鑌鐵簡介
鑌鐵的定義
鑌鐵鑌鐵 （fagoted iron）：古代的一種鋼，把表面磨光再用腐蝕劑處理，可見花紋，又稱“賓鐵”。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論》卷六說，鑌鐵有鏇螺花、芝麻雪花；常用的腐蝕劑為金絲礬，又名黃礬（硫酸鐵）。鑌鐵原產波斯(今伊朗)、罽賓（今克什米爾）、印度等地，約在南北朝時傳入中國。此後中國也掌握了制煉鑌鐵的技術。元朝工部設鑌鐵局，明代新疆、山西都產鑌鐵。古代中近東、南亞有花紋的鋼器分為兩大類:一種以印度烏茨（Wootz）鋼為原料製成；一種以高碳鋼和熟鐵疊打而成。唐慧林《一切經音義》卷55所說鑌鐵“以諸鐵和合”，當指後者。鑌鐵主要用來製作刀劍，鑌鐵劍極其鋒利，有“吹毛透風”之譽。 （參考書目 張子高、楊根:《鑌鐵考》,《科學史集刊》第7期,科學出版社，北京，1964。）
“鑌鐵”與“大馬士革鋼”的關係
大馬士革鋼大馬士革鋼
勞費爾大概是最早將中國的鑌鐵與西方的大馬士革鋼聯繫起來的 ， 以後章鴻釗 、 張子高 、 楊寬等多支持此觀點， 然而仔細考察大馬士革鋼的辭彙來源以及 “鑌鐵” 在古文獻中的種種含義後卻發現不盡其然。
根據前文提及的 “鑌鐵” 多種含義可知， “鑌鐵” 並不僅僅指表面花紋鋼， 從開始就是作為一種從國外傳進來的高質量鋼鐵製品存在的， 用來製作的物品也是多種多樣， 顯然很多東西不能像刀劍那么方便顯現表面花紋來， 後來甚至引申出很多意思， 如 “鑌鐵局” 、“鑌鐵祠” 等。各朝字典對 “鑌” 字的釋義中從未提及花紋特徵也可見一斑。事實上， 古人對 “鑌鐵” 的定義一直就在鋒利、 質量好等方面， 也就相當於現在的高碳工具鋼， 偶爾出現的花紋特徵也會作為稀罕事物認真加以描述。
所以 “鑌鐵” 不是“大馬士革鋼” 的同義詞，但“大馬士革鋼”的內涵基本上可以包含於“鑌鐵” 中，“大馬士革鋼” 更多時候是與刀劍（ 或 ）等聯繫在一起的。
從文獻的表現來看，“鑌鐵” 更接近於包括烏茲鋼、布拉特鋼的坩堝鋼系列，理由如下：首先， “鑌鐵” 文字最早出現於隋代從天竺等地翻譯過來的經書，而當時的天竺正是坩堝鋼的主要產地； 其次，鑌鐵來源於罽賓等外國，而考古發現較早坩堝鋼的巴基斯坦最北部塔克西拉古城也在古代罽賓國境內； 再者， 鑌鐵一直是中國的一種主要進口產品， 古文獻提到的幾個主要產地如罽賓、 波斯、 大食、 天竺等恰恰也是坩堝鋼的主要產地。
“鑌鐵”不是“大馬士革鋼”，“烏茲鋼”的同義詞，更接近於坩堝鋼系列。鑌鐵更象由中亞的布拉特鋼加工得來，而由南亞烏茲鋼加工得到的大馬士革鋼卻很少見（不是絕對沒有）。
刀劍的品質等級
刀的品質分類：鐵刀、鋼刀、純鋼刀（精鋼、百鍊鋼）、柔鋼刀、青鋼刀（鑌鐵）、寶刀（極品鑌鐵刀、隕鐵刀、烏茲鋼刀wootz）。 鐵久煉成鋼，鋼久煉柔純，再煉成青，更煉成寶。一般人只會打造鐵刀與鋼刀。上品精鋼刀，鋼色純正，煅打而成，其質感如同鋼中美玉。精鋼刀百鍊成鋼，削鐵如泥；柔鋼刀，柔可繞指。至於青鋼刀（鑌鐵）、寶刀是世間稀有的珍寶，極難得到。（為嘩人耳目，金玉在外，敗絮其中的“樣式貨”不能歸屬於其中的分類）。
鑌鐵有“鑄造”和“煅打”兩種製作方式，“鑄造出來的刀劍”（鑄造結晶花紋鋼）品質優於“人工煅造方式”（焊接）。
“鑌鐵”與“花紋鋼“的關係
花紋鋼（pattern steel）：用來製作寶刀、寶劍一類名貴器物的帶有花紋的鋼，中國古代又稱"花鐵"、"文鐵"。把花紋鋼表面打磨光淨，或者再腐蝕一下，花紋就顯示出來。花紋鋼的花紋形態有如流水，有似彩雲，或象菊花，或類似木紋等。歐洲人說的"大馬士革鋼"、俄國人說的"布拉特鋼"，以及古時由波斯、罽賓(今克什米爾)傳入中國的鑌鐵都屬於花紋鋼。中國古代關於花紋鋼的記載至遲始於東漢時，在唐、宋、明、清都可見到。西晉傅玄《正都賦》說的"白辟文身"刀劍、宋沈括《夢溪筆談》說的魚腸劍、松文劍等都是由花紋鋼製成的。
花紋劍的紋理有各類分法
1.根據工藝原理，花紋鋼分4種類型：
①折花鋼:由兩種或多種含碳量相差較大的鋼、"鐵"材料反覆摺疊鍛合而成。
②灌煉花紋鋼：由生鐵和"熟鐵"合煉而成。
③調畫花紋鋼：由不均勻的表面滲碳而成。
④銼花鋼：是在已經夾鋼的刀劍刃部相間地把表層材料銼掉、鍛平而得到的。如果控制得當，這類刀劍就有較好的花紋，較為鋒利，並具有一定的彈性。
2.根據表面上光滑度：可分為平面紋和糙面紋；
3.根據材料可分為：鑄造結晶花紋鋼（烏茲鋼、鑌鐵）和人工鍛造（焊接）花紋鋼；
坩堝鋼(cast steel)
坩堝鋼：熟鐵、木炭和其他物質在坩堝中熔化後形成的混合物製成的鋼。
坩堝鋼歷史上關於鑌鐵的記載
鑌鐵劍“鑌鐵”作為一種高質量的鋼鐵製品在中西技術文化交流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鑌鐵”最早文獻記載於隋代的《不空羂索咒經》，見於史書最早為初唐的《周書》、《隋書》。唐代惠琳《一切經音義》有“鑌鐵”最早的詞義解釋。“鑌”字除了外來語直接音譯以外，也可解釋為來自罽賓的鐵。“鑌鐵”頻繁出現在各種古代文獻中，其中作為物產出現最多。
