對政治理想的追求，毋寧說是由於“大躍進”失敗，毛澤東擔心自己將來落得和史達林一樣的下場，從而採取先發制人之舉。再一個是兩個“文革”說。所謂兩個“文革”，一個是指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是毛澤東要利用人民奪回最高權力；另一個是底層民眾的鬥爭，起源於民眾同官僚主義的矛盾。針對這樣一些觀點，我們在“文革”起源的部分，對中央領導層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思想分歧作了如實反映。
四是，黨史新卷不迴避歷史錯誤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記載的是從1949年至1978年共29年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眾所周知，在這段歷史中，中共經歷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的重大失誤和曲折，付出了沉重代價。《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以何種態度描述這些歷史，成為人們普遍關切的問題。
逄先知說：“《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對於黨所犯的錯誤及其後果，如實反映，既不迴避，又不渲染，以嚴肅的態度和語言來表述，寫得恰如其分。對於黨犯的錯誤，不是簡單化地籠統地加以批評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詳細
五是、成就寫夠，錯誤寫透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張啟華說，我們寫錯誤，是為了以後不再重犯，不是要去渲染、發泄，而是要分析犯錯誤的原因，包括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歷史根源、理論根源，以及國際環境的影響，等等。目的是從中吸取教訓，發揮黨史特有的資政育人作用。同時，對這29年取得的成就也要寫夠，不能因為犯了錯誤，就不願意多寫成就。所以我提出要成就寫夠，錯誤寫透，評價公正。這樣寫出來，歷史的全貌就比較明亮了，這也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詳細
六、對醜化領袖人物的現象“正本清源”
多年來，境內外出版和發表了大量關於這段歷史的專著和文章。大部分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符合或者基本符合歷史的真實，對於人們有教育意義。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專著和文章，否定和醜化黨的歷史，否定和醜化黨的領袖人物，刻意渲染和誇大黨的缺點和錯誤，把黨的歷史說得一團漆黑。他們使用造謠誹謗、無中生有、斷章取義、以偏概全、顛倒是非等種種手段，欺騙那些善良的不了解情況的人們，在民眾中間散布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感，以達到他們別有用心的目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的出版，將真實的歷史呈現在讀者面前，起到澄清事實、正本清源、以正視聽的。
另外，還通過“五七”指示、“鬥批改”、“反擊右傾回潮”和“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談話等，對毛澤東對理想社會主義的追求作了比較充分的反映。雖然，這是一個帶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社會主義構想，但毛澤東的確是在探索一條“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人民民主政權的道路。還有，在“文革”發動部分，寫到出現造反浪潮時，我們對造反民眾的不同動機作了一點分析，指出民眾造反浪潮的出現與“文革”發動前積累的社會矛盾有關。造反民眾從不同角度出發，打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號，提出了各自的要求。同時也寫到，這場運動對於克服官僚主義現象並沒有產生積極的效果，而是出現了兩個反革命集團。這些敘述，實際上是在客觀描述這場運動的發展過程時，有針對性地回答一些問題。
編寫中所注意的幾個方向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專題的適用性
這些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部向地方布置了一些專題，各地根據本地情況也對一些專題開展了研究。地方黨史部門的同志在徵集、整理史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不少可貴的成果。比如：中央黨史研究室與各省合編的《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資料叢書；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資料叢書；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持，廣西、內蒙、新疆、寧夏及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黨史部門參加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的歷史發展》叢書，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各省黨史部門編寫的《毛澤東的足跡》、《再造中華輝煌——鄧小平紀事》，等等。這些書籍不論對中共黨史二卷的編寫，還是地方黨史二卷的編寫，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不過，也有的省反映，幾年下來專題搞了不少，到寫書的時候卻用不上。這一說法不一定準確。理由有兩點：(1)以往搞的專題對於寫書可能有兩種用途，一是被直接利用；二是被間接利用，成為執筆者形成認識的原材料，被消化、吸收到書中，從收集資料，寫成論文，到寫二卷，在資料的運用上是呈金字塔的逐步縮小的過程。收集資料越多越好，寫成論文，寫作二卷，資料卻是越精越好。所以，不能簡單地說搞的專題沒有用處。（2）黨史二卷的寫作和出版，要經過相當嚴格的送審過程，在此過程中，由於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很多生動的事例是寫不上去的。但在專題資料中，一些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典型事例卻可以保留下來。從存史的角度講，收集、整理的史料總會有用處的。
在專題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最好確定一些什麼課題呢？這裡提出的專題適用性，主要指對二卷寫作有直接作用的研究課題，而不是就廣泛的學術研究而言。（學術研究本身具有極強的探索性，大多數研究課題並不是事先確定好題目的。）在寫作地方黨史二卷過程中，研究專題的確定一般可從幾個方面考慮。
1、有利於突出黨史的主線和重點。如：黨對執政規律的探索；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就；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及其經驗教訓；執政黨自身的建設和發展，等等。
