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文化簡介
鄒魯是對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例如,將沿海的文化名城(廣東潮汕、福建泉州等)稱為海濱鄒魯;將江南的文化名城稱為江南鄒魯。 是東夷文化和邾婁文化的延續和發展,融會了周文化、殷文化和東夷文化而後形成的文化,博大而精深,鄒魯也是儒學的發源地,以魯產孔子、鄒產孟子而著稱於世。
中國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和孟子的故鄉分別是春秋時期的魯國和鄒國,因此後人就用“鄒魯”來指代文化禮儀發達的地區。而北宋時期,“海濱鄒魯”就已經被用於描述“潮陽”(今潮州一帶)。
鄒魯是對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例如,將沿海的文化名城(廣東潮汕、福建泉州等)稱為海濱鄒魯;將江南的文化名城稱為江南鄒魯。
人物
鄒魯(1885—1954年),幼名澄生,以“天資魯鈍”,自改名為魯,別號海濱,廣東大埔縣茶陽鎮長治仁厚村人。十九歲赴潮州韓山書院讀書。
他感到科舉制度及教學方式誤國誤民,遂起辦新學之念,回埔聯絡張龍雲等人創辦了樂群中學,並親自執教,1905年加入興中會尤烈主持的中和堂。後得朋友資助,東遊日本,加入同盟會。回廣州後考入政法學堂,結識了朱執信老師及陳烱明等,參加了秘密革命活動。
1908年10月,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先後死去,反清浪潮不斷高漲。鄒魯與朱執信等人以為時機成熟,策劃廣州新軍起義。因事泄,鄒魯暫避香港,不久旋迴政法學堂就讀。畢業後,受聘於粵商自治會執教。1910年2月,赴汕頭髮動新軍配合廣州起義。因廣州新軍突遭清將李準部襲擊,鄒魯返廣州奔走營救,被清巡撫列為緝捕對象。因得丘逢甲副議長庇護,才倖免於難。次年孫中山派胡漢民、黃興等在香港設統籌部,準備發動廣州起義,鄒魯受命在廣州創辦《民報》,宣傳革命思想。他利用咨議局作掩護,在局內出版,分送到新軍及防營中。後因溫才生剌孚琦於諮議局前,該報作了報導和發表讚揚的評論而被查封。事後,當局要鄒魯以寫“悔過書”為條件,準其復刊,但他斷然拒絕。1911年l(月10日武昌起義後,鄒魯立即與朱執信、陳烱明、胡漢民等組緝廣東起義回響。鄒魯留香港籌備兵器、軍餉等軍需財物,支援各路義軍。11月陳烱明在惠州起義後與清軍秦炳直部相持,鄒魯聞訊力促西、北兩江民軍起義回響,並組織敢死隊兩百人馳援,擊潰清軍。一舉光復惠州、廣州,舉胡漢民為廣東都督,組織軍政府。
廣東穩定後,孫中山先生組織北伐軍,姚雨平為總司令,鄒魯隨軍北伐,為兵站總監,主管調撥陸海軍的武器裝備。在江浙、上海等地革命軍民配合下,北伐軍屢潰清軍,攻克南京。經十七個省的起義代表協定,成立中華國,舉孫中山先生為大總統。
南北議和後,鄒魯便自請釋兵,返回廣州,被委任為廣東省官錢局總辦。為挽救金融危機,設錢莊,提高廣東幣值。翌年國會成立時,鄒魯當選為廣東代表之一。國會期間,袁世凱企圖以陳烱明取代胡漢民,製造分裂。又派人攜款四十萬元籠絡鄒魯。鄒魯拒絕接受,勸來人不要拿國家錢財用於個人爭權奪利。並在國會中提出宋教仁被殺案要用司法程式解決,“質問趙總理何以不依法赴質書”,起草“彈劾袁政府違法大借款案”等,被稱為“捋虎鬚”議員。為此,鄒魯險遭逮捕。面對國民黨中的腐敗,孫中山先生於1914年組織中華革命黨,創辦《民國雜誌》,進行反袁鬥爭。鄒魯遵照孫中山指示,出任編輯,纂寫《袁世凱之對內政策》等文章,揭露袁氏破壞約法,出賣國家利益的事實。不久,在西南各省支持下,孫中山準備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派鄒魯北上策劃國會南遷。鄒魯得到眾議院吳景濂、王正廷正副議長支持,兩百多議員到廣州出席非常會議,建立了護法軍政府。在組織護法戰爭中,鄒魯任潮梅軍總司令,擊敗據東江之莫擎宇部。不久袁世凱稱帝,激起全國反袁高潮,袁氏於反對他的怒潮中暴斃。國會重開。鄒魯在國會中提出“查辦張勛案”、“十大質問書”,揭露段祺瑞政府失職、違法等情況。議會遭受暴徒襲擊,鄒魯等被毆傷。國會被迫解散。鄒魯返粵參加孫中山的第二次護法運動,動員援閩粵軍陳烱明回師廣州,鄒魯亦聯絡民軍配台,奪回廣東控制權,成立國民政府。鄒魯任兩廣鹽運使,掌管財源.
