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青天

黃青天，為世人對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黃現璠的“尊稱”，它源於黃現璠生前樂於助人，見義勇為，生前以自己的社會名望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之便，為眾多在“反右運動”和“文革”中蒙冤受屈者的冤假錯案平反問題奔走呼籲，助一臂之力，而且為人為徹，協助政府解決了一些冤案問題，從而贏得了世人的尊敬，以致獲得了“黃青天”的尊稱。

尊稱背景

一個人的好名聲，不會一蹴即至，而必須經過長年累月的人品道德修養，黃現璠的“黃青天”尊稱形成，即為一種天性率直加上後天道德修養的結果，這從他的人生經歷中可見一斑。

北洋政府時期

由於黃現璠是壯族人，壯人古來具有一個民族特性，這就是“好打抱不平”。加上他又是研究歷史的，深受中國傳統史家“秉筆直書”的風習薰染。兩者融為一體鑄造了他性格耿介、直言不諱的秉性，這是他一生歷經四個朝代又累受磨難的根源。北洋政府時期，他正處於青年時期，血氣方剛，任教於家鄉國小時，因組織領導家鄉“青年抗租隊”與地方惡霸勢力抗爭，於雙方你死我活的激烈拚打中差點被人亂刀砍死。

大學時期

民國時期，黃現璠在廣西大學任教期間，因不滿CC派分子執掌西大而領導學潮，與廣西大學校方鬥爭，結果得罪校長，妻子失掉教職，他被迫離開廣西大學。正如識者指出：“1941年，國民黨反動派為鎮壓日益高漲的反蔣活動，調高陽任廣西大學校長，高陽由武裝憲兵一連驅車護送到校。此人一進校，就抓了一批進步的學生。這些學生大都是窮苦人的子弟，平素與黃教授感情很好。黃教授與前校長雷沛鴻的侄兒一道，組織學生髮起‘倒高運動’。高陽反擊，不給黃教授發聘書，因此他只好到中山大學任教。當時在廣西大學附小任教的黃夫人也受株連被解僱。1942年底高陽離開，黃教授才回廣西大學繼續任教。”

抗戰時期

1944年，日寇侵入廣西，廣西大學疏散到貴州榕江。黃現璠教授藉機到少數民族地區考察。有一次在某縣做報告，罵國民黨迫得苗、瑤同胞無以為生，苦不堪言。縣長聞知，令秘書叫黃教授不要再講，但他照講不誤。

1945年疏散回廣西大學，當時他在柳州一家報紙撰文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對少數民族的黑暗統治，此文觸到他們的痛處，並傳到當時的軍長夏威處，夏威即令其手下寫了一篇文章，罵黃教授是“共產黨的尾巴”，從而成為國民黨右派重點注意的左派教授。

1945年，圍繞國共和談，廣西大學學生中的反動組織“學生軍”時而發表宣言，時而遊行示威，氣焰十分囂張。黃現璠教授遂與張先辰等進步教授聯名寫宣言，與他們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內戰時期

1949年，廣西解放前夕，一些參加桂北游擊隊的學生被捕，黃現璠教授又與農工民主黨的早期領導人邱晨等聯名將這些學生保了出來。還有一些進步人士被抓，黃教授均以知名教授名譽將他們保出。由於黃教授對國民黨右派的憎惡和嫉惡如仇的進步言行，幾次被列入黑名單。解放前廣西大學最後一任校長陳劍修在解放後給黃教授去信說，他一直認為黃教授積極營救思想進步的學生，一定是地下共產黨員。

大鳴大放期間

1957年初的“大鳴大放”期間，黃現璠履行全國人大代表職責，積極回響政府號召，熱心參與大鳴大放，他不但在當時任教的廣西師院暢所欲言，還到廣西各高等院校和桂西各縣去“煽風點火”，號召大家起來鳴放。結果在反右運動中，他被冠以“挑拔黨群關係”、兩黃（黃紹竑、黃現璠）唱雙簧，同反統購統銷”、“頻繁深入基層號召農民和民眾起來向党進攻”、“反對農業合作化政策”、“以‘欽差大臣’自居，將地方黨委領導視為‘土皇帝’，將社會主義制度等同於封建專制主義”等等罪名，錯劃成極右分子，受到中央處理。

改革開放新時期

1979年，黃現璠的右派冤案獲得平反昭雪後，他被增補為同全國政協委員。。他常說：“我雖是全國政協委員，但人民給我的責任是 為人民辦事，不是當官。”由於他平易近人又助人 為樂，而且總是為人為徹，因此他的家裡每天都有來訪者，不管是誰，總是熱情接待，甚至廢寢忘食。為了談工作，聽人申冤，他常常是飯菜沒有空吃，冷了又熱，熱了又冷， 這是常有的事。他常拄著一根拐杖，東奔西跑，為受冤者鳴冤，走不動時就叫人用腳踏車 推。為了辦事情，中午常不休息，晚上工作至深夜。桂林市某單位有個幹部，“文革”中被開除公職，1981年恢復公 職已有幾個月，但補發工資未能領到，黃教授知道後叫那人把情況寫成報告交給他。後來黃教授到南寧開會，特為此到覃應機主席家拜訪，並把報告請覃主席處理，使問題很快得到解決。事前有人勸黃教授：這種小事不必要勞煩覃主席了。他回答說：有關落實政策的事是小事嗎？我認為是頭等大事。”

