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陶井尺寸：高22.8厘米，底邊長13.4厘米，口邊長16.3厘米。
重量：2418克
特徵：紫泥胎，胎質堅硬，呈長方形，折口邊沿，平底。為陪葬明器。
來源：省博物館撥交。
陶井是一節節用泥土燒制的陶圈套疊起來砌成筒狀的井。1956年,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地區陸續發掘春秋戰國至西漢時期的陶井151座,其中屬春秋戰國時期的36座,西漢時期的115座。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地區是在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計有130座,最密處6平方米內重疊達四處之多。1965年以來,配合北京市建設工程,考古工作者又先後發掘出戰國至西漢時期的陶井120座。這些陶井分布在宣武區陶然亭、姚家井、北線閣街、琉璃廠等處。較密集的地方仍為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計發掘陶井55座。1972年,配合人防等工程,又先後在宣武區境內的中國圖片社、藥材公司、回民學校、印刷一廠、大華陶瓷廠、南椿樹館、汽車三廠、北京京劇院、衛生材料廠和椿樹館、韓家胡同等處,陸續發掘出一批戰國至西漢時期的陶井,其形制與永定河引水工程中發掘的陶井相同。其中,在牛街北口的回民學校發掘陶井中,還出土了五銖錢和王莽時期的大泉五十銅錢。戰國時期燕國都邑薊城的地理位置在歷史文獻中記載甚少。僅據《戰國策·燕策一》所記,推斷燕薊城的位置約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而出土陶井的地區有陶然亭、南線閣街、北線閣街、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表明歷史上這個地區的居民比較稠密。在這些地區出土的瓦當、陶井圈等。陶井圈做工精細,戰國時的陶井圈節高27厘米—54.5 厘米,直徑60.5厘米——63.5厘米。外壁印席紋和繩紋;內壁一般是素麵,個別的印有席紋和繩紋。漢代陶井圈每節高20.5厘米—38.5厘米,直徑68厘米—91厘米。外壁印粗、細繩紋;內壁印鏇渦文、雲紋,也有素麵的,為研究和確定薊城即位於今宣武區廣安門一帶提供了佐證。
相關知識
一.漢代陶水井的形制及特點
南陽漢墓中用陶井隨葬十分普遍。在已發表的唐河石灰窯村漢畫像石墓(1)、唐河郁平大尹馮君孺人漢畫像石墓(2)、方城縣黨莊漢畫像石墓(3)、南陽縣蒲山漢墓(4)、新野縣樊集漢畫像磚墓(5)等均有陶井隨葬。南陽地區漢墓中出土的陶井，從質地上可分為泥質或夾砂灰陶、紅陶；紅釉、黃釉和綠釉陶幾種，早期多灰陶或紅陶，晚期多紅胎釉陶。根據其形制，可將這些陶井歸為三型，各型內有若干式並有附圖。
第一型，分二式
Ⅰ式：敞口，平沿，方唇，筒腹，腹徑上大下小，無底，腹飾寬大的凹弦紋。Ⅱ式：斂口，平沿，筒腹，腹徑上小下大，無底，腹飾不規則的寬凹弦紋。
第二型，分七式