1922年,陳烱明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孫中山避難上海,召鄒魯為人總統特派員,負責策劃討陳。經各方聯絡,召開滇粵桂三方“白馬”會議,以大總統名義委任楊希閔為滇軍總司令、劉震寰為桂軍總司令,舉兵討陳,克廣州。1923年初,孫中山電委胡漢民、鄒魯等五人全權暫代行大總統職權。後迎孫中山返廣州,重建大總統府。鄒魯任財政廳長,被譽為“理財經綸手”年底,孫中山計畫將廣東高師、政法大學、廣東農業專科學校合併成立廣東大學,委任鄒魯為高師校長、廣東大學籌委主任。1924 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鄒魯當選為中央執委委員、青年部長,後為常委。
國民黨“一大”後實行國共合作。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聘請一些蘇聯顧問、共產黨人擔任了一些部長、秘書等要職。但在教育經費等問題上,鄒魯與蘇聯顧問鮑羅廷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受到嚴重警告處分。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鄒魯以中國國民黨中央三個常委之一的身份,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通過“取消共產(黨)派在本黨黨籍案”、“顧問鮑羅廷解僱案”等決議案,設立中央黨部與廣州的中央黨部對立。1926年1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永遠開除鄒魯等的黨籍。
鄒魯進一步向蔣介石提出“派員赴俄聯絡,器用抗戰將領”的意見。
鄒魯復任中大校長之後,全力進行整頓。他認為教育是救國的基礎,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主要是學校發達,科學進步。1923年冬,他任廣東大學籌委主任、校長,時為戎馬倥傯,難得兼顧。如今能按其志管理大學,以求“樹一最高學府”。
首先,他將中大學生抗日救亡活動統一在學校領導之下,禁止員生在上課時間開會,並建立特別黨部嚴加控制學生的聚會,恢復教學秩序。同時,為提高師資力量,派員赴北京等地聘請名教授,使中大集中了一批優秀教授,成立各學科研究所、研究會,創辦學術刊物,為發展學術研究提供較好的條件。1937年,設立研究院碩土學位考試委員會,擧辦了第一屆碩土生學位考試,授予各科畢業的研究生以碩土學位,獎勵優秀學生出國留學。
建設石牌中山大學新校舍,按實際情況調整院系,將原來五個學院擴大為理、工、醫、農、法、文、教育等七個學院。接管兩廣土壤調查所、廣東通志館,組織師生調查土壤、編寫廣東通志。制定和實施六年三期的建校規劃,於廣州市郊五山置地四萬畝,以實現孫中山的遺願。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危機,國內戰事頻繁,教育部長朱家鞾又對鄒魯不滿,常常拖欠教育經費。鄒魯面對困難,毅然實施龐大建校規劃。他請中央撥款,又向西南政務委員會要錢,向國內外同胞、僑胞廣泛發動募捐。為使工程如期進行,鄒魯四處奔波,絞盡腦汁,“除了沒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頭外,可說一切都做到了”,他“形神俱瘁,苦辱交加”,始“獲在粵諸董事及財政部長之助”,終於如願以償,為中大建設作出不可磨減的卓越貢獻。
初期建校工程完成孫中山銅像,農學館,化學、電氣、機械、土木工程等教學樓,師生宿舍;中期建農林化學館,天文、物理、生物、地理、化學等實驗教室及文學院、法學院、養蠶室、調桑室、園藝溫室等。增辦護土學校、助產學校和醫學院附屬第一、第二醫院,附中、附小等。還在潮汕、湛江等地創辦農場、桑場。為學院實習、科研提供了配套場所。1938年各項工程基本完成後,鄒魯作詩自慰:“藍縷簞路啟山林,寸寸山村盡化金;樹木樹人兼樹谷,規模遠托百年心。”至1940年6月,鄒魯辭呈被批准,離開中大。他任中山大學校長十多年內,培養畢業生近五千人,學子散於世界各地。1936年,鄒魯曾應邀出席德國海德堡大學五百五十周年紀念會,獲法學博土。義大利羅馬大學校長、香港大學副校長曾先後訪問中大,甚讀中大之成就,提出並達成交換教授、留學生的協定。埃及亞力山大大學增中大免費留學生名額。中山大學進入世界著名大學的行列。
