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鏡頭－時間中國
事隔十載，幸福路的這種景象在首都建設和治理的熾熱浪潮中已經淡出成為晦澀的過去，在今日的整潔和秩序中，我們應該有一種關於他們的清晰記憶。 在北京市永定門火車站西面，有一條名叫幸福路的小街，小街南北大約只有三四百米長，街上垃圾遍地，臭氣熏天。倚著被煙火熏得一團漆黑的磚牆，滿是用塑膠薄膜、木棍和磚頭搭起的窩棚。小街上的人們，大都衣衫襤褸。 小街口上只有一個門牌號：幸福路18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信來訪接待室”。小街北口，靠著右安門東濱河路，那棟六層的紅磚樓，是隸屬於北京市民政局的“永定門接濟站”。從這裡往東不遠，先農壇體育館西鄰，是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的信訪接待站。如此的地理環境，使幸福路這條並不起眼的小街，成了全國各地來首都上訪告狀的人的聚集地。1994年3月4日，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走進了這條小街，於是，在其後近兩年的時間裡，我一直在關注著這條小街以及小街周邊地區的上訪者。 從古到今，海內海外，信訪的存在，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也不單單是哪個國家的事。在我國古代，為了使民間的冤情能直達最高統治者，便逐漸形成了向王或皇帝直訴的制度。我國周代就有了關於“路鼓”和“肺石”的記載。目前，我國各級黨政機關和人民團體都設有人民來信來訪接待部門，到80年代初，全國搞信訪工作的專兼職幹部就達到了約三十萬人，其中法院系統有五千五百多人。在今天的北京，信訪部門有62個，這足見黨和政府對信訪工作的高度重視。 大凡在幸福路落腳的上訪者，雖然來這兒的理由千差萬別，但都覺得自己有天大的冤情。 剛走進幸福路的那天，我見到的第一個上訪的人是楊建峰，他說他是河北唐山人，已在北京呆了34年了：“我進京上訪時，你還不知道在哪兒刮鏇風呢!”他開玩笑說。他的冤情是“被無理勞教”，“簡直冤枉死了”。 從山東沂源來的段連玉稱，1989年6月2日，與他有宿怨的王善德以打野兔看走了眼為理由，將他14歲的兒子開槍打死。他的訴狀上寫道，當時王離他的兒子只有十幾米遠，而且孩子穿的是一件紅色的上衣，王的行為純屬蓄意謀殺。案發後，當地法院以誤傷罪判王有期徒刑4年，而且7月12日宣判後，7月14日王就以其患有肺結核而保外就醫。“這個人就仗著他的親戚在公安局和法院工作，欺人太甚。因為俺不服上訪，他還打傷了俺6歲的女兒，法院判他支付給俺的四千塊賠償費，他一分也不給。還說什麼‘你就是告到江澤民那兒，我也不怕’……” 東北人吳永財自稱是名轉業軍人，二十年前，他所在縣的縣長非要他娶其患有軟骨症且痴呆的女兒為妻，吳不肯，便遭到報復。他說他因上訪已被強制勞教了3次。 穿著體面的羅洪山是遼寧省瓦房店三台鄉太平村人，他的冤案也是筆“陳年老賬”：1977年，他被原復縣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刑21年，後查清是冤案，但他已在獄中服刑5年，而且已妻離子散。他說，前不久法院判決給他2.1萬元的賠償費，但他的公職卻無法恢復，他不服，繼續上訪，“不討個公道，決不罷休”。 從山東新泰來的吳文江稱，1986年他在遼寧省阜新花了2.4萬元錢買了一輛“黃河”牌卡車，沒成想原車主以次充好—這本是輛已經報廢了的車。