Ⅰ式：斂口，平沿，腹稍鼓，最大徑在腹下部三分之一處。下部的腹壁內收，平底或稍內凹。Ⅱ式：斂口，平沿，方唇，腹壁斜直，平底或無底。Ⅲ式：口微斂，寬沿，束頸，平底，底徑小於腹徑。Ⅳ式：斂口，平沿，腹稍鼓，腹部最大徑在1/2處，下腹呈直筒形，平底。Ⅴ式：口微斂，平沿，腹稍鼓，腹部最大徑在中部，下腹部內收，小於中部，平底。有的在腹部飾兩周凹弦紋。Ⅵ式：斂口，平沿或方唇。腹部稍弧。最大徑在下部，平底。此式多有拍印的紋飾，在口沿部和整個腹部，以菱形紋、葉瓣紋、魚紋、小方格紋、回紋和凹圓圈紋等較常見，繁縟複雜，十分美觀。Ⅶ式：斂口，平沿，斜腹，最大徑在下部，平底。小汲水壺塑在腹壁外部。
第三型，分六式
Ⅰ式：長筒形井筒，平沿外折，平底。在井上部約三分之一處為井欄，井欄較井筒為粗。Ⅱ式：長筒形井筒，口部平唇，上有提梁形陶製井架，井架上有四阿式井亭。Ⅲ式：圓井筒，平沿，井沿上有對稱的兩直耳為井架，架上設橫樑，梁下設滑輪。Ⅳ式：方形，整體仿木石結構製作。無井筒，井口有井欄，其上設井架，呈梯形；井架上裝有滑輪。井外壁飾作淺浮雕式的幾何圖案，其間並飾五銖錢圖案。該井造型特殊，同南陽漢墓中常見的陶井形制不同，但與洛陽燒溝漢墓第二型陶井相仿。Ⅴ式：方形，井體較短，下有方形座。井壁外有井欄，井筒與井欄合為一體，無顯著區分。座為四面斜坡式，每面下邊沿處各有一流水槽，造型別致，使用起來安全衛生。Ⅵ式：方形，整體為仿木石結構的井樓房。方井筒，寬平沿，沿上兩邊有對稱的牆壁形井架，壁上部各有一小圓孔。上為懸山式兩面坡頂。整個井樓設計合理，使用方便衛生。
南陽地區出土的這批漢代陶井，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與洛陽燒溝漢墓(6)出土陶井相比較形制上差別很大，只有方城黨莊漢墓出土的一件綠釉陶井與洛陽燒溝漢墓二型井相仿，燒溝一型、三型井在這裡不見。總的來看，南陽出土的陶井大部分為圓筒形，內有汲水小罐；少數為方形，一部分帶有井欄、井架、井亭、滑輪等附屬檔案。圓筒形井，形制也有區別：或有底，或無底；或口小底大，或口大底小；或直筒腹，或弧腹、斜腹；或素麵或飾有精美的紋飾，反映了漢代陶井形制的多樣化及先進的制陶造型技術。
從製法上看，圓形井多為輪制，無井筒的方井欄則為模製，井欄上的支架及附屬檔案多模製。圓井筒下部三分之一比上部稍厚，接觸地帶痕跡明顯，有的簡單地用一周凹弦紋表示。口沿的製作上，有的為平沿，有的平沿再向下折成方唇。井身紋飾除弦紋外，多是模子印打在器身上的。
時代上，隨葬的這批陶井從西漢晚期經新莽至整個東漢時期。
這批陶井中，有許多帶有井欄、井架、滑輪等附屬檔案，那是當時先進的汲水設施的再現。隨著井的深度的增加和生產技術的發展，促使提水用具不斷有所改進和發展。首先是發明了簡單的機械桔槔，進而有了較先進的轆轤和滑車提水工具。這兩種機械裝置，大大減輕了從井裡汲水的勞動強度，無論用於生產和生活，都具有普遍易行的實用意義。用滑車汲水在漢代使用已很普遍，許多漢代畫像石、磚上都有用滑車汲井水的圖像，漢墓中出土的這類陶製水井模型，更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滑車等汲水機械及井的附屬設施，彌補了考古發現中漢古井的不足。
二.漢井的用途及陶井的隨葬
井的發明，是古代社會邁入文明的標誌之一。它大大減少了古代人們對江河的依賴性，為城邑的形式，國家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周書》說"黃帝穿井"，"堯民鑿井而飲"。鑿井的歷史相當悠久。中原地區的裴李崗、湯陰白營遺址都發現有新石器時代水井，而且井較深，說明當時鑿井技術已相當成熟，使用水井當有相當長的歷史。《世本》記："湯旱，伊尹教民田頭蓄井以灌田。"這是商代已有鑿井灌田的歷史記載。