樂於助人

黃現璠樂於助人還表現在公益事業上。1926年至1935年他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他將這一期間出版的第一本書的稿費寄回扶綏家鄉，資助開鑿村邊一座農民耕作必經的山坳，修通道路，使車輛暢通，行人稱便。家鄉的鄉親們經常說：“黃公不僅是我們家鄉出的大才子，還是家鄉出的一位善人。”所以，他的師院老同事潘香華在黃現璠誕辰百年發表的紀念文章稱黃現璠為“一代好人”，絕非言過其實，蓋自有由。

尊稱由來

馮中琳先生於20世紀50年代在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物理系讀書時並不認識黃現璠，只知道他是歷史系的一位著名老教授。在1957年那個不平常的日子裡，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黃現璠一夜之間成了大右派。而馮先生當時作為一名物理系的學生，為了幫助黨整風以及回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號召，對當時存在的一些社會現象和鳴放中提出的一些問題，毫無顧忌的表達過自己的見解，說了一些心裡話。後來又因為他沒有和右派分子“劃清界線”，在監督“右派分子”寫檢查期間還同情和幫助右派分子，加上他成份不好，為此，厄運接踵而至，先是被補劃為右派分子，然後在當時那種指鹿為馬的社會環境下，他不堪忍受種種咄咄逼人的壓力，被迫離校出走，從而罪上加罪，被打成反革命，由公安機關抓捕判刑收監。當

晚年黃現璠 人稱黃青天

時，他是服刑不服罪，又從監獄兩次逃跑，被捕後罪加數等，成了“罪大惡極”的死刑犯，後改為無期徒刑，在鐵窗下度過了二十三個春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開始了撥亂反正，不少冤假錯案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8、9月間，馮先生得知與他同校的當時被劃為右派的老師和學生很多都得到了平反，他開始寫申訴，至1980年底，他已向各級有關部門發出了二百多封申訴信，但都石沉大海，偶爾也收到一些互相扯皮推諉的“答覆”，如當時學校的答覆說“他是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不是在學校逮捕的，不屬於複查的範圍，只負責把他的申訴轉給市公安局和法院。”而法院的復函卻說：“他在整風期間，有嚴重的右派言論，他不應趁落實政策之機進行翻案活動”等等。那時，由於馮先生的牽累，他家裡的親人都已先後去世，只剩他孤然一身，所以在外面也沒有親人幫他申訴和上訪。正當他陷於絕望之時，一次偶然的機會，從一張舊《人民日報》上看到了黃現璠教授獲平反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重新工作的訊息，一個念頭湧上心來：是否找黃教授幫幫忙呢。但轉念一想，又否定了這種想法。雖然黃教授過去也被打成右派分子，遭遇相同，但兩人並不在一個系，素昧平生，非親非故，黃教授會幫這個忙嗎？但當時馮先生已經山窮水盡，自然顧不得那么多，抱著試試看的心情，他把申訴信寄給了黃現璠教授。不久就收到了黃教授的一封熱情洋溢的回信。信中談到除了非常同情馮先生的遭遇外還表示願對解決他的問題“願盡綿薄之力”。同時安慰馮先生說：“現在學校的右派已全部得到平反，叫他耐心等待”。此後，馮先生老師的許多申訴信，都是由黃教授幫忙發出的，並且還幫他代付了不少郵費。那時黃現璠已是全國政協委員，工作繁忙，年事已高，可是為了馮先生的問題，黃現璠不遺餘力到處為他奔走呼籲，不僅把馮先生的申訴書拿到學校，要求解決他的問題，到市里開會，還把他的申訴書帶去，交給有關領導；到自治區開會把它帶到南寧；上北京開會把它帶到中央，逐級反映馮先生的問題，並把其問題作為提案提了出來。
1981年初，那還是個寒冷的季節，聽說中央有個代表團來廣西處理冤假錯案的遺留問題，住在榕湖飯店，黃現璠不顧81歲高齡，拄著拐杖，徒步往返幾十里之遙，親自來到榕湖飯店，把馮先生的申訴書交到代表團手中，反映他的情況。由於黃現璠無數次地向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反映，引起了政府的重視，遂派人調查，最終使馮先生的沉冤得到解決，於1981年8月獲得平反昭雪而無罪釋放，結束了23年蒙冤受屈的牢獄生活，重返廣西師院物理系工作。
馮中琳先生回到桂林，第一個就是去看望黃現璠，那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見問題已得到解決，黃現璠很高興，同時說道：“如果你的問題還沒得到解決，下次去北京我要親自去找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期間，黃現璠協助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同馮中琳類似情況的一些冤假錯案受害者，不少人都是在黃現璠的積極反映下最終使問題得到解決，因而黃現璠曾被廣西壯族自治區檢察廳原檢察長徐冮萍稱為“黃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