在對方往山東送車的途中出了車禍，死亡兩人，同車的吳文江也受了重傷。吳想追回已付的錢款，未果。而由於吳買車欠了五六萬元的債，妻子與他離了婚。我問他：“那你以後怎么辦呢?”他嘆了口氣，說：“那就得看官司打得怎么樣了。官司打不下來，我也沒法回去，什麼事也幹不了—打官司是我惟一的指望，我只能在這裡死磕……” 瀋陽鐵路局通化分局退休工人曹可玉的訴狀中訴說了一樁令人難以置信的冤案：1983年，曹的次子受人誣告“持刀強姦”一個比他大二十多歲的婦女，從此，曹的一家便捲入了一場接一場的冤案中。老伴不堪虐待，自縊身亡，次子蒙冤患病，長子和三子均系牢獄。曹可玉曆盡千辛萬苦，上訪十年，上訪的單位包括國務院、人大、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鐵道部等十幾個接待部門，終獲昭雪。但是，“就給我那么一張平反判決書就拉倒了?”老人繼續上訪，要求賠償。在訴狀中他寫道：“這是我最後向國家呼喊，請求政府能安撫我一顆受傷的心，使我及我的一家三代能從此安定下來……” 從河南新鄭來的程興珂是個又瘦又小的中年婦女，她的訴狀中陳述的是一樁催人淚下的案子：1989年，她年僅6歲的女兒被惡徒高健民強姦，然後，高犯又殘忍地將孩子掐死，最後又用石塊砸碎了孩子的頭顱，這個案子發生在高健民因強姦一8歲幼女未遂、被判刑3年、保外就醫期間。在犯罪事實確鑿、高犯亦供認不諱的情況下，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從重判處高犯“死刑，立即執行”。但是，二審法院—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確認了一審法院審定的犯罪事實後，以“根據本案的實際情況”，改判為“死緩”。箇中原因，無法言說，女兒的死使程興珂一家痛不欲生。因為程興珂已經做了計畫生育手術，孩子的父親覺得生活無望，程興珂哭瞎了雙眼，他們不服終審判決，拄著棍子先後60次到省里上防。1991年，他們變賣了家產（6000元），進京上訪，發誓要求中央能依法處以強姦和殺害幼女犯高健民以極刑。 “尋找青天”，也許是這些進京上訪的人的共同願望，至少也是他們能在北京逗留的藉口，而北京也是他們的問題和冤屈能得以解決的最大希望。許多人都在訴狀中寫道： “我堅信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 “我堅信共產黨富有實事求是，救死扶傷，永放革命人道主義光輝”（原文如此）； “只有黨中央能幫我解決問題，什麼時候解決了，我就什麼時候回家”。 但是，要想解決問題，又談何容易！根據1988午6月14日的《法制日報》報導，在基層法院，信訪重複率平均為30％，中、高級法院要超過40％，甚至達到70％～80％。據于振安同志說，目前的狀況也大致如此。而最高人民法院申訴庭庭長紀敏估計，在最高人民法院解決問題的，大約在10％左右。這些抽象的數字所帶來的具體的結果是：許多人來來去去，反覆上訪，長達幾年、十幾年甚至二三十年；有一部分人在北京一待就是半年、甚至超過兩年，成為地地道道的上訪老戶，而他們的問題也越拖越複雜，越來越難以解決。 但即使在這淒楚的上訪路上，仍然會發生些令人感動的人間之情。從河南來的姓劉的大嫂在北京邂逅了從遼寧來的張姓上訪者，共同的命運使他們的手牽到了一起—在自覺上訪無望後，兩人買了輛板車，靠收廢品度日。我見到他們時，他們已有了兩個兒子。劉大嫂說，她一定要供兒子考上大學，“我們不就是因為沒有文化，才吃官司？才受人欺負?” 74歲的劉增老人因腳踝被車撞傷，躺在幸福路上沒法動彈，其他上訪者便把他們弄來的食物分給他一些吃。老人在這裡支撐了111天后，死了。 這樣的生活使很多上訪者居無定所，四處遊走。有極少數人忍受不了這身心的雙重折磨，尋了短見（1995年10月11日，就有一位上訪者從接濟站的五樓跳下，自殺了），還有一些上訪者在問題解決後已是家破人亡，加上流浪慣了，便依然在北京遊蕩…… 不管怎樣，在目前，信訪制度總的說來是有益的，它畢竟是老百姓與上級政府和法制機關通氣的一條途徑，信訪接待的工作就是要努力保證這條途徑的暢通。