大馬士革鋼什麼時候傳到中國的？
隋代有最早關於 “鑌鐵” 的記載， 也就是說烏茲鋼或者布拉特鋼至遲於公元 世紀傳入中國。但如果大馬士革鋼僅僅作為那種自然生成表面花紋的特殊鋼來看的話， 傳入中國的時間卻要晚得多。
鑌鐵目前談到 “鑌鐵” 花紋的最早中文文獻恐怕只有李白的 《暖酒》 詩這一個孤證了。如果李白比阿爾金迪早100 年就知道鑌鐵的花紋特徵話， 似乎顯得有點不可思議。而且其他唐代的各種文獻， 包括 《大藏經》 也沒有對鑌鐵花紋特徵的任何記載 ， 所以 《暖酒》 詩不僅為孤證甚至可能是偽證， 而前文所述語言學的證據也證明其為後人偽作。
那么目前所知最早談到鑌鐵刀劍花紋的應該是宋末元初時期周密 《雲煙過眼錄》 中那把 “金水總管造” 刀的相關記載， 年代大約可到金朝 （1115 —1234 年） ， 這也可能是中國最早製作這種花紋鋼刀的時間。真正開始全面注意到這種花紋特性差不多到元代了， 出現的關於 “花鑌” 、 “鑌鐵紋” 的詩篇也主要是這個時期的， 但是那時也有將西蕃來的鑌鐵混同於東南亞和日本花紋鋼刀的， 如張憲有詩句 “呱窪繡鑌柔可曲” 。
宋沈括 《夢溪筆談》 “古劍有沈盧、 魚腸之名， ……魚腸即今燔鋼劍也， 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 熟褫去脅， 視見其腸， 正如今之燔鋼劍文也。 ” 描述了當時有花紋的燔鋼劍或者松文劍， 並沒有稱之為 “鑌鐵劍” ， 可見是有所區別的。也許有兩種理由， 一種是燔鋼劍確實為國人所發明並生產， 類似於焊接花紋鋼， 與西蕃產的鑌鐵劍並不同， 其實從型制區別產地往往是最容易的； 另外一個理由是當時 “鑌鐵” 根本沒有和花紋的特徵聯繫起來， 自然不會有任何聯想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鑌鐵的花紋特徵到北宋時期還沒有明確 。
所以， 真正大馬士革鋼傳入中國的時間應當與 “金水總管造” 刀製作時代相當， 晚至金代。
鑌鐵冶煉工藝有無中國源流？
鑌鐵既然最初由中亞和南亞進口而來， 可以認為坩堝鋼冶煉就是鑌鐵製作的主要工藝。而與大馬士革鋼聯繫更為緊密的中亞的布拉特鋼工藝， 經過分析檢驗證明可能用生鐵和塊煉鐵作為其主要原料， 也就是所謂CO-fusion 工藝， 這也與阿爾伯魯尼的文獻相印證。如果這樣， 惠琳 “以諸鐵和合” 製作鑌鐵的工藝描述也是可靠的。目前在中國以外的中亞地區還沒有發現早於10 世紀的高爐冶鐵遺址， 甚至連成品生鐵都幾乎沒有發現， 最大的可能就是從中國進口生鐵。
中國是最早掌握生鐵冶煉技術的國家， 從大約公元前7 世紀就已經能夠鑄造生鐵了，隨後又發展出鑄鐵脫碳工藝並生產鋼製品 。中國的 “和” 的技術思想早已有之， 能夠孕育出生熟合煉的新的鋼鐵工藝來。年代上限到漢代的幾個遺址發現坩堝的報導也很有趣， 除洛陽為首都級的城市外， 其他在北京、 內蒙古、 新疆， 分別屬於北部和西部少數民族聚集的地區， 雖無更多資料， 但有一時坩堝冶煉之繁榮景象也可想像。晉楊泉 《物理論》記載阮師能夠利用 “五精之陶、 陰陽之候、 剛軟之和” ， 表明可能已經掌握了生熟鐵混和的CO-fusion 坩堝鋼冶煉工藝了， 其年代大約在漢晉之間。相傳梁朝道士陶弘景有 “鋼鐵是雜煉生鍒作刀鐮者” （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 卷四 《玉石部》 引） ， 北齊綦毋懷文 “造宿鐵刀， 燒生鐵精以重柔鋌， 數宿則成剛” （ 《北齊書·綦毋懷文傳》 ）， 或許也與坩堝煉鋼有聯繫。【一般認為， 綦毋懷文造宿鐵刀屬於灌鋼工藝， 但是很難想像一般的灌鋼需要那么長的冶煉時間， 所以有兩種合理解釋： 一是灌鋼工藝未成熟時， 主要依靠固態滲碳； 二是生熟鐵同置坩堝中冶煉出坩堝鋼。】 後來的灌鋼工藝， 也許是為了提高效率， 將本來在坩堝中的冶煉工藝簡化到不用坩堝， 結果就使氧化還原氣氛不易控制， 終於煉不出鑌鐵那樣高質量的鋼鐵製品來。或許正是這種生產目的追求大眾化廉價鋼鐵製品的原因造成了成本相對高昂的坩堝鋼工藝失傳。
《漢書·西域傳》 對罽賓國的物產描述中沒有鐵器， 說明當時可能並沒有掌握冶鐵技術， 後來能夠成為坩堝鋼的重要產地， 一方面也許是受到南印度方面來的坩堝鋼技術影響，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到中國中原地區的鑄造生鐵技術的影響， 兩種技術交匯於此， 很有可能發展起後來的坩堝鋼 （鑌鐵） 技術來。