經春秋戰國至漢代，鐵制工具廣泛套用，隨著生產發展的需要和鑿井技術的提高，開鑿水井更加普遍了，水井已被廣泛套用於生產和生活。漢代考古中，南陽市文物研究所1997年和2000年分別在南陽白河鎮雙鋪村及白河灘上發現漢代井群，兩處遺址均位於農業生產區內，附近沒有發現大的建築基址、墓葬等，疑為灌溉用井。文獻記載，南陽漢代水利設施發達，西漢，南陽太守召信臣在修有大的渠堰等水利工程外，還建有為數眾多的漢土當、漢井等小型水利工程，為促進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兩處井群離白河較近，蓄水方便，用於灌溉的可能性較大，相對於灌溉用井，南陽市文物工作者在1959年和1994年，分別於南陽漢代冶鐵遺址(7)及漢代鑄幣遺址手工業生產區內發現漢井群，根據其位置斷定，這些井顯然是用於工業生產的，考古材料所提供的漢代水井，有瓦圈井，也有磚券井，券法既簡單又堅固，券井技術進一步提高(8)。而且井已在漢代工農業生產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漢代南陽郡，為全國著名的大郡。西漢時是著名的冶鐵中心和商業都市，經濟發展居全國領先地位。到了東漢，由於光武帝劉秀髮跡於此，有"帝鄉""南都"之稱。政治地位重要，經濟繁榮，豪強地主勢力膨脹，名門望族、功臣將相雲集。漢代這裡的厚葬之風較其它地區尤甚。他們崇尚迷信，認為"人死輒為神鬼而有知"，"活人需要的，死人也需要"，所以死後皆建設冥宅大墓，生活用品大量隨葬。西漢前期和中期，主要隨葬生前實用器，西漢中期以後，增添了各種專門為隨葬而燒造的陶質明器，包括倉、灶、井、磨、樓閣模型和豬、狗、雞、鴨等禽畜偶像。《漢書·百官公卿表》中載有："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內器物"的話，說明那時統治者們死後，還有專職官員來主持造作冥宅大墓里所需要的一切陪葬物品。南陽漢代墓葬中開始出現陶井隨葬，就在這個時序之列。
1991年，在南陽鐵官所屬的冶鐵遺址制陶作坊，還發現了專門製造隨葬明器的作坊。在七個陶窯址出土的遺物中，除一部分是鼓風管殘片、耐火磚等殘塊外，一大部分是漢墓中常見的倉、壺、井、灶、陶狗等明器燒壞的殘塊，說明制陶作坊在保證冶鐵所需的陶製品外，還多品種、大規模地生產隨葬明器，成為南陽隨葬明器的一個生產基地，為漢墓隨葬陶井提供了充足的貨源。
在漢代考古工作中，中原地區多發現水井及水井模型，而南方及成都、關中地區則多發現水田陂池模型，反映了各地作物種類的不同和種植上的區別。南陽地區出土的這批陶井模型，對我們了解漢代水井的形制，研究漢代喪葬習俗，是一批珍貴的實物資料。
注釋：
(1)《唐河石灰窯村漢畫像石墓》，載《文物》1982年第5期。
(2)《唐河漢郁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
(3)《方城黨莊漢畫像石墓》，載《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4)《河南南陽縣蒲山漢墓的發掘》，載《華夏考古》1991年第4期。
(5)《新野樊集漢畫像磚墓》，載《考古學報》1990年第4期。
(6)《洛陽燒溝漢墓》，科學出版社，1959年。
(7)《南陽北關瓦房莊漢代冶鐵遺址的發掘報告》，載《華夏考古》1991年第1期。
(8)《河南泌陽板橋古墓漢古井的發掘》，載《考古學報》195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