2、有利於突出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指黨史書中凸顯本地區特點的內容。比如：本地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地方黨組織的建設和發展、本地區在全國有影響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和重要人物，等等。總之，應注意把與中央決策有關的，在貫徹中央決策過程中本地有創造性的、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挖掘出來，並作為重點加以表述。
3、有利於解決寫作難點。在寫作過程中遇到難於把握的問題時，往往是形成研究專題的契機。這時，要在系統梳理歷史的基礎上，發現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善於捕捉問題和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重要，它既需要有對全局的把握作為基礎，也要有找準切入點的敏銳洞察力。
從地方黨史部門已經出版和正在進行的專題資料整理和研究來看，有些選題是很有價值的。如：鞍鋼憲法的產生及其影響；1961年廣州會議；山西大寨典型的產生和農業學大寨運動的開展；西藏的社會變革與民族區域自治；天津小站“四清”；浙江永嘉的包產到戶，等等。這些專題研究一旦完成，對於寫作地方黨史二卷會很有用處的。
二、資料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全面性
研究專題確定後，促使思想觀點形成的直接因素是研究資料和研究者的學術積累。如果沒有足夠紮實的史料作為支撐，任何研究和論文、論著的撰寫都是站不住的。
資料的真實性對於研究十分必要。真實是史書的生命。應通過查閱檔案、採訪、實地考察等方式，廣泛收集第一手資料；再經過查證、鑑別、核實、研究，形成符合實際的認識，整理成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成果，特別要注意核實在檔案中寫了而在實踐中有變化的數字和情況。要反對急功近利、急於求成，拼湊一些不確切的材料，以訛傳訛。
資料的完整性也應注意。不論對重大事件還是重要人物，記述都應有始有終。它是怎么發生的？發展過程怎樣？有什麼特點？結果如何？把一個完整的過程體現出來，不要只是中央觀點加上一堆數字，要有過程。在資料的完整性上，需要注意兩點：
一是專題應具備足夠的信息量。不要因注重文字精煉而削減專題的信息量，有的專題已經做完了，到寫書時才發現，由於信息量有限，缺少對事件的完整記載，寫出的歷史很單薄，有欠缺，這樣，還要再回去查資料。
二是，當檔案檔案對歷史反映不完整時，可以通過口述史料等其他資料對檔案進行補充、完善。現有的檔案文獻，多以會議、檔案、報告、批示為多。內容比較抽象、概括，難以全面展現歷史的發展過程，對基層幹部民眾的實踐活動更是反映不夠，需要研究者進一步發掘會議、檔案之外的材料，發掘留存於當事人記憶中的、帶有時代特徵的鮮活素材。要通過採訪當事人，廣泛查閱其他記載（個人的日記、信件、回憶錄；揭發、交代和批判材料；上書材料等），多領域、多角度、多層面地發掘具體的細節性資料。細節經常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挖掘細節材料，可能會付出許多功夫，但卻是增強歷史實感的有效途徑。
具備了資料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如果忽視全面性，同樣寫不好論文、專著。建國後的29年是一段複雜曲折的歷史，必須全面地把握和反映。在反映曲折和失誤的同時，應掌握好歷史的主流、主導方面，引導人們從中受到鼓舞，受到啟發，而不是讓人喪失信心。對於“大躍進”、“四清”和“文革”這樣的重大事件，不少省都作了專題資料的整理和研究，但是，有些專題卻出版不了。原因是這些專題反映的全是破壞性的事例，而且缺乏大致的背景交代，還掛上了不少領導人的名字，如果出版，很容易造成負面影響，還會帶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三、觀點的鮮明性、原創性
掌握了大量史料後，需要提煉、概括，形成鮮明的觀點。鮮明的具有原創性的觀點，如果吸收進地方黨史二卷，可以成為章、節、目的標題。在觀點的提煉上應避免大同小異、千篇一律。雖然，建國後29年由於我國政治、經濟體制的高度集中，全國政令統一，東西南北一盤棋，各地特點不像民主革命時期的根據地那樣明顯，加上黨史二卷寫作指導思想的統一，寫法、語言的規範，在巨觀把握和總體框架上出新的確有難度，但並不是不能克服的。在二卷寫作中若想克服一般化、雷同化的現象，似應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注意避免一般原理式的敘述和抽象的論斷。注重地方黨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在地方黨史中，研究觀點體現的地域性、民族性，反映了歷史發展的豐富性、多樣性。在我們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各地情況複雜多樣，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和邊遠、不發達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由於地域特點、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的不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人們的認識往往存在較大的差距，如果我們注重到地方在貫徹中央決策過程中有差異的和有創造性的方面，在地方二卷中把有地方特點的內容反映充分，那么，地方黨史就不會千篇一律，東西南北一個面孔。對於地方黨史而言，研究觀點體現出的地域性、民族性，往往直接反映了研究成果的原創性。在一部黨史書里，標題和觀點具有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往往是體現地方黨史特色的“眼”，是書稿“出彩”、“生色”的“點”。地域性、民族性的內容反映越具體，地方黨史二卷的地方特色就越明顯。
二是，注意避免只寫會議和決定，注意既寫事，也寫人，並寫出事和人的複雜性。除了地域特點以外，地方黨史應注意寫事也寫人。一部史書如果有事也有人，就能增強內容的生動性和可讀性。比如，寫到農業、農村的發展，不能不寫鄧子恢、彭德懷、錢讓能、胡開明等，不能不寫山西大寨和陳永貴，也不能不寫貴州、浙江、安徽、陝西等地農民幾起幾落的要求和行動。這些典型的人和事反映了特定年代裡歷史發展的深層要求。
三是，避免簡單的觀點加事例，注意加強對本地實際狀況的概括和對具體事件的分析。針對各地的具體問題加強分析，努力揭示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寫出一些能給人啟示的思想。歷史並不是在發展順利的時候，一切都好，沒有問題；也不是在錯誤發展的時候，一切都錯，沒有成績，在地方尤其如此。地方黨委的作用也應注意，地方在貫徹中央精神的過程中，有時對上級精神的貫徹起了放大或過濾的作用，對地方黨委貫徹中央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如能深入地進行研究總結，對於今天也會有啟示作用。
主要優點