另外一個重要的坩堝鋼可能產地是中國新疆。事實上， 早在公元前第一千紀的新疆南部就有生鐵生產的遺蹟， 克里雅河流域的考古發現告訴我們這裡已經能夠鑄造生鐵 。圓沙古城遺址出土的盛鑄造鐵釜的網袋碳十四測年數據為公元前 390~350年 ， 這是目前中亞考古發現生鐵產品的最西端， 這與 《漢書·西域傳》 記載的 “自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鑄鐵器， 及漢使亡卒降， 教鑄作它兵器” 可以互為驗證， 說明當時新
新疆已經具備了 CO-fusion工藝的原料基礎了。新疆鄯善蘇貝希墓地 （公元前 300—前 100年） 的考古發現有很多質量很高的鐵器， 經過檢驗有含碳量在0.7% 的亞共析鋼， 基本沒有夾雜物， 疑為坩堝鋼的產品； 新疆哈密黑溝梁遺址 （公元前500—前100年） 出土的鐵器經過檢驗也有質量很好且沒有夾雜物和渣相的亞共析鋼， 經過分析含碳量在 0.6%左右 。這些科學分析很容易讓人將新疆公元前的早期鐵器與巴基斯坦北部塔克西拉古城的坩堝鋼， 甚至公元後第一千紀的中亞的各種坩堝鋼產品聯繫起來。另外， 新疆發現的冶鐵坩堝也是比較多的， 現在報導的庫車阿艾山和民豐尼雅遺址 ， 都發現年代可能早到漢代的冶鐵坩堝， 但還需要進一步的科學分析才能解決。毫無疑問， 隨著新疆古代冶金考古的進展， 應該能夠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更多的有價值證據。
中國古代是否掌握了 “鑌鐵” 冶煉工藝？
坩堝鋼的起源還不十分清楚， 甚至中國也可能是起源地之一， “鑌鐵” 一詞來源於國外或許還有疑義。暫不論鑌鐵最初從何處而來， 但是後來的中國是否已經真正掌握了這項技術？許多學者都認為中國古代確實掌握了鑌鐵製作技術， 從大量的文獻中都可以找到鑌鐵使用的痕跡， 但這也是值得商榷的。
唐代及以前的鑌鐵比較罕見， 但譯來的佛經有 “鑌鐵” 記載， 應該和印度本身對這種產品的使用熟悉有關， 並不能代表唐朝本身鑌鐵的普及使用， 就更談不上冶煉了。
宋代有文獻記載產鑌鐵的地方值得懷疑的也有不少。哈密產鑌鐵主要是因為王延德記載的 “喫鐵石” ， 前面已經論述過其更有可能是隕鐵或坩堝鋼， 算是有可能的坩堝鋼冶煉之處了。高昌回鶻大概是掌握了這個技術， 多次有關文物和其能夠對照。
契丹國從有關資料來看好像並沒有掌握鑌鐵， 雖然有契丹獻鑌鐵刀給大宋朝， 但它本身還接受從西域諸國進貢來的鑌鐵器物， 很難想像其自己能夠生產鑌鐵， 很可能是接受西域來的鑌鐵刀再轉送部分給大宋朝。
至於遼之國號問題基本可以認為是金人杜撰。四川南賓和湖北武昌產鑌鐵的說法也是孤證； 而金朝雲內州的青鑌鐵是否與鑌鐵一回事還沒有清楚， 也沒有直接的實物證據； 金人尚佩鑌刀也是物以稀為貴， “金水總管造” 刀是否為中原地區所造還不得而知。
再來看看元代的情況。元代關於鑌鐵記載很多， 正史中屢次提到鑌鐵， 甚至還有鑌鐵局。前已討論了， 鑌鐵局其實並非一個管理生產的部門， 而是 “色人” 技術人員的一個管理機構， 說明中原地區的漢人並沒有真正懂得這個工藝， 需要一些西域出身的鑌鐵工匠來製造。而真正曾經製作過鑌鐵的可能只有 “提舉右八作司” 曾經在 “都局院” 這個彈丸之地小批量地為內府生產過僅供皇族使用的鑌鐵。至元八年 “制鑌鐵海青圓符” ， 恐怕僅僅是用現成的鑌鐵加工成器物， 更和鑌鐵冶煉談不上關係。元代張憲、 劉因等詩句中的冶煉鑌鐵景象， 並沒有提到鑌鐵生產的一個關鍵東西— — —坩堝， 很難說作者真的對這個實踐有多少了解， 但是也能看出至少鑌鐵在元代所屬的回鶻等西域地區應該有生產了。
明朝的情況也並不樂觀。首先來看傳說中的明初焦駙馬冶煉鑌鐵的遺蹟— — —鑌鐵坑。如果我們認為鑌鐵就是用坩堝法冶煉出來的布拉特鋼或烏茲鋼的話， 為什麼鑌鐵坑出現的是大塊的鑌鐵而不是小塊的呢？顯然這個 “鑌鐵坑” 很有疑問。其實， 這裡曾經冶煉出來的生鐵經過後期的脫碳退火等熱處理工藝以後， 能夠得到利器確是有可能的， 只不過中間的很多過程無法得知了， 故其實際上是一個高爐冶煉生鐵的遺址而非鑌鐵坑。在明代禮部收取外國進貢物品中常有鑌鐵恰恰說明中國應該沒有大規模的鑌鐵生產。其價格甚至比不上一般的玉器、 青金石， 製成的大刀也不如普通的兩刃刀， 並沒有得到統治者的多少興趣。從明朝大臣的奏摺可以看出將鑌鐵製品視為無用之物， 當然也就很難進行大規模的冶煉。另外， 明代出現了一批技術百科全書， 對當時鋼鐵製作技術都有較多筆墨， 但卻缺少對鑌鐵技術的描述， 比如宋應星的 《天工開物》 和唐順之 《武編》 等。只有方以智 《物理小識》 對鑌鐵略有記載， 卻是道聽途說。
清代以後， “鑌鐵” 很少出現在文獻中， 倒是山西等地的坩堝煉鐵得到關注較多。此外， 中國近代還有一種滲碳熱處理的 “燜鋼” 工藝 ， 是否與冶煉鑌鐵的坩堝鋼工藝有關係， 還值得深入探討。
