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彭文應彭文應（1904.6.27—1962.12.15），字爵園，江西省安福縣寮塘鄉人。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他是五名中央級未獲平反的右派之一。
人物生平
13歲時考入留美預科清華學校。在清華求學期間，擔任過《清華周刊》總編輯、學生評議部長，參加五四運動。
1925年畢業後，以公費赴美國留學，在美國威士康辛大學攻讀政治系，獲學士學位。後又至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獲政治碩士學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曾擔任哥倫比亞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組織中國學生髮表聲明，寫文章，抗議日本侵華，呼籲國人團結抗日。
1932年回國後，在上海法學院、光華大學擔任教授，並擔任王造時主編的《主張與批評》、《自由言論》雜誌的主要撰稿人，發表了《社會主義之路比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等文章，主張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曾資助過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周恩來。
1935年，彭文應參加上海各界救國會。
1938年參加憲政協進會和民主同志會等組織，曾擔任《民主》、《憲政》半月刊主編。“七君子事件”發生後，他參加了宋慶齡領導的營救工作，並隨宋慶齡進行愛國入獄鬥爭。
上海淪陷後，彭文應赴江西，任《前方日報》主筆，在此期間，曾任江西省政府臨時參議會參議，省立永修高級農林學校校長，南昌大學教授、總務長等職。
抗戰勝利後，彭文應回到上海，任上海臨時大學教授，由沈鈞儒、沈志遠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積極投入民主運動。
1947年民盟被國民黨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而解散時，彭文應出任民盟上海市支部地下組織主任委員，領導民盟上海地下組織進行民主鬥爭。
1949年5月初，解放軍解放上海前夕，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下達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彭文應四處躲避，迎來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6月至8月彭文應任民盟上海市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11月在民盟中央一屆四次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1950年1月至10月彭文應又任民盟上海市支部臨工委副主任委員。
1951年10起彭文應歷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屆副主任委員，民盟上海市第三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歷任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一、二、三屆代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第二、三屆常委，第一屆上海市政協常委。
1957年被劃為“右派”，遭受批判，其病妻鄧世琳受驚嚇身亡。
1958年4月，彭文應所擔職務均被撤銷，並取消原有的工資津貼。生活陷入困境。彭拒不認錯。
1962年12月15日，因心包炎敗血症病逝於上海廣慈醫院，終年58歲。文革時期被掘墓。
1980年代，絕大多數右派分子獲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級未獲平反的右派之一。
1989年民盟中央召開《紀念彭文應誕辰85周年座談會》，高度評價了彭文應的一生，“彭文應先生的一生是愛國的，進步的”。
詳細介紹
解放前
1904年6月27日出生於江西省安福縣南鄉西邊村的一個家境清貧的國小教員家庭。1917年夏，用庚子賠款建立的北京清華學校在江西招生，彭文應與同鄉好友王造時在全省二千多人的會考中，分別名列第一第二名。他們二人與另一位同鄉羅隆基後來被國人稱為“安福三傑”或“安福三才子”。三人均學業優秀， 思想進步，先後赴美留學，羅、王獲博士、彭獲碩士學位。回國後，三人積極投入各項愛國政治活動，活躍在中國政壇。在1957年反右時，三人均被打成“極右分子”。
彭文應在1932年回國後，先後在上海法學院、光華大學等擔任教授，同時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和愛國民主運動。1936年發生“七君子”事件，彭文應挺身而出，隨同宋慶齡等組織營救，同宋慶齡一起赴蘇州監獄，主動要求陪同七君子坐牢。
1947年10月，民盟被國府當局宣布為非法組織後，彭文應臨危不懼，毅然擔任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員，四九年易幟前夕， 地下市支部幾位領導人被列入暗殺名單，湯恩伯下令捕殺史良和彭文應。他在申江醫院被追捕，躲至屋頂後化妝逃脫，死裡逃生。但被抄了家，財物搜掠一空，家中老小被趕出家門。
自三十年代起，彭文應積極跟隨中共，反對進攻“蘇區”，主張民主社會主義。1939年在南昌因抨擊政府“消極抗戰，積極反共”而險遭不測。後來周恩來專程前往彭文應擔任總主筆、王造時任社長的《前方日報社》慰問，緊握著彭文應的手說：“彭先生，我代表黨向你表示感謝”。
