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封面復按我這些篇文章，在山南海北的論題、東夷西狄的人物中，竟然閃出這本小書聚光的焦點：在古人、今人、舊事、新事中，我專愛追究的原來是那些失敗的、痛苦的、零落的，饑寒的、精神有了傷殘而又力圖振作、身體受了磨難而絕不屈服、有著永世的遺憾而不能明言、有了價值的選擇而又無從選擇的……我看他們在絕望邊緣、垂死時刻的話；我念他們坐困愁城、臨危剎那的詩。這是我的性情所偏，也是這本小書之韋編所在罷！……
我就把我這“文非文兮詩非詩”的集子，叫做“一樣花開”罷。
不是嗎？花，哪有不是在囂鬧的春天，像蜜蜂一樣地忙碌的？而菊呢？卻似秋空的雲朵，俯視著蕭瑟已近在目前，荒冷逐漸從遠方涌至的大地。
作者簡介
童元方，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士、美國奧立岡大學藝術史碩士、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中文著作有《一樣花開——哈佛十年散記》《水流花靜——科學與詩的對話》《愛因斯坦的感情世界》《為彼此的鄉愁》。
試讀
文天祥與吳梅村
宋亡與明亡，時間相隔了三百多年，悽慘的情況卻極相似。雖然家國淪亡是天翻地覆的事，而時移事易，社稷之陵夷塗炭，於今已不易見；蒼生之號啕痛哭，現在也不可聞了。
可是，當我們復按這兩個時代的文獻，卻感覺得出來世變當時哀傷之劇烈與痛苦之深沉。究竟我們是從什麼地方得知箇中訊息的呢？
仔細追想起來，自然推溯到這兩個末世的兩位大詩人：在宋末，是文天祥；在明末，是吳梅村。可是，如再往深處探究，這兩位詩人在本是很類似的環境裡，唱出的歌聲，卻又極不相同。舉例來說，他們二人都有北上的經歷，各有一組北上的詩篇，就以他們所過的城郭，所渡的河流，所到的京畿而論，均大致相同。但文天祥的詩，是慷慨就道，激昂中卻又是無限從容；吳梅村的詩，是踟躕不前，惶愧中又是萬分委屈。就詩論詩，兩人跋涉的途徑之迴轉曲折絕不相同，而藝術的造詣之達至崢嶸極峰，卻又輝映成趣。
我的論文是把兩位大詩人，在兩個末世，所作的兩組北行的詩，作一詳細分析與比較研究。
吳梅村是張溥的弟子，而張溥是“復社”的領袖。“復社”，顧名思義是以繼承東林、匡復明室為己任的。梅村與張溥的關係，使他一開始就無可避免地捲入紛至沓來的政爭與黨爭當中，一直到南明覆滅。雖然復社的文採風流已隨明亡而與之俱亡；可是政爭、黨爭不但未停止，反而以新的姿態而變本加厲的出現，成了滿漢與南北之爭。吳梅村，就在這無休止的派系鬥爭中奉詔進京。不能退，又不能隱；不願應召，又不能抗爭，只有委屈的上路了。沿路觸景傷情，不敢言又不能已於言地寫了一組北行的詩。
我在讀吳梅村這組北行的詩時，不由得想起文天祥那組北行的詩。
儒家“成仁取義”的價值觀，對文天祥來說，北行之途，正是“求仁得仁”的實現。有此信念，頭可斷，血可流，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文天祥對骨肉離散固創劇痛深，但與成仁就義比較起來，卻可以飲刀稱快，甘之如飴。所以，他北行的路，蒼涼，但是悲壯；寂寞，卻不孤獨。臨危受命，位躋先賢；蹈火赴湯，心在聖哲。文天祥在《指南後錄》里許多詩篇，反覆唱的只是一首歌：面對死亡，無所畏懼。他的聲調是激越的，而丰神是自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