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郭峪城建於明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是郭峪村在屢遭劫難之後為避亂自保而修建的。當年郭峪村曾遭到陝西農民軍的四次騷擾,在全村死傷慘重的情況下由郭峪村的鄉宦張鵬雲提議,富商王重新帶頭,用了不到十個月的時間就建成了這樣一座面積為18萬平方米固若金湯的古城堡,城牆高12米,周長1400米。因城牆內壁分三層,並建有大小城窯共有629.5眼,這些窯洞密密麻麻,酷似蜂窩,所以郭峪城又被稱為“蜂窩城”。城共有三門,東門為正門名為景陽門,西門為永安門,北門為拱辰門。古城建有敵樓、炮台、瓮城、豫樓、地道等,防禦功能齊全。明清之時,郭峪文風鼎盛,科甲冠蓋如林,共走出15位進士、23位舉人、50名貢生,城內保留至今的官宅深院仍有40多所,1100餘間。城西南的湯帝廟及戲台建於元至正年間,具有很高的觀賞和科研價值。郭峪古城依山傍水,城頭雉堞林立,城中官宅豪華、民居典雅,文化底蘊深厚,是中國鄉村獨居特色的古建築群。中國古建築專家羅哲文曾題詞“中國民居之瑰寶,雉堞高城郭峪村”贊之。2006年整個古建築群落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郭峪村被評為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別具特色的建築風格及風土人情,吸引了很多影視劇組將此地作為外景拍攝基地,《12月事變》、《別拿豆包不當乾糧》、《文化站長》等電影都曾在此拍攝。現如今又有《白鹿原》劇組在此選景。
歷史
明清兩代,該村文風鼎盛,人才輩出,一共走出了18位舉人和15位進士;加之商貿發達,民居修建成一時之盛。現仍有保存完好的明代民居40院、1100餘間。院落門樓多呈高挑牌標式,斗拱層疊,樣式華麗,等級很高。民居多為四合院,為北方典型的“四大八小”格式。該村民風淳樸,居民生活中仍有用紡花車、織布機、碾磨、車駕、犁耙等物者。一些居民至今還保留著燒香拜佛、求神祭祖的習俗。村內曾建有大小寺廟20餘座,保存最為完好的是湯帝廟,為九開間大殿,廟內飛檐挑角的元代戲台高達20多米,氣勢恢宏,中國少有。用於防禦的郭峪城牆為中國罕見的蜂窩城牆,建於明崇禎十一年,高20米,寬5米,長1400餘米。位於城內中央的“豫樓”,長15米,寬7.5米,高30米,共七層,建於明崇禎十三年,亦為軍事防禦建築。城牆上設有炮台,城內有地道直通城外。上世紀末,中國著名文物專家羅哲文先生曾為郭峪親筆題詞:“中國民居之瑰寶,雉堞高城郭峪村”。
在這個五六百戶的山村里,明清兩代共出了十八名舉人和十五名進士,並把儒家禮制觀念體現在村落、戶宅的建築上,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郭峪村又是遠近聞名的小康村,工農業總產值7000多萬元。
興盛及衰落
此村興盛與明朝末年。據清代康熙年間某人所言。本村自唐代既有建樹,但多沒於所聞。怎奈從明成化開始中舉人,進士者不可勝數“官侍郎、巡撫、翰林、台省、監司、守令者嘗不絕於時”(朝中當官的本村人盡然沒有斷過,注意這是一個村),可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間後。卻又漸漸泯然眾人。那么本村之興盛定然與明朝末年的一些社會變革有關。而說起明朝末年,有一個趨勢是不得不說的。這個趨勢在歷史書上曾經稱為“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近年被叫做中國古代社會轉型。從哪開始轉呢。通俗的說,就是從封建主義自發的轉型為資本主義。也就是中自發近代化的過程。很恰巧的是,這個過程也是從明成化年間開始。在康熙末年徹底被當時清政府的一系列加強專制政策完全扼殺(詳情請查詢清軍入關是中國歷史的倒退諸文)。與本村的興衰節奏竟能如此的相似。可見本村在那個事件之中,起到了什麼樣的變化。本村為沁水流域諸村落之一。這些沁水河畔的村落,都屬於不適合耕地的地區。也都有著和本村一致的興衰節奏。這些村落中的建築共同特點是規模宏大。本村僅城內面積18萬平米。而喬家大院所謂富甲天下也才1萬多平米。其他村落民居規模也都遠遠超過喬家的規模。可見當時這場民間的轉型運動進行的規模。而關於這場近代轉型運動的其他,本文不再贅述。有意者請參考明史學會會長商傳的《是誰誤讀了晚明史》(視頻),及其他相關著作。
而本村興衰的直接原因。是經濟基礎的問題。本村的經濟基礎是產鐵。陽城古為產鐵大縣。而鐵產量在當時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和現在鋼產量一樣。明代洪武年間陽城產鐵量超過500年後的世界產鐵第一的俄國。可見規模。而本村及其他陽城諸村興盛於明末。可見其時產鐵規模遠勝明初。產出的生鐵可以做成農具。可以做成各種工具兵器,甚至火器。在本村與農民軍的第一場較量中,即可看到火器的身影(中國火器一直在發展,只是在清朝由於滿洲貴族禁止漢人造火器,而他們自己只習騎射。造成中國火器發展滯後)。而這些生鐵運送到晉南地區。就可以換取另外一種必須品——鹽。這就是澤州(本村屬山西澤州(此為古澤州,即今天晉城市範圍))商人的主要經營物資。而沁水流域諸村也多以此發家致富。