三十年代初某日，彭文應在滬去探望一位朋友。正言談間，忽有一位儀表非凡的不速之客來訪。見室內有人，不肯進入。只在走道同友人交談。友人匆忙走入臥室翻箱倒櫃尋找什麼。彭同走道上的客人交換眼色，但未經友人介紹不敢招呼。過了幾分鐘，友人急步走入房間，對彭說，這位朋友有燃眉之急，自已的錢和鑰匙都被太太帶上街去了，問彭身上有錢嗎？彭文應立即傾其所有交給朋友，二人都未點數便交給了走道上的客人。友人送走客人後才告之，來人正是通緝要犯周恩來。當天有位地下工作者被捕，須行賄可免送警備司令部。據彭回憶，錢並不多，相當人民幣百多元，此事早已淡忘。
上海解放不久，周恩來到上海視察工作，軍管會主任陳毅召開一次座談會，彭應邀參加。周一眼認出了他。及至散會，周急步走到彭面前，口稱“彭先生”。彭正驚愕，周向他回憶了三十年代初的這件往事。這時陳毅走來，周對陳說，這位彭先生曾經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囑咐陳毅“要記住這個朋友”。 陳毅調京後，彭去北京開會，曾被邀請至陳毅家便飯，歡談甚久。
解放後
彭文應並未把這段往事當作政治資本，加以利用。他作為民盟中央委員、上海負責人、上海市政協常委和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積極參政議政，是中共不可多得的諍友和幫手。他正是以這種磊落的心態參加“助黨整風”運動的，不料最終惹禍上身。
上海的反右運動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領導。1957年7月9日毛澤東親自在上海黨政幹部會上點名說：“在你們上海，就是什麼王造時、陸詒、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
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化名“常孰”，在1957年7月19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質問彭文應》的文章，組織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等圍攻彭文應。同時在上海市人代會，民盟市委和其它地方也對彭文應進行攻擊。把他善意的意見歪曲為有綱領、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集團活動。彭文應秉性耿直，心直口快。在上海市人代會批判右派分子大會上，他作了兩個半小時的發言，一方面聲明自己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另一方面繼續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民主，黨的領導，民主黨派作用和幹部政策等十一個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會上有人把他喻為“披著羊皮的狼”，“右派中的死硬派頑固派”。在勒令他所作的種種“檢查”中，他始終不認一個“錯”。有人奉上面的指示向他暗示， 哪怕只要低一下頭，認一個錯，就可“從輕發落”。彭文應不領這份情，繼續堅持自已的主張，“負隅頑抗”。發誓說，“五次圍剿時我就開始擁護共產黨了……幾十年沒有做過一件反黨的事情。相反，我在為黨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兒女擔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當年在五十五萬右派分子中， 很少有彭文應這樣的頑固分子。在上層愛國人士中更加少有。他“拒不低頭認罪”的態度，激怒了黨內某些領導人。這便是他被定為極右分子的原因。
彭文應受到最嚴厲的懲罰，撤銷盟內外一切職務，保留盟籍，取消工資，斷絕生活來源，監督勞動，逐出南昌路五十五號花園洋房，八口之家遷入一戶十五平方米的斗室，二兒子只能在六平方米的廁所搭床睡覺。妻子鄧世瑢曾是劉海粟美專的學生，1957年7月19日張春橋發表《質問彭文應》一文時，猝死於醫院，時年僅四十四歲。屆時彭正被批鬥，不讓見最後一面。次子彭志平被迫自殺，才十九歲。
在如此兇險的處境中，中共統戰部的官員和民盟代表乘機上門“勸降”。見到他和家庭的悲慘處境後，有一位統戰部官員規勸說，你只要寫上幾十個字的檢查，認個錯，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王造時摘帽後也來勸過他。二女兒薇薇曾跪在彭文應面前求他：“為了兒女，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認一下吧。”在原則問題上，彭文應的信念異常堅定，堅持“……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把我當敵人，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我沒有錯！”
他背負著極右分子的沉重的枷鎖， 在家破人亡的絕境中，仍不放棄言責。於一九六二年初向毛澤東和周恩來秉書直言上萬字，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所有右派分子帽子。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
就在同一個1962年的12月15日， 彭文應貧病交迫，心力交瘁，因心包炎、敗血症，搶救無效逝世於上海廣慈醫院，時年五十八歲。
臨終前的肺腑之言
彭文應雖然是政治學碩士，但因深受當時“科學救國”思想的影響，他對自然科學也很感興趣。在被批鬥的日子裡，他的心思更加轉向了研究科學，從事發明創造。