從文物考古方面來看也能說明一些問題。迄今為止中國境內沒有一例可以準確判斷為鑌鐵產品的文物報導， 僅有一把藏於芝加哥歷史博物館的產自"& 世紀西藏的刀經過史密斯教授檢測為大馬士革鋼 ， 而國外大馬士革鋼被確定的比比皆是。遼寧博物館藏的清代乾隆年間的 “扣鳴刀” 有精美花紋， 經台灣陳朝波研究為類似於日本刀的花紋鋼，並且成功進行了仿製 。民間的流傳的一些刀劍， 經過研究基本弄清楚了其製作工藝。
但由於缺乏顯微組織分析， 很難確定是鑌鐵刀劍 。當然， 現在經過系統分析檢驗的樣品較少， 利用文物進行坩堝鋼技術和花紋鋼技術的研究還值得進一步深入。
總之， 無論從文物考古資料還是文獻資料來看， 中國除了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有生產坩堝鋼的可能外， 中原漢人聚居區一直缺乏鑌鐵生產的可靠證據。中國自始至終鑌鐵沒有大規模生產， 一方面是中國自己的生鐵—生鐵脫碳鋼的鋼鐵技術體系非常完善， 而外來的坩堝冶煉高碳鋼的工藝除了滿足少量統治階層內部人員的享樂外並未有多少實際用途，遠不及生鐵改善中國生產工具帶來生產力的進步大； 另一方面， 從兵器角度來看鑌鐵刀固然為利器， 但是在宋代以後逐漸產生的火器技術將軍事技術的競爭從以前冷兵器時代吸引到火器技術上以後， 也使中國喪失了進一步研究鑌鐵生產工藝技術的動力。元代雖然有西域各國的人士幫助中國生產鑌鐵， 但是由於歷史短暫， 加之統治階級的等級制度， 沒有漢人集團掌握這項技術的可能， 終於導致了鑌鐵不能在中國中原地區生產且絕傳的結果。
"鑌鐵"和張騫西行的動機
[6]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編導人員定位為“歷史正劇”，又稱據《史記》《漢書》“改編”。於是人們在熱心關注漢武帝時代的歷史的同時，也自然會思考劇中的情節是否真的符合歷史真實。比如，劇中第３４集有張騫和工匠在匈奴鐵匠鋪中的對白。張騫問：您往這裡頭加的是什麼呀？工匠回答：這是鍛造精鋼寶刀 的密料，從大月氏國來的寶貝，必須用它才能打造出寶刀。第４４集又有張騫對月氏女王說：這是我從匈奴拿到的煉製精鋼所用的添加料，我想請女王……
觀眾因此產生了對於所謂匈奴“精鋼寶刀”的疑問。有記者就劇中若干問題訪問了《漢武大帝》歷史顧問求實先生，於是有這樣的對話：
“精鋼”是從西域傳來的嗎？
《漢武大帝》中，劉徹看見大行令王恢出使匈奴前敬獻的削鐵如泥的匈奴寶刀“徑路”很震驚，派張騫出使月氏國，帶回煉精鋼技術。歷史上張騫出使西域的誘因真的是與漢武帝想引入精鋼技術有關嗎？但是，既然鐵在中國出現可溯源到春秋以至商周，有觀眾疑惑落後的遊牧民族匈奴的制刀技術怎么會比漢朝還高？
據求實介紹，中國的“劍”本來就是從遊牧民族傳入的。“徑路”是北方遊牧民族對寶刀的稱呼，其合音就是“劍”。這個詞據考證可能來自伊朗語系或突厥語系。中國鐵器時代發生較晚，戰國兵器仍以青銅為主，秦陵兵馬俑的武器可證。制鐵技術真正重大的突破是在西漢。
求實先生接著又談到，漢武帝開闢西域交通，竟然導致了西漢“鋼鐵生產技術取得重大突破”。
就世界冶金史看，西亞、印度、北非和歐洲大約在紀元前十世紀即進入鐵器時代，製作優質鋼鐵兵器的技術早於中國。西漢時期中國方進入大規模套用鐵器時代，鋼鐵生產技術取得重大突破，這應是與漢武帝開闢西域交通，引進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鋼鐵技術有關。據記載，這時，從西域引進中國一種新型鋼鐵，稱曰“鑌鐵”，又號“金剛”或“精鋼”。這種鋼質鑌鐵，中世紀也傳入歐洲，西方人稱之為“印度鋼”。
法國學者Ｃａｎｂｕｌ指出：“阿富汗（即大月氏／貴霜）產西方人所說至珍貴之‘印度鋼’。至良之劍，則鑄自波斯、敘利亞。古代印度鋼，馳名四海，人爭求之。”求實引用著名科技史學家馮家升的著作指出：“漢晉以來，中國所說之鑌鐵即精鋼，亦即來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鋼。”這些史料，就是《漢武大帝》劇中張騫從大月氏（阿富汗）獲取精鋼煉製技術的史料根據。那種黑色添加料，叫“金絲梵”，以它打制鋼刀，可出耀目寒光。當然漢武大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的誘因，並非只為引進精鋼技術。派張騫出使西域，根本原因是漢武帝要為攻打匈奴尋求盟友的戰略規劃。
求實先生所說張騫出使西域的主要動機，是“要為攻打匈奴尋求盟友”，是符合歷史真實的。而“獲取精鋼煉製技術”，按照求實先生所說，似是另外的收穫。
對於《漢武大帝》歷史顧問的說明，人們還是心存疑惑。看來，就所謂“鑌鐵”及其傳入中土的時間進行討論，是必要的。
