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為民國時期最活躍的政治投機分子。其個人政治色彩隨著政治投機活動而變化多端，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壇大紅人物，“一大”後，他脫黨而去，成為蔣介石國民黨中委。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抗戰爆發後又以臥底身份與汪偽政權合作，為國民黨的抗戰做出了幕後貢獻，但同時也做了一些有愧於歷史和人民的勾當。
周佛海
早在留學日本時期，周佛海已經因研究社會主義小有名氣，自詡為“中國的列寧”。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寫了《中國的階級鬥爭》一文，並發表於12月的《解放與改造》雜誌上。在文章中，他預言階級鬥爭“不久就會要實現的”。
周佛海一直懷抱政治野心，並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會上表現頗為積極，被選為中央局候補委員。此後一段時間，由於陳獨秀不在上海，他還代理了其職務，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託，物色代表參加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會議。其時正值陳獨秀被捕，周佛海一面營救陳獨秀，一面派人四處物色代表。還親赴長沙、漢口、安慶等地，會見了毛澤東、陳潭秋等人，商議挑選各界民眾代表。此後，他還參與發動了上海勞工運動等活動。
然而，帶著投機心理入黨的周佛海終究未能堅持自己的革命事業。他和上海小姐楊淑慧的婚外戀受到黨內批評後，便對組織產生了不滿情緒。他帶著楊淑慧於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讀。返回日本後，他實際上與黨組織脫離了關係，不再從事中共的任何工作。對國內局勢的發展也一直不聞不問，漠不關心，一心去讀他的聖賢書去了。
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關共產黨的一切活動，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擔心自己的安全。當時的日本政府，雖然不禁止各種社會主義，但對於共產黨的活動，尤其是中國留學生中的共產黨組織及其活動，是嚴加防範的。周佛海回到日本後便被監視，他害怕因從事共產黨的活動，而會受到日本政府的排斥，由此被驅逐回國，以致影響他的前程。
在日本專心讀了幾年書的周佛海，在大學即將畢業面臨著回國謀求職業的嚴峻局面時焦急萬狀。周佛海曾回憶當時的心情，他說：
沒有考進學校，非常憂慮;學校快畢業，卻又非常恐慌。沒有進學校，不能領官費，飯都沒有吃，哪裡能讀書?畢業離開學校，官費不能再領了;如果找不到職業，飯都沒有吃!哪裡能革命?哪怕你志氣比天還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麼都是空的。志氣不能充飢，野心不能禦寒!咳!生活，生活，這兩個字，古往今來，不知埋沒了多少英雄豪傑，志士仁人!我當時有兩個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學的教授。因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以來，北大很出風頭。陳仲甫(獨秀)，李守常(大釗)也都是那裡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號召，也有相當的虛榮。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當時北大學閥的門，又關得相當的緊，哪裡能夠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看見很多留日同學，在那裡任編輯，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滿意足了。但是談何容易!商務的編輯，雖然沒有北大教授那樣困難，但是也不容易到手。
恰在此時，國共兩黨已經實現合作，在廣東地區的革命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戴季陶寫信邀請周佛海到廣州擔任宣傳部秘書，月薪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猶豫便欣然前往。沒過多久，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又邀請他兼任該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過，收入優厚的周佛海卻以“每月交納20元黨費太多”為由——事實上，他認為在共產黨內沒有政治前途——宣布脫離共產黨。隨後，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國民黨的懷抱。為了報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標榜要做一個忠實的國民黨黨員，一面公開稱“攻擊共產黨是我的義務，我的責任”。
1926年11月，經戴季陶推薦，周佛海投奔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鏇即受命出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此後十年，周佛海跟隨蔣介石青雲直上，可謂紅極一時，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為蔣介石打內戰、搞獨裁出謀劃策，成為蔣身邊的“文膽”之一。
然而由於日本的侵略，周佛海逐漸變得悲觀，他與一大批對抗戰失去信心的國民黨高官逐漸聚集起來，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低調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的成員，文武兼備，文的有梅思平、羅君強、陶希聖等，武的有顧祝同、熊式輝、朱紹良等，胡適也經常光顧，每天必到的則是當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高宗武。
在日記中周佛海記錄了他們當時的心境“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認為共產黨和桂系高調抗日，不過是推翻蔣介石統治的手段，其實“除了頭腦極簡單的糊塗蟲外以，沒有不明白繼續打下去，中國絕不能僥倖成功的道理”。
1938年，長期被蔣介石“架空”的汪精衛見當時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於是想藉此機會重攬權柄。而周佛海此時審時度勢，與陳公博等團結在汪精衛的旗幟下，汪精衛政府之所以能夠順利成立，與周佛海的大力運作是分不開的。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中央政府。偽政府中的各院、部、會的核心官員，都是在周佛海筆下提名產生的，偽政府實際上是周佛海炮製而成，在周佛海自己的日記中，對於這段歷史，他本人是十分驕傲的。他在3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一年努力竟達目的，彼此甚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為理想之實行。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虛此一世也!”
