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將東漢傾頹的原因歸結為皇帝“親小人,遠賢臣”,而且著重指出桓靈二帝應為帝國的衰亡“埋單”。其實在歷史上,漢靈帝對帝國造成的創傷遠比桓帝更深。那么漢靈帝究竟做過哪些事情,以至於在後世遭受無窮的指責呢?
漢靈帝劉宏是章帝劉炟的玄孫,河間孝王劉開的曾孫,解瀆亭侯劉萇的兒子,因父親過世的比較早,所以年紀很小的時候便承襲侯爵。劉宏作為小諸侯,本來沒有做皇帝的命,只因桓帝劉志沒有子嗣,所以在其駕崩後,經皇后竇妙與父親竇武的“篩選”,劉宏才陰差陽錯地當上天子,真好比中了“六合彩”一般。
靈帝登基時年僅11歲,在即位的同一年(168年),便發生了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同宦官爭權的事件。最終,大宦官王甫、曹節等人劫持小皇帝,以天子的名義發兵擊殺竇武、陳蕃,將竇太后遷居到南宮雲台居住,並奉靈帝親政。雖然這一些變故並非靈帝指使,但結果卻正是他所希望的,所以一旦親政,便馬上投桃報李,重賞宦官集團。
靈帝為報答宦官集團,一口氣將大宦官張讓、趙忠等12人全部封為中常侍(史稱“十常侍”),都委以心腹重任。十常侍倚靠皇帝的寵幸,公然貪污受賄、賣官鬻爵,並將父兄子弟安置在各州郡“肥衙門”中,魚肉百姓、侵吞地方,把帝國搞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賤,為人蠹害。”見《後漢書·卷七十八·宦者列傳》)。
靈帝對宦官寵信不疑,以至於曾經對臣下講,張讓好比他的父親,趙忠好比他的母親,父母與兒子關係親密,豈是外人能離間的?宦官們得到靈帝如此厚遇,自然變得更加肆無忌憚,甚至敢於仿照皇宮規模營造私宅,氣焰囂張至極。(“帝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者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引文同上)。
年紀輕輕的靈帝就像一張染蒼染黃的“白紙”,成天與宦官們膩在一起,時間一久便在他們的引誘下,走上驕奢淫逸、墮落敗政的道路,做出了恁多荒誕的事情,其中開西閣賣官一事,最為世人所詬病。
東漢王朝到了桓靈二帝時期,國運已呈加速下滑之勢,典型表現便是財政上的入不敷出。而靈帝又是一位享樂型皇帝,為滿足其驕奢淫逸的享受,除了加緊在民間搜刮外,還另闢蹊徑,將各級別的官爵當做商品,在西閣公然兜售,這便是歷史上極有名的“西閣賣官”事件。
與以往帝王小範圍、偷摸賣官不同,靈帝的賣官則呈現“全方位、立體式、團伙性”特點,從地方到中央,沒有一種官職不敢賣,連最高執政官“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也在售賣行列當中。靈帝在自己賣官之餘,還授權太后、常侍,甚至乳母也賣官,真可謂“利益均沾”。為體現“公開、透明”的原則,靈帝還對每一個官職明碼標價,實行“價高者得”的競拍原則。
儘管買官的費用巨大,但依然讓謀求高官厚爵者趨之若鶩。一些豪門大家,樂得買個大官來光宗耀祖,價錢再高對他們來說都不過是九牛之一毛,比如曹操的老爹曹嵩就曾用萬金的代價買得太尉之職。在這種大環境下,即使連平日有德行操守的名士也把持不住,紛紛加入其中,崔烈便是代表人物。此外如名將段熲、樊陵、張溫等人,雖然戰功赫赫,但為了能當上三公,最終也走上買官之路。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見《後漢書·卷五十二·崔駰列傳》。
靈帝通過大規模的賣官,雖然積累起驚人的財富,但也由此導致國政的愈加黑暗,使得漢朝的國運再也沒有振興的希望。靈帝一方面把庸鄙無恥的宦官視為最親近的人,一方面則把國家大政當做兒戲,沒幾年功夫便引發聲勢浩大的黃巾軍起義,導致帝國走向崩潰的“不歸路”。公元189年,靈帝駕崩,同年董卓專權,漢末三國的大亂世正式開啟。
漢朝 漢靈帝 黃巾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