《黨史》二卷問世： “成就寫夠，錯誤寫透，評價公正”： 1950年代末“大躍進”時期，河北涿縣的土法煉焦廠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第一，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黨史是一門政治性很強的學科，同時又要求具有高度的科學性，二者必須統一。對於黨史，站在不同的立場，就必然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因此，我們寫黨史首先要有一個基本的立足點，這就是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即黨性原則。所謂科學性，就是實事求是，符合實際。《黨史》第二卷全面地實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歷史真實，緊緊把握這段歷史的主題和主線，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重大歷史事件，經濟、政治、文化等建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思想理論等等，作了比較準確的記述、精闢的分析和公正的評價。對於黨領導全國人民艱苦奮鬥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經驗加以充分肯定。對於黨所犯的錯誤及其後果，如實反映，既不迴避，又不渲染，以嚴肅的態度和語言來表述，寫得恰如其分。對於黨犯的錯誤，不是簡單化地籠統地加以批評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
比如，對“大躍進”，《黨史》二卷是這樣寫的：“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設速度儘快改變貧窮落後面貌，使中國真正發展、強大起來，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種願望，與廣大幹部民眾的普遍願望是一致的。問題在於實際工作中背離了黨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沒有經過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和科學論證，便從主觀願望出發，誇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目標和方針、政策，造成了實際工作中違反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情況。這種頭腦發熱的現象，不僅毛澤東有，其他中央領導人有，而且在當時的黨員和幹部中較為普遍地存在，是當時那個發展階段由急於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面貌的心情而萌發出的一種歷史現象。”書中對“大躍進”造成的嚴重破壞和巨大損失作了詳細敘述，同時也講到另一面的情況：“廣大幹部民眾以空前的熱情和幹勁，戰天鬥地，晝夜苦幹，所付出的辛勤勞動也取得了一部分實際成果。還有那些修建得合乎需要的農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加的後來形成了生產能力的工業設施，不僅在當時發揮了作用，而且在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發揮著效益。科學技術也有了可喜的發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領域填補了一些空白。在全國許多從來沒有工業的地方辦起工業，雖然很大一部分當時沒有能夠鞏固，但終究為這些地區後來的工業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第二，做到材料和觀點的統一，即所謂史論結合。這部黨史不是簡單地敘述歷史，而是夾敘夾議，在敘述歷史過程中都有所分析和評論。事情的來龍去脈交代得很清楚，分析意見說得比較中肯、深入而恰當。當你讀了一段事實的敘述之後，感到需要評論的時候，一段精彩的評論果然就出現了，使讀者產生一種滿足感，提高到理性的認識。書中引用了許多材料和數字，都是為了說明問題的。不是材料的堆砌，也不是平鋪直敘，材料和觀點融合得比較自然。對於重大歷史問題，不僅說明事實是什麼，並進而說明事實是怎樣發生的和為什麼發生的。
比如，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部黨史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有說服力的。它分析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用事實說明社會主義改造是社會經濟客觀發展的趨勢，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不是人為製造的。拿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來說，當時情況是，就總體而言，國有企業優勝於公私合營企業，公私合營企業又優勝於私營企業。正如書中所說的：“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隨著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建立起來的。”“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中，雖然也出現過一部分民眾生產積極性不高的情況，但從總的方面看，所有制關係的變革不但沒有破壞生產力，而且明顯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糧食產量逐年都有所增長，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技術改造逐年都有所發展。原有私營企業在接受改造過程中，生產增長和效益提高也比較顯著。”同時，書中又指出了“三大改造”的不足之處以及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
第三，達到歷史和邏輯的統一。這是歷史書，主要寫歷史發展過程，但不能寫成編年體。這段歷史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國防、統戰、外交、黨建等等，頭緒紛繁，非常複雜，而又互相聯繫。因此，全書的編、章、節的劃分和編排需要有精心而周密的設計。我認為這部黨史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整體結構是合理的，條理分明，思路清晰，邏輯性比較強，前後連貫而不重複，可以一口氣讀下來。關於結構，有兩點談一下我個人的看法。一是關於前七年要不要分為兩編的問題，即所謂“前三後四”。我贊成現在這個本子的劃法，把前七年作為一編。前七年中也有階段性，即前三年的經濟恢復時期和後四年的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和系統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其實，三年經濟恢復時期中社會主義因素也在不斷地增長。