其實，“戰國兵器仍以青銅為主”的說法，還需要證明。因為秦始皇陵兵馬俑軍陣體現的是特殊的軍隊構成，秦俑的性質現在還未能確知，有一種意見就認為秦俑軍陣有儀仗的意義。因此“秦陵兵馬俑的武器”，不足以證明當時軍隊使用武器的總體狀況。正如儘管英國皇家衛隊的騎兵表演舉世聞名，不能據此誤以為現今英國軍隊以騎兵為主一樣。
歷史事實是：西漢時期，中原在冶鐵技術方面是超過匈奴的。匈奴史研究者指出，匈奴“手工業中最重要的當推冶鐵業”，“當時匈奴人的冶鐵業可能已經形成為一個獨立的手工業部門”，不過，“從許多刀劍的形式酷似漢式的情形看來，不僅反映匈奴人的鐵器文化受到漢族文化的很大影響，而且可以推斷當時的鐵匠大多也是來自中原的漢族匠人。”（林乾：《匈奴史》修訂本，內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月版；又，《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版）至於西域諸國，據《漢書·西域傳上》記載，有的國家有鐵器製作業，如婼羌國“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又難兜國“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然而通過這些文字，顯然難以得出“引進精鋼技術”是“漢武大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的誘因”之一的推想。而《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有的西域國家是從漢王朝傳入鐵器製作技術的：“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這裡所說的“錢器”，裴 《集解》引徐廣說，也寫作“鐵器”。《漢書·西域傳上》正是這樣記錄的：“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
《史記·汲鄭列傳》說，漢王朝與匈奴之間的物資交往，有嚴格的關禁制度：“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汲黯說：“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裴 《集解》有這樣的解釋：“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對於漢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的條文，《漢書·汲黯傳》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又明確指出禁止出關的物資包括“鐵”，即“兵器及鐵”：“《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可見，匈奴在制鐵技術方面未必比漢王朝先進，真實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
作為《漢武大帝》歷史顧問的求實先生說，“西漢時期中國方進入大規模套用鐵器時代，鋼鐵生產技術取得重大突破，這應是與漢武帝開闢西域交通，引進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鋼鐵技術有關。據記載，這時，從西域引進中國一種新型鋼鐵，稱曰‘鑌鐵’，又號‘金剛’或‘精鋼’。”認為西漢“鋼鐵生產技術取得重大突破”“與漢武帝開闢西域交通，引進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鋼鐵技術有關”，現在看來，這種說法並無實據。
“鑌鐵”一語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最早出現，見於《魏書·西域傳》關於“波斯國”的記載：“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 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硃砂、水銀、綾、錦、疊、毼、氍毹……等物。”此時距離漢武帝時代，已經相當遙遠。值得注意的還有，《魏書》關於波斯國物產的記述中，“金剛”和“鑌鐵”並列，與求實“‘鑌鐵’，又號‘金剛’或‘精鋼’”的說法有異。唐人元稹詩“金剛錐透玉，鑌鐵劍吹毛”（《全唐詩》卷四二三），也表露了同樣的認識。
