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由來
20世紀90年代中期，盧安達大屠殺與波士尼亞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讓這一爭論再次回到人們視野中。1996年，《柳葉刀》一篇社論指出，從生理角度來說，沒有人能解決邪惡，然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神經外科醫生ItzhakFried決定回應這種挑戰。
在199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他指出，非暴力傾向個體轉變為嗜殺者的過程中，存在一系列的症狀，這意味著邪惡是一種常見的疾病。他稱其為E型綜合症（見邪惡的七種症狀）。他認為，這是認知扭曲（cognitivefracture）帶來的結果，當大腦更高級區域，即負責理性思考與決策的前額皮層（PFC）阻礙了更原始的大腦區域所傳來的信號，變得過度活躍時，就會出現“認知扭曲”。
症狀表現
之所以有人會認為邪惡是種疾病，是因為他們觀察到大部分殺手經常會有以下幾種共同症狀：
強迫性重複暴力；
狂熱的信仰；
暴力行為後的快速脫敏性；
平緩情緒狀態；
區分日常活動與暴力行為；
對某一個權威的服從；
認為組織里的成員都是善良的。
這種想法勾起了不少人的想像力，因為人們就能藉此定義並描述這種基本缺陷。就像發燒和咳嗽代表著肺炎一樣，你可以根據典型症狀，在疾病早期階段識別出它。但這種說法還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神經科學家還有不少路要走，因此Fried在2015年早些時候組織了一場會議來重新探討這個概念。在最基礎的層面上，理解人們為什麼殺戮，就是去理解做出決策的過程，神經科學家在會議中也聚焦在這一點。
基本理論
Fried的理論始於這樣一個假設：人們對傷害他人有著本能的厭惡。如果他是對的，那么，E型綜合症患者大腦里更高級的區域可能壓制住了這一本能。其發生過程是這樣的：
歐元實驗
意料之中的是，他們都遵守規則，即使這意味著他們只能獲得更少的錢。但是，出現了一些沒有預料到的事情——儘管遵守規則的決策更簡單，但他們花費的時間卻更長，好像自相矛盾了。他們對大腦進行了掃描，發現PFC的外側和內側區域都被激活。人們知道，外側區域（側前額葉皮層）對規則很敏感；內側區域（內側前額葉皮層）則負責從大腦邊緣系統接收信息——邊緣系統是一個古老的大腦區域，其作用是處理情緒狀態，因此對固有的偏好十分敏感。也就是說，即使在遵守規則的情況下，人們依然會考慮自己的個人偏好，但是，PFC外側區域的活動超過了它。
生理學意義
當然，玩幾歐元的遊戲與選擇殺死自己的同胞之間相去甚遠。然而，Koechlin相信，他的研究結果表明，即使情況發生變化，我們天生的價值觀依然會起作用。
更高級的腦區信號覆蓋原始腦區信號，這是個普遍的現象，並非病態。如果Fried的想法是正確的，這個過程在E型綜合徵中過度活躍了，就能有助於解釋普通人為什麼能戰勝自己的反感，從而開始殺人。同樣的神經科學原理或許也能解釋20世紀60年代由耶魯大學心理學家StanleyMilgram進行的著名實驗——他的實驗顯示出，人們為了服從權威人士，情願做出相當驚人的事情——甚至對陌生人實施致命的電擊。
Fried提出，人們第一次殺人時往往會經歷一種本能反應，但一些人很快就變遲鈍了。“不要傷害別人的天性”很容易會被“我只是服從命令”戰勝。在一項未公開發表的研究中，倫敦大學學院的PatrickHaggard對被試的大腦進行了掃描，顯示出這足以讓人們感到不用對自己的行為那么負責。他說：“某些東西被壓制了，因此產生了不同的體驗，就好像他們在主觀上能與自己造成的不良後果保持距離一樣。”
然而，在許多大規模殺傷事件（無論是當代還是古代）中，令人驚訝的是，許多行兇者即使在沒有命令的情況下也會大開殺戒。歷史學家ChristopherBrowning在《普通人》（OrdinaryMen）一書中提到了一個納粹組織——101儲備警察軍隊。這個組織中，沒有人是被強迫殺人的。一小部分人從一開始就渴望屠殺，但他們可能只是有精神病或暴力傾向。然而，絕大多數一開始猶豫不決的人很快經歷了轉變，成為了冷酷無情的殺手。Browning把他們稱為“例行化”殺手，也就是說，只要他們決定開始殺戮，很快就變成了一種習慣。
研究進展
支持方觀點
在一組實驗中，她的團隊訓練老鼠形成習慣，例如在迷宮中遵循特定的路線。接下來，研究者抑制了PFC區域的神經元活動，阻隔原始腦區（杏仁核）所傳遞來的信號。老鼠很快改變了它們的路線——習慣被打破了（PNAS， vol109， p18932）。Graybiel說：“過去的觀點認為，認知腦區對習慣性行為沒有可估量的影響，認為這部分超出了它的範圍，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它每時每刻都在進行可估量的控制。”她說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發現，因為這提出了一種治療擁有不良習慣的病人（如強迫性精神障礙）的新方法，甚至可能治癒E型綜合徵。