這群人最前面是幾個孩子，其中一個還拄著拐杖，在本應上學的年齡里，他們都隨著家人踏上了上訪之路。可從他們的眼神里還是透露出和同齡人一樣的好奇和天真。在靠後的位置有一個舉著材料的僧人，本應該無欲無求的出家人看來也有好多話要講。左面是個身材壯實的漢子，可從他臉上讓我們看到的是已經扭曲的表情。在後面的牆上的幾個看上去很溫馨的字“上訪之家”，明確地解釋了這群人的身份。
1995年炎熱的夏季，74歲的劉增因腳踝被撞壞，在幸福路上呆了111天后去世。
幸福路上到處都是這些露宿街頭的上訪者，這種情景人們已經司空見慣了。
上訪者的表情非常執著，從他衣服上不一樣的扣子可以看出他生活雖然艱難，可並沒有使其失去尊嚴。
一位老者正在一筆一畫地寫訴狀。據說，在上訪前他並不識字。從這雙手可以看出他上訪時間已經不短了。
這是兩位上訪者的家，在上訪路上他們同病相憐產生了感情，靠撿垃圾養活兩個孩子，並發誓要供他們考上大學。 | ||
如果說有一個人用照相機推動了一場撼天動地的運動的話，那就是解海龍與他的“希望工程”紀實攝影。 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崇文區文化館工作的解海龍在農村採風時注意到很多孩子想上學而上不了學，促使他產生了要設法拍下這些貧困孩子是如何渴望讀書的想法。當時青基會正在準備開展“希望工程”的活動，意在倡導大家“少抽一根煙，少喝一杯酒”，用來幫助貧困地區的孩子上學。解海龍得知後，便跑到團中央請纓，要為“希望工程”拍片子，如實反映中國農村失學孩子渴望讀書的現狀。他認為城裡人看了他拍的片子不會無動於衷的，只要他們幫一個孩子上學了，他的片子就沒白拍。 1991年初，為了用照相機把那些貧困地區的農家孩子因生活困難而不能入學受教育的情況記錄下來，解海龍買了地圖，東拼西湊，找了一些經費，開始對邊遠地區進行採訪。 解海龍用一兩個月的時間跑遍了大別山老區，拍攝了一批感人至深的照片，諸如“大眼睛”小姑娘，“小光頭”，流著鼻涕喊“我要上學”的貧困失學孩子的照片，還有姐姐把得到的救助款讓給妹妹上學，妹妹哭了的照片，甚至於還有為攢學費而背磚的小女孩的照片等等。那一年，解海龍乘硬座火車、搭拖拉機、驢車等交通工具，馬不停蹄專門往大山里走，整整一年的時間跑了12個省，28個縣，100多所學校，拍攝了70個膠捲。天熱他就往南跑，天冷他就往北跑，專門去體會孩子們的辛苦。費用緊張時，他就住在老鄉家裡，吃飯總是兩個餅子一碗菜湯，有時一天還要走四五十里山路。就這樣一路艱辛地拍下去，到1992年4月份他返回北京，終於拿出了整套的東西交給了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 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工作人員非常感動，大家都流著淚掏錢，急切地希望以此辦個展覽，於是就在4月份，首先在北京開了新聞發布會，請了五十家新聞單位，每個單位給一套照片，一套40張，很快，幾乎天天都有解海龍的攝影作品在各種書刊里出現，隨之在當時還產生了三個熱門話題：一是關注貧困；二是關注教育；第三個就是關注兒童，解海龍的“希望工程攝影紀實展覽” 開始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 功夫不負有心人，1992年10月，解海龍以《希望工程攝影紀實》為題的圖片展同時在北京、台灣兩地展出。