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百姓收稅收費，歷來都是件慎重的事情。古代沒有議會，沒法交人大討論，但朝廷上爭論一番也是有的，不能今天說收一萬二，明天就改六萬了。這叫橫徵暴斂，要是普及開來，基本上就是作死的做法了。
古代亂收稅費的事挺多，基本沒好結局。宋朝《鐵圍山叢談》一書就揭發說，丞相王黼就是個亂收稅的主。收稅的背景，是宣和四年，當時北宋要配合金兵攻擊遼國，戰事展開，花錢無數，朝廷的支出就捉襟見肘了，王黼聽了一名老胥吏的主意，建議開徵“免夫錢”。
北宋市井圖這是個什麼稅種呢?國家要打仗，大家都得出人(夫調)啊。但國家不要你們的人，要你們的錢，你們出錢國家僱人吧。宋徽宗筆一揮，同意，開徵。到了宣和七年春，總共徵收了六千二百餘萬緡。可查賬的時候一算，只剩下六百多萬緡了，刨去用掉的，少了兩千二百萬緡。錢哪兒去了，誰都不知道。
王黼的政治死敵蔡京是堅決反對徵收“免夫錢”的，他對皇帝說，這就是“於窮百姓口中斂飯碗”，把皇帝都說後悔了。《鐵圍山叢談》的作者是蔡京的兒子，當然要為老爹說話了，指責王黼為了“免夫錢”特意建了個機構叫經撫房，管賬的。戰事一結束，一把火，把賬本全燒了，自此查無實據。
其實蔡京也不是什麼好鳥。他倒是沒像別人那樣去徵稅和擴田，可他攛掇皇帝花錢啊，鑄九鼎造九宮什麼的。加上花石綱，就這么造，財政也好不了。瞧瞧北宋末的狀況就會知道，稅費泛濫和大興樓堂館所，都不是吉兆。
再看看北方的金朝，也好不到哪兒去，竟然把收稅當成福利了。
《茶香室三鈔》援引宋朝文獻說，金朝的官員如果遇到丁憂這樣的事情，回到家鄉，都有個差事——監察關稅、商稅、鹽鐵稅之類，還有個名目，叫“憂饒”。這就明擺著是福利了，以一年為限。收稅每增加一倍，叫作得一籌，可以升遷一次。你說他們收稅能不積極嗎?使勁收，創紀錄的人，一年升遷了七八次。有的人實在收不上這么多稅了，乾脆就拿自己的家產充稅，圖的就是趕緊升官，好再賺回來。後來朝廷也看不下去了，就搞了個“限制升遷”，一年之內，升遷不得超過三次。那也不少啊。
當然，凡事都有例外，有的官員，覺得在自己家鄉挺好，不想再升官了。他們會少向老百姓收稅嗎?不會。他們的做法依舊是狂征、猛征，收到的錢除了按慣例向朝廷上繳之外，就“公然分之”。反正無論想不想升官，老百姓都倒霉。
除了稅收，亂收費、亂剋扣也是斂財方式之一。元朝的《南村輟耕錄》就講，當時東北苦寒之地，每年九月到次年四五月，都會凍冰，無論是官員上任，還是運輸物資，最常用的是“站車”，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狗爬犁。每輛站車用四條狗拉。這些狗也是有口糧的，叫“狗分例”。誰承想，就這點兒狗糧也被人盯上了，有人從中剋扣。更出人意料的是，狗心裡明白著呢，誰剋扣了糧食門兒清。狗狗們毫無權威意識，見著剋扣的主使，上去就咬，“若尅減之，必齧其主者，至死乃已”。瞞天瞞地，你能瞞得過雪亮的狗眼嗎?
因為亂收費惹出大事的也有。這個人是個太監，叫孫隆。明朝萬曆二十九年，到蘇州監督織造。《堅瓠集》等多部古書都對此事有記載——他來了之後，招了一幫當地惡少，在各個城門設卡，凡是挑著擔子出入的，不管你擔的是菜還是煤，只要裡面有東西，收錢，必須得交錢才能放行。這下可把蘇州人惹急了，六月初三，忽然就聚集了幾十個人，後來擴充到兩千人(一說上萬人)，頭裡走著的一個，叫葛誠，搖著把芭蕉扇，算是帶頭人，後面跟著的全都拿著棍棒，直接就找孫隆說理去了。孫隆嚇得屁滾尿流，倉皇逃竄，一直跑到杭州才駐足。當地的官員一看群情洶湧要出事，就把那幫在城門斂財的辦事員們捆了一個，交給老百姓，頃刻就被打死了，接著就一把火燒了孫隆的住處。
這件事情直到五天后才平息下去。官府要追究鬧事者，葛誠就上門自首：“全是我乾的，我一個人擔責，殺了我就得了。”當地的地方官也挺有意思，寫文書的時候對葛誠說：“你看你這名字，都鬧成這樣了，和造反也沒啥區別，就不能叫‘誠’了，我給你改個名兒，就叫‘葛賢’吧。”嗨，這是誇人家吧?
葛誠在牢里，據說吃了點兒苦，挨了大板子，不過最後的結局是——無罪釋放。估計官員們也挺討厭太監胡作非為給地方惹事的，能不追究就不追究了。後來，蘇州人把葛誠稱為“葛將軍”，還為他修了座“葛將軍廟”。
要說呢，亂收稅費這事，可不是鬧著玩的，政權信義、人心向背，都容易從這上面反映出來。紅口白牙隨便一說就算，罰款都帶月票，收了錢不知道去處，這都是大忌。有的地方官員眼睛特別容易紅，老看著別人的錢就是自己的錢，心裡動著念頭手就要伸出去，這不成，得用制度和法律好好管著。
金朝 《鐵圍山叢談》 葛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