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4日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公布。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結束，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5年前的同一天，英國女王在香港歸還中國法案上籤字。
簡介
1990年3月20日－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審議、批准了李鵬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其三個附屬檔案和區旗、區徽圖案；通過了關於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的決定、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關於批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關於設立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建議的決定。會議通過了接受鄧小平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的決定，選舉江澤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並根據江澤民的提名，決定任命劉華清為國家軍委副主席。
歷史談判
1984年12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英國經過多年談判後，簽署《聯合聲明》，解決了香港主權歸屬問題。其中《聲明》第三段第12條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以基本法確立香港為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國兩制方針，保持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
從歷史的恥辱中尋找尊嚴
中國共產黨人將如何面對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改革開放之初，面對回收香港的中英聯合談判，幾乎所有的參與者和見證者都會提出的問題。而在那個時候，大多數香港人都不知道，一個回歸之後的香港，將以什麼樣的面貌呈現在世界的東方。當所有人在重讀改革開放30年這本大書的時候，香港回歸無疑是一個不應迴避且無法迴避的關鍵歷史命題。
從歷史意義上說，1997年意味著一個屈辱時代的結束。收回香港，本身就是一個勝利。這一點所體現的民族精神和魄力，至今毋庸置疑。而從現實意義上說，改革開放30年中，關於香港問題的決策可圈可點，收回僅僅只是一個開始。
香港基本法實施11年，也是香港真正融入中華民族，逐漸探索自身的新定位，並且開始發揮作用的11年。當中國內地和香港之間，從文化到經濟、再到政治進行坦誠交流的時候，彼此之間的融合代表了中國真正從經濟、文化甚至社會心理上收回香港，將香港市民視為同胞的一個過程。甚至在經歷1997年金融危機的歷史關口，兩地民眾都相互支持、共渡難關。
為了這個過程，中國這個民族在不斷學習妥協，學會聽取各個階層的聲音，從而也認識了中國現代化之後，社會分層的多樣性；了解了在階級與階級之間，其實除了對抗之外，有更多的管理方法和融合手段。收回香港的主權、讓香港民眾成為主人翁，這是一個主權國家徹底與歷史屈辱切割的魄力；而傾聽香港的民意，給香港更多的扶持政策，其實是在試水中央政府的決策智慧和寬容程度。
實際上，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其本身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都與內地大相迥異。一方面，香港的許多命題在回歸之後還在繼續，包括香港普選在內的各種政治體制的討論，其實也代表了一種政治的多元尊重和理性決策；另一方面，香港在現代化進程中，也走在了不少內地城市的前面。這也是為什麼今天中國仍然將香港的經濟活力，視為大陸經濟載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因。
因此，總結香港回歸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不僅僅是在對一國兩制做實踐性的探索，更是在對支撐改革的一種開放觀念和學習精神做總結，為一種民族多元共生，尊重彼此選擇的政治理性做總結。這種開放和理性，源自中國這個民族崛起的自信，也源自執政者對自身能力的自信。否則中國不可能如此坦然地面對一個曾經在教科書中“萬惡”許多年的社會形態。
香港曾經是一個歷史的屈辱。
當年清廷被迫割地求和的民族恥辱，在進入改革開放之後一雪了之。這當然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但是要想找回整個民族的尊嚴，不僅僅取決於我們用什麼方式收回了香港，更取決於香港的長期繁榮和進步，以及它給中國內地、兩岸三地提供的標本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的未來對於整箇中國來說，要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