當時北京的展覽是中國攝影藝術節中的一部分，國內外名家薈萃。而當時名不見經傳的解海龍的照片卻引發了強烈反響，10天之間，數萬人蜂擁而來，擠在展板前，流連忘返。許多老人邊參觀、邊擦著眼淚，感慨萬分。許多大中國小學生排著隊來參觀，他們把錢放在地上，一萬人為影展簽名助威，對作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同時也表達了他們對“希望工程”真誠的道義支持，解海龍第一次感受到了攝影的巨大力量，也第一次認識到他所從事的事業的意義。 十天之後，影展結束。華北油田將解海龍的影展搬到油田繼續舉行，隨後那裡又掀起了結對救助失學兒童的高潮。武漢一家婚紗影樓搞店慶，老闆取消了原計畫好的宴請活動，用這筆錢搞“希望工程”影展，效果很好。這之後，影展又接著在廣州、珠海、青島、上海、合肥、香港、澳門等地巡展，所到之處，即起轟動。台灣台北、台中、高雄三大城市的巡迴展出共展出八十多天，在台灣轟動一時。
在老師的幫助下過河的學生。 1991年 展覽過後，人們紛紛將捐款寄到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不到八個月時間收到善款上億元。許多人在匯款單上寫道：“請把錢轉給‘大眼睛的小姑娘’”。有時一天就能收到捐款數萬元。捐款源源不斷，日益劇增，每年數以億計，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也懸掛了解海龍的照片，北京捷運火車每節車廂貼滿了解海龍拍攝的宣傳畫。看到此情此景，解海龍的心情非常激動，他本想這些照片不會順利發表，沒想到卻能及時發表並引發了社會上潛在的巨大慈善力量。這些捐款人大都是普通百姓，他們生活也不富裕，可容不得別人比他們更難。這些都讓解海龍深深感動，於是他趁熱打鐵，開始籌辦個人影展，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的教育現狀，並參與進來。
河南省新縣八里畈鄉王里河國小的學生，生活十分艱苦，孩子們讀書卻很認真。 回顧以往，解海龍曾感慨地說，拍攝條件艱苦並不是他最大的困難，困難的是他所拍攝這一專題，很多人對此不能理解，當時社會上提倡主鏇律，要求攝影家多拍、多表現明亮的一面。可這個專題記錄表現的全是土老破舊、老少邊窮的教育現狀，照片非但不能發表，而且還會惹來麻煩。在這樣的壓力下，解海龍仍堅定地認為這樣做是很有意義的，因為他不能眼見這些孩子在校園外面徘徊，很多孩子哭著要上學，家裡沒有條件，他們就上山砍柴，或捉些蠍子賣掉，或剪掉指甲、頭髮換錢，解海龍被完全感動了，無論如何，這件事他也要堅持做下去，惟有把這件事做好，他也就算不枉拿十幾年相機了。
甘肅省渭源縣聶家山國小，一場暴雨摧毀了教室。
雲南省紅河縣蝦喱村垤瑪國小，校舍年久失修，隨時有倒塌危險，學生們只好露天上課。
湖北省宏安縣七里坪鎮周七家國小，一場春雨過後，
貴州省水城縣花噶鄉中心學校，這些孩子離家四五十里，
廣西融水縣安太鄉寨懷村國小，貧困地區的教師為貧困土地上的下一代
