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嘉業堂刊刻的《邠州石室錄》、重刻蜀大字本《史記》參加了國際圖書館會議的展覽。
大佛寺石窟，是陝西省境內規模最大的石窟群，現存窟龕約116所，造像約1,500軀，大佛洞、千佛洞、羅漢洞是其中保存有造像的主要洞窟。千佛洞和羅漢洞的開鑿，大約是在唐高宗執政時期。
千佛洞與羅漢洞中唐宋以來的碑刻題記大約有近二百條之多，其中不乏歷史上的政界要人與名人題刻，如北宋、金、元、明、清陝西甘肅一帶的地方行政長官，奉旨路過邠州的中央政府官吏，明代著名的大奸臣劉瑾，清末甲午海戰的英雄丁汝昌等。這些題刻是研究唐宋金元明清歷史、戰爭史、少數民族史重要的第一手文獻資料。晚清著名的金石學家葉昌熾就是在這兩所洞窟一百零三則碑刻題記的基礎上，撰寫出了《邠州石室錄》一書的。《邠州石室錄》，詳細記錄了大佛寺的歷代官員名人的題刻。
治中國文化史和藏書史者，幾乎無人不知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作為一種匯藏書家於一編的專門體裁，《藏書紀事詩》為後來續補仿作者奉為圭臬。被譽為"書林之掌故，藏書之詩史。"
葉昌熾（1849-1917）字頌魯，號鞠裳，晚號緣{叔衣}，清江蘇長洲（今蘇州）人。昌熾一生坎坷，家境貧寒，門祚衰絕，不得不為生計而奔波。自光緒二年（1876）中舉後，直到光緒十五年（1889）才與他的學生江標一起會試同榜及第，官至甘肅學政。晚年杜門校書，絕不與聞民國事。
葉昌熾藏書樓名治廧室，又名辛臼簃、號緣督也寫作緣裻、名哲經倫樓等。由於經濟能力的限制，葉昌熾藏書中的舊刻秘本並不我，可舉者僅宋刻《廣韻》、《竹友集》等廖廖數種，新舊藏書總數約一千部，但葉昌熾收藏碑貼的質量相當高，其五百經樓幢館有碑拓八千通，後因得宋拓本《李思訓碑》和金拓本《李秀碑》，以二李在唐朝府官居去麾將軍，又名其閣為"雙雲"。
葉昌熾學識宏富，當時許多藏書家聞名與他訂交，如書鈔閣蔣氏、滂喜齋潘長、鐵琴銅劍樓瞿氏、嘉業堂劉氏等，均曾先後延請昌熾為他們校勘。光緒十年，昌熾館於滂喜齋，既見潘氏藏書之富，又嗟嘆天下和自己一樣貧而好書的人不知多少，乃發展古來藏書家的立傳之願，這也就是後來享譽書林的《藏書紀事詩》。《藏書紀事詩》成於光緒十六年，初為六卷，光緒二十三年，江標在湖南學政任內刻入《雲鶴閣叢書》；宣統元年（1909），葉昌熾再行修訂增刪刻為定稿七卷；一九八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王欣夫補正本，內容更為翔實。葉昌熾一生撰述極多，其中最為著名的，除《藏書紀事事》外，還有《語右》以及卒後刊行的《緣裻廬日記》，《緣裻廬日記抄》。
葉昌熾生前未曾將全部藏書編目，宣統二年整理書架後也僅含糊說及新舊藏書共三十三箱，精本一架，不全本三架，拓片九箱。《緣{叔衣}廬日記抄》曾記說："二十年塾師，二十年宦遊，十束之脡，五斗之奉，盡於此矣。"然而與《藏書紀事詩》中千百藏書家一樣，葉昌熾的藏書，也難免於聚散之必然。葉氏生前為生計所迫，且門祚既絕，托會無人，乃將所藏碑版八百通廉值售歸劉世珩聚學軒，他曾在日記中寫道："物得所歸，亦不必求善價"，"鄙人此舉三十年精力所聚，棄如敝屣，不過忍痛一割，為療貧計"。聚學軒書散出後，其碑拓輾轉為業師潘景鄭先生收得，建國後全部捐贈上海圖書館。葉氏治廧室藏書抗戰前已有部分散出，抗戰後其家屬編成《治廧室善本書目》求售，曾有人在報上呼籲收為公有，結果不了了之，此後似無蹤跡可尋。
此本經近代國學大師李審言先生收藏。李審言(1859—1931)，名詳，清末民初的著名文學家、國學大師，揚州學派的後期代表。曾主講安徽存古學堂，兩任東南大學教授，1927年他和魯迅兩人被蔡元培聘為文學院第一批特約撰述員，在我國學術界、教育界聲望甚高。
《邠州石室錄》余曾收得白紙、皮紙和竹紙三種初印本，其中又以白紙本較為少見。