讓這個實驗變成現實的技術叫做光遺傳學，這個技術可以用光來調節老鼠的PFC區域內經過了基因編輯的神經元行為。這種方法目前不允許使用在人身上，但認知或行為療法，或者藥物也能對人起到同樣的效果。Graybiel相信，這甚至可能讓人們遠離那種可能導致殺戮（比如炸掉一輛公車）的成本－收益分析，從一開始就阻止人們做出殺人的決定。在另一些實驗中，她的團隊發現，用光遺傳學降低紋狀體（這是邊緣系統中與PFC交流的另一個部分）的活動後，老鼠變得更加規避風險。她說：“我們只需要轉動一個旋鈕，就能徹底改變它們的行為。”
Graybiel承認，社會是否容忍這種干預是另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眼中的恐怖主義分子是另一個人心目中的自由鬥士，那么，誰來定義這種不良的行為？密西根大學人類學家ScottAtran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2015年早些時候，他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談到了意識形態驅動下的暴力行為。他說，“基地組織和ISIS都認為，不顧平民死傷、襲擊廣島和長崎就是邪惡之舉。”
反方觀點
Atran反對這種病理性邪惡的觀點，和其他人一樣，他也對這一觀點表示擔憂。聖安德魯大學心理學家StephenReicher認為，E型綜合徵的問題在於，患者將世界一分為二：他們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它假設了，只有腦子出問題的人才會做出邪惡的行為，而實際上，當每個人面臨恰當（準確地說，是不恰當）的情況時，都有可能做出邪惡行為。他說，如果想要減少世界上的暴力行為，我們就不得不考慮具體的情境。這需要我們將目光從個體轉向組織。
Milgram那個著名實驗中的筆記內容具有啟發的作用，因為這些筆記展現出人們的整個反應過程：從欣喜若狂的參與到因焦慮的猶豫而拒絕。一個人做何反應的決定性因素在於：他們是將自己認同為實驗者——權威角色——還是受害者。他相信，關鍵在於這些大屠殺的始作俑者如何定義自身——如何定義自己認同的那個組織，以及將誰視為非成員和威脅。
這對我們考慮群體行為具有重要意義。人類進化為超社會性動物（ultra－socialanimals），需要依靠群體關係求生存。我們如此青睞群體生活，以至於只要瞟一眼膚色，就足以適應和我們膚色相同的陌生人。認知神經學家JulieGrèzes認為，從屬於一個短暫的小群體，決定了我們如何看待群體之外的人。我們很少能與群體之外的人產生情感共鳴，我們還會將這些外部人“非人化”。
因為我們傾向於接受自身認同的群體的信仰和價值觀，因此，群體也會影響我們的對外行為。Reicher說，“真正有害的是建構起所謂的內群體和外群體，這會將我們當中的殺人犯解釋為最高尚的人，將種族滅絕行徑視為善行。”
不過，群體也能是一種善的文明力量。實際上，抵制暴力常常會以群體行為方式出現，例如，2015年8月，三位來自美國的年輕人破壞了一位持槍分子襲擊法國火車的行為。另一方面，團結可能是捕獲那些信奉暴力極端主義分子的最簡單的辦法。
問題都有正反兩面。Reicher認為，我們應該鼓勵群體成員關係，因為這是抵禦不良判斷（我們比群體外部的人更有道德）的最好辦法。我們也應該教育人們警惕非黑即白的道德區分。
症狀識別
Reicher 和Atran都相信，未來研究應該少關注人們為什麼決定實施極端行為，而應該首先研究什麼吸引他們加入極端組織。Atran在聯合國上的發言中提到，年輕人需要夢想。對溫和的訴求永遠不夠吸引“年輕人，他們渴望為榮譽和有意義的事去冒險。”
但是，Fried還是受到了鼓舞，神經科學已經支持了E型綜合徵的觀點。他仍然相信，人們能從這種思考中受益：“殺手大腦中到底發生著什麼？”而且，群體動力學（groupdynamics）也有助於解釋PFC為什麼會是邪惡的根源。畢竟，演化程度更高的大腦區域能對規則作出精確反應，因為規則對群體的順利運轉至關重要。 但這種有用的反應可能會過度，這可能就是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
治療方法
Fried並不反對藥物治療E型綜合症。相反，他認為，我們應該使用日益進步的神經科學知識去識別尚處於早期的激進主義，隔離那些受到影響的人並幫助他們做出改變。他說，“跡象和症狀應該獲得廣泛理解，這樣人們就能加以識別。”談到預防時，他指出，教育才是關鍵。至少在這一方面，他贊同那些反對他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