及至康熙末年。康熙出台了一系列影響中國今後數百年走向的昏頭政策。譬如重新禁海。這次使得中國幾千年的航海文化徹底斷絕。還譬如的就是禁止開礦。更加不許民間私自煉鐵(其政策與元代蒙古人禁止漢人私自藏菜刀原因如出一轍,那個事件造成了山西刀削麵的誕生)。這個事件之後。本村人民生活日漸拮据。所以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其後雖偶有建樹。卻再無當年氣象了。是以自此之後。泯然眾人矣。文化郭峪古城是太行山麓一座唐初建置的城堡。城堡依山傍水,城牆雄偉壯觀,城頭雉堞林立。城內豫樓高聳,古廟森嚴,官宅豪華,民居典雅,是中國鄉村獨具特色的古代建築群。現存明代民居40院;明崇禎十一年修建的蜂窩城牆,高20米,寬5米,長1400米;元代修建的湯帝廟,尚存20米高的挑角戲台及罕見的九開間大殿。全國著名專家學者對郭峪村現存古建給予了高度評價。
郭峪往日的繁榮是由傑出的古人創造的。郭峪一向有耕讀之風,明清兩代郭峪村出過15名進士、18位舉人、50餘名貢生,郭峪“官侍郎、巡撫、翰林、台省、監司、守令者嘗不絕於時”。一個幾百戶人家的山村,有如此眾多的顯赫人物,可見當時人文之鼎盛。他們各自都為自家建起了能表示自己身份、地位、財富、價值的住宅院。至今保存較好的宅院有40處、房屋1100間,院落之間多數還可以相通。為數眾多的高大的牌樓式門樓,木結構的二層樓居,各種磚雕、木雕、影壁、匾額、對聯、街鋪、小巷、碑刻等也滿布城中。郭峪城:據碑刻記載,郭峪村曾在明崇禎五年(1632年)數次被流寇蹂躪,鄉人慘遭屠殺,死殘八九。明崇禎十一年(1638),村紳為了防禦農民起義軍,修建了郭峪城。是年農曆正月十七動工,十月竣工。城高12米,闊5.3米,城周1400米,城內面積17.9萬平方米。城堞450個,東、北、西城門3座,另有東水門1座、有敵樓10座、窩鋪18個,轉角有木亭。為輔助城牆又增建窯洞,一便居住,一便防守。窯凡三層,共628眼,故名蜂窩城。這些窯洞具有戰時貯存軍械、糧食、藥材和藏兵的功能,比普通民居更具防止火攻的功能,體現了建城者的聰明才智。城牆上置有城防鐵炮數十門。城內居民多為明末建築,城中心建有七層豫樓一座,十分醒目。
郭峪城歷經300多年風雨,城垣殘破,民國年間范月亭任村長時,曾對城牆進行了規模較大的維修,維修後,敵樓威嚴,雉牆整齊,城上四周騎馬可通。土地改革時,城窯分給了村民個人。建國以來,村民建房,村里搞公共建築,拆用城窯城牆磚石,郭峪城被嚴重破壞。1994年,村里投資30萬元,對城東門右側一段城牆及城上的奎星閣、菩薩閣進行了維修。郭峪城現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郭峪不僅古代輝煌,今天也是晉城市聞名的小康村,工農業總產值7000多萬元。近十多年來,全村老年人在蒼龍嶺開山值樹60多萬株,受到省、市多次表彰。郭峪人立志大力挖掘祖先創造的歷史文化遺產,開發旅遊,古村·郭峪將以它獨具特色的古代建築群,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給遊人以特殊的、美的享受。
自明代中葉至清初的一百多年間,郭峪出過18位舉人,15位進士,明清兩代,“官侍郎、巡撫撫、翰林、台省、監司、守令者,嘗不絕於時。”清同治《陽城縣誌》稱,“陽城地雖褊小,亦舊為人文淵藪。”據統計,陽城歷史上曾有123名進士(其中武進士3人),名列山西各縣前三名之內,而明清兩代有63名進士,為山西省之冠,其中郭峪村竟出了15名。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蔡沾雨撰《郭峪鎮仕宦題石記》載:“吾鄉自宋元以來,達顯無聞,起明成化以迄於今,人文累累,甲第連連。其間喬梓踵榮,花萼輝映,或建牙開府,或畿甸定安;或卿二秋曹,而洗怨澤物;或出入承明,而勛留丹史;或台垣司諫,而山嶽震搖;或折衝外台,而憲邦著績。至說岩公,登庸三事,典載化機,開冀南四百餘年未有之會,而文德嘉謨,直紹伊呂。”明代末年,郭峪村有張好古一門三進士,張鵬雲一家“祖孫兄弟科甲”。
清順治丙戌年(公元1646年),陽城縣有“十鳳齊鳴”,其中就有郭峪村的張爾素,後任刑部左侍郎。清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戊戌,陳廷敬考中進士。歷任秘書院檢討,國子監司業,內閣學士,禮部、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刑部尚書,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陳廷敬為官50餘年,主持編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鑑古輯覽》、《皇輿表》、《明史》、《康熙字典》、《康熙詞譜》、《康熙曲譜》、《佩文韻府》等書,晚年手定《午亭文編》50卷。如此說來,郭峪村為中華文化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郭峪村約建於唐代。
