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學理論批評
正文
金代的文學批評，主要針對當時頗為活躍的形式主義文風。在金代文壇上，由於盧仝、李賀和江西詩派作品的某些消極方面對一些作家的不良影響，刻意追求尖新險怪的傾向比較突出，周昂、趙秉文、元好問、王若虛等人，對這種傾向進行了有力的批評，推動了金代文學的健康發展。周昂沒有留下專門的文學批評著述，其文學觀點主要反映在王若虛的《滹南遺老集》、劉祁的《歸潛志》以及《金史》等書中。周昂一生不喜“雄豪奇險，善為新樣”的北宋詩人黃庭堅，認為前人關於黃庭堅得法於杜甫的議論是浮淺的看法（《滹南遺老集》卷三十八），並且對於以他為首的江西派的作品進行了大膽的抨擊，指出“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同前，卷三十九）。他強調“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把思想內容放在第一位。在傳授其甥王若虛文法時曾經說過：“凡文章巧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七）除了理論上的主張而外，他的創作實踐也能體現自己的觀點，其作品以杜甫、韓愈為法,內容翔實,文筆高雅,在當時頗有影響,“諸儒皆師尊之”（《中州集》卷四）。元好問在《中州集》中選存其詩達100首之多,是該書收入作品最多的一人。
周昂之外，元好問在文學批評方面也頗有建樹。其所作《論詩絕句三十首》、《自題中州集後》、《論詩三首》、《杜詩學引》、《楊叔能小亨集引》、《陶然集詩序》、《東坡詩雅引》、《新軒樂府引》以及《中州集》中的某些作家小傳等，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理論觀點。在對待文化遺產的態度上，他主張廣泛吸取前人的經驗，加以熔鑄變化，從而達到“學至於無學”的境界。他指出杜甫所以能夠卓然自成大家，是“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膏潤其筆端”的結果(《杜詩學引》)。他提倡學習前人,是為了自成一格的創造,而不是亦步亦趨,生硬模仿。相反,他對“窘步相仍”、“俯仰隨人”的作品不屑一顧。他提倡豪邁慷慨和自然天成的詩風，反對柔靡纖弱的傾向和“切響浮聲”的習氣。鑒於某些宋詩只注意在文字上花樣翻新,斗靡夸多,忽視飽含著真實性情的鮮明形象，他在推崇北宋代表性詩人蘇軾的同時,對蘇軾、特別是黃庭堅也有所不滿,提出了“滄海橫流卻是誰”的批評，表達了“北人不拾江西唾”的鄭重態度。並且認為“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雲耳”(《陶然集詩序》)，指出蘇軾在藝術上所以能夠取得較高成就，在於有真性情,“非有意於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新軒樂府引》）。在藝術和現實生活關係的看法上，元好問強調客觀實際所激發的真情實感，斥責為文造情的虛假偽飾風氣。
與元好問同時的王若虛，是金代的重要學者。王若虛直接繼承和發揚了他舅父周昂的文學觀點，其《滹南遺老集》中的《文辨》、《詩話》和兩組《論詩詩》,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學主張。他從“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的觀點出發，反對“不求是而求奇”（《詩話》中）、“不求當而求新”（《詩話》下）的形式主義傾向。對於“穿鑿太好異”(劉祁《歸潛志》卷九引語)的黃庭堅、“東塗西抹斗新妍”（《論詩詩》語）的王庭筠、“好作險句怪語”(劉祁《歸潛志》卷八引語)的李純甫、“好用惡硬字”(同前)的雷淵，他都作了尖銳的批評。甚至斥“江西諸子之詩”為“斯文之蠹”（《文辨》四）。而對於白居易，則加以充分肯定，批駁了宋、金一些文人對他肆意輕視和貶抑的言論。
除上述三人以外，活動時期早於元好問、王若虛的趙秉文，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學主張，對於提倡平易暢達、樸實自然的文風，糾正誇多鬥靡，艱險奇澀的傾向，起了積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