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三次圖謀四川無功而返,陪都重慶轉危為安

1937年11月20日,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熟悉中國抗戰史的都知道,在八年抗戰中,日軍始終沒有進攻過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實際上,日軍曾先後三次計畫進攻四川,占領重慶、成都等地,只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計畫未能實施。

日軍三次圖謀四川無功而返,陪都重慶轉危為安

第一次,1942年,日本曾擬發動旨在攻占四川的“五號作戰”。

讓日本失望的是, 以上這些措施未能使國民政府屈服。軍部不得不在1942年7月承認“重慶政權的對日抗戰意識依然熾熱”,“和平工作”失敗。1942年9月,日軍下發《五號作戰準備要綱》,計畫通過西安作戰和四川作戰消滅國民政府,“殲滅敵中央軍主力,占領四川省要地,摧毀敵之抗戰根據地,促進重慶政權的屈服或崩潰”。

為達此目標,日軍計畫從東南亞、日本本土、關東軍抽調36萬人,交由中國派遣軍統一指揮,爭取至1943年夏,華北方面軍的第1軍占領成都,華中方面軍的第11軍攻克重慶。

這一被命名為“五號作戰”的軍事計畫未及實施, 同盟國巳開始轉入反攻。1942年最後幾個月,德軍在第二次阿拉曼戰役中失敗,被迫撤出北非,日軍也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海戰中慘。如此局勢下,日本只得取消了“五號作戰”。

日軍三次圖謀四川無功而返,陪都重慶轉危為安

第二次,“石牌保衛戰”令陪都轉危為安。

1943年五六月間,日軍發動鄂西會戰,主要目的是奪取宜昌附近長江航道上的船隻,其次是殲滅中國的江南駐軍,本無意攻取重慶。但中日雙方爭奪的石牌,是一個位於西陵峽右岸的要塞,在宜昌失守後,成為重慶的門戶所在。石牌一旦淪陷,日軍即可逆長江而上,進攻重慶。因此,石牌保衛戰在當時及後來,都被賦予了重要意義。

中國方面,由軍令部制定了《拱衛陪都作戰計畫》:“國軍以拒止敵人之目的,始終確保三峽為作戰樞軸,憑依三峽南北連山地帶,並用正面抵抗及節節側背尾擊,遮斷敵人補給線,殲滅進犯之敵於三峽南北連山地帶。”

因關乎陪都安危,該計畫還指出,在必要時,須不惜與敵決戰。

“石牌保衛戰”前.第六戰區的司令長官陳誠, 曾給負責守衛石牌的第18軍軍長方天去電,強調此役的重要性,並勉勵他們:“石牌要塞之防守,關係江防全局,領袖關念,全國矚目,責任重大,18軍擔任守備,務必以最大決心,誓死固守,每一寸土,必使敵付出最高代價。”

最終,18軍不負眾望,以血戰迫使日軍撤退,取得“石牌保衛戰”的勝利。此役後被譽為“東方的史達林格勒保衛戰”,雖過於誇大,但其保衛了陪都安全這一事實,是毋庸置疑的。

日軍三次圖謀四川無功而返,陪都重慶轉危為安

第三次,1945年,岡村寧次曾秘密計畫攻打重慶。

1944年,日軍發動了在中國的最後一次大規模作戰:“一號作戰”,但其目的不在攻占重慶,而是“擊破敵人,占領和確保湘桂線、粵漢線及京漢路南部沿線要地, 以摧毀敵空軍之主要基地,從而抑制其活動”。即打通從日本本土到東南亞的陸上交通線。

但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對上述作戰目標並不滿足。他認為,日軍應該趁著“一號作戰”給中國帶來的混亂,一舉占領四川,這樣“最少可以使重慶政權崩潰,促進與局部地方政權的合作或使之灰色化”,使日軍可以全力應對美國未來在中國東南沿海的登騰行動-

可日本大本營認為, 以當時的國力, 中國派遣軍應該拿出大部分兵力維持占領區,及防範美軍登入,對於重慶方面,僅需用少部分兵力“進行挺進奇襲作戰”。岡村寧次表面遵守大本營命令,暗中依舊在中國西部布置主力。1945年5月,日軍在芷江被中國軍隊擊敗,其意在攻占重慶的四川作戰,遂無法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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