據唐代徐綸於乾寧元年(公元894年)所撰的《龍泉寺禪院記》中記載:“是院之東十數里,孤峰之上有黃砂古祠。時有一僧,莫詳所自,於彼祠內諷讀《金剛般若》之經。一日,有白兔馴擾而來,銜所轉經文,厥然而前去。因從而追之,至於是院之東數十步。先有泉,時謂之龍泉。於彼泉後而止,僧疑之而感悟焉。因結茆宴坐,誓於其地始建剎焉。亦莫究其年代矣。人煙豈夐,基址常存。同靈鷲以通幽,類給孤而建號。東鄰郭社之陌,前據金谷之垠,既名額以未標,稱郭谷而斯久。”可見唐昭宗以前,這裡已有郭姓村舍。郭峪村在明代為里,明崇禎十一年張鵬雲撰《郭谷鎮重修碑記》記述:“吾鄉郭谷,夙稱巨鎮。聚廬而處者千餘家。”可見到明末,郭峪已是一處大鎮了。清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陽城設十一都,郭峪里屬章訓都。其時,郭峪包括郭峪上下許多村落,其中較大的有溝底、大端、黃城、大橋、東峪、于山等五六個,而大村中往往又包括一些小居民點,如侍郎寨、黑沙坡等。明清以前的郭峪村,植被豐厚,河清廟古,林木蔥蘢,真是一處環境幽雅的生息之所。當時許多鄉間文人學士在此留下了讚美的詩篇。
乾隆時的郭峪人張文炳有《樊川三首》詩,其一為:谷雲低渡水,峰嶂遠連天。村徑緣溪入,薜蘿繞砌穿。綠垂深院竹,紅濕一池蓮。幽意真殊絕,樊川勝輞川。清乾隆年間黃城村人王炳照(1743—1798)在《龍泉道中》云:一灘高士畫,十里野人家。小雨濃桑葉,輕風落柿花。樓危臨澗直,塔回出林斜。望望龍泉寺,香燈憶結跏。明代末年,以高迎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在陝、晉、豫等地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拉鋸戰,其中老十三營王嘉胤的一支義軍,為籌集錢糧經常滋擾劫掠這一地方。
民國二十三年(公元1911年)《山西省陽城縣鄉土志》載:“崇禎四載,流賊猖狂,九條龍、紫金梁、老回回綽號之渠魁不一。”原文註:“崇禎四年,流賊王嘉印(胤),即九條龍,轉掠至陽城,總兵曹文詔擊斬之。其黨王自用,號紫金梁,與老回回往來陽城間,民被其害。”“五六年間,邑民塗炭,潤城都、郭谷里諸鄉之殺掠尤多。”《郭谷修城碑記》載:“崇禎五年七月十六日卯時,突有流寇至,以萬餘計。鄉人拋死拒之,眾寡不敵,竟遭蹂躪。殺傷之慘,焚劫之凶,天日昏而山川變。所剩孑遺,大半鋒鏑殘軀。或殺間奔出與商旅他鄉者寥寥無幾。”為躲避農民軍劫掠,樊溪河谷眾多散居的小戶遷至大村附近,以加強集體防禦力量,形成了郭峪這樣較大的雜姓村落。經過明末戰亂,陽城四鄉村落變得十分蕭條。
清同治《陽城縣除荒救民碑記》中載:“陽城縣前此無荒也,始於闖寇之變,桑田遷易,姜逆繼之,蹂躪更多。……計明代丁口十萬有奇,今雖生聚數年,供□者不過兩萬餘,凋敝之象不堪矚目也。”郭峪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影響,生態環境遭到了破壞。好在郭峪地處關津要衝,恢復生氣較快。清初,陳廷敬在《義冢碑記》里說郭峪人“好力作負販,俗尚儉嗇,四方來居者人口日眾。”外來人口使郭峪村恢復了元氣。郭峪古城堡正是在這樣兵荒馬亂的時代背景下為求自保而興建的防禦性建築。
關於李自成農民軍攻打郭峪及修城堡的過程,現存豫樓五層西牆的《煥宇變中自記》碑中,記載得十分詳細清晰。該碑高約60厘米,寬約203厘米,是當時村中社首王重新所撰。王重新(1656—1593),字煥宇,號碧山,世居郭谷,後易籍龍莊,然始終居郭谷。七歲而孤,年十四即“挈父遺橐行賈長蘆、天津間,俛拾仰取,不數載遂至不訾……因以漸裕,家聲不少墜。”後“以例入太學,可仕,弗仕。力崇儉僕,不事奢靡。素苦服疫,不良於行,或勸其乘肩輿,謝不敢。”生前多所賑濟。他在《煥宇變中自記》碑中記載:“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間,陝西反賊王加(嘉)胤在平陽府作亂。總兵牛世威、副將曹文詔領兵剿殺,自霍州山追趕至竇莊、坪上。經過竇莊,有城倖免,賊患坪上,無備被搶。官兵繼後追至陽城縣聖王坪花兒溝絕路,胤侄將加(嘉)胤捆至軍前,請罪投降,牛總兵即將加(嘉)胤斬首。……官兵回省報捷,路由潤城、史山,本處鄉民疑兵為賊,飛磚亂石攔截阻擋。”
一年之後,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七月十五日,農民軍分兩路向郭峪村襲來。中午時分,農民軍哨馬數匹來到村東史山嶺塔堆地哨探,鄉民奮力趕殺,探兵逃走。當天,農民軍“夜宿於家山、長河、葦町、湘峪、樊山、郭莊等處。十六日卯時,賊仍由兩路合為一處,先至吾村東坡。東坡初間拒敵甚勇,漸漸賊來眾多,東坡事敗。東坡即招討寨,即今侍郎寨。農民軍攻打時,鄉民借寨牆作掩護,用自製的神槍火炮奮力還擊,但農民軍人多勢眾,又將寨牆轟塌多處,鄉民只好退回寨中。農民軍乘勢將寨圍住,儘管“以吾村堅銳拒敵,現時人心似為可恃也。不意午後雲霧瀰漫,大雨淋漓,神槍火炮置之無用,人在房上站立不定,雖有智勇無所施矣。賊乃乘雨,一擁前來,四面圍繞。一村人民,欲逃無門。以十分計之,逃出者僅僅一二分。餘有逃至山溝野地者,又被摟山賊搜出。”農民軍將俘獲的鄉民集中在一處,逼他們交出錢財,交不出錢財或所交令農民軍不滿者,均嚴刑拷打,慘不忍睹。