他曾研究過糙米問題，呼籲人們吃糙米以增加維生素B1。為此，他還專門請上門給他做思想工作的老友王造時，替他在復旦大學圖書館借閱有關的參考書。
1958年下半年，當上海許多“右派分子”被集中到郊區勞動時，彭文應也奉命去了。但他聲明在先：“我是來參加勞動鍛鍊的，不是作為右派來進行勞動改造的！”到了農村，他居然研究起如何改良農具。
1960年的一天，彭文應專程趕赴上海市航道局，說是要提“合理化建議”。他拿出一張圖紙，圖上畫著長長的“列車船”。他解釋說：“採用‘列車船’運輸，可以節省燃料，提高運輸效率。”航道局工作人員覺得他的建議頗有可取之處，尤其認為他關心國家建設的熱情可嘉，於是問他的姓名和工作單位。但彭文應不願告訴他們，留下那張“列車圖”便默默地走了。
實際上，彭文應此時早已沒有工作單位了，只是一位在家閒居的人。不過，他總是閒不住。除了以上創造發明外，他曾設計過“保溫飯盒”，以使建築工人、地質隊員、農民在野外工作時能吃上熱飯；也設計過“鉤搭磚”，磚上有鉤，以節省灰漿，增強牢度；還設計過“兩面褲”，可供兩面穿，既節省布料，使用壽命也比原來長 1倍……
彭文應想以他的創造發明來造福人民，造福國家。
在次子彭志平自殺身亡後，彭文應明顯地衰老了。1962年 11月，彭文應的心臟病加重。王造時聞訊趕來，親自送他到廣慈醫院，並請該院副院長張義明多多關照。好友劉海粟、孫大雨等人聞訊後也紛紛前往醫院問候。
彭文應此時，彭文應已是油盡燈枯。經救治，他的生命僅僅延續了30多天，12月 15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症去世，終年58歲。
當彭文應隱隱感到時日無多之際，曾經連續熬夜，在 1962年寫就一份致毛主席、黨中央的萬言書。他用滿腔熱血發出了最後的肺腑之言：“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
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但彭文應竟然在九泉之下也難得安寧。當“文革”狂瀾突起後，彭文應及其妻子、愛子的墓，一起被掃蕩得無影無蹤。
1989年12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禮堂舉行“彭文應同志誕辰 85周年紀念座談會”。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領導在發言中表示：“彭文應同志離開我們已經27年了，縱觀他的一生，雖也有過一些曲折，但總的來說是愛國的、進步的，是值得緬懷和紀念的。”民盟中央副主席葉篤義專程赴滬出席會議，並和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談家楨等人發表了講話，這次紀念座談會，實際上是為彭文應恢復了政治名譽。
評價
他的老同學潘大逵先生在《我們不能忘記彭文應》一文中回憶道：“30年代初文應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相暢敘，忽又有一位儀表堂堂身著西裝的不速之客來訪。因見客房裡有陌生人，便不肯進入，只在過道中和文應之友交頭接耳私語幾句，文應之友便立即匆忙跑進寢室尋找什麼。客房的門開著，文應和站在過道中的西裝客人彼此曾一再交換眼神，但因未經介紹，西裝客人面容又極為嚴肅，相互都未招呼，當然更說不上交談了。約過一二分鐘，文應之友復急步回到客房，對文應說道：這位來客現有燃眉之急，自己身邊的錢和鑰匙，不巧都被太太帶著上街了，問文應身上有沒有錢。文應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點就馬上拿出去交給候在過道上的西裝客人。這位客人未再說話，也未問錢數，接過手後一面把錢放入上衣裡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點頭，便匆匆走了。文應之友送客轉來，才對文應說出內情。原來這個西裝客人就是當局正懸重賞緝拿的周恩來，因當天拂曉有個地下同志被捕，如通過關係進行賄賂即可免送警備司令部，周一時手中拮据，所以前來告急求援。文應同志回憶，錢並不多，約相當於今天人民幣百元左右，事過之後早經淡忘。誰料事隔多年，周總理不僅未曾忘卻此事，而且還記得文應同志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總理到上海視察，上海軍管會陳毅同志特為召開一次座談會，文應應邀出席。會上總理講了話，文應覺得總理似乎特別注意他；又以為也許是主觀幻覺，因自己從未與總理有過聯繫接觸。及至散會，總理竟快步趕到文應面前，口稱‘彭先生’，熱情地與之握手。文應正感驚愕，總理已向他回溯了30年代初的這件往事。這時陳老總走近總理身旁，總理特鄭重給陳介紹說，這位彭先生曾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並囑陳老總要記住這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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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人物（二）
| 中華民國是從清朝滅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期間的國家名稱和年號。簡稱民國。位於亞洲東部、東臨太平洋，成立於1912年的民主共和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及聯合國五個主要創始會員國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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