河北省灤平縣拉海溝鄉大店子村的孩子們，烤烤凍僵的小手準備繼續上課。1991年12月 在農村拍片時，解海龍經常遇到麻煩，備受冷落，地方領導不願意解海龍給他們“曝光”，也不認為這些圖片能給他們帶來什麼效益。這樣一來，進度很慢，車子找不到，解海龍走路便是家常便飯。有一次，解海龍在一所剛下過雨的破舊學校拍照片，但沒曾想他被一位年輕教師誤解，扭打之中，弄得滿身泥水，讓他心裡很難過。教師們的生活很清苦，每月工資不足幾十元（還要為交不起學費的孩子們墊付），可一旦他們見解海龍拍照，心情總是不悅，生怕給社會丟臉，於是便百般阻撓。儘管這樣，解海龍仍不改初衷，依舊爬山涉水，風來雨去地四處為失學孩子們奔走拍照，每到一處他就被那些窮苦孩子祈盼上學的眼睛所感染，往往一個心酸的故事沒有溶化，又一個心酸的故事便哽在他的心頭，開始，解海龍不由自主掏出一些零錢給他們，但他很快發現，那樣做根本不解決實際問題，他感到單憑自己的力量遠遠不夠，他必須通過真實的照片來喚醒更多的人來捐資助學，於是他常想，一定要多拍快跑，讓他們儘快得到失學救助。 | ||
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採訪。我所面對的，是生活在中國西部的貧困母親。我所記錄的，不僅有那些困厄中悽苦的面容和眼淚，更有中國婦女那種堅忍的精神和對幸福生活的渴望。 2001年1月2日，我在幸福工程全國組委會及家庭報社的支持下，只身前往中國西部部分地區，就中國貧困地區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貧困母親接受“幸福工程”救助情況和生存現狀進行採訪。 歷經一年，從白雪皚皚的高原到奔騰咆哮的江河，從荊棘密布的叢林到荒涼無際的大川，足跡遍布中國西部9個省市，走訪了34個貧困縣、85個鄉鎮、106個村寨，採訪了301位貧困母親。以一個攝影記者的親歷，見證了中國西部貧困母親的生存狀態。我看到，在不發達的西部部分地區，還有許多尚未脫離貧困的母親。她們承受著我們難以想像的生活重負。她們忍受著飢餓、疾病以及自然災害的侵襲。她們在撫育生命的同時，自己的生命卻變得越來越脆弱。她們的文化素質、健康狀況堪憂—80%以上是文盲，半數以上患有各種婦科疾病。 幸福工程全國組委會自1995年成立以來，積極為改善中國貧困母親的生存現狀而努力。幾年來，在海內外各種組織和各階層人士的支持下，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業績。部分貧困母親在“幸福工程”的資助下，已經擺脫了貧困和正在擺脫貧困，那一張張歡喜洋溢的笑臉就是最好的佐證。 貧困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但是我從貧困母親的眼睛裡，看到的不僅僅有哀怨的眼淚，更有一種對苦難的堅忍以及對幸福的渴望和執著。 每一幅圖片背後都有一個令人感慨的故事。 每一幅圖片背後都有一份母親的希望。
措吉，67歲，青海玉樹州結隆鄉雜年村人。全家9口人，1995年年底雪災發生後，政府救濟牛羊，現有40頭（只）牛羊，吃糧少量靠政府救濟。
顧彩蓮，26歲，雲南邱北縣官寨鄉山心村人。全家4口人2畝山坡地，今年收了不到500公斤的苞谷，家無牲畜。經濟收入靠編竹籮，每年能掙100塊錢。她說，如果誰能幫她一把，養一頭母牛，轉過年來母牛下了小牛—她就可以過上好日子了。
嘎松卓瑪，24歲，青海玉樹州結隆鄉雜年村人。家裡的 href="/wiki/%E5%9C%8B%E9%9A%9B%E6%85%88%E5%96%84%E6%A9%9F%E6%A7%8B">國際慈善機構先後救濟其全家5頭牛。現家裡已有10頭牛，但吃糧還是靠政府救濟。
王小盆，27歲，貴州紫雲縣水塘鎮格井村人。全家4口人2.3畝山坡地，全年收苞谷350公斤、紅薯100公斤，無牲畜。家裡已經7年沒有殺過年豬，她說，農閒時她每天上山挖藥材，今年賣了40塊錢，過年的時候用這些錢買肉給孩子們吃。