“賊於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間,將人百法苦拷,刀砍斧劈,損人耳目,斷人手足,燒人肌膚,弓弦夾腿。火……即有苟存性命者,多半殘軀。經查,殺傷、燒死、縊梁投井,餓死小口,計有千餘……金銀珠玉、騾馬服飾,罄搶一空。豬羊牛隻,蠶食殆盡。家家戶戶無一物所存,無一物不毀。”農民軍在村中五天,到四月二十日才離開。這五天中,附近的黃城村由於在明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已修起一座避難的“河山樓”,此時雖然尚未完全竣工,陳氏合族已將大量物資備於樓內,且有供給充足的水源,以致農民軍在圍樓十日後仍攻不下而保全陳氏族人800餘口性命。農民軍離開郭峪後,又進攻周村。因“大雨淋淋,馬不能前,周村得以保全,而吾鄉不免喪敗。”“賊乃復往大陽、馬村,所過鄉莊,盡被搶掠,裹去男婦無數。人馬甚多,夜占四五十村。煙霧蔽日,火光沖天,左右被害無窮”,“獨周村保全一城,上佛保全一寨,吾鄉保全陳氏(黃城)一樓,余皆破損。”這是農民軍第一次攻打郭峪村。同年十月初八日,農民軍又“自大陽、馬村由長河來吾村”,鄉民們見兵已到嶺上,能逃的紛紛逃走,不能逃的急忙往煤窯中躲藏,結果“男婦一擁入窯,窯口窄小,踏死九十三口。上佛井則溝窯內亦如此,踏傷男婦五百餘口”,情況十分悽慘。這是農民軍第二次攻打郭峪村。經過兩次教訓,郭峪人“聞賊知懼,無處躲避”,一些村民“各家攢錢,造地洞數眼,皆由井口出入,見者以為極妙。”
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四月十六日,農民軍第三次進攻郭峪。進村後“初不見人之去向,以為奇蹟。及搜見一二人,百般拷問,一一引至洞口,賊尚不敢入,先用布裹乾草,內加硫磺,人言藏火於內,用繩懸在井中,毒氣熏入洞內,人以中毒,不覺昏迷氣絕”,以至“北門外井洞計傷八十餘口,館後井洞計傷數十人,崖上井洞計傷數十人,並吾村之藏於炭窯、礦洞者,共傷三百餘人,苦絕者數家。”這次,農民軍劫走不少錢財。二十日,曹文詔領官軍七千,自周村發兵至郭峪,分三路斬殺農民軍首級千餘,以為得勝,退至周村慶功,犒賞三軍。不料,農民軍又殺了個回馬槍,第四次打到郭峪。此次是郭峪遭洗劫中最慘痛的一次,四日中,“殺死熏死屍骸滿地。天氣炎熱,臭氣難堪。即有一二未受害者,天降瘟症,不拘男女大小,十傷八九。”自第四次農民軍劫掠之後,村民“無地可避,每日驚慌,晝不敢入戶造飯,腰懸米食;夜不敢解衣歇臥,頭枕乾糧。觀山望火,無一刻安然。”有錢有勢人家多避居縣城及安定之村莊,而“貧寒者為農事所羈,宿山臥嶺,聞風驚走”。郭峪村一片凋敝之象。於是,“吾鄉不得已,設處錢糧,東坡修寨”,怎奈“寨工雖完,無險可恃,人心終於不安。”這時,曾任薊北巡撫的張鵬雲“極力倡議輸財,以奠磐石之安”,並“勸諭有財者輸財,有力者出力”。劫後餘生者積極行動起來,於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正月十七日開工修城,由社首富商王重新組織籌資督工。他先自捐銀7000兩,有錢鄉民踴躍籌集白銀萬兩,無錢的以役代捐。不到十個月時間,郭峪城告竣。這一年,農民軍十三家七十二營的首領在河南滎陽聚集,共商戰略之後東征鳳陽,然後轉戰中原。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農民軍又一次占據陽城南山,並“在西烏嶺口婉子城、陽、沁、濟源地方”頻繁活動。儘管戰爭局勢緊張,此時的郭峪村人卻安穩地居於城中,“雖累年凶旱,未至大荒,衣食猶可粗足。”城牆之功,可見一斑。一城即築,四方畢固,然“記賊出沒始末畢詳,且盡藏之篋中。”
於是,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正月十五日,王重新與村首們共同協商,“矢力繕修,克成前志”,並請風水先生“考極相方,爰宅厥中”,在村中高地上建起一座與黃城河山樓相似的七層碉樓。樓即成,取《禮記·中庸》:“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之意,名之謂“豫樓”。豫樓“縱二丈三尺許,橫五間,四丈五尺。址其深而堅也。層而上之者七次,極澈頂次計八丈。登斯樓也,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碧際。”畢其數十里,盜賊無所遁形。郭峪自此可謂固若金湯。郭峪城牆平均高12米,臨樊溪河岸則高達18米,周圍1400米,不僅是當時附近村鎮較完固的防禦工事,也是至今保存較完整的村鎮式古城堡。據有關專家認定,此城高度,比北京故宮城牆還高一米多。這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實乃冒天下之大韙之舉。由於城牆為宥,郭峪村大戶人家所建之宅均基本完好地保存至今。郭峪村諸廟記郭峪村雖然土地貧瘠。但歷史上由於人們在家煉鐵,出外經商。所以造就了他的富庶。在村里村外,有各種亭台樓閣,寺觀廟庵20多處(此數字僅是現在郭峪村範圍內的。若加上由郭峪村中百姓集資而建,而歷史上又附屬郭峪村的皇城、大橋、溝底、史山諸村,則遠不止此數)。這樣龐大數目的觀賞和泛神信仰類建築,在中國村級基層聚落中實屬少見。遺憾的是,由於文革中這些都屬於牛鬼蛇神一類,盡數被毀,僅剩遺蹟。古塔古廟被拆除用來蓋窯洞(農業學大寨)。石碑石像被用來生產石灰。唯留湯帝廟一處因為是生產隊駐地。故得以倖免。