鄒魯曾向西南政務委員會提出教育改革計畫,主要內容:國民不分男女都要普遍接受教育,國小國家辦,中學由地方和生產部門分類辦,大學由中央或部門辦;實行教學與社會生產相結合,由消費型向生產型轉化;改革教材,將智育與德育結合起來,等等。
鄒魯辭去中大校長後,以“圖書滿架,瓜菜滿園”為樂。1946年,他當選為監察院委員,1949年7月,參加廣州召開的“非常會議”,離會去香港,移居台北,後任中央評議委員。著有《中國國民黨史稿》、《回顧錄》、《教育與和平》、《鄒魯文集》、《鄒魯文存》等。1954年2月8日,鄒魯因腦溢血辭世,終年七十歲。
鄒魯的祖居
鄒魯的祖居---敬愛堂位於廣東省大埔縣茶陽鎮長治仁厚村,在大埔文化局張局長帶領下,我參觀了鄒魯祖居,敬愛堂建於清代。坐西向東,背靠蜈蚣山,面向仁厚村。正門前方 20 米豎有 5 支石華表,為清道光年間和民國年間所豎,這些石華表記載著鄒氏祖先光輝的歷史功績。敬愛堂一正四橫,為土木結構。正屋有房間 18 個,兩旁橫屋共有房間 24 個,建築面積 1352 平方米,占地面積 1584 平方米。
據時任縣委廖常委介紹,鄒魯祖居有三奇,一是在季節的更換里,每年都有幾天初升的太陽直射正廳中央,形成“蜈蚣吐珠”的圖案。二是屋後花台坎邊有鬱鬱蔥蔥的風景林,但數百年來竟沒有一片葉子落到屋頂的瓦面上。三是每當深夜,從祖居上空遠望有一道非常亮的白色光環。正是這三奇使整個建築披上神秘面紗,吸引許多專家學者前去探秘。
鄒魯書法
中山圖書館收藏鄒魯寫給清華的楷書詩:“虞叔祠前柏郁蒼,槎牙枝幹傲風霜。剪桐盛事隨周逝,留得濃陰蔭古唐。”結字妍正,平和靜謐,疏瘦雋逸,秀美見長。憨齋收藏其寫給廣東大學的行書對聯:“稱心詩帶風雲氣,信手文成金石聲。”用筆自如流暢,有剛柔相濟的圓潤之趣,結體平正而顧盼有情,書風清俊而意態萬千。
儒學方面
“鄒魯”一直被尊崇,在中國各地,有很多類似“濱海鄒魯”、“江南鄒魯”稱呼,“鄒魯”之詞亦不絕於史書典籍。《莊子·天下篇》載:“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司馬遷也曾對齊地與鄒魯的風氣作過比較,說:“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史記·貨殖列傳》)。鄒魯“俗好儒,備於禮”是很有名的。王獻唐先生在《炎黃氏族文化考》中說:“儒之一詞,即原於邾婁之婁”,而最早的魯文化也是由“邾婁文化”里發展出來的。“魯為婁轉,因婁得名”。北周文學家庾信在《哀江南賦》中,有“於時朝野歡娛,池台鐘鼓,里為華蓋,門成鄒魯”之名言。唐代開元盛世時的“大手筆”張說,在其《奉和唐玄宗〈經魯祭孔而嘆之〉》一詩中,有“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之佳句。唐代另一大詩人孟浩然,在其《書懷貽京同好》中,有“維先至鄒魯,家世重儒風”之妙筆。值得一提的是,全部儒家中人,宋明以降被政府確認為“聖人”的只有五人,即聖孔子、復聖顏淵、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而這五位聖人全出自鄒魯地區。可見,鄒魯地區在培養儒學方面是非同尋常的。
歷史淵源
古人之所以常說“鄒魯之士”或“鄒魯文化”,從來沒有說“魯鄒”的,究其原因:邾為東夷古國,文化悠遠深厚,魯為東遷新國。“鄒魯”作為文教興盛之地的代名詞而有口皆碑,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魯為婁轉”是一個重要因素。另據傳說,魯為少昊金天氏之墟,而鄒為大昊伏羲氏之域,至今在鳧山仍有世世代代延續下來的女媧、伏羲廟(俗稱“爺娘廟”)遺址。從立國時間上看,魯為周初從西方遷徙來監視東夷諸國的新國,而鄒則是原有的東夷土著古國。從古文化遺存來看,野店遺址出土的帶有彩繪圖案的紅陶鼎,磨製纖細帶有穿線微孔的骨針,精美的玉鏟、玉環,陶器底部留下的布紋……充分說明距今六七千年前這裡的先民就創造了燦爛的文化。