王五女，30歲，寧夏西吉縣興平鄉王堡村人。全家4口人10畝山旱地，去年收成150公斤蕎麥，政府每年救濟籽種，無牲畜。丈夫得病臥床在家，不能外出打工。
劉引引，31歲，甘肅隴西縣福星鄉鹿鶴村人。全家6口人8畝地。去年大旱顆粒無收，丈夫外出打工貼補家用。隴西縣地處乾旱、半乾旱的黃土高原丘陵地區，吃水靠雨水，家窮建不起水窖，她每天要到2里地以外的大山溝中挑水吃，挑一擔水需要一個小時。
覃純菊，38歲，全家4口人。九年前丈夫耐不住大山裡的貧苦生活，拋下一雙兒女離家出走，至今杳無音信。覃純菊背著一百多斤的沙子，一趟趟往返于山上山下，硬是自己背出了一棟屋。 | ||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人民銀行，工商管理局，公安局，監察局發布了1992年新股認購抽籤表發售公告，宣布發行國內公眾股5億股，發售新股認購抽籤表500萬張，憑身份證認購，每一張身份證一張抽籤表，每人一次最多買10張表。然後將在適當的時候，一次性抽出50萬張有效中籤表，中籤率為百分之十，每張中籤表可認購本次上市公司發行的股票1000股。 在這之前，訊息靈通人士已經暗中開始身份證蒐集大戰。一連數天深圳的電話線路大塞車，占線的都是內陸長途，郵局的特快專遞和包裹，多是一捆一捆的身份證。公告發布當天，全市300個發售點就已經開始有人占位。全國各地四面八方的尋夢者急奔深圳，廣州至深圳的火車票根本就買不到了，來往於兩地之間的大小巴士，票價比平時漲了好幾倍，也絲毫未能阻止蜂擁而至的人潮。 公告預告的8月10日上午開始發售抽籤表。8日一大早，各個發售點已經排起椅子板凳大長龍。到了晚上，長龍又加入了涼蓆，摺疊床，雖然蚊蟲肆虐，但熬夜排隊的人們卻鬥志昂揚。9日，整個深圳滿街滿巷都是人潮，人們手裡揣著大把的身份證和鈔票，到處在排隊，人人都指望搶到一個發財的機會。經過整日暴曬，人潮反而越聚越多，越來越密，每個發售點都是里三層外三層，傍晚雷雨臨頭，濕氣蒸騰，陣地依然固若金湯。據不完全統計，發售抽籤表前夕，排隊的人潮超過了100萬。 深圳警方傾巢出動，在人山人海中維持秩序。因警力不足，邊防部隊，武警部隊出動增援，混亂局面得到了一定控制。但是，少數執法人員和工商，證券從業人員利慾薰心，在一些發售點公然徇私舞弊，剛開始發售不到半個小時即宣布售罄，使大量忍辱受難日夜排隊的民眾美夢成空，導致了8月10日傍晚在深南大道，一些人上街遊行請願要求見市長，並與公安幹警發生衝突，多輛警用及民用車輛被砸壞燒毀，警方不得已多用高壓水槍及催淚彈。後來查實，在全市300個銷售點中，有95個點受到民眾舉報，到12月10日，自查內部截留私買的抽籤表達105399張。 8.10事件成了深圳股市當年最大的利空訊息，早先普遍認為新股抽籤表發售勢必牽動人氣的樂觀估計被事實擊得粉碎。股災過後，行情顯示屏上儘是賣盤，股價下跌，又一輪熊市降臨了。
1992年深圳特區新股認購，搶購股民證的長隊秩序極度混亂，眾男女只好前胸貼後背，一個緊抱一個，在利益面前放棄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尊嚴。
專程從江西贛來的小伙子在發售前半小時被擠出列，他手上揣著身份證和錢絕望地喊道：“我排了兩天兩夜的隊啊……” | ||