俗稱大廟,位於西城門內,址高28米,為村之社廟。於元至正年間(1341--1368)創修,明正德年間(1506--1522)擴建,嘉靖年間曾毀於火災,修復於萬曆年間,清順治九年(1652)又拆舊整修。全廟分上下兩院,上院前沿有石欄,中有石梯可通上下。北面為正殿,面寬九間,進深六椽。東西殿各三間,角殿各三間。下院東西兩面為兩層樓房,各下下10間,上為看樓,下為住房及客房,南面上為戲台,下為山門,兩旁又各有角樓,為儲藏室,門外西側有鐘鼓樓。舊社會此廟為村社活動場所,村內重大事情都在這裡商定和辦理。民國年間,村公所設於此廟。范月亭任村長時,曾在這裡禁菸禁賭。新中國成立後,曾在此設立村、鄉公所、大隊部、保健站等。
《郭谷鎮湯帝廟公約牆碑》載:“考本鎮大廟,創修於元季,從未曾設立住持以為焚修,又無地畝以為養贍。因是教讀者假 為學館,一時失檢,廟被火焚。斯後,至明季隆慶間重修之。除本廟殿宇行廊外,又正殿後創修廊房十間,碑記至今雖存而廊房遂湮沒難稽矣。且鎮之人每借□廟為公所,徑以塗污之物寄放其中,不惟褻瀆神聖,抑且作毀之甚也。”清順治九年(公元1653年)陳昌言撰《郭谷鎮重建大廟記》載:“記其制,正殿九間,東西殿各三間,東西角殿各三間,視舊率高五尺,深五尺。殿前石台增以石闌(欄),改其路之旁行者而中之。台下東樓上下十間,西如之。上以便觀會者,下以待賓客及居汛掃之人,其中几凳畢具。舊無正門,無戲樓,肇為三門而戲樓在其上。其旁兩樓,以藏社物。門外廈五間,其旁兩樓以置鐘鼓。雕甍繡桷,絢采流丹,神像森嚴,作禮生悟。”這次重修,首先,再次擴大廟址。
全廟上下分成兩院,上院較下院高出2.8米。院中鋪青磚地面,並在上院前沿修起石欄,中央建石階上下。建起大門及戲樓,將原有的三合院擴展成為上下院的四合院落。其次,請來道士焚修並管理廟宇。其三,村中共捐集土地近20畝,作為廟產。其中,每年部分收成歸為大社,作為春秋祭祀的開銷,其餘贍養道士。事畢之後,村社還制定管理和維護的措施,以求長存於世。這次修繕擴建湯帝廟,又是王重新出資最多。“此一千八百兩之金,君獨出七百兩有奇,而又輟其家務,昧爽而興,從事於此。”可惜的是,20世紀80年代,湯帝廟正殿的十間殿宇被破壞,只剩下現存的上下院式四合院了。2000年,郭峪村重依舊制修飾一新。
從樊溪河灘西進,入村東門,一路上坡,沿申明亭左轉,距湯帝廟約50米時,走出巷子,路面由寬而窄,由緩而陡,氣勢高大的廟宇雄踞前方高處,儘管用力抬頭,也難見廟宇全貌,只看見蒼穹下雕甍畫桷,如鳥如翬,整個建築顯得莊嚴肅穆。湯帝廟的正門為三個大門,原在南面,是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擴大範圍後建造的。由於這裡地勢較低,所以在屋下壘起大約2.3米高的大台子,左右有台階上下。三個大門中,中門最寬,為2米,上掛木匾,書有“湯帝廟”三個大字,上款為“大清順治九年五月十三日創修”,落款為“施主龍莊裡王重新……等同立”。左右大門寬1.2米,西側門上額書“廣福門”,東側門上額書“崇善門”。梢間做成影壁牆。廈廊前檐柱上有斗栱。湯帝廟正中門廳上的戲樓,寬5米,進深5.6米,歇山屋頂,斗栱層層出挑,翼角高翹,色彩絢麗。左右次間的樓屋是戲樓的後台及化妝室、道具間,不演戲時存放社事用品。
化妝室戲樓的樂台,寬2.3米,進深2.2米,再外便是鐘鼓樓。下院的東西樓為兩層,五開間,有前廊。樓的下層為道士宿舍和客房,演大戲時,樓上為女眷的看樓。從下院到上院,清順治前只有東西廂前的台階可上下。順治九年(公元1653年)修繕重建廟宇時,“改其路之旁行者而中之”,在正中修起台階,台階上端左右有兩個石獅托舉著的香爐。石獅雕工精湛,眼球用銅鑄成,活靈活現。湯帝廟正殿九開間,單層,高9米,進深6米,宏大而神聖,村人因此把湯帝廟叫做“大廟”。九開間的大殿已經“逾制”,於是村人將其隔成三座三開間的小殿,正中三間供湯帝。正殿左右各三間耳房。東耳房供送子觀音及高禖神,西耳房供關帝,關平、周倉侍其側。上院東西為三間配房,有前廊。由於湯帝廟中供奉著湯帝、關公、土地和高禖神,平時廟中也有來還願的,所以香火總是不斷。
舊時有人說:“三晉兩大奇,北有懸空寺,南有石山廟。”可見其影響之深遠。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補修白雲觀記》載:“御題‘午亭山村’之東為蒼龍嶺,邑之巨觀也。石筍峙其上,清泉涌其下,在堪輿家,有龍角龍涎之論。或又云:‘神龍之首不宜見,必築觀於巔,庶合堪輿之象。’觀成,以‘白雲’額之,此白雲觀之所由肇也。”其創建年代無考。白雲觀坐北朝南,北高南低,共有三院。第一座山門門屋為倒座殿三間。像湯帝廟一樣,門前是寬大的石砌高台,有三個大門。從中間大門進入,即為戲台明間的底層,並不直通院內,而是在戲台下分開向左右轉彎,從次間出來進入第一進院。配房內供奉著黑虎和靈官,代替慣常把門的哼哈二將。兩邊廂房各為7間,為廟中的碑廊。據傳說,當年碑廊中有各種碑約50塊,分別記載了郭峪里的情況和建廟的緣由等等,可惜這些碑已在文革期間全被毀壞,一部分用來燒石灰,一部分則成為建房的石料。