但是隨著美國的參戰，周佛海看出形式對日本極其不妙，於是主動與國民黨政府的特務機關聯繫，通過軍統渠道向蔣介石表示悔改，蔣介石則親筆回信，讓其“暫留敵營，戴罪立功”，並承諾“君之前途，將予以可靠保證”。
隨著時間的推移，周佛海在1944年的日記中，說得更直截了當：“一年之後，苟非奇蹟，吾等不僅焦頭濫(爛)額，且莽莽中原將置身無所。苟無珍珠港之役必不至此。日人一誤於對華之估計過低，但此猶有說;二誤於對英、美之誤算，此則百思不得其解者。”周佛海估計得一點都不錯，一年之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完全的勝利。
雖然周佛海想不通日本為何會失敗，但他早已為自己尋得退路，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進入軍統，成為國民黨政府在汪偽政權中重要臥底。周佛海不僅暗地裡時有庇護軍統特工，還常用自己的電台向重慶傳送情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周佛海當機立斷，聯繫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表示自己當時控制的一萬多人的武裝力量願意聽從國民政府的領導，穩定並恢復國民政府在上海地區的統治。因此，抗戰結束後，陳公博等其他汪偽高層或逃遁或被捕，周佛海卻由戴笠委任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司令，協助維持上海秩序。
所以當陳璧君、陳公博等先後被捕入獄時，周佛海仍只是被國民黨方面軟禁於白公館中，除了不能出門及打電話外，飲食起居有專人伺候。然而抗戰結束之後民眾對漢奸的清算熱情空前高漲，周佛海的處境優渥，遲遲未被起訴審判令公眾感到憤怒，社會媒體紛紛撰文質問國民政府意欲為何，而民間也有人頻頻發問，陳公博等排名在周佛海之下的漢奸都已接受法律的審判，而作為“大頭目”的周佛海反而逍遙法外?
在社會及黨內外壓力之下，國民政府將周佛海移交司法程式。
1946年9月中旬，周佛海被押解至監獄。負責公訴的是南京最高檢察院檢察官陳繩祖，在周佛海入獄之後，陳繩祖立即展開調查，於1946年9月19日、21日、24日至26日連續對周佛海進行偵訊，10月2日向法院提交起訴書，指控周佛海“參與組織偽國民政府、濫發偽幣資敵、簽訂賣國的中日基本條約、以汪偽特使身份出訪滿洲國，以及招募偽軍、公賣鴉片、搜刮物資、奴化青年”等罪行，認為“無一而非禍國殃民之舉”，指其觸犯《懲治漢奸條例》。11月7日上午11時，南京高等法院的“特定第三四六號特種刑事判決書”，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之罪，宣布將周佛海判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予以沒收。
經過楊淑慧周鏇，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簽署減刑令，給予周佛海特赦，由死刑轉為無期徒刑。
就這樣，沸沸揚揚的周佛海案落下了帷幕。
蔣介石 周佛海 中共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