邠州石室錄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屆兩瓜期歲科按部”，昌熾三次途經大佛寺，才得到拓本。 隘堪居士孫得謙，在其後序中盛讚葉昌熾：“金石之學，研閱獨精，《語石》一編，人間流播。 ”繆佑孫云：“如刻仿宋，該匠（陶子麟）亦能之。

同治年間，葉昌熾同鄉吳愙齋中丞視學西陲，往來於邠，皆“憩息於”大佛寺，對石室中唐、宋、元人各種題刻異常愛好，擇其字跡清晰者，即動手抄錄。但因“岩竇竅冥，苔封塵積”，只抄十分之二、三。光緒十三年（1887年），葉昌熾游幕寓羊城，中丞“鄭重相授”手錄之舊稿，然因紙質差，墨跡淡，“歲月姓字”諸多難辯，無從稽考。光緒十八年（1892年）葉昌熾出甘，首次途經大佛寺，尋求石室拓片，未能入願。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昌熾奉使隴，二次路過大佛寺，復“登閣瞻禮”但“周覽未畢，僕夫已催發矣”。因驛程在亭口，尖宿於長武，前行尚遠。時間緊迫，事不由已，只好給諸寺僧叮囑一番。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屆兩瓜期歲科按部”，昌熾三次途經大佛寺，才得到拓本。歸裏後，“捋十年所始出藏本著錄”，費年餘，“既迻錄之，又審釋之”，得唐刻二十二通，宋六十四通，金一通，元十六通，總計一百零三通，集為三卷，曰《邠州石室錄》。回溯其源，歷時三十多年，確非易事。隘堪居士孫得謙，在其後序中盛讚葉昌熾：“金石之學，研閱獨精，《語石》一編，人間流播。固已騰貴洛陽之紙，虛懸國門之金。”《邠州石室錄》雖系一時題記，但對“職官鉤稽，歲月訂渡，豕之誤字”等，都有著重要價值。
晚清民國精刻之書一般由南京姜文卿、揚州周楚江、湖北陶子麟、北平文楷齋、吳門徐元圃等刻書處刊刻。這其中較為難刻的珍版宋本則送擅長臨摹各類字型的饒星舫寫樣。如劉承乾以紅梨木刻成，每部價值高達三百元、深受學者歡迎的宋刊四史，即是饒、陶經典之作。“陶為鄂渚平民，善仿宋，……翰怡延之來刊四史。”“《史記》蜀本首冊校畢，自卷二後即可依次而及，為饒訊芳攜歸黃岡。”“寫樣之時，饒星舫以潘本互勘。”同時集當世之良工，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而為當時文化人稱道，王漢章在《刊印總述》中稱劉承乾的刻書是“近三十年來，木版家刻書之最精者”，是“近代中國木刻書之代表者”；如《武進陶氏涉園續刊景宋金元明本詞》，寫刊精美，紙墨俱佳。見存“嘉靖壬辰季春吉庵王良棟錄藏，宣統己未仲秋江陰繆荃孫校畢，孟冬武進陶湘付梓”，左側小字一行云：“黃岡饒星舫寫，京都文楷齋刻”；如民國陶氏景宋《百川學海》：“全書為黃岡饒星舫一手影模”，文楷齋掌工。如徐煥謨愛日館本《風月廬詩稿》：聘“黃岡饒星舫寫”……
“饒寫陶刻”本尚有清寶華庵寫刻本《東坡七集》、李鴻章之婿張愛玲之祖父張佩綸著《澗於集》等。工作有值、良工無價，聞名遐邇如饒陶者，更為時人所珍視：民國七年，王國維為上海哈同花園延請名師刻書，致信羅振玉：“哈園刻書事，饒星舫（湖北籍著名刻字高手）只認每年四十萬字，若後年可以增加，且每種大小總算，千字須5元9角，殊太昂貴，當與緯公商定書價耳。”（吳澤主編，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如饒刻《儒學警語》, “星舫曩刻藝風（即繆荃孫藝風堂），多識古籍，與湘游亦十稔，所刻著書皆出其手，《儒學警語》亦其一也。而於此用力尤勤，不圖殺青未竟，遽歸永夜。”是書的摹寫樣板，實為饒氏絕筆；又如張元濟書信云：“聞陶子麟已來滬，可否仍乞介紹，欲與商刻字事，想蒙贊成。”柯逢時云：“鄂匠惟陶子麟一人可恃。”繆佑孫云：“如刻仿宋，該匠（陶子麟）亦能之。此匠人頗好。”版本藏書大家如繆荃孫者，尚於《藝風老人日記》載陶子麟五百餘處，可見兩人魚雁不斷，交情甚篤，一時書林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