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由來
1793年,馬戛爾尼使華。 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可謂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可在當時,這並沒有引起清朝政府和乾隆皇帝太多的重視。事後,《清史稿》也只是這樣簡單記述:“五十八年(1793),英國王雅治遣使臣馬戛爾尼等來朝貢,表請派人入京,及通事浙江寧波、珠山、天津、廣東等地,並求減關稅,不許。”
的確,在清朝當局眼裡:馬戛爾尼使團只不過是慶賀乾隆皇帝生辰的眾多外來使團中的一個。而馬戛爾尼使華所提出的通商要求被清廷婉拒。馬戛爾尼無功而反。但這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是一次偉大的撞擊。
西方,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英國第一次試圖叩開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這次叩門發出的只是微弱的聲音,顯然不足以對當時的中國有任何震動。但是,半個世紀後,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在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下,不得不被迫開國,由此開始了近100年的屈辱歷史。也就產生了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大課題:曾經長期領先於世界的農業中國,為什麼從17世紀中期起,反倒落在歐美之後,不能率先實現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不僅不能率先,甚至還不能由自身主動地實現“走出中世紀”,必須被別人“轟出中世紀”? 而我們被人轟出中世紀並不是沒有前兆的。
16世紀,當西方的傳教士遠涉重洋來到東土時,我們只是對他帶來的小小的三稜鏡、時鐘和地圖 產生興趣,甚至,這樣的關注也必須建立在確立中國為世界上唯一的中心和重心這一地位為前提的 。西方文明的先聲就這樣被我們錯失了,康熙朝時,北方的沙俄已經擴張到了清朝的龍興之地——黑龍江。相對公平的《中俄尼布楚條約》除了在中俄邊界留下了一塊“中俄尼布楚條約待議地區”外,似乎並沒有引起清廷多少注意。此後,北京還接待了來自葡萄牙與荷蘭的外交使節 。西方的聲音對太和殿似乎並沒有產生什麼太大的影響。
角度不同
時間角度
如果僅從時間延續這個縱向的角度來看,馬戛爾尼使華,如果和四十多年後的中英鴉片戰爭沒有什麼聯繫。自然也會像無數歷史陳跡一樣消散在歷史長河中 ,可正是由於這場戰爭,宣告一個新紀元的開始,中國從“世界的全部”走向“世界的部分” ,換言之,中國人眼中的世界就由過去的九州一隅擴大到了整個地球,而中國則從過去的天下縮減到了東亞一隅。 在這樣一種“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的強烈震動下。中國經過了150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成一個現代國家,影響了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 回溯這段往事,很多人都提出種種假設,如果當時清廷能夠和英國達成平等貿易的協定,接受英國當時不算苛刻的條件,這後來的一切是否可以避免。一部屈辱的近代史就可以重寫。但是,歷史學家的任務並不是去推算、假設、重演歷史。中國之所以成為現在的中國,不是一個人、一個團體所能決定、改變的。
空間角度
如果從空間的橫向角度來看這段歷史,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西歐的法國正在爆發一場自下而上、規模空前,堪稱最為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 雨果甚至用“九三年”為書名,用文學的方式記錄了那段歷史。當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被高高舉起,那個不可一世的路易十六丟掉了高貴的頭顱。而在東方的中國,君臣上下還在討論是否要讓遠來的西方使節行中國的“三跪九叩”之禮,歷史的殘酷正在如此,不會因為相隔萬里就老死不相往來,若干年後,法國大革命的最大得益者——拿破崙·波拿巴把這個曾經存在於馬可·波羅眼中神話般的國度比作東方的睡獅,提醒西方列強不要去驚醒它。但有一點可以確信,在他說這句話之前,英國,這個法國的近鄰和冤家已經開始將視線沿著麥哲倫的航路去中國尋找更多的商業機會和貿易夥伴。在這個坐標點上,東方和西方聯繫在了一起;傳統和現代聯繫在一起;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