據《金太祖實錄》，“遼以鑌鐵為國號，鑌鐵雖堅，終有銷壞。”《金史·太祖紀》說：“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今按：“賓鐵”，四庫全書本《金史》作“鑌鐵”）可見往來草原大漠的契丹人當時掌握著這種特種鋼的冶煉技術。這種技術的真正的“引進”，可能應當以《元史·選舉志三》所見“置鑌鐵局”的記載為標誌。求實先生說“據記載，這時，從西域引進中國一種新型鋼鐵，稱曰‘鑌鐵’”中所謂“這時”，認定漢武帝時代已經“引進”“鑌鐵”，如果沒有確鑿的考論，則不免會被認為對歷史研究基本年代學準則的背離。
楊寬先生曾經指出：“波斯薩珊朝的‘鑌鐵’，是使用熟鐵配合定量的滲碳劑和催化劑，密封加熱而煉成的優質鋼。這種鑌鐵製品，在北魏時期已傳入我國。”（《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０月版，第２１２頁）美國學者謝弗著《唐代的外來文明》中也說到“鑌鐵”和“印度鋼”：“在中世紀時，中國人就已經知道了‘大馬士革鋼’，但是我們還無法確定這種鋼是否輸入了唐朝。根據六世紀的記載，說這種鋼產于波斯。但是七世紀時又說它是罽賓的產品。據認為，這種金屬‘堅利可切金玉’。中世紀時印度出產的高碳‘印度鋼’也具有與大馬士革鋼相同的波形條紋。在中國，將這種金屬稱為‘鑌鐵’。‘鑌’字很可能來自印度帕拉克語中的一個類似於‘ｐｉｎａ’的伊朗方言。如果唐朝人得到了大馬士革刀的話，那么它就有可能是以印度或者是印度化的民族為中介的。”（《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版，第５７４頁）應當注意到，按照謝弗先生的意見，關於“鑌鐵”或“印度鋼”，中國人是中世紀才知道的，唐朝是否傳入，還需要考論。楊寬先生則認為在北魏時期傳入。即使如此，距離漢武帝時代也有五六百年之久。
順便還應當指出，與鑌鐵刀劍製作加工有關的所謂“金絲梵”，應是“金絲礬”的誤寫。“金絲礬”，見於明人曹昭《格古要論》卷中及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七。不過，“金絲礬”並不是“精鋼煉製技術”所用的“那種黑色添加料”。據古文獻記載，“金絲礬”並不具有“以它打制鋼刀，可出耀目寒光”的作用，而是用來辨識是否鑌鐵的。看來，這其實是一種“打假”的用物。《格古要論》說：“鑌鐵出西蕃，面上自有鏇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劍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礬礬之，其花則見。價直過於銀。古雲‘識鐵強如識金’。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細看驗。”《物理小識》寫道：“《哈密衛志》云：礪石謂之吃鐵石，剖之得鑌鐵。今有鏇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劍礱明，以金絲礬礬之，其花即見，偽者則是黑花。”《格致鏡原》卷五○“礬”條引《事物紺珠》說：“黃礬，一名金絲礬。燒鐵焠之，可以引之如金線。”可見“金絲礬”應是黃色，並非“黑色”。劇中“那種黑色添加料”，如果解釋為楊寬所說的“定量的滲碳劑和催化劑”，或許更為合理。
就現在掌握的歷史資料看來，“漢武帝開闢西域交通”，不僅並沒有“引進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鋼鐵技術”的動機，而且當時西漢王朝冶鐵業的進步（求實所謂“鋼鐵生產技術取得重大突破”），似乎也與張騫西行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有的學者曾經認為，中原的“劍”，來自北方遊牧民族。正如李學勤先生所指出的：“這種看法的釀成，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發現春秋以前的劍。”由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有陝西長安張家坡和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西周至春秋初年劍的出土，林壽晉先生《論周代青銅劍的淵源》（《考古》１９６３年１１期）於是指出，中國周圍古代文化的劍，或與中國劍形制無關，或年代晚於中國劍，都不能作為中國青銅劍的起源。楊泓先生在《劍和刀》（《中國古兵器論叢》）一文中分析，山西保德林遮峪發現的青銅劍，可能製作於殷代晚期，其風格“散發著北方草原民族的氣息”，而張家坡劍，則“具有西南地方的特徵”。李學勤先生認為，四川成都地方商代遺址已經出土柳葉形劍，張家坡劍可能源自蜀國。江西新乾大洋洲商代後期墓中也出土兩件劍，也與來自西南的劍有一定關係。楊泓先生和李學勤先生都指出，商代和西周的青銅短劍，有效使用的鋒刃部分其實可以說是和匕首差不多，只有當雙方戰士扭打在一起時，這種短武器才會起作用。