正如書中所說：“實踐表明，在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年，在某些方面（不是在一切方面）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工作。”“前三後四”這兩個階段，同前七年、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不是一個層次的歷史階段，不宜分成兩段同它們並列，而應以前七年作為一個歷史階段，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也就是新民主主義時期或叫新民主主義社會，毛澤東、周恩來都多次說過，過渡時期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二是關於第四編“在徘徊中前進和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放在第二卷好還是將來放到第三卷好的問題。這兩個方案都各有其道理。中央黨史研究室經過反覆研究並徵求有關專家意見後，決定放在第二卷。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選擇。如果第二卷以第三編“‘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覆滅”作為本卷的結束，讀完全書會使人感到壓抑、茫然，中國將向何處去呢？得不到答案。以第四編作為本卷的結束，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景況：經過撥亂反正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有了前進的正確方向，人們看到了重新振興的希望，令人鼓舞。
第四，文風比較好。文字平實、精煉而順暢，遣詞造句比較考究。用概括而準確的語言講述歷史，翔實而不煩瑣，用儘可能小的篇幅表達了最大容量的內容，又有典型事例和代表人物的形象描述。特別是一些點睛之筆、提神之筆，讀後令人感奮。書中對中國20世紀60年代前半期的歷史風采就有這樣一段精彩的描述：“帝國主義越是封鎖，國民經濟越是困難，人民卻越是團結在黨的周圍。這是因為，人民民眾堅信，黨所代表的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發展工農業生產，改變貧窮落後面貌，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一個艱苦奮鬥的年代，一個樂於奉獻的年代，一個理想閃光的年代和一個意氣風發的年代。這種時代性的社會風尚和思想氛圍，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記。”“文似看山不喜平”，這部黨史讀起來很吸引人，不覺得枯燥。
其亮點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高度肯定香港作為轉口港對祖國外貿工作的巨大貢獻。近日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對香港在1949年至1978年期間對祖國的貢獻做了大量評述，高度肯定香港在這一期間作為轉口港對祖國外貿工作的巨大貢獻，也披露了“文革”之後中央派團考察港澳，對於內地改革開放、建設經濟特區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正式出版。該書編寫歷時16年，記述了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29年間的中共黨史。該書由中央高層親自審定，是向建黨90周年獻禮的一部權威性黨史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對這29年間香港在國家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做了大量敘述。據大公報記者統計，至少有8處涉及香港。主要分為三大部分。一是建國之國中央審時度勢，制定了港澳“暫時維持現狀”的戰略決策。二是從建國初直至1976年“文革”結束，香港發揮了轉口港的作用，眾多港人傾力付出，為祖國外貿和經濟發展貢獻卓著。三是“文革”之後至1978年三中全會召開，中央多次派團赴港澳考察，對於建設經濟特區的決策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轉口貿易打破西方封鎖
《二卷》第一章在敘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鞏固新生政權時提到，到1950年6月，解放軍已經解放了除西藏、台灣和少數海島以外的全部中國領土。香港和澳門自古就是中國領土，因屬殖民主義侵略中國而造成歷史遺留問題，情況很複雜，需要採取另外的方式解決。中共中央確定了“暫時維持現狀”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其基本點在於利用兩地尤其是香港原有的地位，發展海外關係和對外貿易，以利於新中國的經濟恢復與工業化建設。
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謝春濤認為，這些決策為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提供有益的借鑑。
中央的長遠決策很快收到效果。該書第四章指出，由於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施經濟封鎖和禁運，中央主要利用香港“暫時維持現狀”的轉口港地位，香港對內地在外貿出口換取外匯、進口所需建設物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書中披露，中共港澳工委領導設立的貿易機構積極組織貨源，港澳愛國工商業家鼎力襄助，內地建設所需的大量物資包括志願軍在朝鮮戰場急需的藥品、油料、輪胎等“禁運”物資，被秘密運往大陸；內地出口貨物大都通過香港轉口。在西方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時期，港澳成為中國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轉口貿易的重要通道。
香港經驗助推改革開放
《二卷》第三十一章即全書最後一章，講述了“文革”結束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偉大轉折。在這段時間，為了儘快發展經濟，中央組織了多批代表團和考察團赴歐美國家及港澳地區考察，了解發展經濟的先進做法和管理經驗。這其中，香港成為一個重點。而對港澳考察，也實際上推動了中央醞釀改革開放及設立經濟特區。
據該書披露，1978年6月3日，中央政治局專門聽取了赴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的工作報告。“報告中提到：內地供港澳的商品，同當地市場需求相比，差距越來越大。供應香港的商品占香港總進口的比重，已經由1966年的27.4%下降到16.6%，遠遠落在日本之後。要奪回我們在港澳市場的優勢地位，必須下決心狠抓出口商品生產。為此，建議把靠近港澳的廣東省寶安(即後來的深圳)、珠海兩縣改為兩個省轄市，利用港澳的有力條件和貿易渠道，大力發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爭取經過三五年努力，把這兩個縣建設成具有相當水平的生產基地和對外加工基地，建設成港澳遊客的遊覽區。”
《二卷》還披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先召開了準備性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印發了一批介紹國外和香港、台灣迅速發展經濟的材料，許多領導幹部看了都提議吸收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這對三中全會的決策也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基本啟示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一、必須堅持立足基本國情，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走科學發展道路