第一進院與第二進院之間約有2米高的高差,沿台階而上,穿過二山門到第二進院(即中院)。二山門東側為鐘樓,西側為鼓樓。鐘鼓樓均為方形平面,上下兩層,攢尖頂。據說鐘樓里的鐘專為定更使用,個頭很大,在建樓之前先吊好鍾,再建樓。中院的大殿為三開間,用槅扇分隔為前後部,前部是供天官、地官、水官的三官殿,有神像。東西廂房供道士居住使用。第三進院即上院,正殿三開間帶前廊,為三教堂。上院的東配殿為閻王殿,西配殿為七龍殿。在院子正中,有一拔地而起的原生岩石,高約4米,直徑約3米,稱為“山上山”,其上建有約1平方米的全琉璃小廟一座,小巧玲瓏,璀璨奪目。小廟內供玉皇大帝,稱“玉皇閣”。在上院西配殿北側,另有一塊天然岩石,呈長方形,高約1.2米,人們說這是龍腳石。舊時,樊溪河谷中的寺廟以白雲觀最大,風景最佳。年時節下,附近村民均要上山進香。尤其是每年六月初六至初八的廟會,人們在此唱戲歡慶,祈禱平安,熱鬧非凡。可惜的是,今天的人們再難以見到這種情景了。編者註:曾聽聞父輩說,廟中原有很多龜駝石碑。在文革中大多被燒了石灰。也算為社會主義做了貢獻。另近年此廟得以重修。文峰塔白雲觀以西偏北,松嶺之巔,有一座9層磚塔。
《郭峪村志》載,此塔“建於唐貞觀年間”,據說當初有此年號的石匾。塔呈六角形,為簡體結構,中空,搭木樓板,有梯可上至塔的第五層。此塔初為補文運而建,故名文峰塔。後來人們發現,塔身呈暗紅色時,天就要下雨,若變為灰紅色,天就放晴,於是人們又稱之為“晴雨塔”。塔院內僅有一間倉喆神殿,與文峰塔相配。塔院門上原有塊青石匾額,上有後人仿清代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隸書寫的“大芳諸”三個字,書寫時間為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夏。在塔院內的東牆上,原鑲有一塊長約165厘米,寬約66厘米的大青石。據傳說,遊人只要用手在大青石上按幾下,再將耳朵貼近,即可聽到鳳凰長鳴之聲,因此,人稱此石為“鳴鳳壁”。由於東山對峙著翱鳳嶺,於是這裡便成為郭峪又一景,當地有諺曰:“東山鳴鳳壁,西嶺鳳凰巢。金谷非俗地,代代佐君勞。”
“文化大革命”中“破舊立新”,塔及廟均拆毀,成為郭峪村史上又一憾事。2002年,郭峪村重修了白雲觀;2003年,九層晴雨塔也聳然而起,昔日風華又現樊溪河谷。
除此之外,郭峪村尚有呂祖廟、文昌閣、西山廟等道教廟宇多處,可惜今皆無存。我們進身樊溪河谷,站在郭峪古堡前咀嚼歷史,陡然發現,它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旅遊景點,更是明清時期北方農村文明的代表,研究它,就可以了解這片土地上半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迭史。因此,郭峪是一段歷史的縮影。
特色民居
現在,郭峪村保存較好的古住宅近40幢,其中明代住宅十幾幢,清代住宅二十幾幢。儘管許多宅子歷經幾百年風霜戰亂,有些已破損,有些已倒塌,但仍可以從那砌築的挺拔的磨磚對縫的高牆、氣勢不凡的一幢幢宏麗的門樓、粗壯的梁架以及各類雕飾細巧和手藝高超的木雕、石雕中看到當年輝煌的印跡。由於經濟條件較好,這些住宅大都採用磚木結構。一種為全部磚牆參加承重,另一種則全以木料為承重構件。承重的牆,牆體很厚,通常均在70cm左右。為節約用磚,牆的內外皮用好磚砌上一層,有的全用順向砌法,有的隔行改為一順一丁或三順一丁的砌法,內部則填入碎磚及黃泥。為了牆體結構牢固,有些建築還在牆內砌上小木桿,使內外皮磚牆相互拉結。由於外表為整齊美觀的磚牆面,人們習慣上稱這種房子為“磚包房”。採用木柱承重的建築,磚牆多為空斗牆,包住木柱。不論磚包房還是木柱承重,建築上部均為抬梁式木結構,用排架組成若干間單的房屋。住宅的基本型制是內院式的,由三幢或四幢三開間的單體房屋合成三合院或四合院。院落大多座北朝南。一般的住宅由三部分構成。一是主宅院,二是附屬院,三是花園或菜園。主宅院是家庭主要成員的院落,為招待賓客,院中常建有廳房,兼作主人的書房。有的講究氣派,則專設廳房院、書房院,所以主宅院可能包含兩座甚至三座院落。如前街東側的王維時住宅,東西兩座四合院並列,東院為屋主家庭居住,西院為待客用,兩院相通。此外還在前街西側比較寧靜的地方辟第三個院為書房院。附屬院包括廚房院、馬房院等,位於主宅院的左右或背後,有自己獨立的大門,也有與主宅院相連的小門。許多老宅都有園地,供種花或種菜,地段很不規整,有的還是剩餘的房基地,有的專門占一塊適宜的地段,並不都與住宅相連。四合院是郭峪村及其附近村落中運用最多的一種住宅空間型制,即中間為院落,四面有四個大房子,四角還有八個小房子,其中廂房兩邊的小房子被樓梯占用,只在二層搭成出廈,這種房子稱為“四大八小”。