到了春秋後期,孔子誕生於鄒,定居於魯,周遊列國,收徒講學,刪《詩》、定《書》、著《春秋》,創立了儒家學說,使魯成為文教興盛的中心。孔子歿後,儒學漸趨衰微,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天下學士不歸楊則歸墨。在此儒學瀕於滅絕之際,鄒人孟子挺身而出,繼道統,辟楊墨,著《七篇》,繼承、堅持、發展了孔子的學說,使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因此,鄒遂成了儒學復興之地,與魯同為儒學的發源地。到兩漢魏晉,許多思想家、政治家、經學家、文學家如韋賢、韋玄成、匡衡、王粲、仲長統、王叔和、唐彬、劉寶等都出生於鄒地,並對當時社會乃至後世產生很大影響。
由此可知,“鄒魯”成為文教興盛之地的代稱,且“鄒”與“魯”齊驅並駕,密不可分。
地理位置
鄒魯,在自然地理上,指今山東省南部偏西地區。主要有邾(包括小邾。邾,戰國時改為“鄒”)、魯、滕幾個諸侯國。其中邾魯毗鄰,兩國“擊拆之聲相聞”。
鄒魯位於“大東”的中心區域。“大東”地區的統治者是西來的周人,而土著居民則是殷人和東夷人。《詩·小雅·大東》篇描述這一帶“西人”和“東人”的差別及其對立的情景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儘管殷人和東夷人備受壓迫與剝削,但他們仍然頑固地保留住了他們自己的習俗和文化,並對後來孔子創立儒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邾國包括小邾和濫——亦即通常所說的三邾的土著居民則多為東夷人。參見王獻唐《春秋邾分三國考·三邾疆邑圖考》,齊魯書社1982年版。東夷人秉性溫柔,敦厚和平,講究禮讓,崇尚仁德。許慎《說文解字》在《大部》中解釋了“夷,東方之人”之後,又在《羊部》中指出:“唯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這裡提到的“夷俗仁”,是一條很重要的訊息,說明孔子大力倡導的仁,濫觴之源或在於此。《後漢書·東夷列傳》也指出:“《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柢是樹木的主根。《韓非子·解老》篇說:“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由此看來,所謂“夷者,柢也”,是比喻東夷人有好生的仁德,喜愛“萬物柢地而生”。仁德對人來說既是“所以建生”的柢,很自然,有仁德,即可長壽。所以有“夷俗仁,仁者壽”之說。“仁者壽”,語出《論語·雍也》篇,董仲舒曾經解釋說:“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春秋繁露·循王之道》)聯繫《淮南子·地形訓》說“東方有君子之國”、《山海經·海外東經》說“君子國……其民好讓不爭”來看,東夷地區當有敦厚和平、好讓不爭的民風。這種民風在“禮失而求諸野”的中國已不可得,但仍為人們所嚮往,稱之為君子之風。甚至於孔子還曾有過“欲居九夷”的想法,當有人向他指出東夷鄙陋時,他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即:那是君子居住的地方,有什麼鄙陋的呢?孔子對東夷人及其文化是相當尊重的。他曾乘郯國國君來魯國訪問的機會,“見於郯子而學之”;事後十分佩服地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傳·昭公十七年》)可見,孔子時代,東夷人還有著比較高的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