在這29年中，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在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後，黨未能堅定地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在一定時期內發生超越階段、違背規律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等失誤，延緩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這些經驗與教訓啟示我們，必須從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準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箇中心，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更加堅定地走科學發展道路。
二、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大動力
在這29年中，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提出“以蘇為鑑”、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並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後來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和封閉半封閉的狀態嚴重製約了經濟社會的發展。這些經驗與教訓啟示我們，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通過改革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三、必須擴大人民民主，實行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在這29年中，黨領導人民努力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型國家政權，也曾就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積極推進民主法制建設作出過努力。但在探索發生失誤和曲折期間，民主法制建設受到干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遭到空前破壞。這些經驗與教訓啟示我們，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必須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四、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和依靠最廣大人民民眾，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在這29年中，黨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促進社會穩定的可貴思想及政策。但隨著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的發展，國內政治關係趨於緊張，“文化大革命”更是造成劇烈的社會動盪。這些經驗與教訓啟示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定範圍記憶體在的階級鬥爭，正確認識和處理中國社會內部大量存在的不屬於階級鬥爭範圍的各種社會矛盾，改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
五、必須大力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創造力
在這29年中，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用愛國主義、團隊精神和社會主義教育人民，努力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育和形成了大慶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等許多富有時代特色的精神。但是期間幾度泛濫的“左”傾錯誤對社會主義文化的摧殘是嚴重的，也造成了人們的思想混亂。這些經驗與教訓啟示我們，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繼承中國各民族優秀文化，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成果，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六、必須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在這29年中，黨為大力加強在全國執政條件下的自身建設作出過努力，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左”傾錯誤的發展使黨的建設受到衝擊。這些經驗與教訓啟示我們，必須始終不渝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圍繞黨的中心任務、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
評價
2011年1月11日，中國共產黨迎來它90歲的生日禮物：《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黨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直面歷史上的錯誤
黨史二卷記述的是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段歷史。這29年中，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成就，也遭受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的嚴重挫折。因此，如何對待這一時期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錯誤，就成了各方關注的焦點，也成了編寫黨史二卷的難點。
該書在充分展示黨領導人民取得各方面成就的同時，以較大篇幅記述了黨在歷史上犯過的錯誤及其後果。譬如，講清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來龍去脈，也講清了廬山會議轉向和“反右傾”鬥爭的情況，並用具體數字反映了主要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撕毀契約，所導致的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包括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係嚴重失調，農業和輕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糧、油和蔬菜、副食品極度缺乏等。書中說，“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