林遮峪一類其風格“散發著北方草原民族的氣息”的短劍，甚至可能僅是狩獵或進食時用的切割工具。李學勤先生又指出，浙江長興雉城的雲雷紋劍，長度已經達到３５．８厘米。他推測，“嚴格意義上的劍，恐有可能始於東南，即吳越地區。”“劍的淵源多在南方，而標準的長劍更可能自東南興起”，《考工記》說，“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這不只表示吳越造劍工藝的發達，也說明劍在當地歷史的悠久。”（《青銅劍的淵源》，《綴古集》）看來，現在還不能簡單地論定“中國的‘劍’本來就是從遊牧民族傳入的”。至於所謂“‘徑路’是北方遊牧民族對寶刀的稱呼，其合音就是‘劍’”，也還可以討論。《逸周書·克殷解》說，周武王對紂的屍身“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有人說，“輕呂”和“徑路”都是“劍”對音。不過，“輕呂”，在《史記·周本紀》中，司馬遷寫作“輕劍”。可見，“輕呂”和“徑路”為“劍”的對音或者“其合音就是‘劍’”的說法還不能十分確定。《漢書·匈奴傳下》：“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飯匕也。撓，和也。”“徑路刀”與“飯匕”共用調酒，可以從一個側面印證李學勤先生提出的這種“徑路”可能“僅是狩獵或進食時用的切割工具”的說法。
據考古發現，單純的匈奴文物遺存中，兵器除箭鏃外，以刀為主。對於所發現的所謂“劍”，可能以馮恩學先生著《俄國東西伯利亞與遠東考古》（吉林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版）一書第五章《匈奴考古》中“短劍（匕首）”的表述較為合理。
關於求實先生答記者問的報導中說，“求實引用著名科技史學家馮家升的著作指出：‘漢晉以來，中國所說之鑌鐵即精鋼，亦即來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鋼。’這些史料，就是《漢武大帝》劇中張騫從大月氏（阿富汗）獲取精鋼煉製技術的史料根據。”《馮家升論著輯粹》（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版）所收第一篇《契丹名號考釋》中第三章《契丹字義之解釋》的第二節《金太祖所語鑌鐵指契丹說》，專有題為《鑌鐵解》的一段論證，分列“中國方面之解釋”和“西人方面之解釋”，這應當是馮家升先生討論“鑌鐵”問題的主要論著，但是其中並沒有看到“漢晉以來”字樣。馮文反而明確說，“鑌”字，“以余所知，最早載見梁顧野王之《玉篇》，及魏收《魏書·西域傳》。”求實先生的“引用”，卻以“漢晉以來”的說法模糊時代斷限，並且說，這“就是《漢武大帝》劇中張騫從大月氏（阿富汗）獲取精鋼煉製技術的史料根據”。這樣的解釋，不僅難以說服提出詰問的觀眾，也使得編導者“歷史正劇”的自我評價，不免打了一些折扣。
《水滸傳》對於鑌鐵刀與寶刀的描述
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說家，《水滸傳》作者。生平事跡未可考定，據說其人武藝高超，因為其生活年代是元末明初，於對鑌鐵的認識是很直接的。武松所使的鑌鐵雪花刀
中國四大名著之一《水滸傳》 （第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對於武松所用的鑌鐵雪花刀，就有詳細的描述：
“別的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鑌鐵打成的戒刀。”
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震平安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鑌鐵打的，非一日之功。”
第三十一回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卻留得他一個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穗絛，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個沙魚皮鞘子插著兩把雪花鑌鐵打成的戒刀。這刀時常半夜裡鳴嘯得響，叔叔前番也曾看見。”
楊志賣刀
楊志道：“祖上留下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牛二喝道：“甚么鳥刀！要賣許多
錢！我三十文買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鳥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