四合院雖是獨家居住的理想居所,但小戶人家建一幢四合院並不容易,於是有幾戶不同姓氏的人湊錢合建的。郭峪村東北部“塌城口”處就有兩個這樣的大院。比四合院規模較大的還有兩進式四合院。第一進院上房為接待和禮儀性的廳房,單層。第二進院上房為二層或三層樓房,形成前廳後樓的格局。廳房為穿過式,又稱過廳,後壁正中有門通後院。一般廳房及它的廂房均出前檐廊,廳房用頭栱,飾彩繪,規格比後院上房高。有些廳房和過廳前有月台,如侍郎寨的侍郎府。郭峪村曾有7幢兩進式四合院,現在僅存陳(廷敬)家老宅(今稱‘老獅院’)等3幢比較完好,兩幢僅剩前院,一幢已無廳房。此外,還有一些大型的群組式住宅。這些群組式住宅由幾個院落組成,大致分以下幾種:其一,不考慮分居的數世同堂住宅。如郭峪村張鵬雲的老宅院,曾是一組六個院落組成的住宅群,除了三個主要用於居住的院落,還有專給未嫁女兒住的小姐院,待客的廳房院、廚房院,還有用於儲藏和夥計住的雜務院,以及菜園兼花園等。其二,考慮分居的,由若干個相似的單元組成的住宅。如位於竇家胡同北側的竇家大院,將四幢四合院組成緊湊的“田”字形平面,每幢住宅大小相等,布局一致。四院之間,有一條前後縱向巷道將它們分割成左右兩部分,每側前後兩院,都向巷道開門,院之間有相通的小門。這種布局很象棋盤,叫“棋盤院”。巷道如楚河漢界,被稱為“河”。“棋盤院”四周方正,外牆高大封閉,一旦遇有緊急情況,可關閉巷道大門躲入宅中,可惜竇家大院已毀,僅剩其中一個院落。其三,商人們將一些南方的園林式格局做法移到自家宅院裡來,建起園林式住宅。如郭峪村北門外三槐莊的陳家花園。這組建築居住部分在坡上部,院內有居室、軒廳、書房、望景廳、眺台及廚房等,俗稱上花園,大門已毀,二門門額為“麟圖衍慶”,“歲次己未蒲月初三日題”。坡下,靠河灘是以樹木花卉為主的園地,俗稱下花園。花園隔樊溪對著蒼翠秀美的松山,園門題額“拱翠園”。上下兩園地勢高差很大,有層層錯落的台階轉折上下。村人傳說,花園的書廳最早是陳廷敬的曾孫陳法於建造的。
正是由於明清人文的鼎盛,使郭峪人精心打造了一座座別具風采的官宅民居,還在城內外修建和整繕了20多處古樸典雅的亭 台樓閣、廟觀寺塔、護村城牆,使郭峪“如化城蜃樓,人間仙境”。
走進郭峪村,郭峪城首先以其雄偉和博大映入眼帘。城牆依山而建,傍水而立,城開三門。郭峪城又被稱為“蜂窩城”,聽到這個名字不禁讓人感到奇怪,其實這是城牆建造者的別具匠心:當地人在內牆上分三層用磚石修砌了628眼窯洞,正是由於這些層層密密的窯洞,因此人們稱之為“蜂窩城”。
這種建造法,一來方便居住,二來方便防守,這不僅讓屯兵有了營房,儲物有了倉庫,也展現了郭峪古人在建築史上的創舉。這座城規模宏大,在山西村鎮城牆的建築中極為罕見。
郭峪城歷經300多年風雨,城垣殘破,民國年間范月亭任村長時,曾對城牆進行了規模較大的維修。維修後,敵樓威嚴,雉牆整齊,城上四周騎馬可通。土地改革時,城窯分給了村民個人。
郭峪的古人為什麼要修這樣一座規模宏大的城呢?原來,山西自古富產煤鐵,商貿繁榮。富裕後的“老西兒”注重耕讀傳家,讀書開闊了視野,開拓了仕途,更促進了經濟的發達,用現在的時髦話講,就是“形成了良性發展”。山西是北方遊牧民族侵掠中原農耕文明財富的主要通道,明末清初又多流民劫富,因此,有經濟實力的山西人才興建起這么多堅固的城堡以求自保。
豫樓位於村子中央,建於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和郭峪城同為“防禦”陝西農民軍的軍事建築。樓長15米,寬7.5米,高30米,7層構成。底層牆厚2米,每遞高一層,牆遞縮0.15米,直至第7層,牆厚0.8米。第一層為暗層,系單孔磚拱窯而成,內置有石碾、石磨、水井、暗洞,暗洞通過石門,進入暗道,暗道由磚拱成,分兩條,都可徑通城外;第二層為5孔磚窯構成,朝東正中門額上鑲有王珩於明崇禎十三年所題“豫樓”二字,有炮眼4個;三層以上,均為梁檁木板蓋頂;五層西牆正中,鑲有牆碑一塊,為《煥宇變中自己》;六層西牆正中也鑲有牆碑一塊,為《煥宇重修豫樓記》;七層之上四周為磚堞;磚堞之上,又起檐封頂。樓頂四角,掛有四個鍾鈴,經年累月在風中叮咚作響。總體看來,豫樓的軍事元素更加強於民居特色……上下花園據老人們講,陳家平時居住在上花園內,夏季為涼爽才到臨溪的下花園居住。下花園內原有魚池、假山、水塘、葡萄架,有桂花樹、棗樹、柿樹,還專辟一個花圃,種蔬菜、花卉和一部分藥材供給家用。這裡坐對松山,滿目秀麗,臨溪聽泉,陶冶情操,是一處居住、休閒、觀景的佳地。上花園住宅,東立面造型活潑,變化豐富,向東開外窗,有很強的裝飾性和構圖美。
陳發予(公元1706年—?),字金門。他身材矮小,口微吃,由於身有缺陷,從小在家學習,長大不應科舉。他博學多才,“非買書覽勝,足不入城市,有古隱君子之風”(《黃城陳氏詩人遺集》)。雖然沒有直接的文字資料可證明這花園書廳確為其所建,但他的《山居》一詩所描寫的景色,卻很象陳家花園:東山山色佳,高樓面山起。憑欄一以眺,日暮山青紫。樊水東北來,浩浩流無止。時復開卷吟,吟亦徒爾爾。王屋去匪謠,一訪煙蘿子。面對松山,憑欄遠眺,只有在上下花園才可以。
侍郎寨也是一個花園式建築群。據現在仍住在侍郎寨的張天順(公元1921年生,張爾素第六代孫)回憶,當年侍郎寨的西寨門建在山坡西北角的樊溪東岸,進入寨門,先要從溪邊曲折彎轉踏上約3米高的層層石階。寨門是個高大的木牌樓門,左右一對石獅,門額上題有“山環水繞”四個大字。木牌樓背後緊靠城牆,相對的是券形城門洞。進入城門,有約20米曲折的爬山廊,將人引到侍郎府下的四合院,然後從院的側門出來,折轉進到侍郎府。侍郎府有六座大院,它們南面還曾有張氏宗祠和一座尼姑庵,後改成關帝廟。這裡地段較寬,原建有花園,種植花草樹木,有清泉活水自然流淌,景色幽雅。這些大大小小的院落是我們今天研究明清時代澤州經濟、文化和民俗風情的有力見證。除了這些民居之外,郭峪村有很多廟宇。村西之湯帝廟是陽城鄉村中規模最大的廟宇建築,也是逾制之建築。