關於中蘇論戰，該書在講清歷史過程和蘇聯“老子黨”、大國沙文主義的問題後，指出了論戰的嚴重後果和中國方面的問題。認為，論戰不僅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也使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陷於分裂。與此同時，這場大論戰也嚴重影響著我們黨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進而又影響到對國內形勢的判斷，成為後來逐漸走向“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書中還引用鄧小平的話說，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也並不都是對的，對別國黨發表過一些不正確的意見。“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則。”
關於“文化大革命”，該書不光比較詳細地敘述了“文革”錯誤發生髮展的過程，還專門用較大的篇幅講其嚴重危害。認為，“文化大革命”對我們黨、國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嚴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經濟、黨的建設等方面都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在政治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遭到巨大的破壞，黨的組織和政權機構受到空前的浩劫和損失；在思想上，造成人們思想的極大混亂，導致嚴重地混淆敵我和是非；在文化上，對科學文化事業和民族傳統文化造成極大破壞，使文化事業出現嚴重的倒退；在經濟上，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損失，拉大了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差距；在黨的建設上，黨組織的建設遭到了極為嚴重的破壞和損失。最後得出結論：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這場內亂極大地損害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崇高聲譽，玷污了人民民主專政，嚴重地影響了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必須予以徹底否定。
此外，該書還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不足，審查幹部和內部肅反中的問題，“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八屆十中全會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的升級，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左”的錯誤，意識形態領域的過火批判等，也作了敘述和評論。
這就表明，黨史二卷沒有迴避和掩飾黨在這一段犯過的錯誤。我以為，這是實事求是的表現，是對歷史、對人民真正負責的態度。
分析錯誤產生的原因
直面歷史上的錯誤，不是去渲染錯誤，更不是去追究犯錯誤的領導人的個人責任。在敘述歷史的基礎上，黨史二卷分析了錯誤發生的原因，為我們解讀了這段曲折複雜的歷史。
對於“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書中從兩個方面作了分析。一方面，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7年裡實現這樣深刻的社會變革，不能不引起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不同反應，人們對這個變革需要有一個觀察、適應的過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國要不要共產黨領導和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完全解決。一小部分人仍存有崇尚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傾向。在國際國內氣候的影響下，這種傾向就會突出地表現出來，以至發生極少數人向黨、向社會主義的進攻。對反社會主義的傾向進行反擊和鬥爭，事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在黨內，包括黨的領袖，在短短7年裡完全改變戰爭年代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是相當困難的。由於這種情況，黨在“反右派”鬥爭中發生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也是難以避免的。這一分析，就使人容易理解何以發生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的失誤。
關於“大躍進”的發生，該書認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設速度儘快改變貧窮落後面貌，使中國真正發展、強大起來，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種願望，與廣大幹部民眾的普遍願望是一致的。頭腦發熱的現象，不僅毛澤東有，其他中央領導人有，而且在當時的黨員幹部中較為普遍地存在，是當時那個發展階段由急於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面貌的心情而萌發出的一種歷史現象。從另一方面看，在接連不斷的勝利面前，毛澤東的威望越來越高，聽到的讚揚的話越來越多，他逐漸驕傲起來，進而開始背離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毛澤東輕率地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並使之能夠一哄而起，遍及全國，從而導致即便是發現了問題也難以得到及時糾正。上述分析，既明確了毛澤東個人的問題，又使人了解了“大躍進”的社會根源，客觀公允。
關於“文革”前10年發生嚴重失誤的主客觀原因的分析，更給人以啟發。書中主要分析了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黨在全國範圍執政的時間不長，對於如何治國理政和開展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缺乏足夠的思想認識和經驗。這就使得一些正確認識不夠穩定、不夠成熟，導致在實踐中不易堅持下去，甚至出現反覆；這就使得常常只從馬克思主義已有論述中去理解社會主義，甚至照搬某些具體結論，以馬克思主義對未來社會的某些具體構想來衡量現實生活；這就使得容易用革命戰爭時期依靠民眾大搞突擊運動的方式方法發展經濟，容易用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民眾性鬥爭的方式方法處理階級鬥爭。二是來自外部的巨大壓力，不可避免地會對黨中央、毛澤東確定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以及各項方針政策產生重大影響。這包括不得不採取“一邊倒”的對外政策，不得不長期處於備戰狀態，希望以儘可能的超高速度發展壯大起來，容易接受階級鬥爭日趨尖銳的觀點，等等。三是體制方面的原因。該書認為，10年探索發生失誤，黨的主要領導人和中央領導集體固然有責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存在著弊端。中央和不少地方、單位的一些領導人的權力過分集中，在缺乏有效監督制約機制的情況下，當領導人的認識和決策出現重大失誤時，而黨卻不能及時防止和發現這樣的重大失誤，即使發現了也難以及時糾正。