楊志道：“洒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鐵刀。這是寶刀。”
牛二道：“怎地喚做寶刀？”
楊志道：“第一件，砍銅剁鐵，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過；第三件，殺人刀上沒
血。”
牛二道：“你敢剁銅錢么？”
楊志道：“你便將來，剁與你看。”
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椒鋪里了二十文當三錢，一垛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幹上，叫楊志道：
“漢子，你若剁得開時，我還你三千貫！”
那時看的人雖然不敢近前，向遠遠地圍住瞭望。
楊志道：“這個直得甚么！”
把衣袖捲起，拿刀在手，看較準，只一刀把銅錢剁做兩半。
眾人喝采。
牛二道：“喝甚么鳥采！——你且說第二件是甚么？”
楊志道：“吹毛得過；若把幾根頭髮，望刀口上只一吹，齊齊都斷。”
牛二道：“我不信！”
——自把頭上拔下一把頭髮，遞與楊志，“你且吹我看。”
楊志左手妾過頭髮，照著刀口上盡氣力一吹，那頭髮都做兩段，紛紛飄下地來。
眾人喝采。
看的人越多了。
牛二又問；“第三件是甚么？”
牛志道：“殺人刀上沒血。”
牛二道：“怎地殺人刀上沒血？”
楊志道：“把人一刀砍了，並無血痕。只是個快。”
回族兵器製造史中的"鑌鐵刀”
回族鑌鐵刀
元代回族兵器製造主要有"回回炮"、"火銃"、"鑌鐵刀"三種.其手工業兵器製造技術的巨大成就，是古波斯工業技術與中國傳統手工技術結合的產物。大約在北魏時期，天然花紋鋼由波斯傳入中國，當時中國與西域已有交往，取得這種寶刀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知是否取得此鋼的冶煉鍛造技術？（楊寬先生《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波斯薩珊朝的‘鑌鐵’，是使用熟鐵配合定量的滲碳劑和催化劑，密封加熱而煉成的優質鋼。這種鑌鐵製品，在北魏時期已傳入我國。”），鑌鐵在當時是極為珍貴的物品。到了元代，隨著版圖的擴大，大批回回人入華，其中不乏掌握冶煉大馬士革鋼技藝的工匠，因此元朝工部在中原建立了鑌鐵局，專門負責煉製帶錯金花紋的鑌鐵器。
回族鑌鐵刀元代國家官制，在工部之下，設有諸色人匠總管府，大都人匠總管府和隨路諸色民匠都總管府，分別管轄百工技藝，並在諸色人匠總管府之下設梵像提舉司，董繪畫圖象及土木刻削之工，出臘局、鑄瀉局，掌金銀鑄造之工銀局、鑌鐵局，掌金、銀、銅鐵鏤刻之工瑪瑙玉局、石局、木局、竹局，掌琢玉和石、木、竹雕刻之工。除以上設定之外，另設有大都留守司、修內司、祗應司以及器物局等，管轄宮殿、寺觀、府邸、公廨等營繕以及皇室日用器物的督造。《中國雕塑藝術史》
回族鑌鐵刀元明時期的中國花紋鋼刀劍，不難看出元代時期的花紋刀劍，無論從工藝還是用料上，與同時代的大馬士革鋼刀是有差距的。
終成絕響
總之， 無論從文物考古資料還是文獻資料來看， 中國除了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有生產坩堝鋼的可能外， 中原漢人聚居區一直缺乏鑌鐵生產的可靠證據。中國自始至終鑌鐵沒有大規模生產， 一方面是中國自己的生鐵—生鐵脫碳鋼的鋼鐵技術體系非常完善， 而外來的坩堝冶煉高碳鋼的工藝除了滿足少量統治階層內部人員的享樂外並未有多少實際用途，遠不及生鐵改善中國生產工具帶來生產力的進步大； 另一方面， 從兵器角度來看鑌鐵刀固然為利器， 但是在宋代以後逐漸產生的火器技術將軍事技術的競爭從以前冷兵器時代吸引到火器技術上以後， 也使中國喪失了進一步研究鑌鐵生產工藝技術的動力。元代雖然有西域各國的人士幫助中國生產鑌鐵， 但是由於歷史短暫， 加之統治階級的等級制度， 沒有漢人集團掌握這項技術的可能， 終於導致了鑌鐵不能在中國中原地區生產且絕傳的結果。刀的品質分類：鐵刀、鋼刀、純鋼刀（精鋼、百鍊鋼）、柔鋼刀、青鋼刀（鑌鐵）、寶刀（極品鑌鐵刀、隕鐵刀、烏茲鋼刀wootz）。 鐵久煉成鋼，鋼久煉柔純，再煉成青，更煉成寶。一般人只會打造鐵刀與鋼刀。上品精鋼刀，鋼色純正，煅打而成，其質感如同鋼中美玉。精鋼刀百鍊成鋼，削鐵如泥；柔鋼刀，柔可繞指。至於青鋼刀（鑌鐵）、寶刀是世間稀有的珍寶，極難得到。
由於種種客觀原因，中國刀劍製造工藝已經沒落，到了現在連“純鋼刀”都沒幾個人會鍛打，沒幾個認識。實在是讓人感到悲哀。
鑌鐵雖然在中國歷史上一度輝煌，但終成了絕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