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著作
陳永齡《民族學淺論文集》、《中國民族學史》(英文版)、《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民族學》(合著)、《論中國民族學在新時期面臨的新課題》、《新疆現代政治社會史略》(合著)和《我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等。其中，《民族學淺論文集》一書囊括了陳先生大部分的著作和學術成果。
人物歷程
陳永齡1937年考入燕京大學，初學新聞學，繼轉入社會學系就讀。1941年畢業，同年考入該校研究院社會學部攻讀碩士學位。後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輾轉至重慶。經吳文藻先生舉薦，遠赴新疆開拓民族學研究陣地。1942年起在新疆學院任教，1944年8月遭軍閥盛世才的迫害被捕入獄。次年初，出獄回到成都，復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從林耀華先生門下，兼任助教。1947年獲碩士學位，次年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師，1951年起任燕京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次年調入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任部務秘書。1956年參與組建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先後任民族志研究室主任、系副主任。1979年升任教授。次年，任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以後又擔任中央民族學院(大學)民族學系、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並獲國務院頒發的具有突出貢獻的專家政府津貼。曾受聘擔任加拿大里賈納大學客座教授、印第安學院特聘講員、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特聘講員、史丹福大學和華盛頓大學富布萊特訪問學者，曾多次參加世界社會學會、哈佛大學伊斯蘭教國際論壇、印度統計學會等國際學術會議，對中外民族學、人類學的文化交流和學科振興做出了積極貢獻。陳永齡還先後擔任中國社會學會和中國民族學會顧問，北京市社會學會副會長、顧問，中國民族學會、人類學會理事，中國少數民族文化藝術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家教委中央民族大學(微博)文科文獻信息中心學術諮詢顧問，國際影視人類學委員會委員。
中國民族學史的第一敘事人
“1988年以後，民族學學科正式得到承認，進而有了迅速發展。我個人也有歷經坎坷而知履平地之樂。”
從燕園的學術殿堂到大西北、大西南再到無數個異國異族，陳永齡先生的研究領域廣闊浩瀚，在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史等方面造詣深厚，尤精於中國民族學史、新疆民族史志研究和中國少數民族志研究。
作為親歷者，陳永齡先生長期聚焦民族學在中國的發展史。“我的專業是民族學，多年來，關於民族學研究的對象和領域問題與其他兄弟學科常常爭論不休，也困擾自己。”他認為，爭論雖多，但基於一點，即任何民族學問題的研究絕不能脫離一個民族整體的、全面的研究。民族學研究的對象，從縱向看，涉及其起源、形成、發展、遷徙、融合的過程；從橫向看，則涉及其社會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各個方面。民族學專家因時、因地、因任務、因專長的不同而對某些民族的某些方面偏重研究。民族學必須具備多方面的知識和訓練；綜合性研究，決定了民族學學者必須虛懷若谷、耳聰目明，善采眾學科之長。他與王曉義合作撰寫的《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民族學》(原載於《民族學研究》第一輯，民族出版社1981年)一文，堪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研究20世紀前期中國民族學發展最重要的論著。該文對民族學各個流派對中國的影響和在中國的發展做了回顧，並對1949年前中國民族學的活動領域、研究範圍等進行了詳實介紹和開創性的討論，他的觀點後被學界多次提及和引用，並成為後輩研習中國民族學史的著力最深的經典論文。1985年，陳永齡在《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上發表文章，對民族學引入中國的歷史做了詳盡的追溯。1988年至1989年，陳先生為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開設了“民族學在中國的實踐”課程，根據先前的講義和多年研究成果用英文編寫了《中國民族學史》，這是對中國民族學史進行概括總結的第一部專論，資料翔實，論述嚴謹，評價中肯，尊重事實，填補了學界空白，並產生了一定的國際影響。此外，《民族學》、《談談我國民族學的幾個問題》、《論中國民族學在新時期面臨的新課題》和《探索漢族民族學研究的幾個問題》等一系列著作都反映了陳永齡先生對中國民族史的凝神關注和獨到見解。另外，他還十分強調尊重少數民族的情感問題。1979年，陳永齡做了題為“關於歷史上我國民族關係和民族戰爭問題——兼論歷史劇與民族關係”演講，提醒戲劇工作者在創作中能對民族內心的情感給予更多關照，使得少數民族群體健康成長，促進社會主義的民族團結。他說，民族史綿延不絕，民族問題紛繁複雜，自己的一生自與民族學結緣，便循著中國民族學的發展之路而行，有多遠行多遠。