上述分析是全面的，也是深入的，對於理解這段歷史，有著重要的幫助作用。
總結應該記取的教訓
作為黨中央批准編寫和出版的正式史書，黨史二卷敘述和解讀錯誤，其目的毫無疑問是以過去的錯誤為鑑戒，使黨今後更好地前進。為達此目的，該書深刻總結了我們應該從過去的錯誤中得出的教訓。
書中認為，“大躍進”運動的最大失誤是在建設速度上急於求成，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最大失誤是在所有制關係上盲目求純。兩者共同的教訓，歸根到底，是限於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脫離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現實，違背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至於“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該書則從多方面進行了總結：
（一）必須科學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準確把握中國基本國情，從實際出發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
（二）必須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和黨的主要任務，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而不能“以階級鬥爭為綱”。
（三）必須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
（四）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而不能實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
（五）必須制定正確的黨的建設的方針和政策，不斷加強執政黨的建設，而不能把階級鬥爭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主要內容和主要方法。
以上幾條，僅僅從文字表述看，似乎並沒有多少新鮮的內容。但如果結合該書對於“文革”錯誤的敘述和評論，我們自然會感受到其深度和分量。
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的時候，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曾經正確地評價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工作的是非得失，深刻地總結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錯誤的歷史教訓。其最重要最集中的體現，就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正是在決議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的基礎上，黨領導人民走出歷史的陰霾，逐步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之路。很明顯，《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全面準確地體現了決議的基本精神。有理由相信，廣大黨員領導幹部通過對這部重要著作的學習，一定會對改革開放前29年的歷史有更加深入和準確的把握，並在此基礎上更加理性地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
專家解讀
章百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共黨史、中國外交史，近年主治改革開放史。《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日前正式出版，中共黨史專家撰文指出，該書實事求是記載中共建政後“文化大革命”等失誤和曲折，同時充分肯定經濟建設等方面的成就。
《人民日報》1月13日刊登了這篇由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撰寫的文章。文章說，在中共建黨90周年之際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全面記載自中共建政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29年的歷史。
文章介紹，該書遵循中共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基本精神，把29年歷史劃分為4個時期：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1949年10月—1956年9月）；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956年9月—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年5月—1976年10月）；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文章稱，該書表述了中共在這29年間取得的成就：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實現與鞏固民族團結；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建立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顯著提高人民民眾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共領導地位不斷鞏固，組織發展壯大。
文章表示，該書實事求是地記載了中共經歷的失誤和曲折：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在經濟建設速度問題上急躁冒進、在所有制問題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等失誤，以及“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長時間的嚴重錯誤。
文章指出，該書用事實說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中共、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該書客觀分析了出現失誤和曲折的原因，認真總結了其中的深刻教訓。
