諡號是東方文化圈特有的現象，始創於周朝，秦朝時期一度中斷，自西漢恢復後一直沿用至清亡後十數載，前後綿延逾2900年。諡號制度創設的目的，主要是針對帝王將相、皇室女性生前的功績、品行等情況，用一兩個凝聚宏大含義的字詞，來對其進行蓋棺定論，意在貶惡揚善、警示後人。
清朝歷代皇帝的廟號、諡號、年號
這種制度不僅實行於中國，在受中華文化影響極深的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等國也曾長時間使用，屬於中國“文化輸入”的典型案例。
按照頒布形式的不同，諡號又分官謚和私謚兩種。其中官謚由官府制定和頒行，其套用對象主要是帝王將相、皇室女性，屬於統治階層，但也有一部分屬於非統治階層的公眾人物、社會賢達或貞潔烈婦等等。
私謚則是對官謚的一種補充，由民間制定和使用，其套用對象是官謚中沒有涵蓋到的部分名人（比如陶淵明被私謚為靖節先生），極端情況下還會出現一些原屬統治階層的大人物（比如溥儀死後被私謚為愍）。
“文成”是劉基的諡號，屬於官謚
諡號最常見、也最被關注的適用群體，當然還是帝王。一般情況下，如果一位帝王不是因政變被推翻，或因生前作惡太多被殺、被廢，一般都有四個表示身份的稱號，即生前的年號、尊號，死後的諡號、廟號。而諡號，是在帝王駕崩後，繼任者按照逝去的帝王生前的功績、品行等情況，命禮部擬定數個合適的辭彙，經大朝會商議後，所選擇的一個最恰如其分的稱號。
因為帝王有好壞之分，所以諡號自然也有美謚（又稱上謚）、中謚、惡謚（又稱下謚）之分，如文（經緯天地曰文）、武（克定禍亂曰武）、仁（慈民愛物曰仁）、康（安樂撫民曰康）等便是美謚，懷（執義揚善曰懷）、愍（在國遭憂曰愍）、悼（年中早夭曰悼）、哀（恭仁短折曰哀）是中謚，而厲（殺戮無辜曰厲）、煬（好內遠禮曰煬）、靈（亂而不損曰靈）、荒（好樂怠政曰荒）等便是惡謚。
唐太宗的諡號為“文”，屬於美謚
因為諡號有懲惡揚善、警示後人的作用，是要載入史冊、千古傳揚的，所以在重視名節的古代，很多帝王非常關心自己死後的諡號，例如楚共王羋審和魏武帝曹操便是典型。
楚共王臨終前跟大臣們講自己治國無方，跟晉國交戰又一敗塗地，這種表現實在是辱沒先祖，所以等到他死後，要在“靈”或“厲”兩個惡謚中選擇一個，千萬不能用美謚。大臣聽後面面相覷，連番苦勸數次都沒用。
結果等到他薨逝後，執政子囊考慮到共王雖然治國乏善可稱，但卻有政治擔當，能正視自己的錯誤，有悔過之心，便力主放棄“靈”或“厲”兩個惡謚，而改用美謚“共”（即恭，既過能改曰恭），朝臣紛紛表示贊同。
楚共王臨終前請求給自己加惡謚
楚子疾，告大夫曰：“...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
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見《左傳·襄公十三年》
曹操雖然沒有稱帝，但卻是事實上的皇帝，當年在面對群臣擁戴時，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若天命在孤，孤為周文王”。如此看來，曹操對世子曹丕唯一的期冀，是希望他稱帝後，能給自己一個“文”的諡號，千萬不要稱“武”。
曹操生前希望曹丕給他一個“文”的諡號
因為“武”是開國皇帝的諡號，曹操自認為當不起，也怕背上“篡逆”漢朝的罵名。但等到曹丕即位後，偏偏給曹操加了一個“武”的諡號，讓天下誹謗的言論集於其父一身，用心何其險惡！
其實不單單是帝王，很多公卿大臣其實也很在意自己死後的諡號，例如西晉開國元勛賈充。賈充雖然位極人臣，但由於有弒殺魏帝曹髦的人生大污點，加之生活作風不端正，所以非常害怕死後會得到惡謚，侄子賈模為人耿直，直接對他講是非功過自有公論，自己是無法掩飾的，賈充聽後更是憂心忡忡。
所以等到賈充死後，按照慣例，家中要為其向朝廷請求諡號。在朝會商議時，博士秦秀等很多人力主給他一個“荒”的惡謚（外內從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但武帝考慮到賈充的功績後沒有採納，而是聽從博士段暢的意見，謚為武。很多有識之士雖然不敢名言，但內心滿是譏諷之意。
賈充臨終前非常擔心死後會加惡謚
“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見《晉書·卷四十·列傳第十》
可見諡號不可亂加，必須要名副其實，否則欺騙時人容易（大多數情況下也無法欺騙時人，只不過朝廷強迫大家相信而已），欺騙後世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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