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的孫子司馬炎，沾祖父、伯父、父親兩代三人的“光”，終於在公元265年代魏建晉，開創一個大帝國，並在15年後一統南北。然而，統一後的西晉只存在36年時間便走進歷史，為何衰亡如此之速，下面幾段史實或許對大家有所啟發。
1.君無遠略，沉湎美色。一個王朝能否維持的久，跟開國帝王的規劃謀略有很大關係。都說新朝新氣象，然而我們在晉武帝司馬炎身上卻看不到銳意進取的態度，反而是暮氣沉沉，毫無遠略。宰相何曾時常參與宮廷宴會，有一次回來後對兒子們大發感慨，說：“我每次參加宴會，從未聽到皇帝談論治國理政的規劃與謀略，只是講一些日常瑣事。這樣看來，他的太平基業也僅就到他個人一身而已，他的子孫真夠擔憂的呀!”事後看來，何曾還真是頗有遠見。
晉武帝毫不關心帝國未來，他最關心的是如何享受女色，玩女人。為了充實後宮，武帝曾頒布過一個荒唐的決定：下詔挑選公卿以下人家的女子補充六宮，有隱蔽藏匿的以不敬論處;挑選未結束時，暫時禁止天下嫁娶。如此一來竟然選拔了三千多美女，加上先前宮中有的，已達五千!這還不算，滅掉東吳後，武帝又全部接收其宮廷中的五千美女，這樣一來，西晉的後宮數已經超過一萬。每日倚紅偎翠，實在是荒淫的很。
2.文恬武嬉，奢靡成風。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帝國有這么一位混蛋流氓皇帝，底下的文武大臣自然也好不到哪兒去，“文恬武嬉，奢靡成風”，這便是西晉官場最鮮明的寫照。文恬武嬉發展到極致便是崇尚清談，不言國事。在西晉朝，士族名流交往只務虛不務實，不談國事、不言民生，專談老莊、周易，以玄而又玄的辯難爭輸贏。在他們眼中，實事、國事全部是“俗務”，如果有人談論治國理政、強兵富民，馬上就會遭到周邊人士的譏諷。如此官場，無藥可救!
西晉的政壇不僅崇尚清談，而且極度奢靡，拜金、炫富蔚然成風。還是那位何曾，正史稱他極度奢靡，每天僅用於飲食的費用超過萬錢，即便如此，還經常哀嘆沒有可下筷子的飯菜(“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還有大臣石崇與外戚王愷鬥富的史實相比大家也了解，在此不做贅述。這石崇尤其可惡，每次請客常讓美人勸酒，如果客人不喝，他就讓侍衛把美人殺掉，委實殘忍暴虐的很。其實像何曾、石崇這樣的人物在西晉政壇舉不勝舉，由此可見其糜爛、黑暗至極。
3.諸王權重，尾大不掉。歷史一再證明，封建制(封邦建國制，非指封建社會)只適合夏、商、西周三朝，在之後的任何朝代都是禍亂的根源。西漢已是前車之鑑，但晉武帝卻依然大封宗室、勛臣為諸侯。單以司馬家族的諸侯王為例，同時封王者達27人，每一位都獲得大片封地及為數眾多的軍隊。諸侯王的規格當時分大、次、小三等，其中大國設定士兵5000人，次國士兵3000人，小國士兵1500人，實力相當雄厚。
平定江南後，武帝下詔裁減州郡所領士兵數，連邊郡地區的駐軍也大幅削減，單單對諸侯王“法外施恩”，因此諸王國的軍隊變成地方上的主力軍，具備了反叛的資本。果不其然，武帝死後不久，“八王之亂”便爆發，殺得神州天昏地暗，間接導致西晉的滅亡。
4.異族內遷，難民危機。自東漢末年以來，邊疆少數民族因天災、戰爭等原因屢次大量內遷，與當地漢人雜居相處，由此引發了一系列民族矛盾。在西晉年間民族矛盾變得更加嚴重，引發數起大規模叛亂事件，如鮮卑族禿髮樹機能叛亂、匈奴族郝散叛亂和氐羌齊萬年叛亂等。到晉武帝平吳前後，民族問題已經成為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急需對策解決。
然而文恬武嬉的朝廷不僅沒有對策可言，甚至對一些憂心時局之士提出的中肯建議，往往也是置之不理。比如江統的《徙戎論》提出，應將內遷關中的少數民族遷出關外，“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事後看來是如何的遠見明智。
其實西晉朝廷不僅沒有大規模遣散內遷異族，反而昏招迭出，可勁地為異族反叛創造有利條件：大肆抓捕異族難民為奴隸，拚命壓榨剝削;裁減州郡所領士兵數，連邊郡地區的駐軍也大幅削減;諸王混戰不已，自廢司馬家“武功”。如此種種，終於招致五胡亂華局面的出現，也直接導致西晉的滅亡。
司馬家昏招連連，西晉立國僅僅51年、統一僅僅36年便滅亡，實在是中國史上最恥辱的王朝之一。
西晉 司馬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