視“田野”為生命線和動力
“我獲益於實地調查的學風很多，雖然飽嘗酸甜苦辣，但終了都是幸福的。調查使我更加理解和接近社會現實，也深感它對社會科學至關重要。”
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的成長道路上必須經過紮實的實地調查，必須孜孜以求豐富自我、充實自我。正如陳永齡先生所堅持的，“田野調查是社會科學的生命線和動力，也是提高學術實踐和社會實踐極好的方法。”從平郊村的農民朋友到新疆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從內蒙草原的蒙古族、達斡爾族到川北、甘南的藏族、大涼山的彝族；從甘肅青海的土族、東鄉族、回族到廣東的排瑤，再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陳先生經歷了無數個豐富多彩的田野，經歷了從教會學校學生到民族學家、訪問學者等角色的多次轉換。
在許多場合，陳永齡先生都曾提到自己在新疆和川北的田野經歷。“在新疆和川北兩地的生活和實地調查的經驗，使我對民族比較文化之研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也許是我後半生對民族學學科樂此不疲的基礎。”在新疆學院當教員時，他主動接觸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錫伯、回、俄羅斯等各民族同學和同事，觀察、了解當地民風民俗。即使身陷獄中或是遭受政治高壓，他都以各種方式踐行著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的使命。在新疆四個月的牢獄之煉，他與民族同胞朝夕共處，更是悟到了“局內觀察法”的真諦。1945年7月，陳永齡隨林師耀華赴四川西北理縣藏族嘉戎地區作文化生活考察。師徒二人起自成都，北去灌縣沿岷江上溯，經汶川轉至梭磨、桌克基等地，共行二千餘里，歷時六十三日，其間，經歷了饑寒、病患甚至生命危險。回校後，陳永齡悉心撰寫碩士論文《四川理縣藏族土司制度下的社會》，邁出了學術路上堅實的第一步。文章從地理環境、歷史變遷、家族結構、階級區分、政治內幕、經濟生活、宗教氛圍等多個角度對嘉戎社會作了詳盡的描述，對土司制度進行了細緻的分析，填補了學界的空白。
燕京大學由成都復校北京後，社會學系繼續堅持實地調查的傳統。除繼續先前平郊村的調查外，系裡派陳永齡主持開發新的京郊農村實地基地。1949年，陳永齡帶領第一批同學進駐樹村。他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還參與當地土改工作，使得田野調查同政治實踐密切結合起來。1949年2月，北京新政權成立，就京郊是否進行土改問題，燕大時任校長陸志韋指定社會學系前往為金陵大學代管的京郊南苑華美莊了解情況。這是陳永齡首次做針對性的調查。他帶領5名畢業班學生深入農戶，順利完成“南苑華美莊調查”報告，如實介紹了當地土改前的若干問題。報告得到了區政府的高度肯定，也為社會學系的實習課程提出了積極性的建議。
一路行走田野，兩目關注民生。此後幾十餘載，陳永齡先生始終堅持以田野調查作為研究的必由之路。1950年，他作為內蒙古呼納盟(今呼倫貝爾盟)民族調查組副組長，深入遊牧區開展研究；1953年，他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赴甘肅、青海民族調查組組長，對甘青地區的藏族、回族、東鄉族、土族和撒拉族，特別是對著名的藏傳佛教寺院塔爾寺、拉卜楞寺和佑寧寺做了全面、細緻的調查。1956年，在毛澤東“搶救落後”的指示下，由彭真同志親自抓，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先後組織了16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陳先生積極參與其中，並先後擔任四川組學術秘書和青海組組長，先後赴四川、青海等地對彝族、土族、撒拉族、回族、藏族和蒙族等不同民族的族源、社會經濟結構、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評價、民族關係、意識形態、宗教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解決了不少問題，為學界推出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發表了諸多有關民族和民族史的優秀作品，如《我國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十九世紀以來新疆動亂的啟示》、《試論社會改革前我國少數民族封建遊牧部落的幾個特點》、《有關涼山彝族社會歷史的若干情況》(合作調查報告)、《青海土族政治的演變》(合編)、《青海塔爾寺情況》(合作調查報告)等。