一群溫州人在細雨里簞食壺漿，戴著涼帽打著雨傘，正舉著精心製作的長竹竿挑著橘子、麵包、花生之類的小袋食品賣給列車上來往的旅客，這樣的交易場面不僅需要手疾眼快，也需要類似釣魚一類的穩度、耐心與投食技巧。 可以說，在國內商界一枝獨秀的溫州人的經商頭腦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溫州人四處遷徙，把店鋪開到世界各地的故事早為人知。在巴黎市區或羅馬火車站出口，你能看到成百上千家店鋪綿延數十里駐紮著清一色的溫州兵團。強烈的賺錢欲望可能是溫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沒有一個溫州人試圖掩飾他們血液里始終興奮著的發財欲望，不賺錢，毋寧死，這就是他們的生存邏輯。 在金溫鐵路沿線上小販利用停車的機會用竹竿挑起食品和乘客交易，這種買賣方式對交易雙方的誠信都是一種考驗。在利益的驅使下小販們只能承擔這種風險。溫州人對利益的追求是與生俱來的，靠著這種渴望溫州已經成為了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 | ||
畫面里的集市，也就是“街子”，可能位於極貧困深遠山區的緣故，來趕集的人並不太多，兩個裹著花格頭巾的女孩正在逛集，其中一個買小鏡子的女孩正欣喜地從鏡里打量著自己，鏡子裡她看到了自己美麗的容顏，她既開心又滿足，心情也一如遠處山樑盡頭那一片藍天白雲，那一刻就連她右邊不遠處那個照看攤位的小孩，也忘了招徠顧客，自顧羨慕地看著她。 雲南人把集市叫做“街子”，大到如“三月街”上萬人來趕，慢慢演變成民族節，小到連間房子都沒有的幾十人的草皮街。但無論大小，老百姓總能從街子上得到自己的滿足和需要。會澤大海梁子雖是一個極貧困的山區，但買鏡子女孩的愛美之心，竟是連這樣的窮山也不能埋沒的。 雲南會澤大海梁子是一個極貧困的山區，在它的集市上一個女孩對著鏡子滿臉微笑，貧窮並不能掩蓋她對美的渴望。 | ||
2001年2月9日，在河南平輿縣什字路鄉王關廟村一民宅內，犯罪分子正在進行製作假鈔的最後一道工序：從一個小瓶里倒出點透明的液體，均勻地抹在假幣上，然後用電熨斗把假幣熨得平平的，咔咔作響。 這些假幣大多是從台灣偷運到東南沿海（主要是廣東），再偷運到河南的。有些假鈔的製作甚至到了連驗鈔機也無法分辨真偽的地步。 照片上便是民宅內烏煙瘴氣的假幣製作現場，左邊的造假者左右開弓，正在用電熨斗把桌子上的四張假幣熨平，因為他“工作”太繁忙，以至於連點顆煙的時間都沒有，旁邊一個人於是為他匆忙點上。右邊的造假者表情平靜，嘴裡叼著塗抹透明液體的小棍子，右手忙著往一張假幣上塗抹透明液體，整體來看，兩個造假者配合默契，對假幣製作相當嫻熟，“假幣”，此時如同一根魔棒，把他們對錢的渴望演繹得淋漓盡致。 一間窄小的房子裡幾個人正從容地製作假幣，金錢的欲望使他們忘乎所以鋌而走險。 | ||
畫面里儘管我們看不到唱詩班全體，但卻能看到七八部大小雙喇叭錄音機被一群苗人虔誠地舉抱著，正把唱詩班優美的歌聲錄下來，左下角幾個裹著頭巾的孩子顯然也受了這種虔誠歌聲的感染，神情肅穆而恬然。 雲南昆明富民有一個叫小水井的苗族鄉，離省城並不遠，驅車不過兩個多小時，但卻風俗迥異，村民們信奉基督教已有不短的歷史。儘管時代變遷，很多事已發生變化，但信教的人始終存在著。村中有一個基督教堂，是周圍幾個村中最大的。教堂里的唱詩班唱出的讚美詩，共分幾個聲部，悠揚動聽，聽者無不為之感動。每到禮拜，周邊的苗人便會帶著自己簡陋的錄音機蜂擁而來，把唱詩班唱的讚美詩錄下來，回去欣賞和學習。遇上聖誕節，這個唱詩班更常被昆明城裡最大的教堂請去唱讚美詩。 在教堂的一角，人們拿著各種各樣的錄音機，仔細地錄下唱詩班優美的歌聲。從他們的神態和眼睛裡可以看出虔誠和渴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