位於村之中央,建於明崇禎十三年(1640),和郭峪城同為防禦農民起義軍的軍事建築。樓長15米,寬7.5米,高30米,七層建築。底層牆厚2米,隨樓層遞高逐級遞縮,直至第七層,牆厚0.8米。第一層為暗層,系單孔磚拱窯構成。內置有石碾、石磨、水井、暗洞,暗洞通過石門,進入暗道,暗道
由磚拱成,共兩條,均可通向城外。第二層為五孔磚窯構成,朝東正中門額上鑲有澤州庠生王珩所題"豫樓"二字,有炮眼4個。三層以上,均為梁檁木板蓋頂。七層之上四周為磚堞。磚堞之上,又起檐封頂。樓頂四角,掛有四個鐸鈴,於風中叮呼作響。樓四角垂直,四牆平展,數百年風采依舊。
豫樓
豫樓之“豫”即防禦、居安思危之意。樓與城為同體結構,城為蜂窩城,樓為蜂窩把,結構得體。樓雄居城中,登頂可瞭望方圓數十里。
申明亭
位於村中通往北門,西門,東門的三條主幹道之交叉處。名為亭,實際倒更像是從老獅院院牆上伸出的一個屋檐,僅此而已。但這裡卻是中國四百多年以來民主政治的體現。亭內原有石桌石凳,有鍾一口,後有一房間,估計為值班之用。舊時會有村民推選有名望之老者,在此辦公,以調解鄰里之間的矛盾,同時也在此處張貼布告,揚善譴惡。鍾家大院位於古城西北角,原為陳家眾多房產之一,清道光年間,由原住在現晉城黃花街的鐘家買下至今。鍾家大院由南北並列的兩個二進院落,和西北角的書房院總計五個院子組成,三個門均可入院,布局講究,還有磚雕尚存。臨近該院有村內唯一的一小段完整三層古城牆(余者大多只有兩層),長度大概僅二十米左右,足高12米。其中的蜂窩窯洞清晰可辨分為三層,下層窯洞最大,中層次之,上層最小。可作為郭峪蜂窩城之最佳訪古處。
老獅院
位於村中央三叉路口,原為某沒落家族故居,於明末被陳家買下,成為陳家重要的房產之一。具體分為左右兩個二進院落。大門在一個高台之上,兩側有大獅子兩尊,附帶小獅子n座。門楣之上為三層書板,書寫內容與皇城相府內小牌樓相同,估計為同時代所立。進門後門分左右,即是兩座二進院落。西側院落前院又稱當鋪院,正中有石榴樹一株,取多子多福之意;正面為過廳,兩層,保存完好,尚有老婦居於其內。過過廳或者由左側小門均可至後院,後院為正宗陽城四合小院形式,四面均為兩層,向右有門直通右側二進院之過廳。右側二進院落較之左側更為宏大,保存完好,僅過廳已被改建,改建後的過廳上正中有紅五星一個,社會主義味道十足,其餘不計。鄭家古院豫樓往北不足百米有二進院落一座,前院大概有三成為原有建築,三成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建築,另外四成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九十年代初期建築,可看作各時代文明交融之象徵。後院為保存最為完好之院落。據十三省專家聯合考證,此院可當之無愧的成為山西第一古院。首先無半分改建重建現象,且建築格式大氣而不失精巧,毫無逾制之舉卻可造就出無可質疑的大家氣象。正中為大門,僅有門楣一層,空板,無字,左右為照壁式院牆,進入大門後迎面而來石柱三間正房左右為偏房兩座,兩層,站到正房回望,可見大門兩邊的照壁式院牆正中各有雕像一座結構精美。我認為該院獨特之處在於正房和偏殿的比例,正方與院子之間的比例,大門與院子、正房的比例都恰到好處,有一種美感。似乎都涉及到古建築學方面的內容了,本人亦不做深究。惟願梁公再世,可一睹其容。
本院原屬哪家尚不得知,只是解放後鄭家在此居住。故俗稱鄭家院。其正院保存完好。正房為三間前為石柱。上有斗拱彩繪。至今尚存。王家十三院據院內老婦所言為一串七院(喬家大院才一串六院)實際上是一串十三院。大概是第八個院子已經離該老婦太遠了,所以不清楚也屬正常。十三個院子均為陽城古院形式,依地勢而起,布局結構均以簡為宗旨。前六院落主人為明末商人王重新,為人以簡樸為主,但對民則愛施恩惠。所以其建築也可處處體現出其儉樸與愛民思想。
其後恩進士院規模宏大。其正房面闊三間13米進深8米多。可謂龐大。恩進士院中石雕很多。也很精品。大門為斗拱門樓。可謂壯觀。
旅遊指南
交通
山西晉城換車到北留鎮,再換車到皇城相府。如果是一般性的遊覽,半天時間足夠游遍相府、西山院和郭峪村,時間允許可再游砥洎城。也可以在相府住宿一夜,第二天繼續遊覽,之後返晉城。郭峪村沒有修建大門,如果人少目標不大,應當可以不買門票徑直入內。但是這裡沒有能象皇城相府那樣完整地開發旅遊(多姓雜居,遷出不易),已開放的幾個景點分散在眾多民居當中,資料不如相府豐富,又沒有相應的說明牌,遊人自己不易尋找,也不易看懂,所以還是老實買票的好。門票里就包括了導遊費,買完門票導遊小姐會主動帶遊客參觀並講解。有導遊帶領,也可以進入一些有人居住的老宅參觀。不然若自己擅入民宅,不僅是對主人的不尊重,弄不好也會引發衝突。
郭峪古城預訂須知
①景區開放時間:7:00—19:00
②兒童票:身高1.1米—1.5米購25元/人,1.1米以下免票
③預訂老年票60以上持老人證購老人票25元/人
④在校學生,現役軍人,殘障人士憑證半價25元/人;導遊及記者免票。
地址:山西陽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