1979年，國家民委組織成立“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委會，在總結歷年少數民族調查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編寫出版了《中國少數民族》，成為介紹我國民族歷史和現狀的權威著作。陳永齡先生擔任這本重要著作的副主編，協調中國民族學界當時的主要學術骨幹分工撰寫，並由其最後執筆定稿。之後陸續出版了各民族歷史調查專刊及通俗讀物《中國少數民族常識》，為中國民族學的鞏固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回首過往，他將這段近十年的國內民族研究比作自己學術人生中的奠基石：過去我對社會發展史、民族史、民族志的理解比較空洞、教條，印象亦不深刻。經過多年對不同民族的實地調查，我逐漸了解到社會各發展階段的複雜特點和各民族之間的共性與特性。學習理論、政策的同時，很自然地會聯想到這些活生生的內容，感覺自己的知識庫有了極大的充實。
與民族學的“異國情緣”
“研究異域民族，是每個人類學者的期待。而我，幸運地得到了上帝的恩惠。”
1980年，陳永齡應加拿大薩斯喀撤溫省里賈納大學之邀前去講授《中國少數民族和民族政策》，同時開展對加拿大北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訪問研究。回國後，他陸續發表了《覺醒中的加拿大印第安人》、《記加拿大“第一民族”——印第安人》、《北美印第安人心聲》等介紹北美印第安人現狀的文章，為中國民族學界研究異域民族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
1982年，陳永齡再次接受加拿大印第安學院邀請，為其世界土著民族研究班授課，並參加了在里賈納舉行的“第一世界民族大會”。陳永齡在政治和法律圓桌會議上作的關於“中國民族政策”的發言，受到了與會者的高度關注。之後，他還完成了印第安人領袖、“第一世界民族大會”創始人喬治·曼紐爾《第四世界》中文版的編撰工作。
上世紀80年代，陳先生還多次赴美講學訪問。從西雅圖到科瓦利斯，從舊金山到新罕布夏州漢諾瓦，從洛杉磯到華盛頓州塔科瑪……，所到之處，他都激起了學界思想的交鋒。他與史丹福大學、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等多個知名院所的人類學家們深入交流了研究心得，為西方學界逐漸真實地認識中國、認識中國的各個民族搭建了溝通的橋樑。1986年，陳永齡赴印度新德里參加由國際社會學會召開的第十一屆世界社會學大會。他呼籲正視人類社會的病痛和危機，希望更多國家參與，共同推進不同地區建立合作，強化彼此對話，共同研究並解決社會問題。他主張學術研究突破國家界限，與國際學術界保持同步，關注國際最新理論的進展與研究成果，以審慎的態度加以批判性、建設性的吸收和借鑑。
人物評價
低調做人，踏實為學
所謂“大師”，即達到學術跟做人皆高的境界；凡教授知識外，更是為人、修德的典範。早年深受吳文藻、林耀華、楊堃、趙承信等先生的薰陶，陳永齡自求學以來一路踏實、勤懇，走得穩健，行得從容。他十分注重知識積累，隨時隨地做田野筆記，多讀書、廣涉獵；他繼承老一輩學人不怕苦、能戰鬥的職業精神，即使在西域身受軍閥控制難得自由或是在川北深夜逢雨幾乎墜崖，他都堅韌、自強，無怨無悔；他堅持真理，不畏艱險，縱然受到牽連、批判，卻高舉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大旗。先生的學術建樹令人敬仰，他對顛簸沉浮無謂的態度更令後輩感嘆。
為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陳永齡先生忠誠熱愛教育事業，對後生晚輩循循善誘，悉心培育。他教導學生紮實理論根基，注重跨學科知識的積累和思維模式的培養；他激發學生的研究興趣，提倡“聚焦”，主張開拓屬於自己的研究陣地；他鼓勵學生深入田野，在一點一滴的實踐中磨練意志，檢驗真知。而今，桃李滿天，陳先生卻依舊淡然。他說，自己只是盡了為師者應盡的責任。一次，他的學生王建民在剛參加工作時曾經協助他整理出一篇有關《第四世界》的介紹文稿，因為原作是陳先生親自操刀，又由先生過目，自然就署上了陳先生的名字，但是他執意要求刪去並換上學生的名字。
教學科研而外，陳先生還曾經擔任過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歷史系和民族研究所的行政工作和領導職務，主持和參與了諸多國家級課題，其中的行政管理和協調工作十分繁雜。他為人謙和、辦事認真的態度給協作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到陳永齡，許多認識他的人都會說：“他是一個好人！”
寬闊的學科視野、鮮明的學術風格、踏實的治學作風和進取的為學心態，使得陳永齡成為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界的一代大師。他的精神影響了一批又一批年輕人走向理想的殿堂。
盤點中國陳姓教育家（三）
| 教育是立國之本，所以我們要尊重教育，大力發民教育。這個任務就是向大家介紹中國陳姓教育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