文章指出，錯誤與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在29年中，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是巨大的。1952年至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國內生產總值，按照不變價格計算，1952年為679億元(人民幣，下同)，1976年增加到2943.7億元。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水平，農民從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從148元增加到340元。這些指標在今天看來並不算高，但可以說明，在29年中，中國的經濟實力得到了顯著增強，人民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
歷時16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月11日正式出版，中共組織部、中宣部、黨史研究室同日通知指出，該書對於中共幹部尤其是高中級領導幹部正確認識黨史，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素質，將發揮重要作用，並要求把該書作為縣（處）級以上中共領導幹部學習黨史的基本教材，作為領導幹部培訓的重要內容，要與中共成立90周年紀念活動聯繫起來。
重要意義
寧波書城在一樓中心區設立了“黨史、黨建讀物陳列專櫃”。專櫃匯集了最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二卷等黨史著作。據悉，為方便廣大黨員、幹部民眾能及時訂購《中國共產黨歷史》，書城設立了服務電話，並送貨上門。圖為工作人員在布置陳列專櫃。《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充分吸收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黨史學界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大量真實可靠的檔案材料為主要依據，全面準確地記述了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9年裡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走過的光輝歷程和取得的偉大成就，同時，也客觀真實地反映了我們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歷程及出現的失誤和曲折，是一部正確總結歷史經驗的權威性黨史基本著作，是一部政治性和學術性、黨性和科學性都非常強的黨史精品力作。該書的出版，為我們進一步推進用黨的理論創新成果武裝全黨提供了輔助材料，為進一步深化黨的歷史的學習教育提供了權威教材，為進一步深化黨的歷史重大問題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為進一步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生動讀本。
有學者指出，去年7月，黨中央召開了全國黨史工作會議，足見中央進一步把黨史工作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在此後出版，格外受到人們關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用事實告訴讀者：中國共產黨究竟是怎么樣的一個黨，從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同人民民眾始終緊緊站在一起的中國共產黨蘊藏著何等生命力，具有何等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磊落胸懷和政治品格，能夠毫無愧色地擔當起中國各族人民領導者的光榮職責，這在今天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
有專家認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有三個特點：第一，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全面地實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歷史真實，緊緊把握這段歷史的主題和主線，也如實反映這一時期黨所犯的錯誤及其後果；第二，做到了材料和觀點的統一，在敘述歷史過程中有所分析和評論，事情的來龍去脈交待得很清楚，分析意見說得比較中肯、深入而恰當；第三，達到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全書的編、章、節的劃分和編排設計精心而周密，整體結構合理，條理分明，思路清晰，邏輯性強。
有學者強調，從新中國成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29年的黨史，蘊含著我們黨治黨治國理政的豐富經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對這些豐富經驗進行了全面客觀的總結，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是一部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的權威性黨史基本著作，是一部融思想性、知識性、資料性、可讀性為一體的黨員幹部學習黨史的好教材。學習這部著作，可以幫助我們不斷提高黨性修養，增強政治鑑別力、政治敏銳性，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有利於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
與會者認為，在黨中央領導下，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和修改《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歷時16年，反映了我們黨對研究和總結自身歷史的鄭重態度，而在當前改革發展任務極為繁重的形勢下，黨中央批准出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更體現了我們黨對歷史的尊重和對黨史工作的高度重視。與會者強調，該書的出版發行，對於深入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和全國黨史工作會議精神，對於廣大黨員幹部尤其是高中級領導幹部學習黨史，從黨的歷史中汲取開拓前進的智慧和力量，充分發揮黨史以史鑑今、資政育人的作用，推動學習型黨組織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是這29年黨史的真實紀錄，對上述一系列問題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和闡述。它的出版，不僅是黨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黨的整個思想理論宣傳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共29年。這是一段波瀾壯闊而又曲折複雜的歷史，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離我們很近，同今天有著直接的關聯，深入學習和研究這段歷史，意義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